政協常委、副部長
陳維稷陳維稷（1902年—1984年），1902年10月15日生於安徽省青陽縣；1925年—1928年在英國利茲大學學習，後去德國實習；1930年回國後歷任上海暨南大學、復旦大學、蘇州工專教授,南通學院教授、教務長,上海交通大學校務委員會常務委員和紡織系主任。
曾任重慶民治紡織廠工程師、中國紡織建設公司廠長、總工程師。30年代參加抗日救亡運動，主持出版《天下日報》和秘密刊物《起來》。1939年參加中國共產黨，從事過黨的地方組織建設工作和黨領導的民主運動和統一戰線工作。
陳維稷1949—1982年任中華人民共和國紡織工業部副部長；50年代他主持全國紡織廠開展節約用棉運動，解決了當時國家紡織廠合理使用原料的問題。他曾領導國產棉紡織印染成套設備的研製工作和靜電紡紗等重大科研項目並取得顯著的成果。
陳維稷主持全國紡織教育事業，重視教師隊伍、教材和教學設備的建設，為中國紡織工業培養出大批骨幹技術人才。他擔任紡織高等院校教材編審委員會主任並親自主編《中國紡織科學技術史（古代部分）》等學術著作和重要的工具書；他在1946年就以中國紡織事業協進會領導成員的身份參加了中國紡織學會的領導工作。
陳維稷自1954年起連續當選為中國紡織工程學會的理事長，他還是中國民主建國會中央委員，先後當選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二至四屆全國委員會委員，第五、六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他是新中國紡織工業部門重要的領導人之一，也是我國科技界、紡織工程界一位很有聲望和影響的專家、前輩。
1984年1月6日逝世於北京。
個人事跡
1902年10月 出生於安徽省青陽縣。
1918—1925年 上海復旦大學附屬中學，復旦大學畢業。
1925—1928年 英國利茲大學染化系畢業。
1928—1929年 德國大德染料廠實習。
19291—937年 任上海暨南大學、復旦大學、北平大學工學院教授，南通學院紡織科染化系主任、教務主任兼教授。
1938年 任安徽省青陽縣民眾動員委員會副主任。
1939—1944年 任重慶合作事業管理局合作物品供銷處協理。
1944—1945年 任重慶民治毛紡織廠總工程師。
1945—1946年 任中國紡織建設公司上海第一印染廠廠長。
1946—1949年 任中國紡織建設公司總工程師。
1947—1949年 兼任上海交通大學紡織系主任兼教授。
1949年5—10月 任華東紡織管理局顧問，兼任上海交通大學紡織系主任、校務委員會常委。
1949年11月—1982年4月 任紡織工業部副部長。
1982年4月—1984年1月 任紡織工業部顧問。
1948—1984年 兼任中國紡織工程學會第十三屆常務理事、十四屆執行委員、十五至十七屆理事長、十八屆名譽理事長。
1984年1月6日 病逝於北京。
生平概況
陳維稷，1902年10月出生於安徽省青陽縣楊田鄉梅溪村一個仕宦家庭。幼年入私塾就讀，勤奮好學，因有父兄輔導，奠定了比較紮實的國學基礎。1918年秋，考取上海復旦大學附屬中學，畢業後升入復旦大學化學系，開始接觸進步思想。1925年赴英國留學，在利茲大學染化系攻讀染化工程。1928年畢業，赴德國大德染料廠實習。1929年回國，先後任上海暨南大學、復旦大學、北平大學工學院教授，南通學院紡織科染化系主任、教務主任兼教授，講授工業化學、染色學等課程，深受學生的愛戴。
在他執教期間，正值30年代初國難日益嚴重，全國人民抗日熱情高漲的時候。陳維稷出於愛國熱情，毅然投身到抗日民族救亡運動之中。1934年在愛國將領馮玉祥的資助下，創辦了抗日刊物《起來》 ，1937年因經濟資助中斷而停辦。他又以自己的工資，創辦《天下日報》 ，積極從事抗日宣傳。“八·一三”前後，他參加上海各界抗日救亡協會國際宣傳委員會工作，編寫了《日本侵華年表》、《日機瘋狂轟炸在中國》等英文小冊子，向全世界揭露日本侵略軍在華暴行。
