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菲·安南:科菲·安南標準名是科菲·阿塔·安南（Kofi Atta An -百科知識中文網

人物簡介

科菲·安南1938年4月8日出生於加納庫馬西市，早年就讀於加納庫馬西理工大學，曾到美國和瑞士留學，先後獲美國明尼蘇達州麥卡萊斯特學院經濟學學士學位和麻省理工學院管理學碩士學位。安南1962年進入聯合國工作，先後在聯合國非洲經濟委員會、聯合國總部、聯合國日內瓦辦事處、聯合國難民署和世界衛生組織等部門工作。1974年中東“十月戰爭”後，他擔任駐開羅的聯合國緊急部隊民事長官。20世紀80年代初，安南調回聯合國總部，先後擔任人事和財政部門的領導工作。1986年升任聯合國助理秘書長，負責人事廳的工作。

1990年海灣戰爭爆發後，安南負責同伊拉克談判釋放聯合國及其他國際組織工作人員的人質問題。此後，他率聯合國小組同伊拉克進行了“石油換食品”的談判。安南1993年3月出任聯合國負責維持和平事務的副秘書長，主管聯合國在世界各地的維和行動。曾作為負責前南斯拉夫地區的聯合國秘書長特使和赴北約特使，協調有關國家的關係。

1996年12月17日，第51屆聯大任命安南為聯合國第七任秘書長。1997年1月1日，他正式就職，任期5年。2001年6月，聯大通過安理會提名安南連任秘書長，任期至2006年12月31日。安南擔任秘書長期間，曾於1998年赴巴格達進行斡鏇，化解了伊拉克武器核查危機。2001年10月，安南與聯合國同獲當年諾貝爾和平獎。2005年3月，由美聯儲前主席沃爾克領導的獨立調查委員會發表報告指出，安南在伊拉克“石油換食品”計畫實施過程中沒有任何腐敗行為。

安南曾於1997年5月、1998年3月、1999年11月、2001年1月和2004年10月五次訪華。安南於2006年5月正式訪華。

2018年8月18日上午在瑞士去世，享年80歲

成長之路

加納童年

科菲·安南出生時是雙胞胎。那是在1938年4月8日，先是他的孿生姐姐埃芙降生，然後是他出世。科菲出生在黃金海岸腹地的省城庫馬西的一個名門望族家庭。安南家族不僅富有，他們也屬於貴族階層，因此享有特別的名望，在阿散蒂地區影響很大。安南的父親雖然是阿肯人，但嚴格地說，一半是阿散蒂人，一半是芳蒂人，他來自位於腹地的阿散蒂地區。他的母親——和他的繼母一樣，屬於芳蒂部落，她們生活在沿海地區。這兩個部落講同一種語言的方言，同樣被稱為阿肯語，而方言的區別更多的在於口音而不是辭彙。屬於阿肯語變種的包括芳蒂語、特威語、阿克瓦皮姆語、阿基姆語和布朗語。科菲和他的兄弟姐妹們學會了好幾種非洲方言，但基本上是在芳蒂語的環境下長大的。

16歲那年，在多次轉學之後，和所有的兄弟姊妹一樣，他終於來到了位於海岸角的一所寄宿學校，離他的故鄉庫馬西大約有200公里。“曼特西皮姆”是這個國家最好也是最古老的學校之一。加納獨立那年，安南從曼特西皮姆中學畢業，回到了自己的故鄉庫馬西市，在本地的大學攻讀國民經濟學專業兩年。安南家族也擁有一套多層住宅，房間眾多，每個孩子都擁有足夠的空間。科菲可以在一個物質無憂的環境下開始自己的學業。庫馬西的條件要比加納其他省會城市好得多，而且安南一家的條件也要比國內許多家庭好得多。那時，科菲·安南深深地紮根在非洲人的價值體系中，他計畫過一種在某些方面和父親相似的生活：45歲之前，他想做個商人，然後在加納從政15年，到了60歲，作為可可種植主安度晚年。可他的將來並非如此。兩年不到，他就去了另外一個國家，去了另外一個大洲，那裡有著完全不同的氛圍。儘管他在一開始還始終打算著若干年之後回到自己的祖國去，但這注定是一次長久的告別。從那時起，40多年過去了，只是在20世紀70年代，他才在加納有過一次短暫的停留。但在他的心裡，科菲·安南始終是一個非洲人，並對自己的家鄉始終充滿深情。

國外求學

安南在庫馬西科技大學攻讀了四個學期的國民經濟學。這所大學也是基督教徒建立起來的，不過後來為了表示對獨立運動先驅的敬意，這所大學更名為“克瓦米·恩克魯瑪科技大學”。學校將其學術重點明顯地放在工程技術科學和農業科學上。這並不完全符合安南的愛好，或許這也是為何他選擇兩年後離開該校的原因。學校位於本國最豐富的一個金礦附近，距離金礦僅僅60公里路程，這也就很容易理解學校設定專業方向的理由所在了。他當選為該校的大學生代表，不久榮升為加納全國大學生組織的副主席。1958年，他以此身份參加了在獅子山舉行的西非大學生領導人國際會議。就在那兒，著名的美國福特基金會的一名代表“發現”了這位聰明的年輕人，並和他進行了接觸。那名代表讓他申請美國的獎學金，福特基金會將為信守諾言、奮發努力的非洲學生領導人提供赴國外留學的機會。該項目的名稱為“外國學生領導人項目”。這個“總是急於長大成人”的安南，遞交了一份申請，非常順利地獲得了麥卡萊斯特學院提供的全額獎學金，對他來說，這是一所他完全陌生的學校，位於美國明尼蘇達州首府聖保羅市。在回憶這段經歷時，他認為，不管怎樣，要離開加納，從熱帶換到寒冷的明尼蘇達州，這對他來說是跨出了一大步。也完全可以說，這是一次文化衝擊：因為該州位於美國中北部，與加拿大相鄰。那個地區幾乎渺無人煙；是一個古老的美國聯邦州，整個地區大約有500萬居民，當時人口還要少。而且，或許在安南的眼裡最為至關重要的是，那裡90%以上的居民為白人。這對60年代初一個21歲的黑人確實是一件要命的事兒：在美國北部的一個幾近“白種人的”州里，種族衝突已經開始爆發。儘管有著享有特權的家庭背景，變化如此之大如此之深還是安南所始料未及的。非洲之外的第一次旅行，成為安南一生中的重大轉折。數十年之後，他還能感覺到這一點。1959年夏季，在最終去麥卡萊斯特學院註冊之前，他還在哈佛大學度過了幾個星期，這很可能使他初來乍到的美國生活變得輕鬆一些，使他不必直接感受從炎熱的非洲到美國北部的巨大氣候差異。

