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愛玲祖籍東莞虎門，出生於名門望族之家。曾祖父盧賡揚又名五根，號禮屏，生於道光九年（1829年），是早期赴美華工，也是東莞早期在香港的富商和功蔭港島的慈善家。盧禮屏的啟蒙教育是師從族兄族侄，23歲那年跟隨本鎮南面村陳廷珏、陳高爵二人赴美國挖金，發跡後回鄉即赴港經商。
盧禮屏發跡後，關心鄉土，體憫民生，熱心家鄉公益，扶危濟困，出資修祠堂、修祖墳，又先後捐資助建虎門溥善堂、育嬰堂。光緒四年（1878年）香港淫業日熾，導致內地婦女不斷被拐騙入港，逼良為娼。盧禮屏聯合在港東莞籍諸商家上書港督軒尼詩，多方奔走，促港府制定《華人保良會保護婦女及幼童章程》。成立了保良局，盧禮屏被推舉為首屆總理，保良局“保赤安良”，嚴懲賣淫，救助流離失所，貧病交加者。盧禮屏的善舉，影響深遠，口碑極佳，引領和推動了當時香港整個慈善事業！
百餘年來，盧氏後裔家道興盛，英才輩出。梳理一下盧氏家族的發展脈絡，其間頗有家學淵源。盧紹勛系盧禮屏長子，1884年任香港東華醫院董事局主席，先後捐資家鄉創辦太平醫院及廣州廣濟醫院；次子盧銘勛，1888年中舉，清宣統年間選任為廣東咨議局議員；二兒媳楊秀珊，光緒後期留學美國，是中國早期女西醫；四子盧鼐勛，外交官，曾隨伍廷芳出使美國、墨西哥、秘魯等國；孫，盧寶永，留美法學博士，曾任廣東省高等法院及廣東法科學院教育長；孫，盧寶發，曾先後留學德國柏林大學和美國，是醫學博士和知名的胃鏡專家、上海著名內科醫師。孫女，盧惠卿，是中國女排先驅，1925年挑選為國家女排主力隊員參加在馬尼拉舉行的第七屆遠東運動會；1927年當選中國女排隊長，1934年在燕京大學社會系畢業後兩次赴美留學，先後獲衛斯理大學碩士學位，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孫女，盧季卿，嶺南大學畢業，曾兼任鄧演達英文翻譯，後入讀燕京大學社會系，獲碩士學位，抗戰初期與祝世康參加抗日救國聯共反蔣活動，與中共要人董必武、林伯渠、吳玉章、王若飛等人有交誼。為李濟深等人籌備成立“民革”出力。解放後，先後任宋慶齡秘書、上海盧灣區文化館副館長等職。盧寶賢，盧愛玲之父，1916年畢業於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知名工程師，加拿大中加公民協會副會長，溫哥華耆英會永久名譽會長。
盧愛玲，原名盧淑華，出生於如此顯赫的名門望族之家，從小受到很好的教育薰陶，為她日後的人生觀、價值觀產生了重大影響。
邂逅貝聿銘，良緣一線牽
在人的一生當中，一些重大的事件往往會有其必然性，但也帶有很多偶然性，很多時候職業與愛情都帶有這種傾向。
1935年8月13日，年僅17歲的貝聿銘搭乘美國遠洋班輪“柯立芝總統號”，開始了他的留學生涯，貝聿銘遵照父親貝祖詒的要求參加了牛津大學的考試，但他後來還是違抗了父親的意願，選擇了賓夕法尼亞大學。當時至於選擇什麼職業，去學什麼專業，對於貝聿銘來說顯得有點模糊，但是，痴迷於美國電影的貝聿銘，已經被美國校園電影《大學幽默》所誘惑，美國在遙遠的世界另一邊向貝聿銘召喚。
