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體內容
西方財政理論在市場經濟中，社會上的各種資源主要是經由市場渠道、通過市場方式自發進行配置的，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方面發揮了基礎性的作用。但是，市場經濟也存在著自身無法彌補與克服的缺陷，種種市場失靈問題的存在賦予了政府對社會經濟活動進行直接干預的必要性。這樣，作為直接計畫配置資源手段的政府財政，必須參與糾正市場失靈問題。由此，市場失靈導致財政的產生。可見，在財政起因這一問題上，西方財政理論遵循了如下的基本分析思路：市場有效運行→市場失靈→政府干預→財政介入。對此，人們不妨稱之為關於財政起因的“市場失靈”。但應當看到，這一論點是帶有片面性的，因為認為由於存在市場失靈問題才有財政，這無異於否定了5000年的財政史。
2、公共選擇論
財政既然是政府提供公共產品，為市場經濟服務的行為；那么它應該提供哪些公共產品？怎樣提供公共產品？為誰提供公共產品？等等。這些問題實際上牽涉到政府如何進行財政決策的問題。西方學者認為，公共產品的有效供應是建立在個人效用和偏好的基礎之上的，千千萬萬的社會公眾通過代議制民主制度，經過選民公決或議會投票程式，將他們各自對於公共產品的欲望和偏好反映出來，經過匯總後達成某種社會公眾意願，從而為政府提供公共產品的預算決策分析提供依據。由於個人對於公共產品的偏好之間總或多或少存在著偏差，因此在集體達成的公眾意願與個人意願之間也普遍存在著矛盾和偏差，西方財政理論往往以很大的篇幅，把財政決策過程視為政治決定過程，探討了選舉原則、選舉制度對公共選擇和公共決策的的影響，指出了法定多數、簡單多數和一致決策等投票優勝原則對公共選擇結果所產生的不同影響。此外，西方財政學的公共選擇理論還分析了利益集團、政黨以及官僚機構及其人員的行為和活動對政治決定的影響，探討它們之間進行選票交易等所可能產生的結果，等等。因此，從對財政決策過程的分析來看，“公共選擇論”構成了西方財政理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3、公共財政論
在現代社會裡，政府首先擁有國家權力，它籌措財政資金和運用財政政策來矯正、解決市場失靈問題，提供公共產品，滿足公共需要；而且由於政府又是歸屬於國家所有的財產的代表者，因此它擁有國有資產所有權與相應的處置權。從政府進行國有資產經營管理的直接動機來看，不外乎出於兩種目的：
一種以彌補市場缺陷，為市場經濟提供服務為出發點，不以盈利為首要目標；另一種則活動於競爭性市場領域，追逐利潤的最大化，這與一般私人經濟活動的目標並沒有太大的區別。就前一種情形來說，政府進行國有資產的經營管理活動著眼於解決市場失靈問題，是一種提供公共產品的活動，屬於公共財政的範疇；
而後一種情形則不然，政府的國有資產管理活動並不以彌補市場缺陷為出發點，而是與私人經濟一道，參與市場競爭，把實現國有資產的保值和增值作為首要目標。政府（財政）的這種活動屬於國有資產（本）財政的範疇。西方財政理論認為，在市場能夠有效運行的場合，由於存在利益的導向作用，因而能夠自發引導私人經濟活動參與其間，並不需要政府的干預。而為了避免由於政府（財政）的介入所可能造成的對市場效率的不必要損害，政府（財政）的活動範圍應當局限於市場失效的領域之內。
因此，在西方財政理論中，政府從事國有資產經營管理活動，首先應該考慮是如何為私人的經濟活動創造各種有利的條件，為市場經濟的有效運轉提供服務，而不應當首先從考慮國有資產運營的盈利性目標出發，介入到競爭性市場領域中去。
所以，置身於市場經濟環境之中的西方財政理論，始終否定國有資產（本）財政存在的必要性，而主張實行單一的公共財政模式（類型），把政府財政的活動範圍界定於市場失靈領域之內。因此，從財政模式（類型）這一角度看，西方財政理論又是“公共財政論”。
4、公共需要論
在西方財政理論中，公共需要指的是社會公眾對於（廣義上的）公共產品的需要。這包含著兩層含義：一方面，在市場經濟中，社會經濟活動的參與者可以分成兩極，一極是由無數在法律地位上平等的私人企業和個人（或家庭）所組成的社會公眾，另一極則是掌握著國家權力，時時充當著市場的異已力量的政府。這裡的公共需要專指社會公眾的需要，而不包括國家（或政府）的需要。另一方面，公共需要指的是社會公眾對於（廣義上的）公共產品的需要。對於不具備共同消費性質的私人產品來說，它可以由私人企業進行生產，通過市場途徑提供給社會公眾，滿足他們的需要。但是對於具備共同消費性質的公共產品來說，它不是市場經濟自身能夠有效供給，但又是社會公眾所必需的，這就需要由非市場的力量、通過非私人經濟的活動來提供；這樣，滿足社會公眾對於公共產品的需要，即公共需要的職責就必須由政府財政來予以承擔了。這樣，政府財政的直接目的就是滿足“公共需要”。從這個角度看，人們又可以把西方財政理論稱為“公共需要論”。