美國的某些東西讓他覺得如此陌生，但其他一些東西他早已熟悉不過了：國民抵抗活動、靜坐罷工、示威遊行和封鎖的時代給安南留下的印象，就像是他剛剛才參與的爭取加納政治獨立鬥爭的繼續。“文化不同，方式不同，但目標是一樣的。所以說，你同樣也可以參與進去，”他後來回憶道。他懷著極大的興趣密切關注著那些政治大事，為此他本人也有過一兩次糟糕的經歷。有一次，他和幾個朋友散步，由於膚色的緣故他們遭到一群喝醉酒的年輕人的辱罵。另外一次，他和一個白人姑娘走過市區，他遭到一次暴力攻擊，最後總算幸運逃脫了。儘管發生這樣那樣的事，但安南並沒有退回到自由的麥卡萊斯特校園的安全地帶里整天閉門不出。在第一個學年過後，1960年夏天，他和一名教師代表和幾個朋友到美國內地旅行了幾周時間。來自四大洲五個不同的國家的年輕人擠在一輛旅行車裡，他們將這輛車命名為“友誼的使者”。他們的目的就是，儘可能多看看這個國家和這裡的人民。他們在美國人的家裡過夜，住窮人家，也住富人家，住農村，也住城市。有一次，為了了解當地囚犯的生活狀況，他們甚至還想睡在一座監獄裡。可是他們並沒有如願以償，但他們成功地在當地的一個救世軍中心裡過夜了。在旅行的途中，這一引人注目的團隊一再被迫面對種族主義的衝突，但並沒有給所有的參與人員留下任何奇怪的印象。即便這樣，他們最終還是保持了自己原有的本色：這些來自富裕家庭的大學生們，仍然帶著一份自信，踏上了回去的旅程。

和在庫馬西的時候一樣，安南仍然攻讀國民經濟學。而且還像以前一樣，他喜歡政治辯論——而且不僅在大學生的社團中。在美國的大學裡，上述的大辯論屬於提倡的大學爭論文化。它們有紀律地並且按照明確的規則進行，但有可能會就某件事一決雌雄，爭個你死我活。為了讓人們的思想變得敏銳，參與人員常常必須為自己實際上所堅信的某事物的對立面進行辯護。安南經常和朋友們一起參加演講比賽。如果要他自己自由選擇題目的時候，他就會將演講報告鎖定在貧富問題、一個緊密相連的世界的機遇或者戰後時代的美國作用等上面。有一天，他甚至還贏得了本州範圍內的一次演講比賽；這一次他所論述的又是美國對開發中國家和對脫離殖民統治的年輕國家的責任問題。他當時的一位教師帶著興奮的心情回憶起安南那“絕妙的”、和牛津英語相似的加納口音。無疑地，他當時也有著深沉的、細膩的聲音，他給每一個對話夥伴留下深刻印象，儘管他的語言出奇地簡單，而且幾乎不用任何技巧。在“世界俱樂部”里，他不久就擔任了俱樂部的主席，大學生們同樣在為國與國之間、首先是美國與其他國家之間的相互了解盡心盡力。也就是說，在20歲出頭的時候，安南找到了“他”的主題，從此那些主題再也沒有離開過他，那就是公正、貧富均衡、民族諒解。最遲從那時起，他開始堅定而經常地練習說話的藝術。這樣一種訓練對他後來擔任聯合國秘書長是有一定好處的。
正如在寄宿學校一樣，安南經常進行體育活動，並以其傑出的成績將一個難以磨滅的印象留給了麥卡萊斯特學院。與德國的大學相反，體育運動在美國的大學裡有著巨大的傳統意義。那些足球隊或者籃球隊的明星們，也會很快成為社會生活中最受歡迎的人。安南本來是一名田徑運動員。一開始他嘗試去踢美式足球。“這還可以，只要我跑在其他人前面，不讓別人追上我就行”，安南後來在談起他的那些與此有關的嘗試時說道。但作為一個體重只有60公斤的男子，從事這項體育運動他還不夠強壯。於是他開始轉向歐洲足球，這給他帶來了更多的成功和更大的樂趣。但他取得的最好成績是賽跑項目。作為60碼短跑運動員，他創造了大學記錄，並保持這一項目的記錄長達10餘年。
1962年初夏，安南在為謀得聯合國的一個職位而努力。在理想主義的年輕學子看來，聯合國也恰恰是實現他們夢想的合適途徑。學生們在科菲和羅伊的公寓裡經常通宵達旦地討論世界的未來問題。於是安南開始了他在世界衛生組織的工作，先是簽訂了一份短期契約，由於工作出色，他又獲得了續約。實際上，他到日內瓦的目的是想攻讀博士學位，但學業很快退到了次要位置，博士論文也同樣如此。他甚至沒有獲得碩士文憑；在日內瓦國際高級研究學院求學期間，除了豐富了人生閱歷之外，他還結交了許多新朋友，掌握了還算過得去的法語知識。不久，聯合國吸引了他的視線。

