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秉[秉，讀音作bǐng(ㄅㄧㄥˇ)]姓氏源流
源流一
源於姬姓，出自周王朝乃至春秋時期司炳，屬於以官職稱謂為氏。在典籍《周禮·天官》中，稱其為“炳儀”、後世文獻中有稱為“秉儀”者，專門在黃昏後點亮和保管宮內火燭，如同唐朝時期內宮的秉燭司，歸由皇后管轄。司炳在春秋戰國時期是重要的諸侯國內宮大夫，同時兼管左右給事、宣傳啟奏。到唐、宋、金諸朝，還負責管理宮廷內部的經籍紙筆、珠寶首飾玩器財貨等事務。在司炳的後裔子孫中，有以先祖官職稱謂為姓氏者，稱司炳氏、秉儀氏，後省文簡改為單姓炳氏、或秉氏，世代相傳至今。
源流二
源於羋姓，出自春秋時期楚國大夫之後裔，屬於以先祖官職稱謂為氏。據史籍《姓觿》引《姓考》記載：“秉姓，楚大夫之後。”春秋時期，楚國公族有大夫專職執圭，即執掌權圭，亦稱秉圭。圭，古代帝王或諸侯在舉行典禮時拿的一種玉器，上圓(或劍頭形)下方，在典籍《說文解字》中注釋：“圭，瑞玉也。上圓下方。公執桓圭，九寸；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皆七寸；子執谷璧，男執蒲璧，皆五寸。以封諸矦。從重土。楚爵有執圭。”諸侯君主者，方有周王朝賜予的圭，其地位僅次於後來的君王之璽，高於兵權之虎符，執圭者代王執權，為諸侯君主最緊要的心腹重臣。楚國的官職爵位中有“執圭”一職，其俗稱“秉圭大夫”，在其後裔子孫中，有以先祖官職稱謂為姓氏者，稱秉圭氏，後省文簡改為單姓秉氏、執氏、圭氏等，皆世代相傳至今。
註：
該支秉氏到底出自哪一位楚國大夫，有待進一步考證。
源流三
源於姬姓，出自春秋時期晉國大夫邴豫的封地，屬於以封邑名稱為氏。邴，是春秋早期的一個城邑，其故城原址在今河南省成武縣，後來晉國的大夫邴豫封邑在邴，其後代遂用祖先的封邑“邴”作為自己的姓氏。後來也有的人省去邑字旁，以“丙”為姓，稱丙氏；也有人以音訛字，改為秉氏。在古代，“邴”亦作“枋”，為泰山下邑，居此者以為氏。齊國亦有邴邑，而亦有邴氏。在史籍《左傳》中記載有齊國大夫邴意茲，但在史籍《史記》中作則“秉意茲”，可見在古代邴氏亦稱為秉氏。源流四
源於女真族，出自金國時期女官位秉儀，屬於以官職稱謂為氏。秉儀，為金國時期皇后位下之女官，秩八品，屬下有九品丞儀，負責掌管左右給事、宣傳啟奏、經籍紙筆等事務，可入廷事。秉儀的婚配由皇后指定，多配予功臣，許帶秩，即婚後仍享有做秉儀時的官秩(帶薪下嫁)。古女真族歷來尊母，因此，秉儀的後裔子孫中有以先祖母的官職稱謂為姓氏者，漢化稱秉氏，世代相傳至今。
源流五
源於女真族，出自金國時期女官位秉衣，屬於以官職稱謂為氏。秉衣，為金國時期皇后位下之女官，秩九品，屬下有九品奉衣，專職負責掌管皇后、嬪妃等的珠寶、首飾、玩器、財務，秉承擔裁製縑事，即皇后、嬪妃等的服裝設計與製作。同秉儀一樣，秉衣的婚配也由皇后指定，多配予功臣，但不帶秩，即婚後不再享有做秉衣時的官秩(沒的工資帶)。古女真族歷來尊母，因此，秉衣的後裔子孫中有以先祖母的官職稱謂為姓氏者，漢化稱秉氏，世代相傳至今。
源流六
源於官位，出自宋朝時期官位秉義郎，屬於以官職稱謂為氏。宋朝政和二年(公元1112年)，宋徽宗趙佶將“西頭供奉官”改稱“秉義郎”，為內侍省下屬官員。內侍省，是宋朝宦官的總機構，另設入內內侍省以統轄親信宦官。在史籍《宋史·職官六》中介紹：“入內內侍省與內侍省號為前後省，而入內省尤為親近。通侍禁中，役服褻近者，隸入內省。拱侍殿中，備灑掃之職，役使雜品者，隸內侍省。”入內內侍省的宦官職銜有：都都知、都知、副都知、押班、內東頭供奉官、內西頭供奉官、內侍殿頭、內侍高品、內侍高班、內侍黃門等。內侍省宦官職名有：左班都知、副都知；右班都知、副都知；押班，內東頭供奉官、內西頭供奉官；內侍殿頭，內侍高品、內侍高班、內侍黃門等。自供奉官至黃門，以一百八十人為定員。凡內侍初補者，稱為小黃門，經恩遷補者，則為內侍黃門。宦官的高級官稱另有內客典使、延福官使、宣政使、宣慶使、昭宣使等。宋元豐年改制後，改為通侍大夫、正侍大夫、中侍大夫、中亮大夫、中衛大夫、拱衛大夫等。宋朝明令，不準宦官參預政事，故專設官階，使不與士人混淆。授官最高不過“留後”，平日只“供灑掃”。不過，從宋神宗一朝起，又重用宦官。到宋徽宗時，宦官竟執握兵權。
南宋時期，痛感宦官之害，朝廷重申禁令，不許宦官干預朝政，不準兼兵職，不準申請提領外朝官職。如違反規定者，要受到流放兩千里或除名的懲處。與此同時，又規定外戚只準“奉朝請”，坐享富貴，不準預政，不準管軍，不許通宮禁，不許接賓客，不得任文官或“二府”(中書和樞密院)的職務。對於皇后、嬪妃等，宋朝統治者也認識到“賊根本，起皇后閣前”，因此宮禁嚴密，幾乎把她們與外廷隔絕；在輿論上，宣傳“女後不可使預事”，“勿專政於女後”的政策。這些做法都是接受漢、唐以來外戚宦官擅權，擾亂朝政的經驗教訓。“西頭供奉官”，實際上是宋朝時期武階官名。在宋朝時期，軍制將官階分為五十四級，“西頭供奉官”為第四十六階，為從九品；改為“秉義郎”後，官階升至從八品。後有遼國、金國在軍制中仿其制式，亦稱“秉義郎”，不過不是由宦官擔任，而是從軍中抽拔功勳者擔任。