5、公共產品論
在西方財政理論中，公共產品指的是具有共同消費性質的物品。公共產品是市場失靈的一個重要表現，大部分公共產品必須政府財政直接參與提供。因此，公共產品構成了財政活動的一個重要對象和基本內容。不過，這裡所指的公共產品是狹義上的。廣義上的公共產品可以定義為具有共同消費性質的各種服務。這樣，從政府干預經濟的角度看，政府通過利用各種方式、手段，克服和糾正各種市場失靈現象，即（狹義的）公共產品、外部效應、市場壟斷、不完全市場、不完全信息、分配不公平、巨觀經濟失衡等問題，事實上都是為市場中的企業和個人提供著市場活動或者私人經濟活動所無法有效提供的具有共同消費性質的各種服務，也即廣義上的公共產品。
總之，在市場經濟中，以克服和糾正種種市場失靈問題為出發點的政府干預行為都可以看作是政府為社會經濟的正常運轉提供公共產品的行為，這樣，公共產品構成了市場經濟中政府（財政）活動的對象。事實上，政府（財政）活動可以定義為提供公共產品的活動。因此，從財政活動的對象看，西方財政理論可以稱為“公共產品論”。該理論是西方財政理論的核心。
理論研究
西方財政理論一、必要性
1、借鑑與吸收西方財政理論，是中國經濟改革與財政改革的現實所提出的要求。
市場經濟在西方國家已經有大約有近三百年的歷史，在市場經濟體制下，產生了彌補市場失靈為基本原則的公共財政模式。而對於中國來說，逐步建立與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已經成為經濟改革的現實抉擇，這就相應要求對原有的各項財政制度進行改革，使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而西方財政理論由於長期置身於市場經濟的環境之中，因而必然在很大程度上體現著市場經濟的要求，反映著市場經濟的特徵及其運行規律。這就決定著西方財政理論中包含著大量能夠為我所用的合理養分，有必要予以借鑑與吸收。
2、借鑑與吸收西方財政理論，是中國財政理論與學科發展的要求。
“國家分配論”作為一套較為完整的財政理論體系，形成於中國社會主義計畫經濟時期，由於它揭示了財政與國家之間所存在的最深層次的本質聯繫，概括了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等各種社會形態下的財政一般，因此其基本觀點、基本原理至今仍有強大的生命力。
同時，在中國經濟體制轉軌的過程中，“國家分配論”適應於現實發展的需要，對自身的觀點與看法不斷進行修改和補充，使之得到進一步的發展。但應當認識到，出於歷史條件的限制，“國家分配論”分析和總結的主要是計畫經濟時期的社會主義財政特殊本質，而對於市場經濟時期的社會主義財政特殊本質的分析則嚴重不足；其對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財政活動規律、運行方式及管理方法等方面的把握仍存在不少欠缺。這就迫切需要人們學習、借鑑較完整的西方財政理論的科學內容和有益成份。
二、可能性
1、經濟改革促使財政制度發生變革
隨著市場化改革的推進，中國正逐步建立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過程中已經開始發揮其基礎性的作用。經濟改革的縱深推進促使財政制度相應發生了巨大的變革，計畫經濟體制下建立的廣泛參與各行業資源配置、直接控制企業財務的“大包攬財政”模式，正逐步向較為明確區分公共財政與國有資產（本）財政兩個層次而又將二者融於一體的“雙重結構財政”模式過渡，直接立足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基礎之上的公共財政的基本框架已初步確立起來。在這一實踐背景之下，廣泛借鑑與吸收長期根植於市場經濟土壤之上的西方財政理論，以指導中國新型的公共財政模式與國有資產（本）模式的發展，在實踐上已經具備了可能性。
2、並非截然對立，理論之間可以優勢互補
從“國家分配論”與西方財政理論之間的關係看，二者之間並非截然對立，而是各有側重，因而能夠做到優勢互補，相得益彰。“國家分配論”的理論核心在於通過財政現象，科學揭示出財政活動的本質；而西方財政理論對財政現象的分析主要觸及財政活動的表層，屬於現象論，而非本質論；因此，“國家分配論”與西方財政理論居於不同的理論層面上，二者之間不存在誰能夠或應該替代誰的問題。
一般說來，在本質的層面上，“國家分配論”可以涵蓋西方財政理論；而在現象的層面上，“國家分配論”的不足或滯後於現實發展的需要的地方，則應該大量借鑑和吸收西方財政理論來彌補。
因此，人們必須在堅持“國家分配論”的財政本質觀和核心內容的基礎上，吸收借鑑西方財政理論來發展“國家分配論”。從而做到我中有你，你中有我。
啟示意義