錦繡前程

安南剛開始工作時的職位很低：他從最低的級別開始做起，在世界衛生組織中擔任行政與財政專家。作為預算幹事，他任職於世界衛生組織總部，距他離開不久的校園不遠。他按照P1級別拿薪水，這是給予大學畢業生的最低工資級別。聯合國將人員級別分為專業人員和一般人員兩大類。可以從P1提升到P5，部門分部負責人層面之後是主任級官員D1到D2，然後是作為助理秘書長的部門領導人，然後是副秘書長，最高一級就是秘書長本人了。安南在他長達40多年的聯合國服務生涯中經歷了所有的級別，從最下面直至最上面。他比大多數人更了解這一組織，而且他差不多了解了它的每一個角度。安南在駐外的維和行動中積累的經驗最少，僅僅在70年代有過幾個月時間，而且即便是這段時間他也是在行政機構中度過的。
1962年夏天，雖然他的學友們認為他是一個多才多藝的年輕人，一定會事業有成，但是誰也沒想到，他會在這一世界組織中持續了如此漫長的職業生涯，至少他沒這么想過。安南始終認為他在國外的生活只是暫時的。但是他很喜歡這個世界組織。他喜歡的是這種國際氛圍，他剛開始到麥卡萊斯特學院的時候就懂得欣賞這樣的氛圍了。另外，他有這樣的感覺，他在這兒要比在家鄉更能接近自己的理想。家鄉的政治局勢變得越來越動盪不安。於是，他就待下來了，契約一個接著一個。安南在日內瓦和來自世界許多國家的人工作了三年，撇開工作內容不談，尤其讓他著迷的是那種氛圍。
三年後，他實在想到外面看看了——他已經厭倦了在日內瓦總部的工作，希望到他認為開始真正生活的地方：聯合國的分支機構去。他想去非洲，“以幫助改善這一洲的形勢。”他就這樣提出了調動工作的申請。世界衛生組織在剛果和埃及都有空閒的職位。這兩個地方都引起了他的興趣，這兩個地方的職位他索性都申請了。可是，人們提供給他的地方先是菲律賓，然後是印度，在和上司們討論較長時間之後，他們最後提供給他的是位於丹麥首都的一個職位。“哥本哈根不錯，”他自己想，可是這不符合他的願望。他覺得，這和日內瓦的區別不夠大。15分鐘後，上司就收到了他的辭職申請。他從沒有為做出的這一決定後悔過。安南堅持了他的決定，在還無法具體知道哪兒有新職位的情況下離開了世衛組織。但他年輕、樂觀而且自信，相信自己不久就會找到新的工作。在那幾周的時間裡，他寄發了大量的信件，應聘非洲可能需要的所有職位。而就在等待未來僱主的回應時，安南和年輕的妻子蒂蒂前往歐洲旅行了數周之久。他們倆正是新婚燕爾。儘管未來的前景尚不明朗，但安南“很滿意也相當快樂”，因為他做出了一個可以對此負責的決定。而且事實上，馬上有好幾個職位可供他選擇了，其中一個就是聯合國非洲經濟委員會，總部位於衣索比亞首都亞的斯亞貝巴。
1965年9月，安南在衣索比亞接任新職位時，非洲經濟委員會成立才不過七年。它正處在建設與擴充階段；對一名行政專家而言，這是一項令人神往的任務。安南在那兒從事人事工作，一直到90年代他始終是在和人事打交道。作為“人事負責人”，他當時的頭銜就是這個名稱，他要審閱應聘信件，補充人事檔案，並且要處理勞工法方面的各類問題。下面一則軼事可以說明有時候處理事情該需要多大的耐心：說的是一名俄國教授，他很想到肯亞教一年書。因為他的材料轉到了經濟委員會，作為人事工作的負責人，安南就必須過問這件事。在讓俄國方面相信了交流的好處之後，他突然發現，那位教授只會說俄語。怎么辦呢？難道放棄這一項目嗎？那可不行，這畢竟已經花了他不少時間和精力了。於是他馬上要求俄國再提供一名翻譯。莫斯科最終同意了，並為教授和翻譯提供了資金。一年過去了，肯亞方面請求再繼續交流一年。安南重新找到了他的俄國夥伴。在稍稍猶豫之後，負責方最終修正了延期決定：不過只是讓那名翻譯繼續留下，那位教授必須回老家去。任何勸說都已經無濟於事；決定已經做出。這樣的故事表明，當時的人事管理，尤其是像聯合國這樣一種不同的“部隊”里，是需要某些創造性的。當時還沒有提綱挈領的、按照字母順序排列的計算機清單；人們用索引卡片、電話、原子筆和許多即興思維進行工作。此外，人事政策常常足以成為東西方爭論的一部分，因為那些國家間組成的集團總是企圖在重要的崗位上安置“他們”自己的人。所以，儘管從事行政事務，安南也一再陷入權力政治的陷阱中。
60年代末，有一年時間，安南中斷了他在衣索比亞的逗留，但並不是為了在聯合國的工作：1968年，他被委派到紐約的大本營參加為期一年的進修。他又是被安排在人事部門任職，然而這是他第一次接近真正的權力中心。當時領導這個國際組織的是第三任秘書長，緬甸人吳丹。安南的房間在29樓，整個紐約幾乎就在他的腳下。今天，聯合國已經喪失了它原有的許多魅力，家具破損嚴重，大樓破爛不堪。可在當時，尼娜·米塞斯敘述道，在最初的幾十年里，瀰漫在東河左右的是“非常高昂”的氣氛。安南也為這種吸引力所驅使，後來他還一直喜歡回到紐約去。不過，他還得再去一次非洲，回到衣索比亞的聯合國非洲經濟委員會。紐約的進修給他帶來了晉升的機會：他成了那兒的人事部臨時負責人，不久以後正式擔任了這一職位。然後，又經過了一年的“非洲冒險”之後，他似乎準備著再作一次調動。恰恰在30歲剛出頭的時候，他陷入了內心的危機之中，開始尋找新的彼岸，他請了一年長假。
安南重新回到了大學，回到了美國。在麻省理工學院修讀一年管理課程。這一次能到麻省理工學院進修，是因為他認識那裡的一位教授。那位教授曾參加過在亞的斯亞貝巴舉行的一次會議。安南同他攀談過，並就美國的各種進修機會與這位教授交換過意見，他希望有機會到史隆管理學院修習管理專業。他的申請得到了肯定答覆，於是他得以在1971年6月遷居麻薩諸塞州的劍橋。麻省理工學院是公認的世界最好的大學之一，能在那裡讀書無疑會在每個人的履歷表中寫上特別濃重的一筆。順便說明一下，安南確實沒有拿到過碩士文憑，為了能在未來的職業生涯方面求得更大的發展，他也許還需要它。從多方面看，這種暫時離開工作崗位到大學裡充電對他有益無害。儘管學業要求很高，但安南還是“享受著精彩紛呈的一年”。暫時中斷工作反倒讓他把一些事情想清楚了，克服了自己的內心危機。但他並沒有像他的大多數同學一樣去謀求薪金豐厚的職位，而是回到了聯合國。在聯合國不可能積聚財產，不過作為國際官員生活得也不錯。安南如果選擇在自由經濟中從業，或許完全可以得到更高的收入，這是事實。但金錢並非他惟一的動力。
他又一次被派遣到亞的斯亞貝巴幾個星期，擔任他的老職位——這是第三次了。他的行李里揣著新的大學文憑，從亞的斯亞貝巴前往日內瓦，這可是一次大飛躍，他這次去的可不是先前去過的那個世界衛生組織，而是直接去聯合國的行政管理部門，那是聯合國繼紐約之後的第二個總部。他主要從事的是行政性事務工作。安南在日內瓦待了兩年，然後他調到埃及從事維和行動6個月，擔任那裡的民事長官。對安南而言，70年代是完全動盪不安的。往往是他剛到一個地方，馬上又要奔赴另一個地方了。他似乎對自己的事業和人生計畫不是那么自信了。他已經搬了13次家，即便在國外待了那么多年之後，他覺得遷居加納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值得去追求的。
安南在阿克拉從事著開拓旅遊的業務，他是加納旅遊開發公司的總經理，這是一家國營企業。他那種要和自己的家鄉“擁抱”的幹勁和熱情，轉眼之間就消失得無影無蹤了。那時，恩克魯瑪，這個先前的獨立運動的英雄和國家總統，已經在一次軍事政變中被推翻。他流亡國外，1972年因癌症在布加勒斯特去世。從1966年恩克魯瑪政府被推翻到1974年安南回到加納，在這一段時間裡，加納經歷了一個政局動盪多變的階段。政府更迭頻繁。就在安南回國前不久，又一個軍人通過政變成功地取得了政權：阿昌龐上校被認為“不懂經濟”，在其他方面也運氣不佳。生產和貿易陷於停頓，走私和黑市大行其道，民主體制慘遭破壞。1978年，在一次宮廷革命中這位上校又被他的軍人同僚推翻了。安南到加納旅遊開發公司上任時，國內氣氛已經相當緊張了。從理論上看，他在那兒可以自己做主，可以做出決定和進行組織安排，但實際上，那些軍政要員們總是肆意干涉，橫加插手。這使剛回到國內的安南感到無所適從了，因為他希望打開祖國的旅遊市場，為人民創造富裕的生活。比如，他計畫在沿海地區建造一批賓館。可他討厭這裡的一切；他不喜歡那些軍官們不停地給他指手畫腳。“太多的禁令牌和太多的封鎖”，他還感到遺憾的是，“你不可能會有什麼收穫。”於是他到國際上去尋找自己的運氣了。經歷了阿克拉的失望之後，1976年，安南重新回聯合國報到了，這一次是去紐約，擔任人事負責人。和平時一樣，他做事可靠、穩重，但並不顯山露水。安南在自己的工作範圍內受人尊敬，但他並不是光芒四射、但轉瞬即逝的“流星”，他在悄悄地攀登，一級一級地向上攀登。人們認為他是一個可愛的同事——無論他的上司，還是他的下屬，都這么認為。
1980年，他被派往日內瓦的聯合國難民署，擔任人事部主任，分管著當時在難民署工作的大約2000名雇員。難民署負責世界上的背井離鄉者和無家可歸者。該組織在許多地區同時忙碌著，處理的大多是需要立即解決的突發性危機。這就要求人們迅速投入人力物力，快速做出反應，就像那次在東南亞——那是70年代末，數千名船民為了追求更美好的未來不惜鋌而走險，踏上了冒險的旅程；或者在非洲，當時索馬里的無數難民紛紛逃難到了鄰近國家；或者在拉丁美洲，智利人因為害怕獨裁者皮諾切特而逃離自己的家園。聯合國難民署正處在一個前所未有的發展階段，可這一組織根本還沒有作好充分的準備。這就要求高層負責人懂得危機管理的一些東西。科菲·安南領導下的人事部方面永遠在忙忙碌碌地派遣工作人員，尤其是派遣負責勞工法和組織方面的工作人員奔赴世界各地。
在他當時的人事主任代表瓦爾特·科伊瑟的印象中，安南是一個具有“偉大的領導素質”的人，他的頂頭上司弗朗茲·約瑟夫·霍曼－赫林貝格也持同樣的印象。因為他更新了整個人事管理，重新組織流程，給這個部門起了個時髦的名字——“人力資源處”，完全按照電子數據處理、調整工作。但在他直接的職責範圍之外，安南始終還是一個默默無聞的人。直到80年代初，安南才被長期派往紐約，進入了聯合國的核心。