在歷朝歷代秉義郎們的後裔子孫和族人中，皆有以先祖官職稱謂為姓氏者，稱秉氏，世代相傳至今。
源流七
源於滿族，出自明、清之際滿族棟佳氏部落，屬於以先祖名字為氏。據史籍《清朝通志·氏族略·滿洲八旗姓》記載：滿族棟佳氏，亦稱董家氏、董佳氏，滿語為Donggiya Hala，世居董佳城、嘉木湖、嘉哈、哈達等地，後大多冠漢姓為董氏、鄧氏、陳氏。至清軍入關後，棟佳氏後裔滿洲鑲黃旗人陳秉直，在清順治六年授平陰知縣，後漸累官至浙江巡撫，加兵部右侍郎。其後裔子孫中有以先祖名字為姓氏者，漢化稱秉氏。該支秉氏族人中能人倍出，據說其族主要集中在河南地區，在大江南北亦皆有分布。
源流八
源於官位，出自春秋時期官位秉筆，屬於以官職稱謂為氏。秉筆，原為春秋時期晉國的史臣之一，但其不同於史令，而是專職在朝堂之上為君主執筆記雜事，或代筆私函，補史令之缺。其在典籍《國語·晉語》中有記載：“臣以秉筆事君。”宋朝時期，朝廷以秉筆之臣設“秉筆”，但無明確官秩。到了明朝時期，由於開國帝王明太祖朱元璋是放牛出身，文筆甚弱，因此正式設定了“秉筆”一職，由精通文墨的心腹太監擔當，隸屬於內廷司禮監，職為司禮監提督的次輔。司禮監，是明朝內廷管理宦官與宮內事務的“十二監”之一，居內務府“十二監”之首，設有提督、掌印、秉筆、隨堂等一系列太監。提督太監掌督理皇城內一切禮儀、刑名，管理當差、聽事各役。秉筆太監位尊權重，僅次於掌印太監。由於秉筆太監主要任務是將各部大臣奏章、票擬意見呈送皇帝，或將皇帝的批示整理髮還，因此往往在皇帝懈怠國事不理朝政時，多有竊權機會，指揮內、外廷國事形同皇帝；且司禮監管轄著明朝著名的特務機構東廠，積弊為人垢病之事甚伙。在秉筆、秉筆太監的後裔子孫及族人中，多有以先祖官職稱謂為姓氏者，稱秉氏，榮耀一時，世代相傳至今。
源流九
源於姬姓、姜姓，出自春秋時期魯國邴邑，屬於以封邑名稱為氏。在古代，“邴”亦稱作“枋”，原為魯國的泰山下邑。戰國時期，齊國亦有邴邑，實為周敬王姬丐(姬匄)三十六年(魯哀公姬將十年，齊簡公姜壬元年，公元前484年)，齊簡公發動攻擊魯國的“稷曲之戰”後，奪魯之地。因而，後有原魯國住民、以及齊國新貴以地名為姓氏者，稱邴氏。左丘明在《左傳》中記載有個齊國大夫叫“邴意茲”，但後世司馬遷則在《史記》中稱其為“秉意茲”，可見在古代的時候，邴氏亦稱秉氏，“邴”、“秉”二字在姓氏上可通。
源流十
源於其他少數民族，屬於漢化改姓為氏。今苗族、傣族、彝族、侗族、白族、布依族、滿族、蒙古族等少數民族中，均有秉氏族人分布，其來源大多是在唐、宋、元、明、清時期中央政府推行的羈糜政策及改土歸流運動中，流改為漢姓秉氏，世代相傳至今。得姓始祖
邴豫、陳秉直。郡望堂號
郡望
扶風郡：周朝時期即置郡，其時轄地在今陝西省興平、鹹陽一帶地區。漢朝武帝太初元年(丁丑，公元前104年)設定了右扶風，與京兆、左馮翊合為三輔，治所在今陝西省興平市，其時轄地在今陝西省長安縣以西、鳳翔縣一帶。三國時期曹魏政權改其名為扶風郡，治所在隗里(今陝西興平)，其時轄地在今陝西省麟遊縣、乾縣以西，秦嶺以北、山東省平原縣以南一帶的廣大地區。五代時期的後漢政權將其轄地限定在今陝西省鹹陽市一帶地區。西晉時期則移治到池陽(今陝西涇陽)。南北朝時期的北魏王朝再移治到好疇(今陝西乾縣)。隋、唐兩朝，則以今陝西岐州一帶為扶風郡。開封府：古稱大梁、梁、汴，又稱汴梁，簡稱汴，河南省轄市，中國七大古都之一，國務院首批命名的歷史文化名城。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開封素以物華天寶、人傑地靈而著稱，其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不但對中原地區而且對全國曾產生過巨大的影響。遠在新石器時代早期開封一帶就有人類活動。夏王朝(公元前二十一～前十六世紀)，第七世帝杼遷都於老丘(今開封老丘)，直至第十二世胤，歷經六世約一百五十七年。春秋時期(公元前743～前701年)，鄭莊公在開封城南朱仙鎮古城村築“啟封”城。戰國時期(丁巳，公元前364年)，魏惠王從山西安邑遷都今開封市所在地，時稱大梁。秦王政二十五年(丙子，公元前225年)，秦始皇滅魏國，置碭郡，立浚儀(大梁)、啟封兩縣。漢朝景帝元年(乙酉，公元前156年)，因避漢景帝劉啟之諱，改啟封縣為開封縣。南北朝時期，東魏在開封設定梁州。北周滅北齊後改梁州為汴州。唐延和元年(壬子，公元712年)，開封縣治移置汴州城內與浚儀縣同廓。唐天佑四年(丁卯，公元907年)，後梁政權建都開封，升汴州為開封府，號稱東都。後晉、後漢、後周相繼建都開封。(戊戌，公元938年)稱開封為東京。後周顯德七年(庚申，公元960年)，後周禁軍大將趙匡胤發動陳橋兵變，定都開封，建立北宋王朝，開封升為府。北宋時期開封人口曾達一百五十萬，不僅是國內經濟、政治、文化中心，而且是“萬國鹹通”的國際大都市。宋靖康元年(丙午，公元1126年)金國攻陷開封，改開封為汴京。金貞佑二年(甲戌，公元1214年)，金國遷都開封。元朝至元二十八年(辛卯，公元1291年)設河南江北行中書省於開封。明朝洪武十一年(戊午，公元1378年)，朱元璋封第五子朱棣為周王駐藩開封。