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簡歷
| 年份 | 王裕齊 |
| 1927-1932年 | 在天津南開中學學習 |
| 1932-1936年 | 在上海交通大學機械工程學院航空門學習 |
| 1936-1941年 | 在南昌（後遷成都）航空機械學校任教官 |
| 1941-1942年 | 在美國丹佛勞萊機場培訓 |
| 1942-1949年 | 任航空研究院兵器組組長，南京空軍總部軍械處處長 |
| 1949-1950年 | 任華東航空工程研究室主任 |
| 1950-1951年 | 任北京空軍工程部軍械工程師 |
| 1951-1956年 | 在航空工業局工作 |
| 1956-1976年 | 任北京航空學院教授，自動控制系特種設備教研室主任 |
| 1976年4月18日 | 病逝於北京 |
主要事跡
童年
王裕齊，1913年7月21日出生於上海市。父親王兼善任北洋政府財政部印刷局官吏，曾被派往英國考察和負責引進印刷貨幣機器設備。因學識淵博，後被聘為北京大學教授，著有物理、化學、植物、礦物、動物等多種中學教科書。王裕齊十歲時，其父母相繼去世，兄弟五人和一個姐姐相依為命。作為兄長他負起了家庭重擔，靠父親遺留的房產為生。早年即讀了一些進步政治刊物以及文史科技等書籍。
學習
1927-1932年他在天津南開中學念書期間，正值日本侵略軍企圖侵占中國，擴大在華的勢力範圍，王裕齊和同學們一起投入了學生抗議鬥爭和遊行示威。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使他認清了日本侵略軍的面目。他對南京國民政府採取不抵抗政策不滿，又對當時國際組織派來的聯合調查團攝於日本勢力顯得無能為力十分氣憤。
1932年王裕齊在天津南開中學畢業後，考入上海交通大學機械工程學院航空門。由於他為人正直、勤奮好學，被選為班長。他接近班上的進步同學徐昌裕（後任航空工業部副部長）、許錫纘（後任航空工業部外事局副局長），並成為同窗好友，參加了由徐昌裕組織的讀書會等組織和抗日示威遊行。
1936年8月王裕齊從上海交通大學畢業，與徐昌裕、許錫纘等一起分配到南昌航空機械學校。在入校後的軍訓期間，他們因不滿軍訓管理，曾集體拒絕參加軍訓聽講活動而受到教官的個別查問。當教官查問王裕齊，是誰讓你不參加聽訓時，他理直氣壯地回答說：“是我自己不願參加，如今後還是這樣做，我還會不參加！”表現出他剛正不阿、不誣陷他人的品質。同年11月，日本侵略軍進攻綏遠省，北平、上海青年學生掀起了龐大的募捐活動，王裕齊積極參加地下黨外圍組織成員徐昌裕等發起的募捐，並在廣東、四川的入伍生中進行募捐活動。
1937年6月，經航空機械學校軍事訓練和業務訓練後，王裕齊留校擔任基礎課教官。1938年10月航空機械學校遷往成都。當時成都市文化界抗日救亡協會自然科學小組是以該校地下黨成員許錫纘為骨幹組成的。他們通過編輯出版《抗戰科學》，把王裕齊等人團結在周圍，先後出版了13期，王裕齊積極撰稿，在宣傳抗日方面做了不少有益工作。
訓練
1941年8月王裕齊赴美國西部丹佛城勞萊機場接受軍械設備的訓練。開闊了眼界，學到了專業知識，尤其是在空中瞄準具方面打下了堅實的基礎。與此同時他還親身感受到美國的種族歧視和美國軍隊內腐朽作風，對此十分厭惡。
1942年9月，王裕齊回國被分配在航空研究院任兵器組組長，他翻譯了大量軍械方面的專利，編寫了手冊，並親自動手製作了模型、試驗裝置和設備。其間於1946年曾調南京空軍總部任軍械處處長，因看不慣官場中阿諛奉承的作風，曾多次申請調職。於1948年1月又調回航空研究院。由於航空研究院集中一大批教學和研究人員，政治空氣比較自由，可隨意收聽和討論新華社電台廣播的內容，因而王裕齊對解放戰爭的形勢，對中國共產黨、毛澤東主席都有了初步的了解。由於當時國民黨在大陸的統治已搖搖欲墜，研究院籠罩著一片惶惶不安的氣氛，已無法開展研究工作，王裕齊企盼著能早日解放。
人物