1937年12月赴香港，繼續從事抗日的國際宣傳。1938年3月，由香港返回家鄉，應新四軍軍部的邀請，向當地軍民作抗日救亡報告，不久，擔任安徽省青陽縣民眾動員委員會副主任，大力開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1939年春，經中共皖南特委批准，參加中國共產黨，成為中共特別黨員。同年秋赴重慶工作，先後在重慶合作事業管理局合作物品供銷處任協理和重慶民治毛紡織廠總工程師等職。在重慶工作期間，曾接受黨組織指示，利用與馮玉祥的關係，以“戰地軍政委員會”視察的名義，赴豫東對汪偽軍做過策反工作。
英國利茲大學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後，陳維稷回到上海，擔任上海第一印染廠廠長，1946年任中國紡織建設公司總工程師。1947年7月，受聘兼任上海交通大學紡織系主任和印染學教授。在這期間，他繼續從事革命活動，為了團結上海紡織界廣大技職人員，1947年陳維稷等發起成立了“中國紡織事業協進會”，它是一個由中國共產黨上海地下黨領導的外圍組織，簡稱“小紡協”。陳維稷為主要負責人。“小紡協”在上海紡織界技職人員中，通過各種形式，宣傳黨的方針、政策。在上海解放前夕，團結了許多廠長、工程師和技術人員，推動他們向黨靠攏，並積極參加以工人為主體的護廠鬥爭。1948年全市愛國學生在交通大學體育館集會，抗議美國扶植日本軍國主義勢力，陳維稷與史良、陳叔通等愛國民主人士一起，在會上支持愛國學生的立場。他還以中英文化協會秘書長的身份，多次在協會會所召開時事報告會，並以聚餐為名，召開秘密會議，傳達黨的指示和時事訊息。與此同時，他還為黨的地下工作者提供掩護和工作場所，並協助皖南遊擊隊在上海採購電台等物資。1948年12月，因有人泄密，他與上海交通大學另一位教授蘇延賓同時被捕。陳維稷泰然自若，據理力爭，因無具體證據，經黨組織和上海交通大學同學會等積極營救，終於獲釋，出獄不久，即被護送到解放區。1949年4月隨解放軍南下，5月上海解放，參加了對中國紡織建設公司的接管。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被任命為中央人民政府紡織工業部副部長，於11月赴北京就任（1970年紡織、輕工等三部合併為中華人民共和國輕工業部，1978年1月恢復紡織工業部，均任副部長），直到1982年4月離任，擔任部領導工作，共達33年。
陳維稷作為新中國紡織工業的主要領導人之一，除協助部長錢之光參與紡織工業各種重大決策外，長期主管紡織工業科學技術、纖維檢驗、教育、出版和外事等部門的工作。在規劃中國紡織工業的發展，推動紡織科技進步，制訂紡織生產管理中的各項定額、規程和標準，促進原棉品種改良，加強纖維檢驗，發展紡織教育和出版事業以及加強國際合作，都發揮了重要的領導作用。
陳維稷自1947年起，即從事中國紡織學會（它是中國紡織界歷史悠久的民眾性學術團體，1954年與中國原棉研究學會和中國染化工程學會合併改名中國紡織工程學會）的重建和領導工作，歷任學會第十五至十七屆理事長和第十八屆名譽理事長。他在1982年離開紡織工業部領導崗位後，仍然不遺餘力地關心和支持學會的各種活動。他在紡織工程界享有崇高的威望。
陳維稷是中國民主建國會中央常委。歷任第二至第四屆全國政協委員，第五、六屆全國政協常委；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
1984年1月因患癌症逝世，享年82歲。
教育體系