1938年暑期，在美國留學的貝聿銘赴紐約度假。一天，他去中央火車站接一位華人聯誼會的成員，出人意料的是，當潮水般的人流從車廂中湧向站台的時候，貝聿銘看到朋友從火車裡帶出一位貌若天仙的中國姑娘。一番寒暄之後，貝聿銘知道姑娘叫盧愛玲（後來她按照英文習慣改名為艾琳）①，盧愛玲也知道了貝聿銘在麻省理工學院攻讀建築專業。更巧的是，盧愛玲父親盧寶賢1916年畢業於麻省理工學院，後來不斷發展，成為著名的工程師。
盧愛玲此行赴美，不是來旅遊觀光的，而是要去當時在出身高貴的中國婦女之間名噪一時的名校衛斯里學院（宋慶齡、宋美齡、冰心均是該校畢業生）上學。真是有緣千里能相會，無緣對面不相逢。久居校園，貝聿銘周圍大都是白皮膚，高鼻樑，藍眼睛的女子，早就有了審美疲勞的感覺，現在突然見到光彩照人的盧愛玲，頓時如沐田野清風，不由得雙眼發亮，被盧愛玲高貴的氣質深深地吸引了。於是抱著博得美人芳心的想法，頗顯殷勤地提出要開車送盧愛玲去波士頓。很有個性的盧愛玲不願意搭乘陌生人的汽車，同時以自己已經買好了火車票為由，婉拒了貝聿銘的好意。後來，當貝聿銘得知她乘坐的火車因颶風在哈特福德耽擱時，便打電話逗她，並要求和她約會。
自從與盧愛玲有了一面之緣後，貝聿銘心裡便有點放不下了。衛斯理學院在波士頓西面，相距不遠，於是貝聿銘經常與盧愛玲約會。隨著兩人交往的深入，逐步確立了戀愛關係。這個時期，在美國曆練了幾年的貝聿銘已經具有很明確的求學目標和努力方向。賓州大學以圖畫講解古典建築理論的教學方式使貝聿銘大失所望，經他觀察，感覺距麻省理工校園不到一英里的哈佛建築學院，在不滿古典裝飾藝術風格的學生眼中，已成為最前衛、最進步的學院。當其他學院仍掙扎著企圖擺脫巴黎藝術學院派時，哈佛已全心擁抱所謂新建築。
1940年，貝聿銘在麻省理工學院畢業，麻省理工學院提供他一份獎學金，但是當時歐戰爆發，愛默生院長要求他留在劍橋。貝聿銘接受老師的建議，並在史威工程公司（Stone&Webster）擔任繪圖工作，這家位於波士頓的工程公司，戰時承接的和約包括第一枚核子彈的製作。1941年12月7日，貝聿銘正開著他的雪佛萊車時，車上收音機傳來日軍襲擊珍珠港的訊息。聽到美國將對日宣戰，讓貝聿銘那顆懸著的心放了下來。
這段時間，貝聿銘持續與盧愛玲約會，兩人還曾在暑假裡開車一同去過西部，到丹佛城外的科維拉多礦業找貝聿銘的弟弟貝聿昆。儘管兩人感情日深，但盧愛玲不願在四年學業未完之前結婚，於是貝聿銘只好等到1942年6月20日，也就是盧愛玲在衛斯理學院畢業典禮後的第5天，在紐約水上公寓，建築師威廉·勞倫斯·波斯姆萊的住宅（William Lawrence Bottomley）舉行婚禮，那是美國東北部最富麗的住宅區之一。證婚人是中國駐美國總領事詹姆斯·余。貝聿銘與盧愛玲通過4年多的熱戀，終於牽手結為伉儷，真正寫成了才子配佳人的愛情故事。
戰火阻隔回鄉路，無奈之下入美籍
貝聿銘早在1940年麻省理工學院畢業後，就原本打算回國，但現實迫使他打消了這個念頭。經過1932年“12·8”事變之後，日本對亞洲大陸的陰謀愈來愈狠毒。1937年，上海已陷入全面戰爭。戰事持續，上海已經淪陷，城裡一片死寂。在無情戰火的摧毀下，大樓商廈、銀行飯店均成為一片廢墟。曾經流光溢彩的大上海，出現了滄桑的容顏，步入了風雨飄搖的歲月中。
