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
李煒光，天津財經大學經濟學院教授，當代中國最具思想力的財政學者之一，其論文《公共財政的憲政思維》被譽為中國改革開放以來財政學研究的開風氣之作，2010年出版的《李煒光說財稅》一書產生了較為廣泛的社會影響。
李煒光教授的學術立場是一貫的，即主張現代憲政民主政制及其運作原理與公共財政學體系的有機融合，強調在確認和尊重納稅人權利的前提下推進國家財稅體制改革。他創意在中國建立一門“稅理學”，以闡釋現代市場經濟社會良序運作之基礎，並為此而不懈努力，近年來在《讀書》、《書屋》、《中國改革》、《南風窗》、《財經》、《南方周末》等報刊雜誌上發表了大量時評和隨筆文章。李煒光教授之於我國公共財政體制建設的作用，正如熟知其為人、為學的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韋森教授所說：“歷史會記得李煒光的工作和努力。”
內容簡介
從過去大眾普遍對稅收和財政預算漠不關心、一無所知，到現在“稅痛指數”成為人們關心的熱門話題，可見我們已進入稅感時代，財稅知識的普及勢在必行。本書作者李煒光教授是我國著名的財稅學者，致力於將歷史與當今、學術與現實、思想與實踐聯繫起來觀察和思考，為讀者還原稅收的真相，為實現民主法治的“陽光預算”出謀劃策，力爭將財稅制度和政策寫得通俗而帶有漢語美感。
本書匯集了作者近幾年發表在各種報刊雜誌上的財稅類時評、隨筆文章和接受的一些媒體訪談，延續了作者平實嚴謹的行文風格和人文視角。通過閱讀本書，我們能感受到中國這個歷史悠久的國家發生的實質性進步，了解與我們切身相關的財稅制度，從而積極有力地推動社會的進步。
本書特點
●作者是國內知名的財稅學者，本書是作者近年在主流財經雜誌、報紙上發表的文章和搜狐財經等網路媒體訪談錄的合集，內容貼近當前熱點。
●語言平實生動，舉很多身邊的例子，深入淺出。
●可以藉由本書了解稅收知識、我國一些稅收政策及稅收制度的弊端所在，是每個納稅人都應該知道的基本財稅常識。
目錄
序：構建大轉型的財稅理論秋風1
自序：願稅收憲政的思想之花遍地開放7
上篇籌眾人之錢，辦眾人之事
第一章納稅人的權利3
01稅收“三性”再認識4
02稅收與道德的脈動10
03傾聽來自納稅人的聲音19
第二章誰來決定稅權？25
01讓稅收立法權回歸人大26
02國家立法機構應當怎么授權？29
03治稅權的法理邏輯：100年前中國人達到的思想高度34
第三章什麼是“陽光預算”？43
01公共預算的真諦44
02公共預算：聯結政府與國民的紐帶51
03中國百年預算啟示錄57
第四章“陽光預算”需要依靠法治65
01“陽光預算”：須走法治之路66
02預算公開大戲開鑼，關鍵在法治和民主70
03修訂《預算法》需要納稅人廣泛參與75
第五章政府花錢乾什麼？81
01公共支出應歸宿於國民福利82
02政府如何更好地提供公共服務？87
03沒有權力制衡，政府就不可能只做好事不做壞事92
第六章他山之石95
01預算撥款：財政資源包上的最後一道拉鏈96
02無可奈何的特首101
03一個國家的財政史是驚心動魄的105
第七章公民社會需要公民意識111
01工商文明的基因在哪裡？112
02我理解的現代民主政治120
03人沒有自由，一切都無從談起123
04走近胡適127
下篇稅感時代，何去何從？
第八章我國稅改刻不容緩133
01內地稅制非改不可——與《香港商報》記者的對話134
02“兩稅”合併之後我國稅制改革的走向141
03將稅制改革作為政治體制改革的突破口147
第九章減稅是方向163
01呼喚輕稅政策164
