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家受戒
樂觀法師是湖北省漢陽人,俗家姓劉名治梁,清光緒一九〇二年壬寅歲三月初五生。他的父親是一名秀才,曾在漢陽設塾授徒,光緒末年張之洞主鄂時代,他父親受聘入官學堂教書,不幸中暑而死,樂觀幼年就成了孤兒,由母親撫養成人。七歲時入塾啟蒙,他聰明而頑劣,天性不喜讀書,經常逃課在外遊蕩。以此屢受重責,而頑劣如故。他的祖母吃齋念佛,常帶他到漢陽名剎歸元寺禮佛,他跟著祖母進寺廟燒香念經,也很羨慕出家人的生活。
十四歲的時候,樂觀在一所基督教設立的學校讀書,以不願意參加作禮拜,及不接受洗禮而退學。在家閒居無事,天天到歸元寺閒蕩,和廟中和尚打交道。樂觀自此就有了出家的憧憬。十七歲那年,在修印長老的指示下,到漢陽鸚鵡洲,求一位續參老和尚為他剃度出家。續參老和尚收留下他,教他讀《心經》、《楞嚴咒》,幾天后他就會背誦。老和尚很歡喜,認為他有夙根,乃給他縫製僧衣、僧襖,準備給他剃度,不意家人找到鸚鵡洲的寺院中,把他帶了回去。
回到家中,他母親忙著替他說親,希望藉著為他成親把他留下來。樂觀決心脫俗出家,就二度離家出走。這一次不能在家鄉附近出家,就坐上輪船到了湖南省沙市,投入一處名叫財神殿的寺廟,禮靈一和尚為師,在八月十五中秋節之日剃度出家,師父賜他法名源印,樂觀一名是他後來自己改的。冬天在沙市章華寺受具足戒,這是一九二〇年的事,樂觀十八歲。
遠行學法
一九二一年,樂觀由沙市到漢口九蓮寺,考進了塵、戒塵二位法師創辦的“華嚴大學”受學。讀了幾個月後,一天,太虛大師到華嚴大學演講,他聽大師講的都是新知識,就在華嚴大學退學,去親近太虛大師,做了大師的侍者,隨著大師住在漢口佛教正信會。一九二二年,太虛大師創辦武昌佛學院,命樂觀入武院受學。他在武院讀到第二學期,以對學監大覺法師惡作劇過了火,為大覺貼出了“源印犯規,除名”的布告,他也立即離校,北上北京。一九二三年,他在北京找到他剃度師靈一和尚的好友龍泉寺住持明淨和尚,明淨和尚留他住在龍泉寺閱讀藏經。
八月,武昌佛學院的俗家學生(武院是僧俗兼收)正宗載和寧達蘊二人,在北京組織“佛化新青年會”,樂觀也加入“新佛化運動”的陣營,助編新青年會出版的《佛化新青年雜誌》。他看到佛教種種保守落伍的現象,感到十分悲觀,就以“悲觀”的筆名在雜誌上發表文章,以後就一直用悲觀之名。到一九三七年,他由印度返國,參加僧侶抗日行列,又捨棄悲觀之名,易名“樂觀”。
一九二四年夏,樂觀到江南遊歷,隨處掛單。年底在西湖靈隱寺,看到一張日本大阪勝尾寺“密宗佛學院”的招生廣告,他動了到日本學密宗的頭念。一九二五年春天,他夥同湖南談玄、河南饒悟二人東渡日本。到了大阪勝尾寺,才發現所謂“密宗佛學院”者,只是一間十個疊蓆大的偏房,掛了一個小木牌,教師設備全無,至此才知上當。就藉機遊覽了一番,當年即返回國內,回到湖北沙市,湖北沙市各界,正在舉行孫中山先生逝世追悼會,樂觀由於厭惡軍閥割據,內戰不休,在愛國心的激發下,化名劉覺華,加入了中國國民黨。一九二六年,廣州的國民革命軍北伐,他與武院同學張宗載、周浩雲等,在武漢創辦一份《無畏周刊》,回響革命,鼓吹佛教革新。一九二八年以後,他到南洋旅行,還到了印度。途經暹羅時,曾由當地“中華佛學研究社”陳慕禪居士的陪同,晉見了僧王慎能毗羅室單那親王。
一九三一年樂觀回到國內,冬季想到西藏一游,行至中途,正遇上川康內哄,道路隔阻,於是中途折返,乃在南京、上海、杭州、北平各地漫遊,如是三年之久。一九三五年,他在南京聯絡了等慈、覺圓、性教三人,組織了一個“暹羅留學團”,自任團長。經過了報紙的宣傳,各界資助了一筆旅費,於一九三六年首途曼谷,受到華人佛教社團、“中華佛學研究社”的歡迎與護持。不意這時團中三人內哄,反對團長。樂觀把他們三人送到寺院後,自己抽身引退,前往檳榔嶼住了一段時間,再到仰光,在大金塔下的中國寺院觀音寺掛單。後來得華人議員胡茂庶的護持,送他入仰光雀登宮佛寺,受緬僧比丘戒,正式成為緬僧。未久因病一再住院,不得已回到南京養病。
戰場救護
