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歷程
浙江精神，就是浙江發展的動力，是充滿地域文化個性與特色和特有的價值取向。
2005年，浙江又把浙江精神再次提煉為12個字：“求真務實、誠信和諧、開放圖強”。浙江省社科院哲學研究所所長滕復：新的浙江精神有了新的內容和內涵，它兼顧了浙江各地的地方精神的個性和差異性，也展現了浙江對現代精神的追求。浙江精神在與時俱進中必須正視過去的問題，浙江的發展在某種程度上得益於重功利、講實效的傳統，但是功利主義已不適應現代社會，如今浙江人提倡的是科學發展、公平正義、和諧有序。浙江精神表現在：良好的文化基因、早發的市場經濟教育、不事張揚的個性等；在未來進程中，浙江精神應該是更加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以人為本”精神，應是浙江精神最根本、最核心之所在。
2016年，在“G20杭州峰會”結束之際，習近平總書記對“浙江精神”的概括：“乾在實處、走在前列、勇立潮頭”。
文化底蘊
歷史傳承
“民族精神是一個民族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精神支撐。”浙江精神作為中華民族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浙江人民在千百年來的奮鬥發展中孕育出來的寶貴財富，世代傳衍，歷久彌新，始終激勵著浙江人民勵精圖治，開拓創業，顯示出強大的生命力和創造力。新時期新階段，我們站在一個新的歷史起點上，必須與時俱進地豐富發展浙江精神，進一步激發浙江人民的創造熱情，開闢更加和諧美好的未來。
滄海變桑田七千年探索求真務實之路
浙江省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所長滕復將記者帶入了這樣一幅歷史畫面：大約在7000年前，大海對浙江的最後一次入侵達到最高峰，浙江沿海平原的絕大部分區域成為一片汪洋。
很難想像，浙江先民是以怎樣的意志，在這惡劣的生存環境中創造“滄海桑田”的奇蹟，在一片鹽鹼的灘涂和沼澤窪地上，逐漸開闢出可耕種的水田，開墾出富饒的平原。河姆渡等地的考古發掘表明，當時的越民族已經能夠建造木結構房屋，在地勢高燥處定居，並將生產方式由漁獵轉為稻作農業。
“長期身處逆境的奮鬥經歷，讓‘古浙江人’形成了獨特的思想和品格。”滕復說，具有7000年悠久歷史的浙江文化，深刻地展現了浙江人民獨有的生命品質、價值觀念和人文風采，其中，“求真、務實”是與時俱進的“浙江精神”中最重要和最有個性的部分。由於浙江先民首先要解決的就是生存問題，他們必須吃苦耐勞、務實開拓，才能贏得生的希望。
浙江大學人文學院教授何俊指出，求真務實、強調主體自覺的理性思維，不僅體現在浙江先民的生產實踐中，而且集中反映在浙江學者的學術成就中。
早在東漢，王充就對當時散布虛妄迷信的讖緯之學、虛論惑眾的經學之風，給予了嚴厲的批判。他提出“疾虛妄”、“重效驗”，主張認識必須以事實為對象，同時以效驗來證明，做到“訂其真偽，辯其虛實”，使主觀認識與客觀事實相符合。
南宋時，浙中金華成了全國的學術中心。幾次大的移民潮帶來了大量的外來文化和思想，但浙江學者不迷信權威和經典，總是結合生活現實提出自己的觀點，宏揚“求真、獨立”的科學精神。
永嘉學派代表人物葉適曾說：“物之所在，道則在焉。”他指出，必須從具體事物中總結出規律和原則來。永康學派同樣強調學術的目的在於經世致用，需要總結歷史經驗，探討有關國計民生的實用之學。其代表人物陳亮就主張從實踐的結果看待是非，判定能否，“人才以用而見其能夠，安坐而能者，不足恃也；兵食以用而見其盈虛，安坐而盈者，不足恃也。”
