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背景
洪洞大槐樹移民元朝在中國的統治只有89年，到了元代末年，由於蒙古貴族及封建地主對農民殘酷剝削壓迫，階級矛盾與民族矛盾日益激化，水旱蝗疫不斷，民不聊生，使河南、山東、河北皖北等中原地區“道路皆榛塞，人煙斷絕”（《明太祖實錄》卷二十九），人民無法生活下去，只有揭竿而起，反抗元帝國的殘暴統治，僅至正元年（1341），山東、河北、湖廣等地就以生了百餘次人民反元起義，以後人民起義更加頻繁，力量也越來越大，至正八年方國珍在台州起義，至正十一年劉福通在潁州起義，號稱紅巾軍，徐壽輝在蘄州起義。至正十二年郭子興、朱元璋在濠州起義，第二年張士誠也在江蘇泰州起義，其後十餘年，特別是劉福通的紅巾軍與軍決戰於兩淮、河南、山東、河北等地，廣大農民紛紛回響，元軍出其精兵銳將與農民軍決戰，攻城略地，擄掠殺人，乾盡了殘暴之事。至正十二年九月元丞相“脫脫破徐州，遂屠其城”（《元史脫脫傳》），至正十七年、二十一年元軍察罕帖木兒部與農民軍戰，“兩戰皆敗之，斬首萬餘級”（《元史察罕帖木兒傳》），至正十八年十一月，元軍“劉起租守順德，糧絕劫民財、掠牛馬、民強壯者令充軍，弱者殺而食之”（《元史順帝本紀》），後來元軍正規軍精兵使盡，無力把農民起義軍鎮壓下去，一些地主武裝，為了維護本身利益也配合元軍與農民作戰，山西的王保保（擴廓帖木兒）父子，陝西的李思齊，也出兵豫、陝、魯和兩淮，終於把紅巾軍鎮壓下去。在這些戰鬥中，元軍和地主武裝，對農民軍所據之地，多是“拔其地、屠其城”（《元史.順帝本紀》），使豫、魯、蘇北、皖北之民十亡七八，名城揚州城中當時被殺的僅餘有十八家。（《明在祖實錄》卷五）溫縣牛窪村《牛氏族譜》也載：“兵戮河南，赤地千里。”已到了“春泥歸來無棲處，赤地千里少人煙”的境地後來朱元璋出兵江淮，派派徐達、常遇春北伐，進取山東，收復河南，北定京都，元帝出亡漠北，這樣元末長達十六年的兵亂才算結束。
元朝末年除兵亂之外，水、旱蝗、疫也接連不斷。黃、淮河又多次決口，使中原之地“漂沒田廬無算，死亡百姓無數，村莊城邑多成荒墟。”據《元史》載，僅元朝末年的雨旱災，山東19次、河南17次、河北15次、兩淮地區8次。（《元史.五行志》）”造成“漂沒民廬、死者眾”（《元史.順帝本紀》，“禾不入地、人相食”（《元史.五行志》），至正元年到二十六年，幾乎每年都有特大洪水泛濫，“至正元年，汴梁、鈞州大水...二年四月，睢州儀封縣大水害稼。六月癸丑夜，濟南山水暴漲，沖東西二關，流小清河，黑山、天麻、石固等寨及臥龍山水通流入大清河，漂沒上下居民千餘家，溺死者無算。三年二月，鞏昌寧遠、伏羌、成紀三縣，山崩水涌，溺死者無算。五月黃河決白茅口。七月，汴梁中牟、扶溝、尉氏、洧川四縣，鄭州滎陽汜水、河陰三縣大水。四年五月，霸州大水。六月，河南鞏縣大雨，伊、洛水溢，漂民居數百家。濟寧路兗州、汴梁、鄢陵、通許、陳留、臨潁等縣大水害稼，人相食。七月，灤河水溢出平地丈余，永平路禾稼廬舍漂沒甚眾。東平路東阿、陽穀、汶上、平陰四縣，衙州西安縣大水……五年七月，河決濟陰，漂官民亭舍殆盡。十月，黃河泛濫。七年五月黃州大水……八年正月辛亥，河決，陷濟寧路。六月己丑，中興路松滋縣驟雨，水暴漲，平地深丈有五尺余，漂沒六十餘里，死者一千五百人。是月，膠州大水。七月，高密縣大水。九年七月中興路公安、石首、潛江、監利等縣及沔陽府大水。夏秋，蘄州大水傷稼……