明朝時期，開封經濟繁榮，號稱“八省通衢”、“勢若兩京”。明崇禎十五年(壬午，公元1642年)，李自成攻打開封，明軍扒開黃河進行防禦，開封城遭道嚴重破壞，城中原三十七萬人口僅剩三萬餘人。清朝時期設開封府，清朝末期開封闢為商埠，民族資本工業興起，先後創辦了機械、兵器、麵粉、火柴、菸草等工廠。民國期間，開封為河南省會。民國三十七年(戊子，公元1948年)10月24日開封被人民解放軍解放，11月6日成立開封特別市人民民主市政府，12月23日改稱開封市人民民主政府。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初期，開封市成為河南省會；1954年10月河南省會遷往鄭州，開封改為省轄市。1982年，開封市被國務院首批命名為“歷史文化名城”。
黔中郡：今貴州黔東南自治州轄地。秦朝時期屬黔中郡和象郡。西漢時期屬武陵郡和牂牁郡。隋朝時期屬牂牁郡、沅陵郡和治安郡。唐朝時期屬黔中道，置有充州、應州、亮州等羈縻州和獎州等經制州。宋朝時期分屬荊湖北路、夔州路和廣南路，置有邛水縣、安夷縣和亮州、古州等羈縻州。元朝時期屬四川行省播州宣慰司和湖廣行省思州宣慰司，置有麻峽縣、黃平府、鎮遠軍民總管府及古州八萬洞民總管府。明朝洪武年間設鎮遠、清浪、銅鼓、五開、偏橋、古州、清平、興隆八衛；明永樂十一年(癸巳，公元1413年)廢思州等宣慰司，置思州、鎮遠、黎平、新化四府，隸屬貴州布政使司；明宣德九年(甲寅，公元1434年)撤新華府併入黎平府；明正統九年(甲子，公元1444年)置施秉、永從二縣；明弘治七年(甲寅，公元1494年)置麻哈州及清平縣，明弘治十一年(戊午，公元1498年)置鎮遠縣；明萬曆二十五年(丁酉，公元1597年)置天柱縣，明萬曆二十八年(庚子，公元1600年)置黃平州。清朝康熙年間，鎮遠、偏橋、清平三衛分別併入鎮遠、施秉、清平縣，興隆衛併入黃平州；清雍正五年(丁未，公元1727年)改五開、銅鼓、清浪三衛，置開泰、錦屏、青溪三縣；清雍正七～十一年(公元1729～1733年)，先後置八寨、丹江、清江、古州、台拱五廳，分屬鎮遠、黎平、都勻三府管轄；清乾隆三十六年(辛卯，公元1771年)置下江廳，隸黎平府。民國二年(癸丑，公元1913年)，改府、州、廳為縣，設鎮遠、施秉、青溪、思縣、邛水、天柱、錦屏、黎平、下江、永從、榕江、丹江、台拱、劍河、黃平、爐山、八寨、麻哈共十八縣；民國三年(甲寅，公元1914年)設黔東道，治鎮遠，領鎮遠、邛水等二十六縣；民國十二年(癸亥，公元1923年)廢道，各縣直屬於省；民國十九年(庚午，公元1930年)，思縣易名岑鞏縣；民國二十年(辛未，公元1931年)麻哈縣更名麻江縣；民國二十四年(乙亥，公元1935年)，全省建立十一個行政督察區，其中第八行政督察區專員公署駐鎮遠，第十行政督察區專員公署駐黎平，後經過民國二十五年(丙子，公元1936年)和民國二十六年(丁丑，公元1937年)兩次調整，原第十行政督察區撤消，原第八行政督察區改為第一行政督察區(仍駐鎮遠)；民國三十年(辛巳，公元1941年)，裁清溪縣併入鎮遠等縣，裁丹江縣，將丹江河以西之地併入八寨縣，八寨縣易名丹寨縣，丹江河以東之地併入台拱縣，台拱縣改名台江縣；民國三十三年(甲申，公元1944年)，以原丹江縣區域建立雷山設定局，民國三十七年(戊子，公元1948年)改雷山設定局為雷山縣。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1950年全省分設八個專區，其中鎮遠專區轄爐山、黃平、餘慶、施秉、鎮遠、雷山、台江、劍河、錦屏、天柱、三穗、岑鞏十二個縣，黎平、從江、榕江、丹寨、麻江五縣屬獨山專區(公元1952年改為都勻專區)。1956年4月18日，國務院以[56]國設司第30號檔案批覆，撤消鎮遠專區，建立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原鎮遠專區的餘慶縣劃歸遵義專區，都勻專區的麻江、丹寨、黎平、從江、榕江五縣劃入黔東南自治州，自治州轄十六個縣，州人民政府駐凱里，7月23日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正式成立。1958年12月調整行政區劃，丹寨、麻江、爐山、雷山四縣合併建凱里縣，台江縣併入劍河縣，從江縣併入榕江縣，施秉縣併入黃平縣，岑鞏縣、三穗縣併入鎮遠縣，天柱縣併入錦屏縣，全州設七個縣。1961年8月和1962年10月，先後恢復天柱、從江、雷山、麻江四縣和施秉、三穗、岑鞏、台江、丹寨五縣建置，自治州仍轄十六個縣。1983年8月，國務院批准撤消凱里縣建立凱里市。自此，黔東南自治州轄一市十五縣。
堂號
扶風堂：以望立堂。開封堂：以望立堂。
黔中堂：以望立堂，亦稱無慮堂。
歷史名人
秉阿爺