明代，王陽明創立陽明心學，鼓勵人們擺脫理學的束縛和教條的蒙昧性，主張知行合一，對主體精神和人的自我意識大加肯定，再次彰顯了浙江精神中務實、自覺的理性。此後，黃宗羲以其樸素科學性和民主性的思想，成為明清之際思想解放的最重要代表。近代龔自珍“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呼籲，馬一浮“默然不語，其聲如雷”的諍言，都可以看出浙江學人一以貫之的“求真務實”的文化基因。
“高帆斜掛夕陽色，忽櫓不聞人語聲。”南宋詩人陸游用詩歌記錄了古代浙江人的實幹精神，只見“忽櫓”，“不聞人語”，正是反對空言說教、注重社會實踐的生動體現。“低調行事，講求實效”，源自先人不斷的積累和申發，卻讓浙江人世代受益。
兼容與並蓄以開放心態應對創新挑戰
何俊在訪談中指出，浙江歷史文化的發展既是浙江人在獨特的地理環境、生產生活方式下的傳承與豐富，也是一個不斷接受外來文化影響的過程。面對中原文化的強勢影響，浙江人必須在開放的過程中學會與強者共舞，因此，自主創新曆來是浙江文化界的一個重要命題。
滕復也認為，浙江精神中融入了大量中原文化的因子，但同時又保持浙江文化固有的特色，呈現“兼容並蓄”的特色。他告訴記者，浙江精神的開放性，不僅表現在“引進來”，更明顯地表現在“走出去”。
由於生存環境的惡劣和人口壓力的漸增，一部分古越族人順著季風、沿著海流，向日本列島和南洋列島等地遷移，這就是《越絕書》中提到“內越”和“外越”的由來。越族數千年不斷向外遷徙，使得包括中國南方在內的整個東亞和南亞，都受到古越文化的影響。
唐宋以後，浙江已然成為東亞文化的集散地。何俊介紹說，日本東京大學日前啟動了一個計畫歷時5年、投入近1億元人民幣的項目，研究宋代以後寧波在東亞文化交流中起到的樞紐作用。這也說明，宋代以後，浙江精神是在開放式的環境中培育和發展起來的，對內吸納內陸文化、對外吸納海洋文化。
到了近代，浙江人的開放精神仍然讓人印象深刻。上海甫一開埠，就有大量船員、木匠、洗衣工等來自寧波的勞務人員來到滬上。最為稱道的就是奉幫裁縫，他們發奮圖強，執上海服裝業牛耳，做出了中國第一套西裝和第一套中山裝。
勇於“走出去”的精神，在早期是浙江人為改善生存環境而作出的現實選擇，在後來則造就了浙江精神中日益濃厚的“兼容並蓄”的開放態度。眾多的僑民、僑鄉，使得浙江具有了更多利用“拿來主義”的機會。特別是黨的改革開放政策，為走南闖北的浙江人提供了創新創業的廣闊舞台，讓浙江經濟發展寫下了眾多“全國第一”：發放個體工商執照、建設新型農民城、建設城鎮專業市場……
歷史啟示我們，“開放創新”的文化因子，與“求真務實”一起，構成了當代浙江精神中最為核心的部分，這也是未來浙江社會能否成為中國自主創新能力最強地區的關鍵所在。
自強而不失溫和
和諧精神映襯人生情懷
“哪裡都有浙江人”，在歷史發展的過程中，浙江先人臥薪嘗膽、勵志奮發、“三過家門而不入”的自強精神得到發揚和繼承，浙江人似乎從不為困難和逆境所折服。專家同時指出，浙江精神中具有自強而不失溫和的文化因子，造就了和衷共濟、天人合一、人我共生的人生情懷和精神品質。
總體而言，浙江在歷史上一直屬於社會較為穩定的地區，人們性情較為溫和，善於接納外來族群，注重社會共同體的建設。無論是歷代西湖的疏浚，還是各地水利設施的建設，都反映出人們在建設社會共同體時的積極心態，政府和民間有著良好的互動。
何俊說，因地制宜是浙江人面對環境時的基本態度。歷史上，長興人就探索出建設實用小型堤壩的方法，既可以在洪水期間起到蓄洪作用，平時又可用於灌溉，村與村之間在水利設施的維護方面體現出良好的合作。這樣的例子可謂俯拾皆是。
尤為難得的是，浙江歷史上就具有貧富間相互扶持的傳統，仁愛、和諧的氛圍十分濃郁。世稱“陶朱公”、被尊奉為中華商主的范蠡，在19年經商中三次賺得千金財富，並將之“分散於貧交疏困弟”，實現了“人富而仁義附”的境界。他的善舉，可謂是浙商致力於慈善事業的發端。