陳維稷從英國留學歸來，即從事教育工作。1929—1937年先後任上海暨南大學、復旦大學、北平大學工學院教授，南通學院紡織科染化系主任、教務主任兼教授。他在講授染色學課程時，深入淺出，理論聯繫實際，注意啟發引導，深受學生歡迎。南通學院授課時曾將英國新出版的《染色集成》一書交給全班學生分工翻譯，然後進行具體指導，使學生既擴大專業知識，又提高了英語水平。1947—1949年他兼任交通大學紡織工程系主任。他聘請了著名學者、專家任專業課教授，自己也親自授課，還積極籌建校內實驗室和實習工場，並組織學生在假期到工廠實習，以豐富感性知識，提高實際操作技能。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陳維稷任紡織工業部副部長，長期主管全國紡織教育事業。他為建立紡織工業的完整教育體系，從學校調整和建設、專業設定、教學計畫、教學改革、教材編寫直至師資培養、科學研究等各個方面，傾注了大量的心血。他多次主持召開全國性會議，制訂發展規劃，總結工作經驗，研究改進措施。他經常深入院校了解教學情況，同教師們促膝談心，傾聽他們的意見。
青陽縣陳維稷根據黨的教育方針，以及長期教學實踐和領導工作經驗，演繹出自己的一套辦學思想：要教書育人，既要抓專業課學習，也要抓思想提高；培養人才必須高瞻遠矚，不僅要滿足紡織工業近期需要，更要適應遠期發展要求；要堅持質量第一，寧缺毋濫，決不能誤人子弟；要一手抓硬體建設，一手抓軟體，要有高水平的教學計畫、教學大綱和教材；要十分注意理論與實踐結合；要保持合理的教育結構，高中等院校配套發展。在他的領導下，紡織教育事業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從原來基礎薄弱、設施簡陋、專業設定少、教材貧乏、辦學力量分散的狀況，逐步建立成一個學歷層次齊全、專業相互配套、正規院校教育與多渠道成人教育相結合的完整教育體系。到他離任的1982年，紡織高等院校（系）已發展到30所，在校學生達1．51萬人，比建國前增加了十多倍；中等紡織學校41所，在校學生達1．19萬人，比建國前增加了8倍多；紡織技工學校225所，在校師生達2．81萬人。33年內，各級各類全日制紡織院校共培養了5．6萬名高中級技術和管理人才，同時還通過職工教育，培養了2萬多名技術人員和管理人員。各級紡織院校的教學條件得到了顯著改善，教學質量有很大提高。與此同時，各地院校的科研活動也很活躍，取得了豐碩成果。他親自籌劃和建立起來的華東紡織工學院（後改名為中國紡織大學）被國家教委列為全國重點高等院校之一，目前其教學和科研水平在海內外已享有較高聲譽。
陳維稷非常重視教材的編寫工作。1958年以來，他組織院校老師和各地專家系統地編寫了第一套高等紡織院校統編教材，內容既體現了先進性，又切合中國生產實際。以後，他又督促教育、出版部門對這套教材組織修訂，不斷加以完善。在他的領導和督促下，中國統編的整套紡織中專教材和職工業餘教材也相繼問世。
1979年陳維稷率領紡織科技考察團去日本、香港考察了部分高等院校，他看到在日本、香港的綜合大學裡設定的紡織有關科系，雖然具體的工藝技術學得比較淺，但教學內容側重於基礎理論，學生知識面比較寬，畢業後適應工作的能力強。為此，他主張教育必須改革，要吸收國外的長處，改變我們過去專業設定過多、過細的狀況，適當合併舊的專業，設定新的專業，並引進國外教材，加強與國外院校的友好交流等。這些意見，對於以後開展的教育改革，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紡織工業
陳維稷在擔任紡織工業部副部長期間，分工負責紡織工業科技工作，為開拓中國紡織工業科技事業，作出重大貢獻。