一九三七年日寇侵華軍興,未幾滬戰爆發,樂觀到上海參加“佛教僧侶救護隊”,從事戰場上救護傷兵的工作。年底南京、上海棄守,他隨著救護隊撤退到武漢。後來救護對在武漢解散,他已學了一些看護常識,就投入軍政部的一七〇後方醫院,初任看護,後升幹事。他以和尚身份從軍,醫院院長對他頗為客氣。這樣他在醫院服務了一年有餘,到一九三九年冬,院方以他服務成績優良,保送他到重慶的“中央訓練團”受訓。
樂觀以軍人身份輾轉抵達重慶,住在南岸的獅子山慈雲寺。慈雲寺的監院覺通,是樂觀的舊識,知道樂觀在上海參加過“佛教僧侶救護隊”,現在也是陸軍醫院的現職人員,他勸樂觀把這些青年和尚組織起來,也成立一個僧侶救護隊,在日寇軍機空襲時出動救人。計議決定,他也不去中央訓練團受訓了,他和覺通二人署名,呈文到重慶的防護委員會。防護委員會補助他們了一筆錢,做為救護隊的開辦費。覺通出面集合了一百位青年僧侶,成立了“救護隊”,由慈雲寺住持成一和尚任總隊長,樂觀擔任副總隊長。
救護總隊下設四個分隊,每個分隊二十五人,開始了三個月的訓練。訓練完成,於一九四〇年六月投入救護工作。這時正趕上日寇軍機連日轟炸,在六月十二日的大轟炸中,救護隊坐著三隻木船,冒著日寇軍機的掃射,在急湍的長江中搶渡,趕到對岸市區受炸之處,搶救受傷民眾。蔣介石在六月十七日的總理紀念周上,對僧侶救護隊加以讚揚,並命重慶的防護委員會,對僧侶救護隊予以嘉獎。這使樂觀法師在陪都大出鋒頭。因為報紙上對樂觀的宣揚,忽略了總隊長成一和尚,成一又受到有心人的挑撥,心存妒忌,樂觀發覺此種情形,為避免內哄,乃辭職求離去。
離開了僧侶救護隊,樂觀約集了重慶北碚“漢藏教理院”的學僧西岸、悟祖、青雲三人,組織了“國際佛教步行宣傳隊”,經雲南赴緬甸,宣揚中國抗日國策。在緬甸八個月,無端扯上一場是非,一個瘋和尚說他是“汪精衛政府的國際活動分子”。他曾走避山中多日,到一九四二年夏季案情始大白。
日寇戰敗無條件投降後,樂觀回沙市祭拜剃度師靈一老和尚,回漢陽為慈母掃墓,然後到杭州靈隱寺習禪自修,在此期間,他寫了一本《佛教民族英雄傳》,印行流通。國共內戰復起,他常在上海的《中央日報》及《晚報》上發表文章,呼籲中國僧侶,投身“戡亂”行列。在靈隱寺住到一九四九年夏天,“上海保衛戰”已經開始,在戰事延及杭州的五月上旬,他悄然離開靈隱寺,與西湖多子塔院住持續祥法師,同車抵達上海。五月二十三日,得到一位軍中朋友之助,換上軍裝,登上軍艦來到了台灣。與他同艦而來的,還有上海接引寺住持悟明法師。
赴台傳法
赴台傳法經歷
樂觀與悟明二師由基隆下船,茫然沒有去處。後來到台北極樂殯儀館,找到一位錢姓友人,錢君把他們二人安置在殯儀館住下來。樂觀住不慣殯儀館,而東投西奔,但找不到一個適當的落腳處。未幾,台灣發生“教難”事件,治安機關拒捕出家僧侶。他看看台灣不是安身之地,就又搭船到了廣州,輾轉抵達昆明。雲南省政府主席盧漢倒戈,他在昆明也待不下去了,又輾轉逃亡到緬甸,偷渡入境,在九穀的小廟緣覺寺掛單。一九五一年,臘戌的華僑商家集資興建了一座觀音寺,請樂觀法師去當住持。他在臘戌住了幾個月後,人頭熟了,就花錢買了一份入境的身份證明,以此為護身符,找機會到了緬國首都仰光,到他早年曾住過的十方觀音寺掛單。樂觀在一九三五年時,曾在仰光燕子湖的雀登宮寺受過南傳比丘戒。這時他到雀登宮寺,接洽重回寺中。但南傳佛教戒律,凡是脫了黃色袈裟,改著其他顏色的僧袍,就認為是舍戒還俗。必須重受緬僧的沙彌戒、比丘戒,才能恢復緬僧的身份。他一一照做,又取得緬甸比丘身份,重回到雀登宮寺,做了緬甸比丘。至一九六三年始回台灣。
主編《海潮音》
一九六六年元月,《海潮音》月刊因主編印海法師辭職,停刊了數個月。五月間樂觀老和尚接任了編輯和發行人,把《海》刊遷至常樂寺編輯發行,如是又忙碌了十年,到一九七六年,他已七十五歲了,以體力日衰,不耐煩勞,辭去《海》刊編輯、發行等職務,由善導寺妙然法師接辦。這以後,他不大出外參加活動,在常樂寺靜修、著述。到一九八七年的十一月四日示寂,世壽八十六歲,僧臘六十七夏。
有關對他評論和著作
樂觀法師文筆鋒利,下筆萬言,武院同學稱他是“秀才和尚”。但行文時不免過火,近於尖刻。有人說他是“好罵人的和尚”,他一笑置之。他生平著作,已出版行世者,計有《阿彌陀經講演錄》、《僧侶抗戰史》、《佛教民族英雄傳》、《護國衛教言論集》上、下冊,及回憶錄性質的《六十年行腳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