就任秘書長

1997年1月2日，新任聯合國秘書長科菲·安南上午10時乘專車來到聯合國總部，開始他新的工作。
安南在秘書處大樓前受到聯合國儀仗隊簡短而隆重的迎接。許多聯合國工作人員聚集在大樓的門廳里，自發地歡迎他們十分熟悉的老同事、老上級正式就任聯合國秘書長這一新職務。
安南向歡迎的人群發表了簡短的講話。他說，這是我就任聯合國秘書長的第一個工作日。就好像第一天上學一樣，每個人都對你抱有很大的希望，而你開始的時候不免有點緊張。
安南說，各會員國已經表明，它們希望聯合國有所變化。我想，如果我們攜起手來，我們就能取得很多的成就，包括聯合國必要的改革。在我們邁向21世紀的時刻，如果我們希望聯合國適應新的形勢，我們就應在一起創造這種變化。
安南同時也提醒各會員國應履行它們對聯合國的義務。這實際上是暗示各國，特別是美國等國交納它們所拖欠的20多億美元的會費。解決這個問題無疑是新秘書長做好他的工作的先決條件。
發表講話後，安南乘電梯來到38樓的秘書長辦公室。這位新秘書長先與他的助手們一起照像，然後在寬大的辦公桌前坐下來，戴上眼鏡說：“好，現在就開始工作。”他隨即拿起桌上的報告，批閱起第一份檔案。
安南上任後，首先任命了他的行政辦公室的7名主要官員，其中，巴基斯坦人伊克巴爾·里扎出任行政辦公室主任，美國人弗雷德·埃克哈德擔任臨時發言人。
埃克哈德說，安南計畫在1月底以前完成行政辦公室的組建，在2月底以前完成副秘書長和助理秘書長的任命。安南已要求所有原先在聯合國秘書處工作的副秘書長和助理秘書長辭職，以使他在人事安排方面有較大的迴旋餘地。

婚姻生活

結婚

夫人娜內·拉格爾格倫（NaneLagergren）生於瑞典斯德哥爾摩，是一名職業畫家，其父貢納爾·拉格爾格倫是著名的國際法學家。拉格爾格倫曾擔任過律師和法官，並在聯合國難民事務署工作過。安南夫婦均為再婚，1981年結婚，有3個孩子。
東奔西走的生活也讓安南付出了代價：和他第一任妻子的婚姻亮起了紅燈。早在70年代中期，她就不再像他們新婚不久週遊歐洲時那么快樂了。1964年，他們在日內瓦經朋友介紹相識。他當時在世界衛生組織任職，這位比他小兩歲的奈及利亞女子在瑞士學習語言。第一次相遇後不久，他們便結成了一對，1965年他們在日內瓦結婚。蒂蒂·阿拉基亞，安南從此叫她蒂蒂，出身於奈及利亞的一個顯赫的名門望族。和安南的父親一樣，她的父親阿德耶莫·阿拉基亞爵士也是“酋長”，而且也是奈及利亞最高法院的法官，甚至被英國封為騎士。此外，他還創辦了一份奈及利亞的報紙《時代日報》。他的名字在拉各斯可以說是家喻戶曉，隨便到哪條街上問，誰都知道他的大名。蒂蒂·安南有一段求學時間是在英國的一所寄宿學校里度過的，她在還沒有真正投身到自己的職業生涯之前就結婚了。有了婚姻生活之後，她只是階段性地工作，比如在亞的斯亞貝巴，她做過秘書。但大部分時間她是作為家庭婦女度過的，照顧好自己的丈夫。每次，只要安南調換工作了，她就跟著他走。她和他一起去亞的斯亞貝巴，60年代末到紐約學習一年，後來到劍橋的麻省理工學院，去加納，然後再回到紐約。他們倆總共有兩個孩子：女兒艾瑪出生於1969年，兒子科喬出生於1973年。
對蒂蒂·安南來說，孩子出生之後——“他們給了她樂趣”——正如她後來回憶的那樣，總是將隨身衣物託運打包，到哪兒都是重新開始，尋找新的朋友，而且常常和艾瑪、科喬一起等著她的丈夫從辦公室回到家裡，這樣的生活並不輕鬆。這並不是說，他們的婚姻從一開始就是不幸福的。至少她是這么認為的。她談起過他們度過的“美妙時光”，而且直至今日，她仍然將她的前夫視為兩個孩子的了不起的父親，是一個鎮定自若的人——她認為這是“上帝的禮物”，並且也視他為一個非常“合群的和喜歡交遊的人”。那一段時間，即便從表面上看，他們倆也被認為是一對完全和諧的夫婦，因為誰也沒有從另一個人的生活中消失。當時的朋友們將蒂蒂·安南看作是一個富有魅力、懂得世道常情、熱情大方、喜歡享受生活的人，儘管出身在特權階層，但仍然是一個特別講求實際的人。而安南也始終被認為是這樣的一個人，他能夠以一種克制的方式其接近他人，並且可以將很大的一個朋友圈保持下去。儘管如此，他們倆還是在70年代末分手了。她到倫敦定居，他先是去了紐約，後來去了日內瓦。
安南不喜歡，也特別少地談起他的第一次婚姻生活的情況或者婚姻失敗的原因。蒂蒂·安南也對某些細節問題語焉不詳，但從他們的解釋中可以看出，在三大洲中頻繁更換工作，這種動盪不安的奔波生活不是特別有利於他們的家庭和睦的。和人們普遍的想法不同，這樣的國際生活恰恰不是一件順心如意的事。她敘述過孤獨的時刻、艱難的居住條件、隨時做好動身的準備，還有她住在那些賓館房間裡，而自己的丈夫卻早已奔赴到另一個工作崗位了。相反的是，她的丈夫可以為了一個更好的職位而同意一次又一次的變動。“於是他就情願一而再、再而三地搬家。”她敘述說，分手是她首先提出來的：她突然一走了之了。後來，她是願意回心轉意的，可是他不肯回頭了。70年代末，他們各奔東西，那時兩個人都40歲左右，正處在人到中年階段。正如她敘述的那樣，等到1983年他們最終離婚的時候，科菲·安南的生活中已經有了新的女友了：娜內·拉格爾格倫。一年後他和她結婚。蒂蒂·安南沒有再次走進婚姻的殿堂。在她的祖國奈及利亞，有時候她仍被認為是科菲·安南的妻子。“這是非洲的一種傳統，你做過他的老婆，就永遠是他的老婆。”儘管伴隨他走過他最初的職業生涯，但蒂蒂並不為自己不在這位聯合國秘書長的身邊而感到悲哀。“如果我注定能站在這個位置上的話，那我今天一定就在那兒。”這位虔誠的基督徒直截了當地說。