建國以來，陳維稷憑著他的淵博知識和豐富經驗，就如何發展紡織工業問題，參與了紡織工業部黨組一系列重要的決策。如紡織工業是加工工業，必須充分重視原料的開發；要在發展紡織生產的同時，注意發展紡織機械和器材工業；要發展天然纖維，同時也要逐步發展化學纖維；等等。同時，他還提出要踏踏實實地抓好紡織生產的基礎性技術工作。在他的組織和推動下，中國紡織工業在50年代就制訂出了統一的經營技術標準和技術經濟指標；總結推廣了各項工作法；開展了工藝研究。這些工作都取得了很好的經濟效果。
中國紡織學會陳維稷曾多次向紡織科技部門指出，發展紡織科學技術要有雄心壯志和奮發圖強的精神，同時要尊重科學，從實際出發，適應中國國情。早在50年代，他就提出要探索紡織新技術、新工藝，努力趕上世界先進水平，並強調要走自己的路子。根據中國人口眾多、勞動成本相對低廉的具體情況，陳維稷認為，棉紡工業既要提高勞動生產率，又要大力提高成紗質量和降低細紗斷頭率，兩者不能偏廢。他主張細紗應採用中速、中卷裝。這種富有遠見而又符合實際的科學見解，對克服和糾正當時盛行的片面強調速度的錯誤觀點，正確引導紡織科技事業的發展，有重要意義。
陳維稷領導制訂了國家各個時期的紡織科技長遠發展規劃。1959—1966年期間曾被國家科委聘為該委紡織專業組組長，主持討論和制訂了國家《1956—1967年十二年紡織科技發展規劃》，確定了紡織工業的重大科技發展方向和有關技術政策。以後，《1963—1972年紡織科技十年發展規劃》和《1978—1985年紡織科技發展規劃》等，也都是在他主持下制訂的。他對每年的科技計畫都要認真細緻地進行布置和審查，盡力促其實現。在他的領導下，中國紡織工業科學技術發展迅速，至60年代已逐步縮小了與國際水平的差距。以後幾年，他對新型紡紗、新型織布等重大科技項目，十分重視，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他仍堅持到現場了解和檢查氣流紡紗、靜電紡紗、噴氣織布等項目的研究進度，並進行具體指導。經過他的精心組織和親自參加下，專門召開了三次新型紡紗學術討論會和兩次新型織布學術討論會，他在會上作重要講話。在氣流紡紗的研究過程中，他要求機械與工藝、軟體與硬體相結合，組織各地力量攻克關鍵技術，終於製造出具有中國特色的轉杯紡紗機，主要指標達到國際水平。由於他的督促和指導，靜電紡紗也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在國際上處於先進水平。
陳維稷對科技項目十分關心，盡力支持。60年代國防軍工需要高精度鎳網，由上海紡織局承擔，他親臨現場了解情況，當獲悉需要擴大試驗的絲織機時，他立即答應從有關廠調撥。70年代七機部需要碳纖維編織三向織物，上海市科委組織會戰組，由上海合纖所、上海紡研院等單位參加，他也是親臨現場，予以支持與鼓勵。再如，中長系列設備加工兔毛紗的研究項目，就是在他親自聽取建題立項報告後，同意列入研究計畫的。在制訂“五五”（1976—1980年）科技規劃時，他指出要大力發展無紡織物，並給予支持。在他的領導和支持下，許多科技項目取得了成果，獲得了獎勵。
建國以來，中國紡織工業科學技術進步很大，科學研究機構形成了體系。到1982年，全國紡織科研單位已發展到97所，專職科研人員達6000多人。在紡織工業部紡織科學研究院（今中國紡織科學研究院）和上海紡織科學研究院的籌建和“文化大革命”後的恢復重建過程中，陳維稷對於人員的選調、科研設備的配置、科研課題的選定等都給予了極大的關注。1979年他赴日本、香港考察，當他了解到日本正在大力開發合成纖維仿真產品時，便帶回有關樣品交紡織科學研究院研究試製，以推動中國對合纖仿真絲綢、仿毛織物和人造麂皮等新產品的開發工作。
大力支持紡織原料開發和纖維檢驗工作
紡織原料和纖維檢驗是紡織工業生存發展的必要條件，陳維稷一貫重視並支持紡織原料開發和纖維檢驗工作。