十二年六月，中耠路松滋縣驟雨，水暴漲，漂民居千餘家，溺死七百人。七月，衙州西安縣大水。十三年夏，薊州豐潤、玉田、遵化、平谷四縣大水……十四年六月，河南府鞏縣大雨，伊、洛水溢，漂沒居民，溺死三百餘人。秋，薊州大水……十六年，河決鄭州河陰縣，官署民居盡廢，遂成中流。……十七年六月，暑雨，漳河溢，廣平郡邑皆水。秋，薊州縣皆大水。十八年秋，京師及薊州皆大水。十九年九月、濟州任城縣河決。二十年七月，通州大水。二十二年三月，邵武光澤縣大水。二十三年，孟州濟源、溫縣大水。七月，河決東平、壽張縣，圮城牆，漂屋廬，人溺死甚眾。二十四年三月，益都縣井水溢而黃。懷慶路孟州、河內、武陟縣水。七月，益都路霆光縣、膠州高密縣水。二十五年秋，薊州大水。東平須城、東阿、平陰三縣疔決小流口，達於清河，壞民居，傷禾稼。二十六年二月，河北徙，上自東明、曹、濮，下及濟寧皆被其害。六月，河南府大霖雨，*水溢，深四太許。漂東關居民數百家秋七月薊州四縣、衛輝、汴梁、鈞州大水害稼。八月，棣州大清河決，濱棣二州之界，民居漂流無遺。濟寧路肥城縣西黃水汛溢，漂沒田禾民居百有餘里，德州齊河縣境七十餘里亦如之"。（《元史.五行志》）在《元史》中這類記載比比皆是。特別是河南地區幾乎年年都有特大洪水泛濫。中書省戶部曾上言："連年水旱，田禾不收。”（《元史.順帝本紀》）當時的一位治河大臣也說中原地區“連年饑饉，民不聊生。”（《元史紀事本末》卷二）
元末中原地區不但水患嚴重，大蝗災也頻頻而至，從至正元年到二十五年，大蝗災計有十八九次。（《元史.五行志》）元時的大名路，至正十二年六月“開、滑、浚三州元城十一縣，水旱蟲蝗，饑民七十一萬六千九百八十口”。（《元史.順帝本紀》）中原地區從元統三年到至元末年，大饑荒就達十五次（《元史.五行志》），至正十七年河南大飢。十八年“京師大飢，彰德亦如之”。至正十九年冀、魯、豫大飢，通州民間五殺其子而食之。保定路孽生盈道，軍士掠孱弱以食。山東、河南之孟津、新安、澠池出現“民食蝗，人相食”的慘狀。同時，危害極大的瘟疫又多次流行於河南、山東、河北、陝西以及南方諸省。（《元史.五行志》）
以上種種，兵亂水旱蝗變疫相輔而至，百姓非亡即逃，使中原地區人煙稀少，土地荒蕪，元政府只好把一些路降為州，如“降徐州路為武安州”。（《元史.順帝本紀》）就是到了明朝，由於人糧劇減也不得不把許多州，府降格，名城開封由上府降為了下府（《明太祖實錄》卷九十六、一百九十三）。洪武十年河南等布政司所屬州縣“戶糧多不及數”，“凡州改縣者十二，縣並者六十”。（《明太祖實錄》卷一百二十，一百六十四）到了洪武十七年全國各地仍把不足3000戶的30餘州降為縣。（《明太祖實錄》卷一百六十四）
移民原因
元朝末年，朝廷連年對外用兵，對內實行民族壓迫。受蒙古貴族及封建地主對農民殘酷剝削壓迫，階級矛盾與民族矛盾日益激化，加之黃淮流域水災不斷，饑荒頻繁，民不聊生。各地的農民紛紛揭竿而起，反抗元朝的暴政。戰爭連綿不斷，加上各種災害嚴重破壞了社會經濟。到了明朝初年，中國許多地方，特別是江淮以北大部分地區呈現著田地荒蕪、人煙斷絕的淒涼景象。而這時候的山西，卻是另外一種景象，相對顯得安定，風調雨順，連年豐收，較之於相鄰諸省，山西經濟繁榮，人丁興旺。再者，外省也有大量難民流入山西，致使山西成了人口稠密的地區。