西方財政理論在市場經濟中，財政作為政府直接計畫配置資源的手段，應當尊重市場機制的力量，真正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方面的基礎性作用。財政活動應當把彌補市場的缺陷，校正市場失靈作為出發點，其首要任務是為市場經濟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並對所有的市場主體一視同仁，而且還應當極力避免由於政府或財政的不恰當干預給市場的有效運作和市場經濟的效率造成損害。這意味著，在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應當把構建和完善公共財政作為財政改革的核心內容，並在此基礎上，切實搞好國有資產（本）財政。
二、財政支出安排要有層次性。
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財政活動應當首先用於提供公共產品，滿足公共需要，具體包含三個層次：
一是保證國家機構，如國防、行政以及公、檢、法等執行社會管理職能的需要；
二是保證科技、教育、文化、衛生、體育、社會保障等事業發展中必須由財政提供的部分的需要；
三是滿足大型公共設施、基礎設施、重點建設投入等非盈利性或微利投資的需要。在保證滿足公共需要且在國力允許的情況下，可以適當進行國有盈利性、競爭性企業的投入。按以上方式進行的財政安排支出的原則可簡稱為“保三爭四”原則。
三、實行公共財政上的“量出為入”，貫徹總體有償原則。
西方財政理論把政府能夠取得收入的原因（主要是稅收）歸結為政府為社會公眾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所獲得的價值補償，主張根據公共產品和服務的規模來確定稅收的規模，同時試圖在個人所享受的公共服務的數量與其應繳納稅額之間建立起等價交換關係，也就是說，個人繳納的稅收數量應該和他所享受到的公共服務成正比。
從總體上說，由於一個人究竟獲得了多少公共服務是很難衡量的，因此西方財政理論的這一看法在現實中並不具備可操作性，但仍不乏一定的借鑑意義。那就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可以取得多少的財政收入，應該充分考慮到自身為社會提供了多少和什麼樣的公共產品和服務，從而可以從社會公眾那裡取得多少的補償或收入，而不能僅僅考慮自己在取得收入方面到底有多大的能力。因為從理論上講，政府作為政權的行使者，他通過強制手段取得收入的能力是可以非常巨大的，但這很容易造成對經濟效率的損害。
四、財政要法治化。
國家預算制度是一個國家的財政管理制度中具有決定意義的組成部分，國家預算的政治決定過程是西方財政理論關注的焦點。西方財政理論認為，公共財政從出發點和歸宿點來看，是應市場主體的公共需要而產生，為滿足公共需要而存在的，因此通過預算收支提供的公共產品和服務必然也必須是由公眾的偏好和意願決定的，要受公眾的制約和監督，政府作為“代理人”不能侵犯公眾的利益。這就決定了國家預算應當依據有關法律，通過一定政治程式進行，國家預算的絕大部分內容向社會公眾公開，社會公眾有權監督國家預算的實際執行情況，這些做法使得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國家預算在很大程度上步入了法治化、程式化和公開化的軌道，從而使政府的財政活動呈現出很強的法治化特點。
為了使中國的財政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無疑也應當採納西方國家財政的做法，借鑑和吸收西方財政理論中“公共選擇論”的一些合理成份。
五、公共產品理論。
公共產品理論根據受益範圍的不同，將公共產品分為中央（聯邦）和地方兩類公共產品，從而為中央和地方財權、事權的劃分提供了理論上的依據。而分稅制正是該理論在財政管理體制上的套用。目前中國正在推行分稅制，借鑑西方各國分稅制上的做法，對於規範中國中央和地方的財政分配關係不無裨益。
六、研究方法。
西方財政理論作為西方經濟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遵循著西方經濟研究方法的傳統，即透過經濟現象提出經濟思想，再把經濟思想具體化為系統的經濟理論，之後通過建立適當的經濟模型把經濟理論作進一步深化，然後將經濟理論用於指導經濟政策與實踐。
這一過程可以簡要地表示為：經濟現象→經濟思想→經濟理論→經濟模型→經濟政策。在西方財政理論的形成、發展與深化的過程中，它們大量採用數理方法、計量方法，對財政理論與實踐問題進行定性、定量分析，這是豐富和發展中國財政理論與指導財政實踐時值得借鑑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