從1962年起周恩來總理親自抓棉花生產，每年召開一次棉花生產會議，陳維稷代表紡織工業部，與農業部、供銷合作總社聯合進行籌備會議的工作。他多次在會上講述紡織工業和國民經濟的發展與棉花種植的密切關係，希望棉農多種棉花，種好棉花。80年代初期，農業部門培育和推廣了魯棉1號、中棉所7號、10號等一批早熟高產棉，使中國棉花產量大幅度提高。但是，這些品種有著致命的弱點，即強力低、成熟度差、細度不勻率大，造成了紡織加工的困難和紡紗成本的增加，紡織廠對此反映強烈。陳維稷了解情況後，立即向中國科協周培源主席反映，取得他的贊同，於1982年以中國紡織工程學會與中國農學會、棉花學會的名義，在山東泰安聯合召開國產良種原棉及紡紗性能學術討論會。陳維稷和周培源主席都親自到會，並作了重要報告。會議通過學術交流，溝通了農業和紡織工業科技人員的思想，在棉花品種培育上取得共識，明確將提高纖維強力和改進纖維品質作為育種的主攻方向。這次會議對以後的棉花品種培育起到了重要的指導作用。會後不久，農業部門就培育出適合紡織工業生產的新的良種棉，代替了魯棉1號和中棉所10號，棉花品種培育出現了新的勢頭。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棉花檢驗工作，是保證棉花品質的重要環節。1950年4月，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決定，紡織工業部成立纖維檢驗所，統一管理棉花檢驗工作；棉花標準由紡織工業部會同貿易部、農業部共同制定。以後，由於各部門認識不一致和客觀上的其他原因，中國纖維檢驗事業在發展過程中歷盡坎坷，困難重重，纖維檢驗機構曾三次被裁併或撤消。陳維稷出於對國家和事業的高度責任感，四處奔走和呼籲，經過多方協調和堅持力爭，三次將纖維檢驗機構恢復，使纖維檢驗工作逐步走入正軌。與此同時，還培養了一大批纖維檢驗科技人才。
隨著纖維檢驗機構的建立，陳維稷就組織力量著手制訂纖維標準，先後制訂了細絨棉、粗絨棉和霜黃棉等標準。1972年經陳維稷的推動，中國科學院、國家計委、紡織工業部、農業部、商業部等五個部委聯合頒發了棉花（細絨棉）GB1103—72國家標準試行方案，從此誕生了中國第一個棉花國家標準，這個標準至今還在執行。在他的關心和組織下，中國還陸續制訂了毛、麻、絲等纖維的國家標準。
在纖維標準的制訂過程中，由於涉及到農、工、商各部門的利益，爭論十分激烈。陳維稷作為紡織工業部的領導，一方面反覆闡明紡織工業生產的需要，另一方面又總是從全局考慮，強調要鞏固工農聯盟，不能損害農民利益。對於一些重大爭論焦點，還從紡織、供銷社、農業等部門聘請專家組成專家組進行平衡仲裁。經過陳維稷的耐心協調，纖維標準的制訂得以順利完成。
贏得榮譽
陳維稷長期分管紡織工業的援外工作。他在這項工作中始終遵照中央和紡織工業部黨組的指示，發揚國際主義精神，處處為受援國著想，真心誠意地幫助受援國發展民族經濟，獲得了亞洲、非洲、歐洲和南美洲不少國家的好評，在國際上產生了很好的影響。
幫助緬甸
1956—1957年中國幫助緬甸建設的直邁紡織廠，是紡織工業部承接的第一個援外項目，也是中國工業部門的第一個援外項目。陳維稷在主持這個項目時，親自過問和研究了技術上的有關問題。當了解到緬甸當地只生產纖維較短的粗絨棉時，陳維稷果斷地決定把緬棉運回國內在國產設備上試紡，據以制訂合理的工藝條件和設備配套方案。開始試紡情況不夠理想。陳維稷當即指示：“一定要從國際影響出發，千方百計在設備、工藝上進行改進，以適應緬棉性能，反覆試紡，直到取得滿意結果為止。”經過對設備部件和工藝的多次改進，終於取得了較好的效果。中國援建的緬甸直邁棉紡織廠僅用了兩年時間即告建成。該廠與美國原來援建的棉紡織廠相毗鄰。美國廠用進口原棉，成本高，而且由於工藝不合適，成紗質量差，產量也低，年年虧損，要依靠向銀行借貸度日。而中國援建廠由於採用當地棉花，工藝合理，成本低，成紗質量又好，產品供不應求，連年盈利。據當時估計，五年內就可收回全部投資。緬甸當局對此大為稱讚，不少資本主義國家也紛紛派人來參觀照相。該廠的建設成功，為中國贏得了國際聲譽，為此受到了周恩來總理和陳毅副總理的表揚。
