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簡介
籍貫
甘揚道是保加利亞人，共產黨員，名字叫揚托·卡內蒂，甘揚道是他的 中國名字。在圖雲關，甘揚道任中國紅十字會救護總隊第三醫療隊隊長。此後，他帶領醫護人員巡迴在湖南、江西、廣西、雲南、貴州等地，開始長達6年的戰地救護工作，曾多次去重慶八路軍辦事處匯報工作，贈送捐款，並在王炳南同志引薦下，見到周恩來。周副主席想安排他們這些外籍醫生到後方醫院工作，但被婉拒了。甘揚道說：“我們繞過大半個地球來到這個陌生國家，就是為了到第一線參加反法西斯戰鬥，為什麼要去後方呢﹖”於是，他們被留在戰區從事救護工作。
生平事跡
甘揚道於1910年2月出生在保加利亞中部卡贊勒克地區的一個農民家庭。原名揚托·卡內蒂，到中國後取名甘揚道。他以一生的兩個重要決定——加入“保衛馬德里”的國際
縱隊和援助中國抗日戰爭——弘揚了救死扶傷、捨生取義的人道情懷。 1936年，西班牙佛朗哥軍隊在義大利和德國政府的武裝支持下，發動內戰，反對剛剛成立的西班牙民選共和國。當年11月，來自54個國家的3.5萬名志願者組成“國際縱隊”，與西班牙人民一起
保衛馬德里，保衛“純潔、帶著微笑和恬靜面容”的共和國。這其中就包括甘揚道和白求恩。1939年，馬德里被攻陷，共和國覆敗。國際縱隊的成員半數以上葬身西班牙低矮的橄欖樹下，而甘揚道等許多倖存者一度被關押。
加入國際縱隊時，甘揚道剛畢業於保加利亞最高學府索非亞大學醫科專業，本可以留在本國做醫生，過安穩日子，但他選擇了另一種生活：翻山越嶺，跋涉數月，來到馬德里，與西班牙人民一起反抗法西斯強權。許多年後，回憶起人生的這一選擇，他這樣說道： “因為那是一個自由的火種，值得用生命去維護。”
1939年，第二次選擇來臨。應“國際醫藥援華會”的招募，甘揚道和其他20餘名醫生護士遠涉重洋，來到中國支援抗日戰爭。
他們在香港受到“保衛中國同盟”主席宋慶齡的接待，之後，到達中國紅十字會救護總隊所在地貴州圖雲觀，和中國醫生混編成若干個醫療隊，甘揚道被任命為第三醫療隊隊長。此後，他帶領醫護人員巡迴在湖南、江西、廣西、雲南、貴州等地，開始了長達六年的戰地救護工作。
甘揚道曾多次去重慶八路軍辦事處，贈送捐款，並見到了周恩來。周想安排他到後方醫院工作，但是甘揚道說：“我們繞過大半個地球來到這個陌生的國家，就是為了到第一線參加反法西斯戰鬥，為什麼要去後方呢？”
醫療隊冒著生命危險到離前線最近的地方開展救護，沿途公路遭到破壞，車輛擁堵難行，醫護人員肩挑馬馱，攜帶沉重的醫療器械四處輾轉，被稱為“流動的醫院”。
數十年後，年邁的甘揚道還記得，當時大家擠在一個破倉庫里，睡夢中只要感覺身上有東西在動，就得立即起來抖掉，否則鼻子或耳朵就會被大耗子咬傷。
比起生活條件來，他們的工作條件更艱苦。沒有病房、沒有手術設備、沒有足夠的醫護人員，更難找到翻譯。甘揚道刻苦學習中文，自己編寫教材，並親自培訓醫護人員。他們還想方設法，自己動手製造醫療設備，研製藥品。比如，他回憶說，用竹子搭起太陽能淋浴槽，讓士兵們一批批去洗澡，然後把他們脫下來的衣服統統塞進大木桶，再將桶架到燒開的鍋上。蒸汽升騰到桶里，衣服里的虱子就成群結隊往外爬，掉到鍋里全部燙死。
在戰爭中，甘揚道慢慢進入了中國文化，他喜歡臭豆腐、京戲和竹子。他說，有時累了、煩了，面對成片的竹林坐坐，心情就會開朗起來。甘揚道還邂逅了畢業於燕京大學護理專業的中國姑娘張蓀芬，並結為夫妻，後生育二子，分別名為保中、保華。