秉阿爺：(生卒年待考)，苗族；貴州施秉人。著名中藥“苗祖痔清”傳世人。“苗祖痔清”處方來源於貴州施秉苗族地區，該處方是在長征中參加過飛奪瀘定橋戰鬥的戰鬥英雄、老紅軍吳榮政(公元1915～1973年)在生前奉獻的。當年，吳榮政在長征途中作戰受傷，曾在貴州施秉苗寨養傷，當時痔瘡發作，痛苦不堪。苗寨中一位秉姓的苗阿爺為其將痔瘡治癒，並把祖傳秘方傳授於他。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擔任貴州軍分區副司令員的吳榮政將珍藏幾十年的藥方獻出。經現代高科技手段研製並通過藥理、毒理、臨床驗證，藥監部門批准上市，為了了卻老紅軍的心愿，故名“苗祖痔清”。該處方組方奇特，由麝香、牛黃、三七、冰片、爐甘石、琥珀等名貴中藥組成，君臣佐使，共同起到清熱解毒、消腫止痛、收斂生肌、活血止血的作用。
醫學界認為：“苗祖痔清”中麝香氣芳香、味辛、辛香走竄，具有消腫散結、開竅通絡、祛惡漏腫痛、祛腐生肌之功；能引藥透達，為通利關節之要藥，同時還有清熱解毒之功；爐甘石味甘性溫、收濕斂瘡，用於潰瘍不斂；牛黃苦、甘、涼，具有清熱解毒功效，配合珍珠、冰片以加強君藥作用；三七味甘苦、性溫、散瘀止血、消腫止痛，諸藥相配，共奏清熱解毒、消腫止痛、收斂生肌，用於治療各種類型痔瘡。現代醫學證實，“苗祖痔清”具有清熱解毒、祛腐生肌、活血止血、消腫止痛的功效，適用於治療內痔、外痔、混合痔、肛裂疼痛等疾病。
秉 志
(公元1886～1965年)，滿族，字農山；河南開封人。著名中國動物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秉志於公元1908年畢業於京師大學堂(今北京大學)，翌年赴美國留學。1915年，秉志與留美同仁組織了中國最早的民眾性學術團體“中國科學社”，並刊行中國最早的學術刊物《科學》。1918年獲美國康奈爾大學哲學博士學位。
1920年回國後，秉志決心開創中國的生物學研究。1921年，他在南京高等師範學院創建了我國的第一個生物系；1922年主持成立了我國第一個生物學研究所。歷任南京高師、東南大學、廈門大學、中央大學、復旦大學教授，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靜生生物調查所教授、主任，中國科學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和動物研究所研究員、中國動物學會理事長等職。秉志一生涉足過動物分類學、形態學、生理學、昆蟲學和古動物學等多種領域。他對鯉魚的形態和江豚內臟的解剖分析以及對虎腦的研究產生過廣泛的影響。他曾培養幾十名動物學家，桃李滿天下。秉志的祖父和父親均以教書為生。他自幼隨父讀四書五經、文史詩詞。父親對他在思想品德方面要求嚴格。少時父親的教導對他一生的為人處世影響很深。
1900年，秉志喪父。1902年考入河南大學堂(後改稱河南高等學堂)，學習英文、經學、數學、歷史、地理等，同時仍努力攻讀古文。入學前已是秀才，1903年考中舉人。1904年由河南省政府選送入京師大學堂，四年後畢業。1909年考取第一屆官費留學生，赴美國留學。在北京讀書期間，秉志追求進步潮流，積極參加學生愛國運動，反對帝國主義壓迫，立下“科學救國”的志向。他博覽新書，特別對進化論等著作感興趣。他認為達爾文的學說打破宗教迷信，有利於富國強民。因此，他決定赴美攻讀生物學。到美國後，秉志進入康乃爾大學農學院，在著名昆蟲學家J.G.倪達姆指導下學習和研究昆蟲學。1913年獲學士學位，1918年獲哲學博士學位，是第一位獲得美國博士學位的中國學者。1918～1920年，在美國韋斯特解剖學和生物學研究所，跟著名神經學家H.H.唐納森，從事脊椎動物神經學研究兩年半。當時中國在北洋政府統治下，腐敗落後，根本沒有專門的科學機構。為了創建祖國的科學事業，1914年，秉志在美國與留美同學共同發起組織中國科學社，這是中國最早的民眾性自然科學學術團體。1915年10月25日在美國正式成立，秉志被選為五董事之一，並集資刊行中國最早的學術刊物《科學》雜誌。
1920年回國後，秉志積極從事生物科學的教學、科研和組織領導工作。1921年他在南京高等師範(次年改為東南大學，後改為中央大學)創建了中國第一個生物系，並根據本國情況，編寫了教材。在從事教學工作的同時，1922年他在南京創辦了中國第一個生物學研究機構《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1927年創辦北平靜生生物調查所。當時國家貧窮，經費不足，在極為困難的條件下，秉志以高度的責任感和艱苦奮鬥的精神，領導南北兩所，為開創和發展中國生物科學的研究，作出了歷史性的貢獻。