1942年7月，盧愛玲與貝聿銘度完簡短的蜜月，便重返坎布里奇。愛玲報名參加了哈佛研究生設計院的園林建築項目。一天晚上，在吃晚飯時，愛玲的一位教授催促貝聿銘報名去格羅皮厄斯親自教授的研究生設計室工作，在此之前貝聿銘一直沒有考慮過要進哈佛學習。但是第二天上午，貝聿銘就離家去了哈德納特院長的辦公室，到那時，貝聿銘不得不把這個訊息透露給愛默生院長。
在普林斯頓時，愛玲生下了第一個孩子，取名“定中”。初為人母的勞累與重負，使愛玲放棄了在園林建築方面的學業；但是憑著她敏銳的目光和對人物個性的精明判斷，愛玲成了貝聿銘最親密的顧問，最得力的助手，最難得的知己。在貝聿銘事業成功的背後，正因為站著這個不凡的女人。
有人說，一個男人的品位在於選擇妻子，選擇了什麼樣的妻子就等於選擇了什麼樣的人生，也就決定了你將來的事業成就。俗話說，男怕入錯行，女怕嫁錯郎，男人何嘗不是如此，寫《菜根譚》的洪應明就說過“悍妻詬誶，真不若耳聾也！”大文豪莎士比亞一生寫下了眾多精彩的戲劇，但是他的婚姻觀卻沒有任何浪漫色彩。因為他明悉婚姻道路的艱難，更了解生活會耗損愛情。人活這一輩子，究竟有什麼是我們必須要的？真正需要的就是良好的心態和閒適的心情；比如娶一個好女人，就能賦予一個男人良好的心情，讓他輕裝上陣，只有家庭和睦，心態健康，愛情才能在事業上助人成功。
1945年，日本投降幾個月後，時任中國銀行行長的貝祖詒和財政部長宋子文一起再度來到美國，請求美國務院提供5億美元的貸款，以支撐戰後中國貨幣。貝祖詒在紐約時，醫生在他的肺部查出一塊放射性結核區。貝聿銘夫婦強烈要求父親留在美國接受隔離治療。然而中國內戰爆發，國民黨政府要求他立即回國。在同盟國慶祝太平洋戰爭勝利的同時，蔣介石政府和共產黨軍隊結束抗日統一戰線，開始了內戰。
緊急的政治事件迫使貝祖詒離開了美國，卻讓他的兒子留在了美國這塊安全地帶。貝祖詒信奉孔子的教誨：“千金之子，不死於途”。
1945年初，貝聿銘一家回到坎布里奇，住進校外一套很小的帶花園的公寓，每當聞到花市的芳香，愛玲與聿銘就似乎回到了故鄉園林繽紛的色彩和馥郁的香氣之中。祖國像遙遠的行星引力那樣使他們夢牽魂繞。1946年他們又有了第二個孩子，取名“建中”，從孩子的名字里，不難看出貝聿銘夫婦的報國之志。愛玲與聿銘從來沒有費神去教小定中或小建中說中國話，因為他們一直假設孩子可以回國後再學中文。夫妻倆都一樣，當初到美國求學根本沒想到會留下來。但是後來因為戰事不斷，不得不留下來，留下來似乎是很幸運的，但對盧愛玲夫婦來說，留下來也是很困難的，因為他們的家人在中國，要割斷聯繫是很痛苦的。好在這一時期，貝聿銘在經歷諸多的考驗與磨礪中，開始在建築界嶄露頭角了。愛玲一家搬到紐約兩年之後，她們夫婦生下了第三個孩子，取名山地（譯音）。
20世紀50年代中期，盧愛玲的家庭生活進入了一個嶄新的階段。在過去的十幾年中，盧愛玲和丈夫一直保留著那份日益渺茫回歸中國的期望。自己孩提時代的中國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國內的政治運動接連不斷，作為正常流動的海外關係，已經上升為敏感的政治問題，特別是他的家庭背景和叔叔貝祖元的遭遇和家族財產被沒收。1955年退伍軍人節②那天，貝聿銘和盧愛玲及其他人一起排成縱隊進入紐約波羅廣場。法務部長小赫伯特·布朗諾樂在第二台基後面搭起的平台上，帶領聚集在那裡的10000名移民舉行成為美國公民的宣誓儀式。對於這次經歷貝聿銘與盧愛玲可說是百感交集。