分手

分手之後，這對前夫婦達成一致，兒子科喬留在父親身邊，讓他上一所國際學校，直至像姐姐艾瑪一樣，大到足以去上寄宿學校為止。所以，70年代末，安南處在一個對男人而言相當不尋常的境況下：他是一個獨自養育孩子的單身父親，必須兼顧工作和家庭，以便讓科喬少受痛苦的折磨。他“必須頑強戰鬥”，兒子如此描述父親當時的情形。安南感覺到時間太緊張了，於是，半年後，他請了一個女傭。儘管如此，他還是儘可能親自到學校接兒子，把他帶回家，自己卻常常還要再回到辦公室的寫字檯旁。正如他後來喜歡承認的那樣，這是一個艱難的分身術，然而他卻遠比一個處在同樣情景下的女子更為輕鬆地解決了這一問題。因為首先作為領導人，他有權確定會議在何時舉行，第二，作為一名具有同情心的單身父親，他可以完全信賴他的同事們。“在工作和家庭兩者之間來回奔波，這對他確實不容易，但他的男性同事們對女性所持的態度和他不同。”
一直到80年代中期，他在日內瓦認識同樣離異的瑞典女子娜內·拉格爾格倫之後，他的私生活才重新穩定下來。她比安南小6歲，作為法學專家任職於聯合國難民署——和安南一樣。她有一個女兒，名叫尼娜，她把她帶在自己身邊。對這位瑞典女子來說，日內瓦的這個職位是一個夢想，後來，為了跟隨安南到紐約去，她只好內心無比不情願地放棄了這一職位。科菲和娜內相識於辦公室。“在此之前我們見過一次面”，但他們真正地開始互相交流，還是在一位朋友舉辦的聚會上，這發生在娜內獲得日內瓦的職位幾個月之後。他們突然觸電了。娜內·安南後來形容這一次會面“簡直難以相信”。不過，到他們成為正式的情侶，還是有一段時間的，這是因為兩個人待在共同的工作場所的緣故，或者還因為安南仍然存在著合法有效的第一次婚姻，但這次值得紀念的會面之後，兩人的情感“相當強烈”了。
安南1983年調往紐約時，娜內在考慮了一陣後決定跟他一起去。紐約的聯合國難民署沒有她的職位，她只好提出辭職。在結束作為自由法學專家的幾個短期契約之後，她放棄了這項投入了長達16年巨大熱情的工作，將未來的時間投入到繪畫藝術的研究中。這位事業有成的瑞典女子開始在科菲·安南的身邊過起了一種嶄新的生活。安南當時是聯合國管理事務部下屬部門的負責人。1984年，在他們搬家後不久，兩人在紐約結婚了。他們並沒有去曼哈頓的任何一所教堂，而是作為這一世界組織的真正“孩子”，去了這一世界組織高樓對面的“聯合國小教堂”里。這是一座不引人注目的小禮拜堂，有點昏暗、簡陋，除了因為和聯合國的關係而散發著國際性和多文化性的氛圍之外，實際上沒有任何特別之處。對一對在聯合國內認識的伴侶來說，這是舉行婚禮的理想場所。在他們的結婚照上，兩個人看上去稍稍留下了70年代的痕跡：一身非洲民族服裝的打扮，他穿的是藍色服裝，她穿的是白色服裝。新娘頭髮上戴著小花。她外表出眾，和平時完全不同，而且看起來非常幸福——根據她自己的說法，她至今還感到那么幸福。

社會評價

安南是位經驗豐富的外交家，懂英語、法語和幾種非洲語言。他講話溫和，性格直率，待人坦誠，頭腦冷靜，富有幽默感。身高1米75的聯合國秘書長安南，虔誠的天主教，站著的時候總是腰板挺直。無論身處何時、何地，即便是在勞累、憂傷或處在危險境地，安南總是非常注意自己的儀容儀表。因此熟悉他的人常戲稱他為“世俗教皇”。美國著名男性雜誌《君子》曾經評選出“全世界最會穿衣服的男性”，名單中除了英國影星休-格蘭特和大帥哥裘德-洛以外，聯合國秘書長安南也榜上有名。正如同服裝追求簡單之美，在為人處事中，安南也喜歡說自己是個簡單的人。他生在非洲部落酋長之家，卻接受了良好的西式教育；他熱愛自己的祖國，卻很少提到自己是加納人，而以一個非洲人來稱呼自己；他被人稱為“世界總統”，卻沒有任何實際的政治權力，沒有任何領土歸他管轄，沒有任何軍隊供他調遣；作為聯合國秘書長，他有太多的麻煩和困擾，但他始終保持樂觀；他是那么引人注目，卻是個低調的人，讓人覺得他在盡力避免別人的目光；他既有著高貴的品質，也不乏普通人的生活原則；他永遠讓人感覺處於一種平和的狀態。
安南是公認的聯合國歷史上最富有改革精神的秘書長。在任職的八年中，安南一直在不懈地推動聯合國改革進程，致力於將這個聲望下降的龐大機構改革成為能夠應對新時期新挑戰的卓有成效的權威國際組織。安南曾經將自己的工作形容為“與時間賽跑”。就任後，為了和平使命，安南在世界各地不斷地穿梭訪問、調停斡鏇，化解危機，遏制衝突，防止戰爭，到處呼籲和談、譴責暴力，足跡遍布五大洲。無論是在伊拉克危機、中東巴以衝突中，還是在南亞克什米爾爭端、阿富汗戰爭里，都可以見到安南的身影。因此，有人稱他為世界上最忙碌的和平使者。
安南最引人注目的是他那雙眼睛。他的眼睛，映射出的不僅有對這個既富饒又貧窮、既美好又痛苦的世界的憂患和悲憫，更多的是力量和希望。聖·馬修福音中有這樣一句話：上帝保佑和平使者，因為他們應該被稱之為上帝的孩子！這句話被刻在一個走在鋼絲上的木雕小熊上，在2003年2月8日的安理會午宴上，由俄羅斯外長伊萬諾夫送給了聯合國秘書長安南。