02為了中國的未來，減稅吧！169
03傳統經濟智慧與中國現實經濟問題的求解174
第十章什麼才是合理的個人所得稅？191
01我國個人所得稅制改革的大方向192
02個人所得稅免徵額應該具體化196
03一將無能，累死三軍199
第十一章如何面對財產稅？205
01財產稅給國人提出嶄新課題206
02物業稅開徵的前提211
03怎么出了個“遺贈”稅？214
04土地增值稅“清算”了誰？219
第十二章如何認識隱蔽的間接稅？225
01間接稅是個局，直接稅是個夢226
02增值稅改革釋放三大信號230
03消費稅調整應防止稅收的“替代效應”237
第十三章不可或缺的新稅種243
01環境稅呼之欲出244
02煤炭資源稅前途不定247
第十四章收入分配不均的問題如何解決？253
01轉換經濟成長模式才能解決我國收入分配問題254
02脫軌的列車：中國央地財政關係之審視261
03坐實縣財政：中國財政體制改革的結點267
04推進我國壟斷行業的收入分配改革274
出版後記281
內容選讀
第一部分 籌眾人之錢 辦眾人之事
納稅人的權利
稅收與道德的脈動
在以往的理解里，稅收是體制，是法律，像一堵牆，冰冷、堅硬，有人把稅收的形式特徵歸納為強制性、無償性、固定性，作為稅收的形式特徵寫進教科書里。但是，這種解釋並不見得完全正確。
稅收作為一種制度，既然是由人來創設的，就應該有生命力，有情感。比如稅用於社會保障，救濟弱者，就體現著稅收的情感，由人賦予它。稅收與道德間，必定有著我們目前還不十分熟悉的奧秘，所以要進一步研究它。
國內外相關研究
我國稅收道德方面的研究比較少，大學相關專業的教材中沒有設相關內容，少量的中文文獻，也是從加強財政稅務人員徵稅、用稅過程中的道德建設方面談的，如尊重納稅人、勿行貪賄等。但國外學者這方面的研究卻不少，如澳大利亞昆士蘭科技大學教授本諾·托格勒近年就出版了《稅收遵從與稅收道德：理論和經驗分析》。他的研究表明，從人性上說，沒有哪個人真正喜歡往外掏錢，所以各國政府通常採取強制手段課稅。但他發現，在澳大利亞乃至全世界，信任等因素在確立稅收道德的過程中起著重要的作用。在規範人的行為方面，道德規範的影響力比經濟處罰手段的影響力大得多。
托格勒認為，納稅人和政府之間的關係與稅收道德問題直接相關。他說，在澳大利亞，由於自我評估申報課稅制度的推行以及公共管理透明度的增加，納稅人和政府之間的關係得到了改善。據1981年的調查，有48%的受訪者認為逃稅於理於法都是錯誤的，1995年這一比例上升到62%，而且有繼續上升的趨勢，說明澳大利亞公民依法納稅的信念日益堅定，稅收道德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有趣的是，托格勒還發現，對於納稅事項，女性尤其是老年女性及信教婦女比男性在納稅方面更有可能據實申報，她們認為逃稅於理於法絕對是錯誤的；而男性更傾向於逃避納稅義務。因此，女性的稅收道德水平比男性高得多。我國缺少這方面的研究，所以說不出所以然來。
《辭海》里，“稅”的釋意是“國家對有納稅義務的組織和個人徵收的貨幣或實物”；而牛津大學出版的《現代高級英語辭典》中，對tax（稅）的釋意是“公民交給政府用於公共目的資金”。這兩種解釋是有明顯差異的。一個是國家、政府要徵稅了，徵收的是貨幣或者是實物，實際上只是說了一種客觀存在的現象，而另一個講的是公民交稅給政府，只能用於公共目的。我交稅給你，是在購買一種東西，就是公共產品或者是公共服務，不做這件事我是不會給你交稅的，目的非常明確。我們看到，一個對稅收的解釋道德在，而另一個對稅收的解釋道德不在，這就是區別。
稅之品質