鄉情魂牽夢縈，終於踏上故土
對於海外遊子來說，大陸幾十年的閉關鎖國，已經讓他們頗感無奈。正當遊子們苦苦等待的時候，1971年4月，中國邀請美國桌球隊訪問北京。盧愛玲與丈夫貝聿銘一同意識到，這是一個具有重大影響的信號。聽到訊息後，盧愛玲發現丈夫異常興奮，他在工作室來回走動，激動萬分。他問在場的員工：“你們知道這意味著什麼嗎？這意味兩三年後你們就能去中國啦！”
果然不出所料，1972年2月，理察·尼克森訪問中國。此後不久，美國建築師協會主席麥克斯·厄巴恩說他想去中國，當時很多人都笑了，感到不太可能。
麥克斯·厄巴恩主席還是向中國建築師協會主席發了一封信，當時厄巴恩根本不知道北京是否擁有這樣的機構。但1973年8月，厄巴恩竟然收到了中國政府熱情友好的邀請函。
1974年4月，盧愛玲與丈夫貝聿銘隨代表團一行從香港火車站登上“杜松子酒和奎寧水特快”來到邊境。英國衛兵給他們的護照打上“離境”（departure）的戳記。拿著護照，愛玲內心感慨萬分，面對自己朝思暮想的祖國，現在竟然成了“外籍入境”。代表團順著“去中國”三個手寫體路牌，穿過一道綠色出入口，走過一座橫跨在一條淺水河上的木質鐵路橋，來到了深圳邊境站。那裡站著身穿卡其布中山裝、帽子上綴著紅五角星的年輕衛兵，他們用綠茶和香菸招待美國客人。
因為是隨團出行，所有日程都是事先安排好了的。盧愛玲與丈夫貝聿銘跟隨代表團，在翻譯和政府代表的陪同下，乘坐飛機或火車軟臥包廂走訪了十一個城市。夫妻倆離開故土近40年，這是第一次如此親密地與故土親近。每到一處人們都把美國客人當作要人接待，而且還都有建築師代表團迎接他們（有一次是凌晨3點）。主人照例用茶和香菸招待客人，還說上許多溢美之詞，然後帶客人去參觀當地的學校、幼稚園、住房項目、工廠和公社農場等。
晚上，代表團成員作為政府嘉賓住在為外國人專門準備的賓館中，而且安排在專門的餐廳單獨吃飯。當時，外國人在中國很少見，尤其是在北方地區更是稀奇。盧愛玲記得當時到深陽中心廣場散步，代表團一行不僅有白皮膚、黃頭髮、高鼻樑、藍眼睛的白人，還有像羅伯特·麥迪遜那樣的黑人建築師。人們對他們十分好奇，像是遇到了外星人一樣吸引了成千上萬的圍觀者。但是代表團中最引人注目的還是盧愛玲，當時國內在僵化的意識形態禁錮之下，人們已經習慣強制性的簡樸打扮，把個性的服飾當作不健康的資產階級思想。人們目不轉睛地盯著愛玲看，愛玲確實是高雅迷人，她穿著顏色柔和的老式旗袍，尤其是細心的女人們，她們看到愛玲的外表和舉止時真是目瞪口呆。每到一處，女人們都被愛玲所傾倒，投來的目光不僅僅欣賞，還有羨慕。
愛玲夫婦商量，為了確保代表團能有機會參觀到一般外賓所不能看到的歷史勝地，更多地了解中國悠久的歷史文化，終於讓代表團走進了洛陽郊外已有1500年歷史的佛教石窟，在秦始皇陵墓外面發現的以面朝東的戰鬥隊形埋葬的與真人一般規模的兵馬俑，讓隨行的美國建築師驚嘆。盧愛玲與貝聿銘對語言有良好的感悟力，兩人都能說好幾種中國方言。兩人多次糾正翻譯的失誤，她在大街上與民眾談笑風生，走進呆呆打量他們的人群，用傳統的中國方式和孩子們打招呼，與孩子們的父母握手。