職業生涯

科菲·安南1959年，他首次離家出國，獲福特基金會的獎學金在美國明尼蘇達州聖保羅的麥卡萊斯特學院學習，並取得經濟學學士學位。還曾就讀於日內瓦高等教育大學。33歲時進入美國著名的麻省理工學院學習，獲得管理學碩士學位。1962年進入聯合國非洲經濟委員會工作，其後一直在聯合國總部、日內瓦辦事處、日內瓦難民專員辦事處、世界衛生組織等部門擔任行政工作。1974年，他回到加納，擔任國家旅遊局局長。
1974年中東“十月戰爭”後，他擔任了駐開羅的聯合國緊急部隊民事長官。80年代初，安南調回聯合國總部，先後擔任人事和財政部門的領導工作。1986年，他升任聯合國助理秘書長，在人事廳負責人事工作。
1990年海灣戰爭爆發後，安南與伊拉克談判釋放聯合國及其他國際組織工作人員的人質問題。他被委派負責遣返900名聯合國工作人員、談判釋放西方人質和協助解決滯留在海灣地區的50萬亞洲人的問題。此後率領聯合國小組同伊拉克進行“石油換食品”的談判。
1993年3月1日起任負責維持和平事務的副秘書長。主管聯合國在世界各地的維和行動。1995年10月10日由聯合國秘書長加利任命為臨時負責前南地區的秘書長特使和駐北約特使，協調有關國家的關係。
1996年12月13日被聯合國安理會提名為下屆聯合國秘書長候選人，17日聯大批准安南為聯合國第7任秘書長。
1997年1月1日正式就職，任期5年。2001年6月，安理會提名安南連任秘書長，6月29日，聯大通過了安理會的提名，安南將從2002年1月1日起連任秘書長，至2006年12月31日。
1997年4月13日，獲得1996年度“博尼諾世界和平獎”。2001年7月獲美國費城自由勳章。
1998年2月20日-23日，安南秘書長親赴巴格達調解美國和伊拉克關於武器核查的危機，並與伊拉克達成了協定，為避免戰爭，和平解決這場危機帶來了希望。
2001年10月12日，挪威諾貝爾委員會宣布，聯合國和聯合國秘書長安南由於在促進世界和平方面作出了重要貢獻，共同獲得諾貝爾和平獎。
安南出任聯合國秘書長，改變了這一國際組織的權威性，他是為公認的和平使者。
聯合國秘書長發言人辦公室2012年3月23日說，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和阿拉伯國家聯盟（阿盟）秘書長阿拉比當天發表聯合聲明，宣布任命聯合國前秘書長科菲·安南為敘利亞危機聯合國與阿盟聯合特使。
聲明說，根據聯合國大會16日通過的有關敘利亞的決議，經過潘基文與阿拉比的密切磋商，決定任命安南為敘利亞危機聯合特使。
聲明說，安南將成為聯合國秘書長以及阿盟在敘利亞問題上的高級代表，他將就敘利亞問題進行斡鏇，以“結束敘國內的暴力和侵犯人權的行為，推動敘利亞危機和平解決”。
聲明指出，聯合特使將在聯合國大會以及阿盟就敘利亞問題通過的有關決議的指導下開展工作，他將與敘利亞國內外的相關對話參與方進行廣泛磋商與接觸，以期結束敘利亞暴力和人道主義危機，並通過推動敘利亞政府和反對派開展全面的政治對話來促進由敘利亞人主導的、包容、和平的政治解決方式，滿足敘利亞人民的民主訴求。
聯合國大會16日投票通過了一份有關敘利亞問題的決議，決議呼籲聯合國任命一位特使，為和平解決敘利亞危機進行斡鏇，並通過提供技術和物質援助的方式，為阿盟處理敘利亞危機的努力提供支持。

個人成就

積極行動

安南對國際和平的貢獻有目共睹。無論是在非洲戰亂、中東危機，還是在南亞克什米爾爭端、東帝汶暴亂、阿富汗戰爭或者其他極度敏感的政治危機中，到處都有安南和他的團隊穿梭斡鏇的身影。

獲諾貝爾和平獎

安南在2001年諾貝爾和平獎獲獎感言中說：“在21世紀，我們更深刻地認識到每個人的生命都是聖潔的，都是應該得到尊重的，不應該由於種族和宗教信仰的不同而有高低之分，聯合國的任務就是為了實現這一切而努力。聯合國首先要解決的3個問題是：消除貧困、制止衝突和促進民主。”

積極改革

安南是銳意進取的改革者。他高擎多邊旗幟，力推改革，重塑聯合國。從1997年到2005年，他提出多個一攬子改革方案，成立聯合國改革名人小組，邁出了聯合國制度性和結構性改革的重要步伐。安南任內確定了聯合國改革的基本方向和框架，這是他留下的最重要的遺產。

爭議之處

改革理念引發爭議
綜觀安南任期內所提出的各種改革措施和理念，成功實施的有之，引起爭議的也不少。例如，在安理會擴大問題上，他表示要吸納那些在財政、軍事和外交方面對聯合國貢獻最大的國家，這同要求優先解決開發中國家在安理會代表性不足的眾多國家的願望不相一致，自然很難獲得贊同。
開發中國家被邊緣化
作為一個來自非洲的秘書長，最讓安南失望的也許是，許多開發中國家的人民在全球化趨勢中日益被邊緣化。包括美國在內的大多數已開發國家對開發中國家的援助，遠遠沒有達到聯合國的要求。
對人權的踐踏隨處可見
在人權領域，安南也有很多遺憾。國際社會對人權和法治的踐踏依然隨處可見。安南認為安全和幸福取決於對人權和法治的尊重，必須通過法治保護人類尊嚴和權利，在維護人類社會的多樣化中相互學習，國家必須遵守國家間的規範。然而許多弱勢群體的尊嚴和權利不能得到保障，依然苦苦掙扎在痛苦的深淵裡。