1945年，甘揚道攜妻子回到保加利亞。1946年保加利亞人民共和國成立，甘揚道被任命為普列文軍區主任醫師，並獲頒“共和國勳章”。政府給他分配了“高幹房”，層高和格局都相當好，電梯裡有小凳子，可以在等待的時候稍作休息。
但是好景不長，50年代中後期中蘇關係破裂，屬於蘇聯陣營的保加利亞與中國的關係也陷入低潮。此時，中國經歷和中國妻子，已不會給甘揚道帶來任何榮光。他失去了組織的信任，轉去索非亞醫學院放射科，從此事業波瀾不興。
1989年，中保關係早已恢復正常。甘揚道攜妻子回到中國貴州圖雲觀，緬懷當日戰鬥情景。但隨後，數次經歷革命的甘揚道再次目睹了劇烈的社會變革。
東歐劇變，前蘇聯解體，一個時代結束了。而此時，甘揚道和妻子已經退休，戰士老矣。雖然退休金在索非亞已高於普通水平，但是面對更高的物價，他們的生活非常拮据。從生病到去世的數年裡，甘揚道沒有住院，也請不起人看護，一直由年過八旬的妻子照顧。作為一名國際共產主義戰士，當時惟一一位在世的兼而參加過西班牙內戰和中國抗日戰爭的醫務人員，甘揚道已經慢慢被遺忘。
在甘揚道的葬禮上，中國駐保加利亞大使到場，西班牙和越南大使館也送來了花圈，但保加利亞只有社會黨的地區領導人前來弔唁。關於他的去世，保加利亞大小媒體沒有隻言片語。此後幾天，人們前往他的公寓探望其遺孀的時候，以往意味著特殊地位的電梯已經老舊不堪，即使有小凳子，乘坐上下時也很顛簸，不再舒適了。
中國情
到中國就是要上前線
作為國際援華醫療隊的成員，甘揚道的確是“最後一位在世的外籍醫生”。他參加過反對西班牙佛朗哥政權的“國際縱隊”，曾被關押在法國的古爾德斯集中營。在紅十字會救護總隊工作了6年多，同中國姑娘張蓀女士結為終生伴侶。甘揚道是國際援華醫療隊的歷史見證人，他的經歷，他的事跡，他的中國情感人至深。甘揚道1910年誕生在一個保加利亞的農民家庭，原名Yanto Kaneti（揚·卡內蒂），甘揚道 是他的來中國後才取的名字。卡內蒂改名甘揚道，是他在中國生活的開始，飽含中國情結。他的家境貧寒，從7歲起便在一家乳酪工廠當童工，以微薄的收入補助家用。這個窮學生靠著奮發努力，終於考入了索菲亞大學的醫科，以半工半讀的方式完成了學業。1935年畢業後，應聘為國家醫生，過著安穩、富裕的生活。1936年佛朗哥顛覆西班牙民主政權的事件，激起了歐美各國人民的憤怒，卡內蒂出於義憤，放棄了高薪的職務，遠走巴黎。他從法國偷越國境，翻越高峻的庇里牛斯山進入西班牙，在那裡丟掉了大衣和鞋子，歷盡千辛萬苦，參加了“國際縱隊”。戰爭殘酷地進行著，許多反法西斯戰士倒在血泊之中。國際縱隊寡不敵眾，退出了西班牙，倖存者又翻過庇里牛斯山來到法國，被關押在地中海邊的古爾德斯集中營。
卡內蒂在集中營度過了一年多的鐵窗生活，受盡折磨，深感“正義一方未必成功，暴力有時可能征服精神”。他更加渴望民主、自由，痛恨法西斯，在這裡加入了共產黨。世界形勢使他越來越感到不安，法西斯在歐洲、亞洲發動戰爭，瘋狂奢殺人民。中國的抗日戰爭全面爆發，英國援華醫藥會到集中營招募醫務人員，內卡蒂志願申請加入了國際援華醫療隊。離開集中營後，他去到英國，因為沒有趕上第一批來華隊伍，便與奧地利醫生富華德、德國醫生白爾、羅馬尼亞醫生楊固一起，改乘火車至利物浦，然後搭上“安尼亞斯”號海輪前往中國。
離開了西班牙那個令人傷心的地方，踏上了新的征途，他們4人在船上喜笑言開，遙望那波濤滾滾的海洋，留下了一張珍貴的照片。1939年底到達香港，保衛中國同盟主席宋慶齡設宴招待了他們，晚宴上用多種語言合唱的《國際歌》給他留下深刻難忘的印象。因為粵漢鐵路被日軍封鎖，從越南河內走滇越鐵路又沒有得到法國的簽證，於是在宋慶齡與英國援華醫藥會駐香港代表塞爾福·克拉克夫人的安排下，乘機直飛重慶。