幫助越南
紡織工業1955年中國幫助越南南定棉紡織廠恢復生產。後來發現該廠印染設備不配套，白坯布大量積壓，陳維稷即派印染專家吳士鍇去該廠幫助恢復和擴建印染工場。在出發前，陳維稷一再告誡吳士鍇：“援越是國際主義任務，關係重大，只準搞好，不準搞壞。”當吳回國述職並提出把卷染機染色改為連續化軋染，從而可將規模由日產500匹擴大為日產5000匹時，陳維稷予以支持，並指出：“只要對受援國有利，我們就要儘量滿足，工作既要積極大膽，又要做到穩妥可靠，確有把握。”在該廠印染工場擴建項目的實施過程中，陳維稷幫助援越專家解決了設備的設計、組合和出國技術員工的選配等方面的很多問題，使項目得以順利完成。印染專家吳士鍇激動地說：“陳副部長在援外工作中有偉大氣魄，有膽有識，在對待具體問題上又細緻入微，逐個解決，這種精神真是難能可貴。”
援助高棉
1956年中國決定援助高棉建設棉紡織廠。我援柬人員在考察中了解到當地城鄉手工織布業比較發達，但棉紗很缺，而且價格昂貴。為受援國著想，他們建議申請修改兩國原訂的協定書，將原定的布機設備減去一半，騰出廠房增加紗錠，以便將多餘的棉紗供應當地城鄉手工織布業。這個建議得到了陳維稷的支持，並徵得了柬方的同意。該廠建成投產後，棉紗質量超過進口棉紗，在市場上供不應求，不僅大大增加了高棉政府的財政收入，減少了對美國等國的依賴，而且在柬國內搞活了城鄉織布業，繁榮了經濟。
重視紡織科技合作計畫
陳維稷在領導國際紡織科技合作的工作中，十分重視紡織科技合作計畫的制訂和實施。要求把好三關：一是把好出國團組的人員選擇關，注意選派多年從事實際工作的專業技術人員出國考察；二是把好具體考察計畫關，考察內容要突出重點，任務要落實到人；三是把好回國後的考察總結和成果落實關，出國考察帶回的外國先進經驗要做到洋為中用，在國內生根開花。
學會領導
中國紡織工程學會
中緬交流中國紡織工程學會是中國紡織界歷史最悠久、最有影響的民眾性學術團體，它的前身是中國紡織學會。抗戰勝利後不久，陳維稷即在上海參加了中國紡織學會的領導工作，1948年被推選為第十三屆常務理事。他領導的“小紡協”（中共地下黨的外圍組織）曾通過中國紡織學會的合法組織，進行了大量的革命活動。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陳維稷在從事紡織工業部領導工作的同時，還以學者的身份長期擔任學會的理事長。在他的主持下，中國紡織工程學會在團結廣大紡織科技人員，繁榮紡織學術事業，推動紡織工業建設和科技進步，開展國際紡織學術交流等方面，作出了顯著的成績，曾受到中國科協領導的多次讚揚。30多年來，紡織工程學會也遇到過不少挫折，多次受到極“左”思潮的干擾。陳維稷總是本著實事求是、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精神，排除各種艱難險阻，並善於因勢利導，使學會工作不斷前進。1959年在鄭州召開學術年會期間，曾一度出現過把有關加快設備轉速有無限度的學術討論引向政治問題的苗頭，有人對轉速有一定限度的文章扣上“右傾保守”的帽子。陳維稷作為年會的主持人，不顧當時全國性“左”傾思潮的壓力，嚴肅地指出學術上要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堅持實事求是，以理服人，不抓辮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終於使學術討論得以順利進行。這件事後來在廣大紡織科技人員中間廣為流傳，無不為陳維稷的正直和膽識而深為感動。“文化大革命”期間，學會工作被迫停頓。粉碎“四人幫”不久，陳維稷就要求上海先走一步，恢復學會活動，以此來帶動其他省市。在他的倡導下，1979年即召開了學會全國會員代表大會，從此學會工作又邁開了振興、繁榮的新步伐。