滕復將浦江鄭義門視為浙江精神中“和諧因子”的典型凝結點。鄭氏家族合居共炊長達15世，歷宋、元、明三朝，長達330餘年，以孝義持家，名冠天下，“江南第一家”的美名持續至今，仍然是浙江人主張“人我共生”的典例。
浙江精神中蘊涵的人與環境、人與人和諧共存的文化因子，映襯出浙江人美麗的人生情懷。當我們觀賞河姆渡原始藝術中馴服的豬羊、敏捷的飛鳥、顆粒飽滿的稻穗、光輝奪目的太陽等紋飾、雕刻時，不難感受到先人熱愛自然、讚美自然的情愫。白蛇傳中人妖感人的愛情，梁祝故事裡化蝶的美幻，無不是這種美好情愫的民間表達。這種情懷，也將成為我們進一步建設和諧社會的文化動因。
義與利雙行
歷史積澱啟迪誠信浙江
“以人為本，注重民生”的文化因子，使得浙江素來具有重商的氛圍。由於自然資源的有限性，通過發展商業來改善百姓的生活品質被浙江人看作社會和諧、國家安定的不拔之基。
東漢的《越絕書》記載，越王詢問國策時，計然建議讓多餘的糧食流通起來，讓商家得利，從而實現富民強兵，由此產生了最早的“農商並舉”的思想萌芽。先秦這種“農末俱利”的觀點，後來演變為黃宗羲“工商皆本”的思想，對於衝破儒家重農輕商的迂腐價值觀起到了重要作用。
何俊告訴記者，雖然浙江的商業文化十分發達，但是浙江學者強調“義利雙行”，浙江精神中“誠信”的文化因子向來就很豐富。
專家指出，永康、永嘉學派尚功利，崇事功，但並不是就功利論功利，就事功而言事功。他們所謂的“功”，既指治國安民的實際功效，又指與“立德、立言”並列的“立功”的人生價值旨歸。高舉“事功學說”的永嘉學派代表人物葉適、提出“義利雙行”的永康學派代表人物陳亮，均曾痛斥精於盤算、惟利是圖的策士謀臣，強調其所追求的“利”，是“立國本”和“活民命”的利，他所企慕的事業，是合乎“天道人心”和“舉而措之天下之民”的事業。
在“義利雙行”的價值旨歸中，歷代浙江商人建立起了講義守信的樸素誠信觀。先秦的“陶朱公”范蠡就信奉“務完物，無息幣”和“無敢居奇”、“正心求也”，也就是貨物要保證質量，不囤積居奇，經商獲利，要取之有道，取之有度。
至今仍是國藥老字號的胡慶余堂，自建立起就奉行“戒欺”的經營理念和商業倫理，主張“採辦務真”、“真不二欺”。其創辦者胡雪岩奉行誠信經商的道德準則，認為“有誠信便能立世，無誠信則會失世”。
同樣，曾創下50個“全國第一”的“寧波幫”企業家，產生過俗稱“四象八牛七十二金黃狗”工商巨子的湖州商人，之所以能取得驕人業績，也是因為秉承了浙江精神中“誠信”的文化基因。這種基因經過世代的歷史積累，已經對現代誠信社會的構建，產生了積極的作用。
回顧，是為了更深遠地啟迪未來。在探尋“浙江精神”的文化因子及其歷史傳承的過程中，我們可以發現，浙江精神以她那海納百川、兼容並蓄的博大胸懷，不斷地處於豐富和發展之中。惟有將其視為一種具有歷史淵源的活力所在，我們才能自然而然地對浙江精神進行審視和充實，促使其不斷發展，與時俱進。
名家點評
因為經濟的強勢，浙江這幾年在全國是頗為引人注目的，在此番局面的背後，是什麼樣的文化精神在給予支撐？浙江精神在當下又將遇到什麼樣的改變？我們如何引導？下面，我們擷取了諸多名家用幾個簡潔的詞語梳理了“浙江精神”所蘊涵的實質，以見浙江精神之一斑。
龐學銓：“中庸、大氣、開放、自強、務實”
浙江大學黨委副書記、西方哲學教授龐學銓把浙江精神概括為這幾個詞語。以前，關於浙江精神曾有過一個16個字的概括，不過，那更多的是以浙江經濟為著眼點。在龐學銓看來，精神是文化範疇中更深層次的東西，應該放在比較長的時間緯度、比較寬的地域緯度和比較深的內容緯度來探討。
中庸體現了和諧的力量；大氣、開放是當代浙江擁有的氣氛；自強是很多浙江人在艱苦情況下仍然奮鬥不息的精神寫照；務實則在不少大老闆身上體現得淋漓盡致，在創業之初，他們可以擦皮鞋、賣快餐，做許多人不屑於做的小事。