明朝推翻了元朝之後，為了鞏固新的政權，發展經濟，增強國力。朱元璋根據當時國家的現實狀況作出了一個大的決策——“移民屯田，開墾荒地”
永樂移民
起因
明朝建立後，各地官吏紛紛向明政府告具各地荒涼情形，中原地區處處是“人力不至，久致荒蕪”（《明太祖實錄》卷一百四十八），積骸成丘，居民鮮少”（《明太祖實錄》卷一百七十六），“多是無人之地”（顧炎武《日知錄》卷十），累年租稅不入，”（《明太祖實錄》卷二十一，）勞動力嚴重不足，土地大片荒蕪，財政收入劇減，直接威脅明王朝統治，就連朱元璋也深知：“喪亂之後，中原草莽，人民稀少，所謂田野辟，戶口增，此正中原之急務”（《明太祖實錄》卷二十五），於是採納了萄州蘇琦（《明太祖實錄》卷五十），戶部郎中劉九皋（《明史.食貸志》），國子監宋納等人的奏議，為維護明王朝的封建統治，決定了移民屯田的戰路決策（《明太祖實錄》），一場大規模的歷經數朝歷史50餘年的移民高潮就開始了。明朝洪武年間，開始大量移民，農業生產剛剛有所恢復，又發生了“靖難之役”，四年的戰爭又加劇了中原地區的荒涼局面，為此仍又有永樂遷民之舉。明太祖朱元璋死後，建文帝繼位，為了鞏固中央集權，採取了”削藩”措施，燕王朱棣以入京誅奸為名，從北京進取南京，所過河北、河南、山東、皖北、淮北等地，與政府軍反覆拉鋸作戰，進行了四年的戰爭，這就是中原地區盛傳的所謂“燕王掃北”。當時一部分地區的老百姓也自行組織武裝，拒抗燕王軍隊，這反映了人民要求安居樂業，恢復生產的願望。
戰爭因素
根據《明史》記載，燕軍在戰爭中，搶掠屠殺甚為嚴重，如“燕軍掠真定，順德、廣平、大名”。（《明史.恭閔帝本紀》）在真定“斬首三萬級”，白溝河仗，燕王“乘縱火奮擊，斬首數萬，溺死者十餘萬人”。(《明史.成祖本紀》）中原地區的老百姓自動幫助政府軍抗擊燕軍朱棣勝利後，對忠於建文帝的軍隊和百姓殺無遣漏，河北、山東等一些族譜中記載，燕兵所至，村城成墟，當燕王打到冀、豫交界處時，遭到地方武裝“十八村聯誼會”的把抵抗，燕王無標轉路攻取南京，後燕王把一帶人殺的只留狐、劉兩家，山東臨清縣寨村光緒四十年寫的《李氏族譜》記載，蓋燕王靖難兵起，在建文時南北構兵，南兵大軍追襲，則南兵自南而北，北兵勝大軍犯闕則自北而南，想爾時，或殺，或刮，或逃，東西六七百里，南北近千里，幾為丘墟焉。因此，“靖難之役”，加劇了中原地區荒涼局勢，民非殺即逃，這也是永樂移民的又一原因。
太平山西
當元末中原地區荒疫兵亂之時，山西卻是另外一種景象，中原地區的兵亂及各種災疫很少波及山西，山西大部地區也沒有發生大的水旱蟲災，風調雨連豐收，同鄰省相比社會安定，經濟繁榮，人丁興盛，元人鍾迪在《河中府（蒲州)修城記》中說：當今天下劫火燎空，洪河（黃河）南北噍類無遺，而河東一方居民叢雜，仰有所事，俯有所育，這雖然是封建文人溢美之詞，但也說明晉垌帶比較安定，再加鄰省難民流入山西，使山西南部人口是稠密洪武十四年，河南人口是一百八十九萬一千多人，河北人口是一百八十九萬三千多人，而山西人口卻達四百零三萬零四百五十口，等於河北、河南人口的總和。