現代稅制來自於古典經濟學家們創立的稅收原則，我們發現，這些原則里都含有稅收道德的因素：如威廉·佩第提出公平、便利、節省的稅收三原則；亞當·斯密則提出公平、確實、便利、最小徵收費的稅收四原則。
我們知道，亞當·斯密在寫作《國富論》的同時，還寫過另一本書，叫做《道德情操論》。學術界把它們並列為研究自由市場經濟的經典文獻，可是以往我們重視的只是前一本書，而忽略了後一本書。斯密是在跟我們說，市場經濟是講道德的，稅收財政也不例外，所以他提出的稅收四原則帶有強烈的道德色彩。這以後，德國學者華格納又增加了一條稅收正義原則，認為徵稅必須有合法依據，必須以國民福利的增加為目的，而正義也是個道德的範疇。
談道德問題更是中國古代哲人的“拿手好戲”。中國人的一個傳統是不大善於講制度建設，比如法治、民主等，但在道德問題上的認識卻遠勝於西方思想家。子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論語·衛靈公》），這句話主要不是談個人修養，而是針對統治者所說的，敦促統治者施仁政。孔子是在告誡統治者們：你不願做的，不要強迫你的人民做；你自己不願意被奴役，就不要讓你的人民遭受奴役；你自己不願意承受沉重的負擔，就不要讓你的人民被橫徵暴斂。這就使治理一個國家帶有強烈的道德色彩了。
《禮記》載，孔子和他的學生經過一座大山，碰到一個婦女在路邊痛哭。孔子就派他的學生子路去問一問她為什麼哭，女人回答說：我的公公被老虎吃了，丈夫、兒子也被老虎吃了，我在哭他們。孔子問，既然他們都被老虎吃了，你為什麼還在大山里呢？婦人回答說“無苛政”。孔子回過頭對弟子們說，看到沒有，“苛政猛於虎”啊！孔子這裡說的“苛政”就是指苛重的稅收負擔。又如在《說苑·政理》里，魯哀公問政於孔子，子曰：“政有使民富”。哀公問怎樣才能做到民富呢？孔子的回答是：“省力役、薄賦斂，則民富矣”。哀公曰：“若是，則寡人貧”。子曰：“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未見其子富而父母貧者也。”孔子的這些涉及稅收的言論都帶有強烈的道德色彩。
現實中，人們總是把稅收當做一種為政府服務的工具或手段，這不是一個完整的認識。稅收具有道德的要素，充滿道德的意蘊，稅收必須是符合道德的稅收。稅收與道德不僅不能分離，反而最應該相互交融、相互浸潤。
稅之公平
現代財政稅收理論中，稅收的公平原則被具體解釋為兩個概念：第一，橫向公平。納稅能力相同的人應該承擔相同的稅負。或者說，徵稅前相同收入和福利水平的人，在徵稅之後，他們的福利水平還應該是相同的；第二，縱向公平。納稅能力不同的人他們的稅負也應該有所不同。或者說，對福利條件不同的人必須區別對待，交不同數額的稅。
在我們的社會裡，沒有誰會反對公平，但也沒有人能肯定地說出來，到底應該怎樣實現公平，一千個人可能有一千種看法，而且一般都會從個人利益出發考慮這個問題，尤其是稅收這樣專業性比較強的問題，分歧可能就更大。我個人認為以下的政策措施是不可或缺的：
——個人收入、性別、職業等條件相近的人，其所擁有的權利和所承擔的義務應當是相近的。
——有時候需要適當增加高收入者的稅負，通過轉移支付來支援低收入者。但只有必要的時候才這樣做。成熟的政策不是消極地消減高收入者的所得，而是設法積極地增加低收入者的所得。
——照顧低收入者。
——對弱勢企業的扶植應超過給予強勢企業的支持。
——政府須提高公共服務的質量和水平，追求府民之間的“買賣公平”。
——公民在接受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時，附設的條件應當寬鬆，即稅負應該較輕，如此就愈容易增加普遍的公平感；反之則反是。