邱昱：“傳承本土，反思傳統”
浙江歌舞劇院著名歌唱家邱昱更多從展望的角度來看待浙江精神。“十多年前，我曾經唱過一首歌《為了浙江的明天》，但是看看現在，還有多少人在唱浙江的歌，跳浙江的舞？很多外來的東西在侵占我們的生活，以致於我們把自己的文化給丟失了。”另一個讓邱昱比較鬱悶的例子是她主演的音樂劇《藍眼睛·黑眼睛》，這是一個關於浙江文化和外國文化融合的故事，然而，這樣一出體現浙江文化的舞台劇在“七藝節”之後就被無情地束之高閣，讓邱昱倍覺遺憾。“反映浙江文化的藝術作品太多了，作為浙江人應該有責任把它們傳承下去，不能讓外來文化全盤侵襲我們的領地。”
趙延年：“臥薪嘗膽”
中國美術學院教授、著名版畫家趙延年今年已經82歲高齡了，回想起自己一生走過的道路，趙延年依然對當年在蘇州讀國小時，老師講過的“臥薪嘗膽”故事記憶猶新，“這是中華民族最寶貴的財富”。多年從事魯迅像的創作，趙老提出魯迅身上所體現出來的江南少有的“硬氣”、傳統知識分子的精氣神，也值得後代傳承
潘鴻海：“開拓、創新、大氣、和諧”
這是潘鴻海感覺中浙江精神的體現，最有說服力的兩個例子是，中國的第一架發報機設在南潯；溫州人為了表明不再制假的態度，曾在杭州武林廣場當眾焚毀假冒品。潘鴻海說，現在全國都在關注著浙江，“我們在北京開會，一提到浙江，人家眼睛都亮了，都覺得浙江有錢啊。”正因為如此，浙江人應該把如何出名人，出精品這個課題研究好。
身為畫家，潘鴻海對浙江人在這一領域取得的成就頗為自豪，“書畫界的四大家——齊白石、吳昌碩、黃賓鴻、潘天壽，浙江占了三家。”
劉之冰：“務實”
演員劉之冰是黑龍江人，這次作為杭州女婿，和妻子茹萍一起來參加我們的座談會。雖然是外地人，不過，劉之冰覺得自己受浙江影響頗深。“小時候，兩本書對我的成長影響很大，一本是《解放軍文藝》，另一本就是浙江出的《富春江畫報》；走上演藝道路時，最早輔導過我的也是兩個浙江人——一個寧波的，一個金華的；我父母有很多浙江朋友，他們給了我潛移默化的影響，讓我受益最大的是學會了務實。”
毛丹：“公義，心懷天下”
在之前的採訪中，浙江大學人文學院教授毛丹曾給浙江文化精神概括為這兩句話：“興業有道鼓民力，重財厚文爭朝夕。”因為浙江人一直來比較善於利用自己的非政治中心地緣傳統，目標偏好重財厚文，風格上又講究興業不倦，就像外省人通常覺得浙江人在時間的利用上無限壓縮，空間的得取上又無限擴大，與管子的“倍道兼行”非常吻合。
不過，在強調好的一面後，毛丹覺得浙江精神中也有一些不太被現代價值觀所認同的東西，比如做事常常顯得小里小氣，而杭州人白天打打牌，晚上心平氣和地回家的習慣在毛丹看來，也顯出其不求上進的一面。
李杭育：“因時而變，以人為本”
著名作家李杭育覺得，浙江人並不像大家以往感覺的那樣總是很溫吞，而是有爆發的一面，也會走極端。比如說，這100年來，浙江有兩件事情在全國都很有影響力。一是1911年的辛亥革命，三千浙軍收編沿途的五千游兵散勇，攻下了原本需要十幾萬人的軍隊才能攻克的南京城。另一件事就是現在的浙商，他們以一個群體的形象樹立了浙江人在全國經濟界的地位。李杭育說，這兩件事因其集體性，能充分代表浙江的精神。
“浙江人的性格比較善於根據環境的變化而轉變，說得不好聽是見風使舵，說得好聽是與時俱進。”李杭育說，浙江精神的實質應該是以人為本，如果說20年前，浙江人的首要任務是脫貧致富，要求尊重人的基本需求和欲望，那么現在富裕以後，正在構建的精神實質就將轉向尊重人的理想。
劉永賢：“商業動力”
連卡佛杭州店總經理劉永賢來自香港。在杭州呆了一年半，讓劉永賢印象最深刻的是杭州商業文化的繁榮與發達。短短几年時間，世界幾大知名品牌紛紛落戶杭州，並且都取得了不俗的銷售業績，讓劉永賢不禁感嘆杭州的商業潛力之大。