重視科學普及工作
陳維稷優秀論文陳維稷為了繁榮紡織學術事業，提出過許多精闢見解。例如他認為從紡織專業結構看，棉紡織仍然是大頭，但同時要看到化纖是重要發展方向，染整處理是開發產品的重要環節，而機械必須先走一步，並指出，學會在組織學術活動時，應考慮到上述這些因素。他每年對重要的學術討論會和國際學術交流活動都要認真布置和安排，不少學術討論會他還親自參加和發言。他要求，出席國際學術會議，應提出自己的優秀學術論文，要以文會友。他十分重視科學普及工作。他認為，日本工業所以發展迅速，與普及教育有很大關係，我們要大力開展科普活動。他還指出，學會要雪中送炭，要智力支邊。他曾先後當選為中國科協第一屆和第二屆全國委員，全國科普協會的紡織組組長，與中國自然科學界、工程界的知名人士交往頻繁。
注意學會的會風
陳維稷很注意學會的會風。他多次指出，開會要集中精力，不要搞不正之風，不要勞民傷財。長期以來，在陳維稷的倡導下，學會養成了講究實效、艱苦樸素的會風，在紡織界樹立了很好的榜樣。
統一戰線工作
三十多年來，陳維稷通過紡織工程學會進行了大量的統一戰線工作。陳維稷與科技界、經濟界的專家、知名人士以及海外華人有廣泛的聯繫，在人們中間有很高聲望。不少海內外學者和知名人士有困難找他，他總是熱情幫助，按照黨和國家的政策妥善予以解決。正是陳維稷的負責態度，很多學者和廣大科技人員感到了黨和政府的溫暖，加強了投身社會主義建設的信心和決心。
扶持書刊
深厚的科學文化素養
《紡織學報》陳維稷知識淵博，具有深厚的科學文化素養，對出版事業十分關心和支持。他常說，紡織書刊是紡織職工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糧，要把紡織書刊出版工作作為提高科技水平、培養科技人才的大事來抓。建國以後出版的一些全國性紡織學術期刊，如《紡織通報》 、 《染整通報》 、 《紡織技術》 、 《紡織學報》等，都是由他確定編委會成員和主編人員，確定編輯方針和計畫，有時親自撰文和撰寫編者按語。他對各個時期的出書方針和出書重點都有明確指示。他強調要抓好圖書選題規劃，並指出，出書要有遠見，要有針對性，要講究出書質量。
編寫《染料索引》
陳維稷辦公桌的抽屜里，有一張親筆摘錄的重點書目，每當出版社領導向他匯報工作時，他常拿出這張書目單，逐一詢問這些重點書的編輯出版進度。他很重視教材、詞典和工具書，對這些圖書的編寫目的和編寫方法都提出明確的指導思想和要求。“文化大革命”後期，他預見到必將來臨學習科學技術的高潮，提出編寫出版紡織工業各行業的實用手冊，並親自寫信給有關省市紡織廳局，要求抽調人員編寫。這批手冊是中國一整套總結紡織生產技術經驗的重要工具書系列，共有15套41冊達1600萬字以上。編寫內容突出了科學性、先進性、實用性、代表性，出版後在紡織界反映強烈，對紡織行業起到很好的指導作用。其中有一套《染料套用手冊》 ，他親自審閱原稿，認為很有價值，要求組織原班人員進行修訂補充。1983年當他看到該書部分分冊出版時，高興地說，這是中國的《染料索引》 （《染料索引》為英國出版的著名印染工具書）。
倡導紡織史的研究工作