人生低谷

未能阻止伊拉克的戰爭
“可以說我為消除世界上的不平等和貧困奮鬥了一生，我的部分願望已經列入了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這是最好的事情。最糟的事情是，我沒能避免伊拉克戰爭，我不同意發動伊拉克戰爭，但最後只能接受伊拉克戰後重建工作，而聯合國駐伊拉克代表卻被炸身亡，更令我痛苦萬分。”
石油換食品醜聞
2004年11月26日，美國《紐約太陽報》披露，聯合國秘書長安南的兒子科喬·安南捲入了“石油換食品”醜聞。該報稱，科喬·安南曾經在1999年2月開始，一直接受一家名為“克泰科納”的瑞士公司每月2500美元的酬金，而這家瑞士公司從聯合國對伊拉克的“石油換食品”計畫中得到了利潤豐厚的契約。從報導的字裡行間不難看出，人們懷疑科喬·安南利用父親的關係幫助這家瑞士公司獲得了契約。安南當天在聯合國紐約總部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說，他對於兒子沒有把與瑞士克泰科納公司的關係和盤向他托出感到“震驚和失望”。
聯合國駐伊總部被炸
伊拉克當地時間2003年8月19日下午5時許，設在伊拉克首都巴格達的聯合國大樓遭到炸彈攻擊，聯合國駐伊拉克最高官員、安南秘書長特別代表塞爾希奧·比埃拉·德梅洛在爆炸中不幸身亡。聯合國秘書長安南為此發表聲明，指出德梅洛的身亡，對聯合國和對他個人都是一個痛苦的打擊。

人物評價

懂得放權的管理者
科菲·安南聯合國前首席發言人：安南是個懂得放權的管理者
“作為發言人，我需要掌握內部信息，他很理解這一點，讓我出席所有會議，確保讓我獲得一切信息，從不忘記我。每天早晨我都和他碰頭，他告訴我當天會發生的事情。他到哪裡都帶上我。是個懂得放權的好的管理者。”
中國領導人肯定其工作
王光亞向安南秘書長轉達了胡錦濤主席、溫家寶總理的問候，並表示，安南在擔任聯合國秘書長10年裡，積極倡導多邊主義理念，推動加強聯合國作用，為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和深化全球合作做出了不懈努力和突出貢獻。
最活躍的聯合國秘書長
《華盛頓郵報》：有史以來最活躍的聯合國秘書長
《華盛頓郵報》日前刊發一篇署名文章，題為《安南留下的東西》稱，冷戰時期賦予聯合國秘書長一職以新的價值，而安南無疑是有史以來最活躍也是最有爭議的一位聯合國秘書長。
一個非常鎮靜的人
媒體對安南的描述：一個非常鎮靜的人
一個非常鎮靜的人，一個幾乎從不會提高嗓音的人，一個從來不會發怒或者失去耐心的人，人們最多能從他連續不斷的搓手和眼睛猛烈的顫動中，感覺到他內心的焦慮。”這是媒體對聯合國秘書長安南性格的一種“典型性描述”，也是人們從頻繁出現的電視畫面中所得到的對於安南的印象。
他是加納的英雄
加納人眼中的安南：他是加納的英雄
“他是加納的英雄”“我為他感到自豪”“非洲人民感謝他”在西非國家加納，一提起“科菲·安南”這個名字，從總統到百姓，人們最常說的就是這些話。

辭任特使

2012年8月2日，敘利亞危機聯合特使安南在日內瓦記者會上表示，雖然他已經請辭，但是他將工作到他任期的最後一天。他同時強調，有關的“安南六點計畫”和各國在日內瓦達成的敘利亞問題“行動小組聯合公報”並不會因他的離去而死亡。中國官方稱尊重安南決定，並讚賞其為推動政治解決敘利亞問題發揮了積極和建設性作用。
軍事衝突不斷升級
安南說，不斷升級的軍事衝突和明顯缺乏團結的安理會，已經根本改變了他能夠有效發揮作用的環境。流血衝突還在繼續，大部分由於敘利亞政府的不妥協以及拒不執行“安南六點計畫”，也因為反對派不斷升級的軍事行動，同時伴隨著國際社會的分裂。
安南說，沒有嚴肅的、有目的的、團結的包括該地區勢力在內國際社會壓力，“我，乃至任何人都不可能去迫使敘利亞政府和反對派採取必要步驟開啟政治進程。”
不過安南也強調，即便他決定離去，“安南六點計畫”是受安理會決議支持的，是安理會的決議內容，所以“依舊還留在安理會和國際社會的檯面上”。同樣，6月30日各國在日內瓦達成的敘利亞問題“行動小組聯合公報”也同樣將繼續有效。安南表示，任何進一步的安排必須依靠安理會和“行動小組”推動。
指安理會缺乏團結
安南說，對於這樣一個調解任務，國際社會的團結被視為最重要的因素，當他第一天接過這一任務的時候，他就強調國際社會團結，必須只有一個調解進程，各方必須通力合作。當時，“我們看上去的確是在這樣做，安理會聲明和兩個決議都是全體一致通過的”，但到了後來安理會出現分野。
安南表示，安理會的團結可以重建，他們可以和敘利亞危機區域各國的政府、反對派方面以及新的敘利亞危機聯合特使一起推進局勢向前發展。他並表示繼續為團結各方而努力。
中國回應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洪磊就聯合國-阿盟敘利亞危機聯合特使安南決定辭職事表示，中方對安南辭去聯合特使一職表示遺憾。中方一直以實際行動積極支持和配合安南斡鏇努力。我們理解安南斡鏇工作中的困難，尊重他的決定。自擔任聯合特使以來，安南先生為推動政治解決敘利亞問題發揮了積極和建設性作用，中方對此表示讚賞。安南向中方通報了他的決定，並感謝中方對其斡鏇努力的積極支持。
洪磊表示，中方高度重視敘利亞局勢發展，致力於敘利亞問題的和平、公正和妥善解決。中方認為，從根本上解決敘利亞問題，國際社會還是要堅持政治解決的正確方向。中方對任何有助於推動政治解決敘利亞問題的倡議都持開放態度。中方支持聯合國繼續為推動妥善解決敘利亞問題發揮重要作用。