他們翻山越嶺走了4天，來到貴陽圖雲關紅十字會救護總隊。總隊長林可勝博士和醫務部主任榮獨山接見了他們，4人提出了到新四軍去的申請，林總隊長明確答覆“申請不能批准”，但安慰他們說：“也許在以後什麼時間再送你們去新四軍”。後來，他們通過八路軍貴陽辦事處與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取得聯繫，並與王炳南同志成為親密朋友。1942年，王炳南和他的妻子王安娜，在重慶八路軍辦事處與甘揚道和傅拉都一起合影。經王炳南介紹，甘揚道見到了周恩來，甘揚道又提出要去解放區工作的要求，周副主席考慮到全國抗戰的全局，勸他們安心在後方醫院工作。甘揚道心裡很不是滋味，他說：“我們繞過大半個地球來到這個陌生的國家，就是為了到前線參加反法西斯戰鬥，為什麼要去後方呢？”周恩來終於說服了甘揚道，於是留在救護總隊作戰地救護工作。
他換上了灰色的制服，穿上一件棉大衣，與富華德、白爾、楊固在圖雲關救總隊合影，開始漸漸融入中國生活，投身於偉大的抗日戰爭。林總隊長聘甘揚道為“本部顧問”，後來又聘他為“本總隊部衛生勤務指導員”，月薪120元。救護總隊申請給他們辦了護照，可以在“各地從事救護工作”。1941年，救護總隊實行改革，將外籍醫生分配到各戰區服務，甘揚道被任命為第三中隊隊長，經常用馬馱行李到戰地救護傷兵。後來又分配到駐雲南的第十大隊，任012醫務隊隊長，配屬駐安寧的54軍，直到抗戰勝利。甘揚道的聘任書、薪金通知書、工資表格以及他所填寫的表格，現均存貴陽市檔案館。
甘揚道的異國情緣
甘揚道剛到中國時是一個29歲的青年，個子高大，英俊、瀟灑，說話幽默、詼諧，很有情趣，工作又挺出色，可以說是國際援華醫療隊中的“帥哥”。就在救護總隊任職期間，他在圖雲關結識了張蓀女士。張蓀是北京人，原是燕京大學護理系的學生，在國難當頭之際，她獨自一人離家出走，坐船由北京繞道上海至香港，然後從香港經越南海防轉赴昆明，從昆明搭汽車來到貴陽圖雲關。她見到了林總隊長，被分配到預備大隊第八中隊工作，與波蘭醫生戎格曼、羅馬尼亞醫生柯讓道和柯芝蘭在一起。第八中隊調往廣東韶關，他們乘坐一輛裝載器材和藥器的卡車去了廣東，在一間四周都是稻田的破舊小屋住了下來，這就是所謂“戰地醫院”。當她隨小隊長伊寶林到鄉間工作一段時間回到駐地，這個“戰地醫院”已被日機轟炸燒光了。在這裡艱苦地工作了幾個月，1940年底調回圖雲關總部醫務科，常在貴陽開設的門診部為市民服務。就在幽靜的圖雲關認識了來自保加利亞的甘揚道。
張蓀棻正當妙齡，體形嬌小柔美，能歌善舞，不但說一口標準的北京話，而且英語很流利，特別引人注目。有一天，張蓀正領著一群人唱歌，突然發覺歌聲中夾雜著一個極不和諧的男聲。她終於發現，人群中有一個外國人，他跟著學，但發音總不正確，這個人就是甘揚道。張女士溫和地對他說：“我還是先教您學中文吧！中文說對了，歌也就唱好了。”甘揚道滿心高興，於是經常來找張蓀學中文，見面也結結巴巴地說中國話。他們在密林中相會，有一次甘楊道滿懷激情地唱起了一支俄文歌曲《共青團之歌》。當他唱到“再見吧媽媽，別難過，別悲傷”的時候，引起了張蓀的共鳴，兩人都情不自禁地流下了淚。甘揚道問：“您有媽媽嗎？”張蓀說：“她在淪陷的北京。”張蓀反問甘揚道：“您的媽媽呢？”甘揚道回答說：“她在德國法西斯統治下的歐洲。”說到這裡，兩人都陷入了痛苦的沉思之中，然後不約而同地說：“只有打敗法西斯，我們才能回到母親的懷抱。”