1920～1937年，秉志歷任南京高等師範、東南大學、廈門大學、中央大學生物系主任、教授，同時擔任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和靜生生物調查所所長兼研究員。這期間，他往返於寧、京、滬等地，一肩雙挑教學與科研兩副擔子。他為中國生物學界培養了大批人才，其中不少人成為有重要貢獻的科學家。同時，他在脊椎動物形態學、神經生理學、動物區系分類學、古生物學等不同領域中進行了大量開拓性的研究，發表近四十篇學術論文，其中相當一部分在學術上有重要創見，在國內外有重要影響。抗戰時期，秉志因夫人患病，困居上海八年。由於當時他在中國學術界頗有名望，敵偽千方百計尋找他，企圖拉他出來工作。他改名翟際潛，蓄鬚“隱居”，堅決不為日偽政府所用。為避敵偽的耳目，他從中國科學社躲到震旦大學，最後躲到友人經營的中藥廠里，但仍孜孜不倦地堅持做學問，完成論著多種。同時，他以“驥千”和“伏櫪”的筆名於報刊發表義正詞嚴的文章，揭露敵人滔天罪行，激勵人民抗戰情緒。在敵人恐怖統治下，秉志敢於以筆作刀槍，英勇鬥爭，不愧為中華民族的硬骨頭。抗戰勝利後，秉志在南京中央大學和上海復旦大學任教，同時在上海中國科學社做研究工作(南京的生物研究所已被日寇燒毀)。他曾任中央研究院評議員，1948年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秉志繼任復旦大學教授至1952年。籌建中國科學院時，周恩來總理曾多次找秉志談話，希望他出任副院長。秉志再三謙讓，周總理終於接受了他的誠意。中國科學院成立後，他先後在水生生物研究所和動物研究所任室主任和研究員，1955年被騁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秉志在水生生物所和動物所主要進行魚類的形態學和生理學的研究。在最後十年中，秉志集中精力對鯉魚形態進行系統深入的研究，寫出專著兩本，充實和加深了魚類生物學的理論基礎。秉志長期堅持業餘研究進化理論，四十多年中頗有心得與創見，發表專著多種。他一貫重視普及科學知識，從1915年開始共寫科普文章四十餘篇，多見於《科學》和《科學畫報》，還有單獨成冊者。秉志具有高度的政治熱忱，他善詩文，經常以詩文表達自己對國內外大事的關注、見解與感受，留下詩作近二百首(內部刊行)，在報刊發表政論性文章十餘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前的未計)。秉志是中國動物學會的發起人和組織者，1934年成立時，被選為會長，後任理事長。他曾是中國科聯常委、中國科協委員、多種全國性學會的理事和委員。秉志一生經歷了清末封建王朝、軍閥混戰和國民黨統治幾個時期，他深知人民江山來之不易，真誠無比地熱愛中華人民共和國。抗美援朝時，他將自己在抗日戰爭前節衣縮食在南京購置的四處房地產全部捐獻給國家，購買飛機大炮。
1949～1965年，秉志曾任全國政協第一次會議特邀代表、華東軍政委員會文教委員、河南省人民政府委員和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第一、二、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
1.建立中國第一個生物系和生物研究所：
1920年，秉志回到祖國，立即滿腔熱情地為開創中國生物科學的教學和研究忘我地工作。
1921年，他在南京高等師範創建了中國第一個生物系。當時南京高師只有農業專修科，秉志教普通動物學。他的教學法，別開生面，富有吸引力和啟發性，使學生對動物學產生濃厚的興趣，以至後來由學農轉學動物學的有半數之多。他當年的學生著名魚類學家伍獻文回憶說：“這不僅是教授法的問題，更重要的是秉老具有科學家的風度和感化力。”秉志在南京高師拚命苦幹，生物系創立後，發展十分迅速。四年後，師生已達八十多人。當時學校無錢購置儀器設備。秉志發動師生動手製作，並節衣縮食、用自己的薪金添置必不可少的實驗設備。有兩個暑假，秉志還帶領學生前往浙江、山東半島沿海，採集標本，供教學和研究之用。秉志十分重視科學研究，他經常說：“教自然科學的人，必須親自動手做自然科學研究工作。”他在從事教學工作的同時，積極進行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的籌建工作。1922年8月18日，中國第一個生物學研究機構在南京成立，秉志被推任所長。初創的研究所條件十分簡陋，由中國科學社(當時已由美國遷至南京)撥出兩間舊房作為所址。社裡每年撥二百四十元辦公費，只夠支付一個事務員的薪水，研究人員均由鄰近大學的教師兼職。他們與秉志一樣不取報酬，利用假期和課餘時間義務工作。秉志多次用自己的薪金為研究所添置必需的儀器。他處處以身作則，忘我工作，在他的感召下，大家都勤奮努力。秉志在南京高師生物系和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倡導和培育了勤儉刻苦、努力好學的優良學風。這在當時學術界是有口皆碑，享有盛譽的。秉志常說：“科學決不辜負苦心鑽研的勤學之人。”日積月累，勤奮結碩果，從1922～1937年，生物研究所取得了出色的成績。除了主要開展形態學和生理學的研究外，還對中國動植物資源進行了大量調查研究，收集了大批標本，積累了寶貴的資料。寫出研究論文達數百篇，主要發表在研究所的專刊上。起初每年出版五十期為一卷，後來動植物分開，單動物部分就年出十期為一卷。斐然的成績，引起國內外學術界的重視。世界各國學術機構前來交換刊物的達六百多處。國內社會團體也紛紛熱情予以資助。其中最突出的是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該會使用的是美國退還的庚子賠款)給生物研究所的撥款增加了二三倍，生物研究所才得以添置儀器及圖書，並增聘了專職研究人員。生物研究所的創辦和發展，充分顯示了秉志的艱苦奮鬥精神和卓越的領導才幹。此外，特別應該提到的是秉志具有強烈的民族自尊心，為了給中國人爭氣，他幾次拒絕了外國人辦的教會大學的重金禮聘。他也不理會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裡那些以“恩賜者”自居的美國董事們的指手劃腳。他以中國人的尊嚴和自信，為開創和發展中國生物科學的研究，做出了卓越的貢獻。