王旭烽：“性格複雜”
“我經常在思考一個問題：是沉下心去寫一部名垂青史的巨著，還是現實地幫助一個身邊的人更有意義？”著名作家王旭烽以對自己思維性格矛盾的解剖開始進入話題。她覺得浙江人具有多重性格特徵，“浙江人性格比較複雜，很難用某一句話來概括，常常在好幾重因素之間遊走。”
浙江人除了注重現實的一面，還有形而上的一面，而且浙江人還能放低自己的姿態去承認自己的缺陷，緊接著去建設自己。所以，王旭烽強調，不要因為某一個現象而對浙江人產生誤解。
徐岱：“又柔又烈”
浙江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徐岱則將浙江人文性格定義為“綜合之美”。他覺得浙江人的性格中有虛有實、有陰有陽、有溫柔有激烈，具有綜合之美。浙江人沒有東北人的忽悠，也不像廣東人那樣過於實際，一切都希望明碼標價。而且正是這種邊際不清的性格特徵，讓浙江在自己的成長過程中體現一種多樣的風格。
馬云：“善於審視”
在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兼執行長，馬雲的視野中，浙江網路業的發展有著多重性格。陳天橋、丁磊，這些網路業叱吒風雲的浙江商人，他們表現出多樣的浙江商業人文性格特徵，就是浙江精神的最大體現。“浙江人的創新精神很強，非常善於對自己和周圍進行審視，從而發現與眾不同的商業空間。”馬雲通過阿里巴巴發現，浙江商人越來越懂得借用現代網路的商業生態。
不過，在馬雲的精神世界裡，他突然發現應該用“倒立”的方式看世界。按照他的商業規劃，每一個進入他旗下淘寶網的員工，必須“倒立”。他說，“倒立”的緣起是“非典”時期的企業應對策略，但就是這樣一個危機應對方式，讓他覺得，對於自己、別人和周圍世界的一切，必須用“倒立”的方式來思考、處理。馬雲認為，“倒立”這樣一個方式，不僅是對自己原有性格的逆向審視，同時也是展現自己更自信的一面。
陳忠遠：“會做人和會賺錢”
青年學者、詩人兼文學家的陳忠遠（即阿袁）認為，浙江是著名文化之省，同時也是著名的商業之省。浙江人會做生意，一個公認的看法就是溫州人會做生意。而所謂溫州人的會做生意也就是會賺錢，其實歸根結蒂他們還是會做人。他們的知識層面應該說並不是很高，但之所以在不長的時間內做出了令人刮目相看的業績的，就是特別“會做人”，也就是他們能夠“抱團”，不排外，有福大家享。這樣一來，許多老鄉就會在短短的時間內把場面搞大。而且，包括溫州在內的溫州人的敢於吃苦精神和敢於闖蕩的精神，也是使得浙江人很能打開局面，做大市場，為自身和社會做出了非凡的貢獻，而令人不由不刮目相看。而這些，毋庸置疑都是浙江精神在他們身上的有效體現和觀照。
浙江精神馮鋼：“中庸、合和”
“每一種文化都可以理解成生存狀態，它的最終和發展形成都是周圍環境所決定的，但不能過分的依賴環境。”浙江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馮鋼從社會學研究的角度，提醒浙江人文性格優勢應該不斷地充實浙江精神。馮鋼覺得“中庸”、“合和”的浙江人文性格可以對性格中的缺陷進行修正。“現在必須注意一個問題，就是不能強調經濟為社會服務，而不能過多地強調社會為經濟服務，不應該本末倒置。”
吳山明：“向上追求”
中國美院教授、著名畫家吳山明從浙西人的民風中吸收著作畫的元素。他感言，他的藝術樣式形成至今，浙西人的淳樸、直爽、向上的性格特徵幫助他堅守了藝術理想。更讓他驚喜的是，在年輕一代的浙江畫家中，雖然許多人都曾經在全國美展中獲得過金獎，但一直保持著向上的追求。吳山明告誡說，浙江藝術界的新人要保持自己清醒的意識，堅持自己選擇的方向不斷追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