為了見到分別幾十年的叔叔貝祖元，在上海參觀期間，貝聿銘與盧愛玲悄悄從代表團中溜出來，在錦江飯店終於和闊別數十年的叔叔貝祖元見了面。親情血脈在這一瞬間急切地流淌，叔侄倆含淚擁抱，久久不願分開。兩年前在這家飯店，尼克森總統與周恩來總理簽署了《上海公報》，從此，中美之間展開了新的篇章。
賢妻良母，親朋眼裡的女強人
常言道，一個成功男人背後一定站著一個不凡的女人。對於貝氏家族來說，盧愛玲不僅僅是哺育了三男一女的普通母親，而且是一位難得的賢內助，一位大功臣，一位智囊團和得力助手。兒子貝庭中長大後形容母親是“父親的秘密武器”。
盧愛玲幾十年默默做著幕後英雄，助丈夫成功，育兒女成才，無論你翻找報章，還是搜遍網路，關於盧愛玲的記錄均是隻言片語。她低調為人，踏實做事，她是一位行事謹慎的女性。1989年，《名利場》介紹她丈夫時，她拒絕為文章拍照，她覺得煽情炒作，張揚出名毫無好處，一些逢場作戲的恭維與虛名會弄得你心浮氣躁，對個人的事業極為不利。
熟悉中西文化的盧愛玲，與丈夫一樣，沒有被夾擊在兩種文化中間無所適從，而是瀟灑地跨越了文化之間的差異，在獲得新世界的同時保存了原來的世界。當國內發生革命戰爭使她和丈夫滯留在美國後，盧愛玲吸收了西方生活的精華。20世紀70年代，她家搬進東河東岸上游薩頓小區的一所城區住宅，在住宅的布局擺設中，同樣可見中西文化的交融，既有龐大抽象的玩藝兒，也有滑稽的中國工藝品，聿銘與愛玲都崇尚中國舊式家具所代表的生硬的等級秩序，夫妻倆不經意間養成的高雅氣質，明顯帶有歐美特色。當有人問起貝聿銘夫妻哪一部分仍然原封不動保持中國模式時，女兒貝蓮說：“爸爸特別精明。他有著迷人的魅力，使他比我母親更令人費解。母親的思維方式比較西方化，她覺得順眼的人是非常直截了當的，而爸爸很會看人——他的思想總是領先於談話內容，他從不顯山露水，他總是不露聲色地思考……美國給了爸爸發揮才能的條件，使他有機會成名，而他考慮個人和家庭方面問題時仍然非常中國化……我的爸爸媽媽認為我們幾個孩子已經徹底美國化，可他們沒有看到，我們仍然保留著一定的中國特性。”
在盧愛玲夫婦倆的影響下，一家人生活在異國環境中也顯示了中國傳統家庭的那種親密和睦關係。人們可以看到，在卡托那度完周末的貝家人一直在他們最喜愛的義大利或中國餐館用餐，然後他們各奔東西，投入下一周的工作。這樣的生活方式與當今的中國家庭幾乎一模一樣。詩書傳家久，孝悌立根基，這種親密關係充分體現了儒家的孝道。貝家人很少發生口角或在背後互相說三道四，這與典型的美國家庭是截然不同的。一些朋友回憶，愛玲與聿銘一樣，一直人緣甚好，留學期間，與周圍人相處自如，夫婦都擅長交際。布魯意的遺孀康斯頓絲·布羅伊爾說：“愛玲看上去完全是美國女大學生的模樣。她苗條、漂亮、活潑，說話沒有一丁點口音，夫妻倆真是天作之合，過去是，將來也會是。”
盧愛玲，這位祖籍虎門的大家閨秀，不僅完成了簡單的相夫教子，而且擔當起了助推一個家族興盛的重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