——判斷某一稅收制度或政策公平與否，不僅要依據個人有無受到實惠或損失而定，還要看他人有無受到實惠或損失而定。
有人會問，稅收並不是一視同仁的，典型的如所得稅的超額累進徵收，使市場主體的負擔差距拉得很開，有的負擔很重，有的卻只繳納很輕的稅甚至無須繳稅，這怎么解釋？實際上，稅收表面上這些歧視性的做法，依據的仍然是效率、公平和穩定的原則，所謂“富者稅重，貧者稅輕甚至無稅”，不就是最大的公平嗎？
近年來，在二次分配方面，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旨在調節收入分配差距過大的措施，但已有的政策還是不夠。以我國個人所得稅為例，目前的稅制是分成11個類別分別徵收，而起征點僅限於工資薪酬這一類，高收入者經常並沒有承擔較高的稅負，中低收入者因而成為個稅的主要承擔者，這樣的稅收格局很難做到公平。未來的方向，應該是往綜合性所得稅制演變，就是把一個人所有的收入綜合起來，歸併到一個稅號下面，取得多少收入，在多少家銀行存了錢，統統都算在一起計算應納稅額。另外，現在一些企業主把自己的財產開始向下一代轉移，一些地方甚至出現了“少兒莊主”、“少兒企業家”，因為沒有遺產稅，也沒有贈與稅，就容易出現這種財富的代際轉移的局面。
社會貧富差距拉大的現實，使得我們不能再迴避遺產稅和其他各種涉及公民個人財產的稅收問題，應該重新組合一下我們的稅收了。未來中國新型的稅收組合，應該是以所得稅為主體稅種，流轉稅退居其次，而且應該是由一系列輕型的稅收組成的一個完整的體系。在稅收領域，應提倡“公平優先、兼顧效率”的理念和原則，這是由公共財政的性質所決定的。
稅之正義
稅收的正義性首先來自於它的合法性，是經過法定程式的，指定的目的、用途必須是提高國民福利，而不能用於培植政府機構自身，弄個職能、規模越來越大的無限政府出來，那就是稅收的不道德了。
稅收是對公民私有財產的剝奪，涉及公民的基本權利。因此，凡涉及增加公民稅收負擔的事情，應當由人民選舉出來的代表投票來決定，而不是由少數執掌公權力的官員們來代替公民決定。
社會上經常把人群分為窮人和富人，是一種不準確的認識。現實是，富人因有權而致富，窮人因無權而更窮。因此，要解決中國的貧富分化問題，關鍵在於使無權者變得有權，成為真正的納稅人，而不只是一個“交稅者”。納稅人與交稅者的區別，就在於他是不是擁有作為納稅人的基本權利。納稅人的權利不在，稅收的正義性也就欠缺。
歸納起來，稅收正義與下述問題相關：
——稅收具有合法性來源，也就是走人民代表大會立法之路。
——在法律上規定出納稅人完備的權利，在稅收問題上，人人擁有表達權。
——公民財產權在政府徵稅權之前，因此確定稅種、稅目、稅率時首先要保護好納稅人的財產權。
——徵稅的目的只為改善和提高國民福利，這是稅收的唯一正當的理由。
——政治上排除對特權者的免稅，也就是說，稅法面前，人人平等。
——有完善的糾錯機制並及時糾錯。
稅收、財政應該是我國人民代表大會開會的核心議題，我們為什麼花費大量資金開“兩會”，主要是為了審議財政、稅收、預算，這才是人大、政協的“正業”，最核心的任務。但人民代表討論稅收、預算問題，經常反映說“看不懂”，一個可能是代表缺少相關的專業知識，另一個可能是沒有落實人民代表大會對稅收、預算的終極決定權，代表們認為討論這些問題沒有用。我們國家近二十個稅種，真正通過人民代表大會立法程式立法的，只有個人所得稅和企業所得稅，其他的稅種都是由政府自己下檔案就徵收的，也就是說，決定我國稅收怎么征的不是人大，而是政府。這是一種行之既久的非法治化的政治運作，缺少的正是稅收的正義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