1949年，人民解放軍渡江前夕，革命形勢發展很快。惶惶不可終日的南京國民政府正醞釀逃往台灣，在南昌航空研究院工作的王裕齊等一批高級航空工程技術人員也被集中至上海。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空軍內部的地下黨已了解到這批高級航空工程技術人員中，有不少人員是不願追隨國民黨去台灣的，而且其中有些人如王裕齊等早已與我地下黨有聯繫，並曾參加過我地下黨的外圍組織活動，就由地下黨支部書記李揚群以原中央大學航空工程系同學的身份，與王裕齊等取得了秘密聯繫。
在接受了地下黨的授意後，王裕齊對在滬集中的航空研究院人員分別做了細緻的工作，說明這次棄暗投明行動是關係到個人安危和前途的大事，要每個人慎重考慮，表明態度。由於王裕齊是國民黨空軍里比較有名氣的軍械專家，他的這一進步行動有很大的動員作用，影響了他的部下和親友以及一部分工程技術人員，經動員共留下20多人。這批人被地下黨秘密地轉移到王裕齊的老同學、地下黨員許錫纘家中，王裕齊為新中國航空建設事業保存了一批急需的高級航空工程技術人員做出了貢獻，也實現了棄暗投明，迎接解放的心愿。
參與研究
參加鬥爭
上海解放前夕，地下黨決定將這批航空技術人員全部留在上海，參加護場（飛機場）、護庫的鬥爭。王裕齊等都高興地戴上了地下黨發給的人民保全隊的紅臂章，以新的姿態投入了護衛航空資產的鬥爭行列，他們還俘獲一輛敵裝甲車。有力地配合了我解放軍奪取蘇州河的戰鬥。1949年5月27日這一天，終於迎來了上海的解放。6月中旬，上海軍管會將王裕齊等原國民黨空軍技術人員近20人集中籌建華東航空工程研究室。當時周恩來副主席對華東航空工程研究室及這批航空技術人員十分關心，曾對華東軍區粟裕副司令員說：“這批人才是中國航空工程的技術專家，要很好地使用他們，有計畫地發揮他們的作用”。
為了貫徹周副主席的指示，粟裕副司令員還指示航空處專門為他們舉行了歡迎宴會。粟裕副司令員到會講了話，王裕齊代表工程技術人員表了態，懇切地要求立即參加工作和學習，特別是建議學習政治，改造舊的世界觀，樹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思想。同年9月，華東航空處所屬航空工程研究室成立，王裕齊任主任。當時黨和政府明確提出航空工程研究室是航空處的特殊編制，對待這批國民黨空軍中的中、高級技術人員應按中、高級知識分子待遇，並要求充分發揮他們的專業特長，對他們予以信任。這些政策和措施，給王裕齊以很大的鼓舞，他當時表示：“只有跟著共產黨走，才是中國唯一的出路，我憧憬著社會主義遠景，我要為人民服務。”
工作學習
航空工程研究室成立後，王裕齊在上級和黨組織領導下，和全室人員一起迅速投入了工作和學習，熱情很高，積極主動地完成了組織交給的各項任務。他調查了國民黨空軍航空工業的情況，並編寫了《偽空軍航空工業概況》的報告；草擬新中國航空工業工廠的建廠計畫；編寫教材、資料以配合部隊作戰訓練；及時清理了江灣場的大批炸彈，以供噴氣戰鬥機急迫駐防使用；配合防空與作戰需要，協助搶修和擴建上海、福建等地的軍用機場等。搶修和擴建軍用機場的任務十分艱巨，王裕齊帶領全室人員冒著敵機騷擾及惡劣氣候的影響，克服施工條件差及環境艱苦等困難，日夜奮戰，歷時約一年，勝利地完成了全部機場的修建任務。各大機場的迅速修建，人民空軍的進駐，有力地回擊了國民黨空軍的來犯，保衛了人民的安全。
軍械工程師
1950年10月王裕齊由華東航空工程研究室奉調至北京軍委空軍工程部修理處工作，任軍械工程師。到空軍工程部後，王裕齊和其他同志籌備成立了一個試驗室，並參與了昝凌領導試製當時十分急需的“電子閃光測速儀”。在資料缺乏，設備非常簡陋的情況下，經過一年多的辛勤勞動，終於試製成功，經中國科學院鑑定合格後，生產了50台供各航空工廠套用，解決了當時急需的陀螺和感測器轉速測試的關鍵設備。在新中國的航空工業初創時期，技術力量薄弱，修理和生產中的問題不斷發生，不能得到及時解決，日積月累成了“老大難”關鍵，王裕齊經常被派往各工廠幫助解決技術關鍵難題。
在接受任務時，他從不推委，那時他已患有類風濕性關節炎，有時因任務緊迫，寒冬季節，照樣在東北各地工廠出差，他認為這是黨和人民對他的最大信任，也是自己真正為祖國和人民服務的機會。有一段時間王裕齊被派往瀋陽飛機廠軍械車間協助他們學習和修理蘇聯航空用射擊和轟炸瞄準具，憑他豐富的實際經驗和紮實的理論基礎，很快使工廠技術人員和工人在使用和維修複雜的蘇聯瞄準具方面過了關。王裕齊的工作熱情給了他們良好的印象。他還結合工作翻譯了蘇聯的《光電式陀螺儀平衡器》並編寫出版了《真空管式投彈控制器》等書籍。
