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雙村相關的
回望“雙村”後的反思
自西方列強借船堅炮利強行叩關以後，歐洲工業文明之現代性也於無聲處潛移默化進來，傳統文明浸潤極深的古老中國就在這種外有壓力記憶體動盪的社會環境與惶恐和悲憤交織的心理環境中跌跌撞撞地邁入了現代化的大門。在厚重的傳統與咄咄逼人的現代性之間或隱或顯的博弈中，這種被動式現代化的啟動與模式的再選擇，極易出現情緒上波動與反覆，並在某種選擇的路徑依賴下繼續演繹直至“柳暗花明又一村”。時至今日，現代化歷程已然百年有餘，我們對現代性的認識也可謂日漸精深，但對於厚重傳統之潛伏力與消蝕力，不是認識不足就是疏於考慮，眼睛看著前方，卻少有時間與精力看看身後的足跡，看看腳下的土地。這也難怪很多知識分子所熱切的理想理論在中國社會尤其是關於農村問題總有那么點兒不合知識分子邏輯。正是在這一背景下，吳毅先生之《村治變遷中的權威與秩序—20世紀川東雙村的表達》無疑是一股清新的田野來風，將宏大的現代化問題揉入一個普通的“雙村”之內，並自覺地把自己也置身其中，以回望“雙村”百年政治變遷的形式講述了一個革命場景下現代性、國家、地方性之間博弈的生動故事。這種“身臨其境”的“回望”無疑是一個法方論上不小的創新，由此“觸景生情”而闡發出地方性在國家力量不斷下沉和現代性持續進入的雙重擠壓下所出現的借用、反蝕、變遷等嶄新結論也頗令人耳目一新，由此也很值得細細品味地方性或曰傳統的生命力之頑強程度,可能我們實踐中遇到的理論困惑其緣由就在這裡。
曾是一個宏大問題關懷者的作者，緣何棄“大志”而從“小事”，去做一個原本就不在關懷視野之內的小小村莊，按作者自己的說法就是，他在“水月實驗”後感悟到：知識分子的所思所想與農村基層幹部和農民的所思所想實在是存在著太大的距離。由此，他開始反思，究競是實踐落後於理論，還是理論落後於實踐，我們所具有的理論本身是否也可能存在問題。這無疑是一個“求真”的學者向自己以及自己所掌握的宏大理論的發問，這在 “大話語”盛行的當下學界，的確是絕非盲從而完全是出乎於樸素的學術自覺。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的反思後，作者感受到20世紀的知識分子所具有的理論和思維方式是有些西方化了，並不是一種借鑑與拿來，而是一種不自覺地被遮蔽和被替代，所以它離中國民間社會的所思所想存在著一定的距離。正是因為作者認識到了這些，他才會摒棄原有的大理論積澱，置身於“雙村”這一微觀場景，以“主位”立場去觀察和分析事物，嘗試著去理解農民的立場，去理解知識分子與農民所思所想的差異。也正是這一角色轉換後的“深入”，作者對原有宏大理論有了更深刻的見解，由此也引發了作者對現有理論的反思與挑戰。方法論上的創新自然會引發理論上的突破，“反客為主”式地思考也最貼近真實的生活，應而也最可能揭示問題的本原，作者在流暢行文的過程中自然而然地闡述著自己對歷史、對宏大理論的獨到見解，其中有認同，當然最精闢的還是散見於書中對一些“大理論”的反思。
由具體到抽象，再由抽象到具體，再抽象再具體，循環往復，這本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方法論之一，但在實際生活中，我們對這一方法論的認識似乎仍停留說教層面，認真身體立行的仍是少數，這也難怪很多本來科學的理論無法在抽象到具體再到抽象的循環往復中得到提升，相反卻總是從抽象到“抽象中的具體”或乾粹就是抽象再到所謂的抽象的循環往復，無怪乎會面臨解釋乏力的困境。吳毅先生由既有理論到具體的“水月實驗”，進而反思，後下到“雙村”，再經由回望“雙村”經驗到對現有理論的反思與探討，本身就是一個實實在在地由抽象到具體再到抽象循環往復的過程，其理論貢獻有多大姑且不論，但單就這一作法來說就值得讚賞。不可否認，個案研究有其天然的局限性，但就抽象到具體再到抽象的循環過程來說卻是必不可少的一個環節，沒有在個案中得到證偽或證實的理論，其解釋力可疑，如出現問題卻不進行相應地完善則是可怕。正是在這一意義上，個案研究有著不可替代的地位。但這也不意味著個案只能“為他人作嫁衣裳”，真實地負責任地高水平的個案研究不光能演繹出有說服力的解釋，而且會給研究者以新的靈感與啟示，在此基礎上進行科學地分類與分層的多個案研究，也可以得出有說服力的大理論。
吳毅先生在反思後回到“雙村”，回望“雙村”後又繼續反思，我們在讀過《村治變遷中的權威與秩序—20世紀川東雙村的表達》後，是否有種急匆匆趕路時山風拂面的清涼,是否也感到有必要進行類似於 “雙村” 的回望與反思，看一看曾經熟悉的東西，是否仍是那樣理直氣壯一如以往。在我看來,晚清以降中國知識分子的現代化情結可能在內外交困下多少有點情緒化了,這或多或少支配了我們在歷史上的行動.回望過去曲折的現代化道路,我們似乎也需要總結點什麼,而不是光憑一腔激情。這是我在回望“雙村”後的一點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