（《明太祖實錄》卷一百四十）山西的人口和中原的人口相比，極不平衡。據《明實錄》記載，洪武十四年（1381年），河南人口為189.1萬人，河北人口為189.3萬人，而山西人口卻多達403.04萬人，比河南、河北人口的總和還多25萬。再從人口密度來看，同樣是在洪武十四年（1381年），山西平均每平方公里27.52人，而河南每平方公里12.85人，河南的人口密度不足山西的一半。這樣，山西“地狹人稠生計難”的問題越來越突出，連朱元璋也認識到“山西民眾而地狹”。這時朝中的要臣一再提出應從山西移民到中原，如洪武三年（1370年），鄭州知州蘇琦提出“時宜三事”，其中一事就是移民中原，洪武十五年（1382年），晉府致仕長史桂彥良上《太平治要》20條。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戶部侍郎劉九皋又奏請遷移山西之民以實中原，終於得到了朱元璋的認可。於是拉開了—場轟轟烈烈移民活動的序幕。
移民始發
明代初期山西的移民，說是從洪洞大槐樹下遷走的，實際上遠遠不止如此。根據《明史》記載，“成祖核太原、平陽、澤、潞、遼、汾、沁，丁多田少”，以“分其丁口”的辦法進行移民。這個範圍是相當大的，包括現在的晉中、晉南、呂梁和晉東南等地區。按照明初山西的行政區劃，所謂太原指太原府，轄6個州20個縣；平陽即平陽府，轄6個州29個縣；澤是澤州，為省直隸州，轄4個縣；遼是遼州，省直隸州，轄2縣；沁指沁州，省直隸州，轄2縣；潞是潞州，省直隸州，轄6縣；汾指汾州，省直隸州，轄3縣。這樣，明初山西移民就涉及到2府、17州、66個縣。在當時關山重重、道路阻塞的自然條件下，這么多地方的移民全要集中到洪洞縣的大槐樹下，有沒有必要?是不是可能?恐怕是沒必要也不可能的。但是，由於洪洞大槐樹下是當時最大的移民“點行地”，在後來的歷史上影響特別大，移民後裔們自然也就樂於認同這樣一個出發地了。移民次數
關於移民的次數，歷來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但經學者們的反覆考證，洪武、永樂兩朝共有17次。簡單的情況是：洪武六年（1373年），從山西及河北正定府移民至安徽鳳陽墾荒。
洪武九年（1376年）十一月，再從山西及正定府移民至鳳陽墾荒。因為是冬天，政府發給移民過冬的棉衣。
洪武十三年（1380年）五月，從山西招募2.4萬戶百姓從軍，後又都復員為老百姓，就地安置墾荒種地。
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八月，又從山西的澤州、潞州，挑選“田少丁多”或無田之家，遷往彰德、正定、臨清、歸德、太康等地墾種。
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九月，山西沁州百姓張從整等116戶自願外遷屯田，戶部給予獎勵，讓他們回沁州招募居民。
同年同月，後軍都督朱榮向朝廷報告：由山西遷居到大名、廣平、東昌三府的百姓，一共分給他們2.6萬頃土地。