1928年，秉志又創辦了北平靜生生物調查所，以研究動植物分類為主。該所不像南京生物研究所那樣艱辛，開辦時就有尚志學會捐助經費，後又得到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大力資助。圖書設備較好，研究人員也較多，因此研究成果比生物研究所更多。南京高師(抗戰前已是中央大學)生物系和南北兩所，在秉志的領導下，經過十餘年的努力，從無到有，直到具有一定的規模，不僅科研成果豐碩，而且培養出一批生物學的骨幹人才，以後成為教育界和科技界的一支重要力量。因此，秉志被公認是中國近代生物學的開拓者和主要奠基人。
2.在動物科學研究領域取得多方面成就：
作為中國近代動物學的開拓者和主要奠基人，秉志的學識極為廣博，在讀書時期，他從昆蟲學一直學到人體解剖學。從事研究工作又觸類旁通，範圍更廣。他在形態學、生理學、分類學、昆蟲學、古生物學等領域均有重要成就。他生前發表學術論文六十五篇，將其初步分類，計在脊椎動物形態學和生理學方面有二十八篇，其中神經解剖及神經生理學約占半數，昆蟲學及昆蟲生理學七篇，腹足類軟體動物分類學十一篇，動物區系六篇，古生物學十一篇，考古學一篇。由此可見，秉志最擅長形態學和生理學，尤其精於神經解剖和神經生理學。在昆蟲學、古生物學和腹足類分類學的研究方面也很有聲望。
⑴.在昆蟲學研究方面：
1913～1918年，秉志在美國康乃爾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時，從事昆蟲學研究，發表論文3篇，開啟了中國近代昆蟲學研究的先河。他在1915年所發表的第一篇論文《加拿大金桿草上蟲癭內的幾種昆蟲》，是中國人在國外發表的最早的昆蟲學論文。他的博士學位論文《鹹水蠅Ephydra Subopaca Loew的生物學》作為專著發表於康乃爾大學農業實驗站專刊。該論文十分詳細全面地研究了幼蟲棲息於鹹水中的一種蠅類的形態學、生態學，以及生長、變態、越冬等規律，特別觀察和分析了各蟲態的習性、適應性、體色和形態結構對其生存的重要保護性。該文是水生昆蟲學的一項出色的研究成果。這在中國近代科學史上具有重要意義。
⑵.在神經細胞的生長研究方面：
1918～1920年，秉志在美國韋斯特研究所從事脊椎動物神經學研究時，對白鼠及野生黑鼠上頸交感神經節大型神經細胞的生長進行了詳細研究，主要包括大型神經細胞的來源、生長方式、生長過程、形態變化等等，特別著重於大型神經細胞生長與年齡(性成熟)和性別的關係，是很有創見的研究。
⑶.在解剖學研究方面：
秉志具有精湛的解剖技術，二十年代對江豚、虎等脊椎動物進行解剖學和組織學研究，其中江豚內臟的解剖、虎大腦和虎骨骼的研究尤為深入細緻，成績卓著。江豚分布於中國沿海及長江，其內部形態尚未有研究，秉志對江豚的大部分內臟器官進行了解剖和詳細的描述。他的早期學生與助手、著名原生動物學家王家楫回憶道：“我曾親眼看到秉志先生進行江豚腎臟的解剖，他只用很簡單的解剖工具，就把腎臟內的腎小管和血管條分縷析，暴露無遺，使我一目了然。”秉志在虎的大腦研究中，發現虎大腦額區皮層的運動細胞很大，是最突出的特徵，表明與這些細胞有關的肌肉是高度發達的，以滿足其強大力量和食肉活動的需要。對虎骨骼的研究著重描述和測量了與其他食肉動物不同的部分，特別是相對顱腔容積的比較。這些前所未有的研究均提供了非常寶貴的重要資料。
⑷.在大腦皮層的功能研究方面：
秉志對哺乳動物大腦皮層的功能鑽研很深。他對豚鼠、家兔、白鼠等哺乳動物的大腦皮層功能所進行的一系列實驗，重點研究了大腦皮層運動區的定位，以及大腦皮層損傷後的影響，提出了在大腦皮層高度發達和分化的哺乳動物中所存在的普遍規律。此外，他在1937年發表關於哺乳動物大腦皮層功能的綜評，系統介紹了哺乳類各目不同動物的大腦皮層動物中心和感覺中心的發展與系統發生的關係，指出了對各種哺乳動物大腦皮層功能的比較研究的必要性，當時存在的研究空白，以及要全面了解在整個哺乳綱中大腦皮層功能由低級到高級的發展所必須採取的手段，還專門討論了人類大腦皮層的較高的功能中心(如語言、記憶、思想等)。該文內容豐富，是很有啟發性和指導意義的重要文獻。
⑸.在分類區系調查方面：
秉志在1923年發表的《浙江沿海動物採集記》中指出，浙江沿海動物採集是對中國沿海動物調查計畫的一部分。該計畫有四個目的：①研究中國海洋動物區系的分類與分布，②與歐美各博物館交換標本，③為中國院校提供實驗材料，④研究海產食品以促進漁業發展。