到訪北大

2015年4月21至22日，聯合國前任秘書長、2001年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科菲·安南基金會主席科菲·安南（KofiAnnan）一行到訪北京大學，展開對北大的訪問和交流活動。安南先生高級顧問拉明·西塞（LaminSise），聯合國秘書長辦公室高級官員溫佐（ZawWin）陪同到訪。
安南此次到訪，是應“北京大學‘大學堂’頂尖學者講學計畫”和“北京論壇系列高端演講”的邀請，與師生座談並發表演講。北京大學“大學堂”頂尖學者講學計畫設立於2012年，旨在通過在全球範圍內邀請各領域學術大師來校舉辦講座、開設課程、合作研究等，增強北京大學創建世界一流大學的綜合競爭力。迄今為止，已有包括弗雷德里克·傑姆遜、弗朗西斯·福山、王賡武在內的近20位學者入選。同時，北京論壇系列高端演講圍繞“文明的和諧與共同繁榮”的總主題，近年來已成功舉辦包括喬姆斯基、霍米·巴巴、麥可・桑德爾、傅高義等知名學者在內的演講會。
4月21日上午，北京大學常務副校長柯楊在臨湖軒會見了安南一行。柯楊對安南第三次訪問北大表示熱烈歡迎，她回顧了安南先生與北京大學之間的深厚淵源。早在1998年北大百年華誕之際，安南就曾發來賀信，並委派代表前來祝賀。2004年，首屆北京論壇召開之際，他又委派當時的聯合國副秘書長約瑟夫·里德（JosephReed）攜其賀辭親臨論壇。2006年，安南在他聯合國秘書長任期即將結束前，首次訪問北京大學，當時的演講就曾引起知識界和社會公眾的廣泛討論。2009年，安南又以聯合國基金會董事的身份訪問北大，與北大學者和學生進行了深入交流。柯楊感謝安南此次來訪與北大師生分享他數十年來參與全球治理的經驗和睿智觀察。她還將安南2006年訪問北大時的照片贈送給他作為紀念。
隨後，安南與北京大學學者和學生代表圍繞“世界秩序的幾個要點”（SomeKeyPointsintheWorldOrder）進行座談。座談會由北京大學國際戰略研究院副院長袁明教授主持，國際關係學院院長賈慶國、政府管理學院常務副院長傅軍、公共衛生學院副院長王培玉、非洲研究中心主任李安山、自然保護與社會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呂植以及歷史、法律等領域的學者代表和來自北京大學學生模擬聯合國協會、北京大學學生國際交流協會的學生代表參加了座談會。
座談會上，安南首先從個人經歷出發，談到近年來世界面臨的巨變以及聯合國為應對挑戰而所作的努力。與會教授隨後結合自己的研究領域和興趣，分享了他們對當前世界秩序的看法，同時與安南展開廣泛而深入的探討，涵蓋了全球治理機制的改善、中國在構建新秩序中的角色、非洲發展的前景、極端主義威脅的應對、青年領導力的培養等議題。安南結合自己在聯合國工作多年的豐富經驗，以及卸任後調解國際爭端的經歷，對這些問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與建議，強調了各國政府提升自身能力、加強國際多維度合作的重要性與必要性。同時他也表示，目前解決這些問題還存在著諸多困難，有待國際社會更多的合作與努力。最後，作為未來世界秩序的塑造者，幾位學生代表也發出了自己的聲音，安南回答了學生代表的提問，並表達了對北大青年學子的勉勵和祝福。
4月22日上午，北京大學校務委員會主任朱善璐會見了安南一行。朱善璐歡迎安南再次來到北大，同時感謝聯合國對北京論壇的關心和支持，希望有機會邀請他出席今年北京論壇。安南表示，很榮幸受邀作為“大學堂”頂尖學者講學計畫和北京論壇系列高端演講的嘉賓，他對與北大師生的交流座談印象深刻，學生的提問體現出21世紀青年對於國際事務和人類文明進程的關注和思考。他表示，有機會一定常來北大，也希望北京論壇越辦越好。最後朱善璐代表北京大學向安南贈送聯合國郵政署、北京論壇和中國集郵總公司聯合發行的紀念郵封。
當天下午，北京大學校長林建華在英傑交流中心會見安南，並向其頒發“北京大學‘大學堂’頂尖學者講學計畫”銅牌及證書。隨後，安南作為北京大學“大學堂”頂尖學者講學計畫學者，以及北京論壇系列高端演講嘉賓，在陽光大廳發表了題為“構建更加和諧的世界秩序”（TowardsaMoreHarmoniousWorldOrder）的主題演講。演講會由袁明教授主持，300餘名北大師生到場參加。
在演講前的致辭環節，林建華表示，安南懷著對人類未來命運的關注，重視大學發展與青年成長，並在此過程中，他與北大師生結下了不解之緣。在擔任聯合國秘書長的10年中，安南為消除貧困、制止衝突和促進民主作出的重要的貢獻，值得國際社會感謝和銘記。
演講中，安南首先提到，中國與非洲在古代都有關於“和”的箴言，證明自古以來“和諧”對於社會發展的重要性，然而隨著時代的發展，人們常常被對財富和權力的追求迷失了雙眼。和諧社會的構建是一門藝術，在聯合國工作的幾十年中，安南對其中的艱辛有著深刻的體會。他認為，和諧的根基有三：和平與安全、可持續和兼容性的發展以及人權與法治。這三者共同為社會的和諧和繁榮發展奠定基礎。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中國與非洲之間合作與往來日益豐富，雙方都希望世界整體的格局是和平穩定的。最後，安南總結說，當今的世界處於不斷的變化中，財富和權力不再是特定地區的特權，無論是國家、地區和機構都應該適應這種變化。中國的改革開放使其在國際事務中重新處於中心的位置，堅持和諧社會構建的三個基礎，中國將會在世界秩序的重建中發揮重要的作用。在提問環節，北大的中外學生圍繞氣候變化與技術轉移、維和行動的得失等關心的問題，與安南進行了熱烈的交流。
據悉，在此次訪華行程中，安南還出席了他的兩本著作中譯本的新書發布會，分別是《安南回憶錄——干預：戰爭與和平中的一生》及《安南演講集：我們人民：面向21世紀的聯合國》，並接受了央視國際頻道“對話”欄目的專訪。

聯合國歷任秘書長

任次	姓名	照片	國籍	任期	備註
1	特里格夫·賴伊	特里格夫·賴伊	挪威	1946年2月至1952年11月10日	1946年2月1日當選為聯合國首任秘書長。1951年連任，後因支持聯合國對韓戰進行軍事干涉，被迫於1952年11月10日辭去聯合國秘書長職務。
2	達格·哈馬舍爾德	達格·哈馬舍爾德	瑞典	1953年4月10日至1961年9月18日	1961年9月在非洲不幸飛機失事罹難。
3	吳丹	吳丹	緬甸	1962年11月3日至1972年12月31日	1961年9月，哈馬舍爾德因飛機失事身亡後，11月3日，吳丹出任聯合國代理秘書長；1962年11月30日，他當選為聯合國第三任秘書長，1966年連任；1972年1月1日任期屆滿後退休。
4	庫爾特·瓦爾德海姆	庫爾特·瓦爾德海姆	奧地利	1972年1月1日至1981年12月31日
5	哈維爾·佩雷斯·德奎利亞爾	哈維爾·佩雷斯·德奎利亞爾	秘魯	1982年1月1日至1991年12月31日
6	布特羅斯·布特羅斯·加利	布特羅斯·布特羅斯·加利	埃及	1992年1月至1996年12月31日
7	科菲·安南	科菲·安南	加納	1997年1月1日至2006年2月31日
8	潘基文	潘基文	韓國	2007年1月1日—
註：聯合國秘書長的任期為五年，可以連任。秘書長可以根據工作需要，任命若干名副秘書長，協助其工作。英國人格拉德溫·傑布於1945年至1946年在聯合國初創階段擔任過代理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