相遇、相知、志同道合使他們走得越來越近。在戰時的山城貴陽，他們經常進城看電影、聽京戲，一起吃中國的飯菜，共同語言越來越多。在一個寧靜的夜晚，兩人漫步在林間小道上，月光柔和似水，風兒輕輕吹動。甘揚道突然發問：“您願意跟我去歐洲嗎？”張蓀心知肚知，深知“去歐洲”的含義。面對那摯誠而期待的目光，她毫不猶豫地說：“願意。”一樁異國戀情就在蟲鳴鳥語的密林中的確定了。
1942年，兩人的婚禮在圖雲關舉行，簡單而富有浪漫色彩。洞房花燭夜是在一間茅草房裡度過的，四周堆滿了稻草，只留出一條小小的通道。木板的床，不時發出吱吱啞啞的聲音。老鼠穿堂而過，很害怕它會咬傷人的耳朵。第二年大兒子出生了，坐月時，護理主任周美玉給她送來了一隻老母雞。張蓀感動極了，幾十年後還念念不忘此事，常對人說：“那時在圖雲關哪裡找得到雞啊！真不知她從哪裡弄來了這隻老母雞！”孩子呱呱下地，兩人商量，決定取名“保中”，意在“保衛中國”。
婚後，甘揚道和張蓀帶著嬰兒東奔西走，一起到雲南安寧，甘揚道領導的012醫務隊屬54軍。甘揚道接到通知，準備第二批到印度服務，但因戰局變化沒有啟程，就在安寧一直工作到抗戰勝利。1945年日本宣告投降，他們帶著兩歲的保中，從西南轉向西北，經過新疆的大戈壁，千辛萬苦地回到了保加利亞。回國不久，又生了第二個兒子，取名“保華”。保中和保華，見證了他倆“保衛中華”的戰鬥情誼，讓子子孫孫永遠不會忘記他們在中國的這段光輝的歷程。
甘揚道甘揚道夫婦定居索非亞，又開始了新的生活。甘揚道繼續從事醫務工作，取得了放射專家的資格，在醫學院擔任教授。張蓀也在大學執教，教的是中文，還編纂了一本保加利亞語和漢語對照的字典。為了表彰甘揚道在反法西斯鬥爭中的卓越貢獻，保加利亞政府授予他“共和國勳章”。張蓀編纂的字典，有利於中國和保加利亞文化交流，索非亞大學給她頒發了“藍色勳章”。保中和保華都已成家立業，兒孫都長大成人，還有一個孫女在中國留學，學的是漢語，致力於推動中保文化交流。時間過去了近50年，1994年甘拐道在接受台灣《中國時報》記者採訪談起了許多在中國的往事，談起了貴陽的圖雲關，談起了他和中國的張蓀夫人的羅曼史，談起了中國的京戲，談起了那難忘的歲月。
又過了幾年，新華社記者採訪甘揚道時，他用一口流利的漢語交談，並用一雙溫暖的大手緊握著記者的手說：“我喜歡吃中國的菜，特別是貴陽的，臭豆腐可是好東西，聞起來臭，吃起來香。”
甘揚道非常思念中國，很想回來看看。這個宿願終於在1983年實現了，甘揚道偕妻子張蓀一起訪問中國，外交部黃華同志設宴招待了他們。在北京，他會見了40多年的老朋友王炳南，喜出望外，在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大院裡一起合影，留下了美好的一瞬。甘揚道把他珍藏了幾十年的老照片帶來，捐贈給中國對外友好協會，使我們能形象地了解當年的情景，了解歷史的過程和細節。1989年11月，甘揚道夫婦再次訪問中國，還帶來了大兒子甘保中。中國紅十字會在北京召開了座談會，會上授予甘揚道榮譽稱號。他們一起故地重遊，來到闊別多年的貴陽的圖雲關，在國際援華醫療隊紀念碑前留影，在高田宜墓前獻上鮮花，追憶難忘的歲月，了卻多年想回圖雲關的宿願。
2004年6月16日《參考訊息》發表《參加抗戰的最後一位在世外籍醫生》的時候，這“最後一位在世外籍醫生”離開了人世。享年94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