二十世紀二十～三十年代初期，秉志對中國沿海和長江流域的動物區系進行了大量調查及分類與分布的研究，收集了大批標本(僅浙江沿海採集的標本就包括八門二十二綱，大小共六千件)，積累了寶貴的資料，出色地完成了他本人所提出的四項任務，為開發中國沿海和長江流域的動物資源奠定了重要基礎。秉志在靜生生物調查所工作時所進行的軟體動物分類學研究，重點是腹足類。腹足類軟體動物在腹部有扁平肉質的足，背部有螺鏇形的殼，如蝸牛、田螺等，貝殼是其重要特徵，秉志主要研究螺類。他在中國沿海、華北、東北、西北、新疆和香港等地區廣泛採集了大量軟體動物標本，鑑定了許多新種。例如，1932年發表的《新疆腹足類軟體動物》，記述了代表三科四屬陸生腹足類的十種，其中半數為新種。
在化石的研究方面，秉志對昆蟲、軟體動物、魚類、龜類的化石進行了大量研究工作，鑑定了許多新科、新屬和新種。他所研究的化石采自山東、熱河、河南、內蒙、周口店、山西、撫順、浙江、新疆等地，包括上新世、漸新世、始新世、白堊紀等時期的標本。他對中國白堊紀昆蟲化石的研究，成績尤為顯著，在國際上具有重要地位。《中國白堊紀之昆蟲化石》一文發表於1928年，報導了屬於蜚蠊目、膜翅目、鞘翅目、襀翅目、雙翅目、蜉蝣目、廣翅目、脈翅目，半翅目的十二個新屬，十三個新種。在那時以前，中國境內的昆蟲化石，發現極少，僅個別外國學者進行過零星記述。秉志對中國白堊紀昆蟲分類與分布的研究，證明中國具有極為豐富的中生代昆蟲區系，並分析了與亞洲其他個別地區昆蟲化石之間的關係，大大地充實了比較空白的中生代昆蟲的研究，在學術上是重大的貢獻。中國土地遼闊，生物資源極為豐富。在二十世紀六、七十年前，由於條件所限，當時中國生物學家對自己的“家底”還很不清楚。然而，外國學者垂涎三尺，不遠萬里到中國進行調查。秉志當時對此情況非常重視。在他的領導下，南北兩所都進行了大量資源調查工作。他本人也在動物和古動物的調查和分類方面付出了艱巨的勞動。
1931年“九一八”事變前夕，有一批日本動物學者突然要到中國四川等地調查動物資源。秉志立即組織力量趕在日本人前面深入四川調查採集。在經費有限、人員不足的情況下，大家發奮努力，又得到當地愛國人士的協助，很快完成任務，滿載而歸，隨即整理髮表了論文。而日本人到了四川，人地生疏，困難重重，甚至有的死在四川。此事使日本人對秉志和生物研究所懷恨在心。1937年南京淪陷後，日寇蓄意報復，把生物研究所的圖書、標本、儀器設備搶掠一空，並把房屋燒為灰燼。秉志在二十世紀二十～三十年代所做的大量研究工作，在各學科的發展史上寫下了重要的篇章，還為以後的研究工作做出了開拓性的貢獻。
3.鯉魚實驗形態學研究獨具特色：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秉志已年逾花甲，黨和國家對科學事業的關懷和重視，使他歡欣鼓舞，工作更加積極。他開始對鯉魚進行系統深入的研究。鯉魚是中國淡水普通魚類之一，有很大的經濟價值，與人民生活和漁業生產有密切關係。同時鯉魚作為一種模式的硬骨魚，是科研和教學的重要材料，在魚類生物學的基礎研究和脊椎動物發生和進化等研究中均有重要意義。然而過去在國內外均無較全面研究的著述。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期，秉志制訂了長期的研究計畫，要對鯉魚的形態學、胚胎學、生理生化、實驗生物學等一一進行研究。可惜在他有生之年僅完成了形態學的研究，出版了《鯉魚解剖》專著，完成了《鯉魚組織》專著的手稿。此外，還發表了近十篇學術論文。這些論著充實和提高了魚類生物學的理論基礎，是科研和教學的重要參考文獻。秉志在鯉魚研究中比較重點的幾個方面是：骨骼肌、神經系統、水靜機制和平衡系統。鯉魚的骨骼肌，過去尚無全面詳確的研究，特別是沒有將形態與功能聯繫起來的研究。秉志對鯉魚骨骼肌的研究力求詳盡與精確，對每一肌肉都經過多次解剖觀察，分析其構造及其與骨骼的關係，並由此推及其功能。鯉魚的骨骼肌共有三百四十四條，除四條是單獨的肌肉外，其餘三百四十條成為一百七十對，在魚體左右兩側對稱排列。秉志按其生理功能，將所有的骨骼肌分為三大類，論證了鯉魚骨骼肌發達的程度，是適應其生活習性和生理需要的結果。
秉志對魚腦的結構、功能與進化鑽研很深，曾發表關於魚腦的綜評，從魚類的進化地位討論魚腦的結構，比較各類魚腦結構的差別，分析魚腦的特點與魚類在自然界生存競爭的關係。對鯉魚神經系統的研究，除以腦部為重點外，還包括腦神經、脊髓、脊神經、交感神經系統、各種感覺器官，秉志均在巨觀和微觀上進行了研究，並結合生理和進化討論了鯉魚神經系統的特徵。若干種硬骨魚的氣鰾、韋氏器官及內耳構成一種機制，對魚體在水中的活動及生理需要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稱為水靜機制。鯉魚的水靜機制特別發達，功能也較完備，但尚無詳細報告。秉志對鯉魚的水靜機制進行了充分研究，不僅從解剖學、組織學詳細精確地研究其各部分的形態結構，而且通過實驗，觀察各部分之間的動態關係，闡明其生理功能和對環境適應的重要性。魚類在水中生活，其平衡能力極為顯著。鯉魚的平衡系統，特別是其神經連索的細節和特點，尚未有專門報導。鯉魚的前後側線神經、前庭神經、延腦中的靜止區、集合區及莫氏神經元、小腦及小腦瓣構成一個總的平衡系統，其中小腦本體與小腦瓣是最高平衡中心。秉志對鯉魚的平衡系統各部分的形態結構進行了細緻的研究，並結合鯉魚的生活習性，通過各項實驗證明平衡系統各部分的功能，它們如何彼此聯繫，合作協調，以及平衡中心如何調節魚體的平衡。