陳維稷具有較好的國學基礎，重視古代文物，晚年倡導紡織史的研究工作。1972年長沙馬王堆古墓中的出土文物，轟動了國內外，特別是受到中外考古學家的重視。國家文物局將出土紡織品的鑑定分析研究工作委託紡織工業部安排落實。在陳維稷的主持下，1973年由上海紡織科學研究院組成文物研究組，並有上海絲綢公司參加，他要求上海紡研院通過完成這項任務培養人才，要求研究組用紡織技術、現代化儀器分析研究古代紡織印染、刺繡、服飾的傳統工藝技術水平，使我們在紡織絲綢史、印染史、刺繡史、服飾史方面的鑑定研究工作，達到新的高度。同時，他還指出，通過發掘中國紡織絲綢的傳統工藝品，可以搞出新產品、新品種，做到古為今用，產生經濟效益。上海紡研院投入了纖維、紡織、印染等方面的專業人員8名，花了三年多時間，對絲麻纖維的品種結構形態，測試了數據，拍攝了圖版，第一次發現了薄如蟬翼的素紗禪衣和花鳥綺、絨圈錦、型版印花絲綿袍等有重要價值的珍貴實物，寫出了全面鑑定報告，文物出版社為此出版了《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出土紡織品研究》 ，受到國內外人士的重視。
主編
1977年應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的要求，陳維稷親自主編《中國紡織科學技術史（古代部分）》，由紡織工業部、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家文物局組成編委會，組織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北京紡織科學研究所、上海紡織科學研究院、華東紡織工學院等單位派人參加。該書於1984年正式出版，是中國第一部全面論述古代紡織科技發展的過程、特點和規律的專著，開闢了中國紡織科技史的研究領域，引起了海內外專家的注目。日本京都紡織界來函要求主編人在世界織物會議上作學術報告。德國一位博士把書中有關織機部分譯為德文出版。該書在1989年曾獲得國內科技史著作一等獎。此書的英文版，也是由陳維稷生前親自修改定稿，於1992年正式出版。
審閱
1979年，他又接受錢之光部長的委託，審閱紡織工業部研究室編寫的《新中國紡織工業三十年》 （上、下冊），他認真審閱，並指出不妥之處如何修改，最後為該書題寫了書名。以後，又親自主編《中國大百科全書·紡織》卷這樣一部重要著作。
第一個紡織博物館
在陳維稷的倡導下，紡織史的研究工作逐步展開。在他的支持下，江蘇南通出現了第一個紡織博物館。隨著絲綢史研究工作的不斷深入，浙江杭州建立了中國絲綢博物館，蘇州絲綢博物館也相繼成立。紡織工業部又進一步部署了中國近代紡絲史的研究工作。弘揚紡織文化，進入一個新的開端。
評價
維護國家利益
陳維稷一生忠於黨，忠於人民，忠於祖國。他在民族危亡之際，積極投身於抗日救亡運動；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前，他冒著生命危險，堅持從事黨的秘密工作；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他是非分明，堅守崗位，蔑視“四人幫”的倒行逆施，維護國家利益。
廉潔奉公
陳維稷為人正直，作風正派，廉潔奉公，從不利用手中的權力謀取私利，從不計較個人名譽地位和物質待遇。他家的住房是建國初期國家分配的小四合院，家具簡陋陳舊。單位里幾次要為他換房和添置家具設備，都被他拒絕了。他的一件大衣還是建國初期出國時縫製的，一直到逝世都沒有更新過。他對子女要求很嚴格，兒子結婚，央求他去申請住房，他說：“按規定辦事，不要去爭，我也決不去講情。”他逝世後，錢之光部長讚譽他“一身正氣，兩袖清風”，這是對他一生為人的精闢概括。
平易近人
陳維稷既有一般高級知識分子所不具備的革命經歷，又有一些高級領導幹部所不具備的高學歷，但是他從不炫耀自己。他平易近人，尊重別人，待人寬厚熱情，愛護和注意培養中青年幹部。在他身上集中了中國知識分子的許多美德，他的高風亮節和高尚情操永遠值得人們學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