同年十一月，命後軍都督府僉事李恪等遷移山西百姓，到彰德、衛輝、歸德、臨清、東昌等地栽桑種棗，墾荒種地。
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八月，馮勝、傅友德與常升等到山西招募百姓從軍，共設16個衛所。大約是平陽府選了9衛，太原、遼、沁、汾選了7衛，每衛5600人，共有9萬餘人。
同年十二月，朝廷命後軍都督僉事李恪、徐禮去山西招募移民共598戶，分別遷至彰德、衛輝、廣平、大名、東昌、開封、懷慶等地。
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正月，山西馬步官軍2.66萬人，往塞北築城屯田。
建文四年（1402年），戶部核實太原、平陽二府，澤、潞、遼、汾、沁五州，“丁多田少”及“無田之家”，遷至北平各府、州、縣。
永樂二年（1404年）九月，從太原、平陽、澤、潞、遼、汾、沁移民1萬戶，充實北京。
永樂三年（1405年）九月，再次從以上地區移民1萬戶，充實北京。
永樂四年（1406年）正月，湖廣、山西、山東等縣吏李懋等214戶人願到北京為民，戶部給他們發了安家費。
永樂五年（1407年）五月，朝廷命戶部從山西的平陽、澤、潞及山東的登、萊等州，招募了5000戶到北京的上林苑監，牧養栽種。
永樂十五年（1417年）五月，山西平陽、大同、蔚州、廣靈等府州，向朝廷申請到北京、廣平、清河、正定、冀州、南宮等府州縣為民，開荒種地，依律交稅，得到政府的獎勵和資助。
綜上所述，明初從洪武六年（1373年）到永樂十五年（1417年），近半個世紀中，從山西向外地移民17次，每次數百戶，甚至上萬戶，前後人數達到100萬以上。回顧中國歷史上政府組織的移民活動，漢代僅限於屯墾戍邊，並沒有形成全國規模；三國割據一方，各自分散屯田；唐代移民屯墾興盛，但安史之亂以後廢弛；宋代重文輕武，屯田時盛時衰；元代全國興屯，但很快天下大亂。所以說，明初山西移民，是有組織、有計畫的官方移民中規模最大的一次移民。
移民分布
洪洞大槐樹下的移民，當初直接遷入地是豫、魯、冀、京、皖、蘇、鄂、陝、甘、寧、晉等省市。然而數百年間，峰迴路轉，這些地方的移民後裔，又輾轉遷到雲南、四川、貴州、新疆、東北、港台等地。解放前的“下南洋”，改革開放以來的出國留學、探親、定居，到現在，大槐樹的後人已經是遍布神州大地、天涯海角。發展歷史
洪洞大槐樹移民陝西省的山西移民比較多，大概是與山西一河之隔距離近的緣故。據徵集的譜諜看，武功縣的戴氏、麟遊縣的趙氏、邢氏、扶風縣的劉氏、彬縣的陳氏、固源縣的鄭氏、米脂縣的楊氏、並氏、眉縣的劉氏，其先祖都是明初從洪洞遷去的。
綜前所述，洪洞大槐樹下的移民，當初直接遷入地是豫、魯、冀、京、皖、蘇、鄂、陝、甘、寧、晉等省市。然而數百年間，峰迴路轉，這些地方的移民後裔，又輾轉遷到雲南、四川、貴州、新疆、東北、港台等地。特別是近幾十年里，遷移的浪潮此起彼伏。例如解放前的“走西口”、“下關東”、“下南洋”，建國後的城市知青“支邊”、“上山下鄉”，以及改革開放以來的出國留學、探親、定居，更使洪洞移民後裔的足跡，踏遍了神州大地、天涯海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