秉志晚年的重大研究成果是完成《鯉魚解剖》和《鯉魚組織》兩本專著。《鯉魚解剖》一書對鯉魚的外部形態及內部各系統各器官的結構，進行了系統和精確的描述，全部是直接觀察的結果。對每一構造進行觀察，都是解剖了很多標本，反覆審核後定稿的。全書以骨骼系統和神經系統兩章最為詳盡。最後一章專門討論了鯉魚形體演化的問題，使讀者不僅可熟悉鯉魚身體內外各部的構造，並可理解鯉魚在自然環境中所居的地位，其形體各部分如何演化到今日的構造，以及將來發展的趨勢。“解剖學不能只講形體構造，應將事實與理論結合，進一步解釋進化程式中的現象。”這是秉志一貫的指導思想，這在他的論著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鯉魚組織》是秉志的遺著，1983年出版。他生前已完成全部手稿及大部分插圖和注釋。他逝世後由研究室全體人員進行整理，增加了不少照片與圖解，特別是補充了一些掃描電鏡的圖片和注釋。全稿整理工作於1966年初完成後，經過秉志的早期學生伍獻文、盧於道、崔之蘭三位教授審核。由於文化大革命，該書未能及時出版。十幾年中，由於研究、教學和生產的需要，有關科研單位、學校和生產部門等常派人到動物研究所手抄原稿。全書包括基本組織和器官組織兩大部分，其中中樞神經系統最為全面詳細，其內容約占全書的三分之一。書中內容與圖片均為直接觀察所得，每一微細結構均經過反覆審核。秉志在進行鯉魚研究時，將自己的工作稱為“實驗形態學”。他把形態結構與生理功能通過各種實驗有機地聯繫起來，並從進化觀點闡明生存競爭、適應環境等問題。這不僅增加了研究的深度和工作的特色，也促進了傳統學科的前進和發展。秉志治學態度十分嚴謹，一絲不苟，對待工作嚴肅認真，極端負責。直到晚年，在實驗過程中仍親自動手，尤其是關鍵性問題，更是反覆試驗。別人做的，也要親自檢查，要求極嚴，任何小問題都不輕易放過。對每項研究，總是做得完整全面，內容充實，才肯整理髮表。他幾十年如一日勤奮努力，埋頭苦幹。他曾說：“我一天不到實驗室做研究工作，就好像缺了什麼似的。”他一直工作到逝世的前一天。
4.培育出一大批中國生物學英才：
秉志在幾十年里為中國生物學界培育了大批人才，其中成長為專家的數十人，直接或間接受過訓練的學生逾千，真是桃李滿天下。中國動物學界許多著名的老專家，都是秉志的學生。由於秉志學識淵博，研究範圍廣泛，所以培養出許多專業不同的學生。以他們從事研究的對象來分，有脊椎動物中的獸類、鳥類、爬行類、兩棲類、魚類，無脊椎動物中的昆蟲、甲殼動物、環形動物、線蟲、扁蟲、原生動物等等。以學科而論，有分類學、形態學、生理學、生物化學、生態學等等。秉志對學生要求很嚴。特別是對年長的、造詣較深的早期學生，更是嚴格要求。他常對他們說：“我這么大年紀還在做呢，你們更要努力啊！”他的許多早期學生，直到古稀之年，仍然難以忘懷當初自己是如何在老師的熱情鼓勵和具體指導下，邁進科學之門，一步步成長起來的；如何在老師以身作則和嚴格要求下，立志艱苦奮鬥，攀登科學高峰的。由於秉志的言傳身教，他的許多學生都秉承了勤奮刻苦，持之以恆的學風，成長為動物學界老一輩的著名專家，成為中國教育界和科技界的一支重要骨幹力量。秉志晚年主持的實驗形態研究室里大多數是青年人。秉志總是滿腔熱情不遺餘力地培養他們。他經常教導青年對待工作必須具備“五心”：決心、信心、恆心、耐心、細心。必須要有不怕困難、不怕麻煩、不怕失敗的“三不怕”精神。這些教導一直銘記在他的學生們的心中。除了專業之外，秉志還十分關心青年的思想進步。他常用今昔對比的方法教育青年珍惜今天，努力工作。他既嚴肅認真，又和藹可親，他諄諄善誘，誨人不倦，為培養科學事業的接班人付出了辛勤的勞動。秉志長期隨身帶著一張卡片，右側寫著“工作六律”：“身體強健、心境乾淨、實驗謹慎、觀察深入、參考廣博、手術精練。”下首為“努力努力、勿懈勿懈。”左側寫著“日省六則”：“心術忠厚、度量寬宏、思想純正、眼光遠大、性情平和、品格清高。”下首為“切記切記、勿違勿違。”這些座右銘正是他一生治學和為人的真實寫照。
1965年2月21日，秉志因病逝世於北京。秉志是中國老一輩科學家的優秀代表，他把自己的一生全部奉獻給了祖國的科學事業，他的業績將永遠留存、閃耀在中國科技史上。
遷徙分布
秉氏是一個多民族、多源流的古老姓氏群體，但在今中國大陸的姓氏排行榜上未列入百家姓前三百位，在台灣省則未被其“內政部”民政總署在公元2005年(台灣地區民國九十四年)2月28日對台閩地區姓氏進行人口普查時統計，多以扶風、開封、黔中為郡望。今貴州省的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施秉縣，河南省的開封市，北京市，重慶市，天津市，江蘇省的揚州市，香港特別行政區，台灣省等地，均有秉氏族人分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