講課特點
1951年6月，他調到剛成立的航空工業局工作。1953年航空工業局就電子閃光測速儀的研製成功，發給王裕齊獎金並頒發了獎狀。當時他即將獎金捐獻給了抗美援朝事業。
1955年，北京航空學院成立了航空軍械設備專業，當時聘請了多名蘇聯專家來講課，但複雜的航空瞄準具卻沒有人能夠勝任，由於王裕齊在瞄準具方面的學識和經驗，學校聘請王裕齊來北航執教。到校後，王裕齊及時編寫出了“空中射擊瞄準具”和“轟炸瞄準裝置”等講義，他備課認真，講授生動，對待學生熱情，頗受學生和研究生們的歡迎，很多部隊同行也經常來聽課，他的淵博學識和豐富的實際經驗連該專業的蘇聯專家都極為欣賞。所培養的幾屆航空軍械裝置的畢業生後來都成為國內飛機工廠軍械部門的技術骨幹或領導幹部，業務質量普遍反映良好。1956年王裕齊調入北京航空學院任教授並擔任自動控制系特種設備教研室主任。1959 年王裕齊帶領一批學生下廠參加南昌飛機廠強5型飛機研製，歷時半年，他為工廠在強5型機上配裝的轟炸瞄準具做了大量工作。之後又參加了對某型空一空飛彈的殘骸進行了分析，特別針對太陽對引信的作用作了深入研究，為中國後來自行設計此類飛彈打下了基礎。
1960年因科技發展需要成立了“光電自動導引”專業，內容涉及紅外導引和天文導航二個專門化，兩者都需要開設光學系統設計課程，但以往自動控制類專業與光學專業基礎距離相差甚遠，而該專業迫切需要開設“光學系統設計”這門課程，王裕齊主動承擔了這項艱巨任務，憑著他雄厚的基礎和豐富的實際知識，僅用三個月時間，就及時給學生開設出這門課程，而且教學效果良好。1962年為了進行陀螺試驗需要研製陀螺試驗轉台，這是一種高精度試驗設備，為提高測試設備精度，王裕齊提出採用一種光電測試技術，需要用頭髮那么細的絲對光線的遮隔。從而通過光電信號的變化來獲得對速度的測試。在同志們共同努力下，經過艱辛的勞動，克服了不少技術難關，終於獲得成功並得到了套用。
1965年為了天文導航的科研需要，在短短三個月時間內，他和另一位同志按當時獲得的一份國外最新資料，合作編譯了20多萬字的《天文導航》一書。為編譯這份當時國內唯一詳細介紹天文導航的資料，王裕齊每天工作到深夜，按時完成了任務，這本書直到現在還具有重要參考價值，1966年該書由國防工業出版社出版。為了當時所在研究室工會開展民眾文娛活動需要，王裕齊將出版該書的稿費全部捐贈給了工會，購置了當時還不很普及的電視機供大家使用。
光學設計
1965年，北航開始研製航空航天上有重要套用的導航設備之一星體跟蹤器，王裕齊擔負著光學系統的設計。當時，還沒有電子計算機，採用的是三角追跡方法，王裕齊利用一台手搖計算機對光學系統一條光線一條光線地計算，承受著腿部關節炎的腫痛，每天工作大約十個小時，經過十個月的努力，一套極為複雜的組合式光學系統設計完成了，在星體跟蹤器總體完成後獲得的性能數據測試要較美國在B-52飛機上裝置的MD-1星體跟蹤器的性能還高。
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到來，給王裕齊以極大的衝擊，邊勞動，邊“交待問題”，長達八九年之久。1975年他在勞動時突然咯血，經檢查已是肺癌晚期，經多方醫治無效，於1976年4月18日去世。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為王裕齊教授落實了政策，肯定了他為黨的教育事業和國防科研做出了積極的貢獻，政治上恢復名譽。
王裕齊為人正直，心胸坦率，作風樸實，待人誠摯，他心中總是想到別人。多少年來，凡有困難找到他時，他總是熱忱相助，從不推委，有時還不辭辛勞各處奔波。
他熱愛祖國，熱愛中國共產黨，熱愛社會主義，熱愛中國的航空事業，他把自己的專長無私地奉獻給祖國和人民，他為新中國的航空事業竭盡全力，貢獻了身與心。他兢兢業業，埋頭苦幹，數十年如一日，他以自己的一生證明他在解放初曾向黨表明過的心聲：“只有跟著共產黨走，才是中國的唯一出路，我憧憬著社會主義遠景，我要為人民服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