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波門
1913年7月，杭城大規模拆城牆，但清波門一帶，仍留有半壁殘垣。1916年8月18日，清波門有幸，孫中山先生遊覽完虎跑、雷峰夕照，從清波門緩步入城。次日上午，先生興趣盎然，再次步出清波門，游淨慈寺、謁張蒼水墓。唐德剛先生有文字如下：“孫中山先生在大總統解職之後，無官一身輕……浩浩蕩蕩，四處遊歷講演，所到之處，士女爭睹風采，輒至萬人空巷（見《袁氏當國》）。”可見，當年清波門，也曾如此。
因為出了清波城門，除了水路，就是山道，山外有山，連綿盤亘。所以民國時期，清波門雖則半截，卻相當倚重。進了城門，右手就是警察三分局的派出所，進出山民船夫，謹慎有加。這在當時杭城的十大城門中，絕無僅有。日偽時期，殘垣城門布的是鐵蒺藜。一早敞開，晚上通電，戒嚴森備。
古清波門有一處遺址仍可覓，這就是城門內則的關帝廟。如今，該建築在孝子坊巷口，白壁黑瓦，修葺一新。據陳景鍾《清波類志》載：此廟擴建於明朝萬曆年間，當時，杭城“祠剎如林”，但“宏敞高崇”的關帝廟就這么一座。1958年，關帝廟成了大明煤油燈社（杭州千斤頂廠前身）。據當年的老工人說：某日，院內突然地陷，見一渠道。有人說這是當年小康王南逃的暗道，其實，這正是古清波水門的遺址。
涌金門
涌金門，位於舊杭城正西。即從南往北數過來，第二座城門。說門，並非一門。不是朝朝暮暮在無數細節上與人休戚相關，幾草、幾水、幾牆、幾門，總嫌寡情乏靈。以下故事，無非如此。
杭城十大城門，九座城門都有重城（城門外的護城，呈四方形），而涌金城門獨無。這也是它依附了西湖作為外勢，可御可守。
所以，宋江領詔征討方臘，攻涌金門的一路，只能屯兵湖對面的北山。半個月裡，毫無進展。水軍將領張順立功心切，想潛泅西湖，經涌金水門暗入城去，按掠城劫舍的慣技，到敵人後方去，縱一把火，城外的軍隊伺機攻入。張順不等李俊上報宋江，藏一把蓼葉尖刀，飽吃一頓酒食，當晚來到西冷橋邊，下了湖，橫穿到了涌金門邊。
這時，更鼓正打一更四點。張順伏在水裡，見城牆上不見一人，便潛入涌金水門。他上下一摸，水門全是鐵窗，裡面有水簾護定，上有繩索，縛一串銅鈴。張順伸手去扯水簾，一時繩動鈴響。城上的兵勇聞聲下來，以為是條大魚。張順在水中又伏到三更，再潛向城邊，爬上岸，摸一土塊擲了上去。守城的兵勇又下來看了，說：怪了，定是個鬼!睡去，休要睬他！說這話的人倒真是個鬼，暗中囑咐眾人伏在雉堞後面。
張順又把土石拋擲上去，不見動靜，便手執城牆石縫，爬了上去。爬到一半，只聽一聲梆響，城上眾人發起喊來。張順情急，躍身跳入牆外水池，城上強弩硬弓、苦竹箭、鵝卵石一齊射打下來。可憐，玩了一世水的好漢，就這么暴死在了水中。
這水，就是涌金水門的水道，不是涌金池。涌金池在城裡，位於涌金水門的南面。水門以前是直通浣紗河的，就是現在正對著開元路的那一截水道，在大華飯店的園內，《水滸》中的張順，應該死在這裡。看來，施耐庵寫這一段，還是查看過涌金門的地形。
以前，進了涌金門就是涌金門直街。杭州的十大城門內，都有這么一段當時較為寬敞的市街。涌金城門的位置，在現在的遺址石碑往北，約一兩百米。離城門不遠的直街北面，有一座金華廟，位置在現在索菲特酒店的中部。拆去之前，曾是杭州道教協會。
小時候，一直聽人說這廟供的是張順。這說法，也是杭州人對張順歸入正果的追崇。若是草寇，就無這份殊榮了，可見後人的正統。其實，這廟供的是曹杲，曾在吳越王錢元瓘時期（936年）做過金華縣令。後來的吳越王錢弘俶入汴京參見宋太祖趙匡胤（976年），委託曹杲臨時主持國事。那一段時間，曹杲為解決杭城百姓鹹水之苦，鑿溝渠過城牆，築涌金水門，引西湖水入城，建一池，便是涌金池。涌金池在金華廟的正北。
現在的涌金池，1999年築。池中的張順，是潯陽江中打魚的裝束，也算是回歸到了他自然的本身。
錢塘門
錢塘門，一個與杭城淵源相繼的名字；一截與佛事盛行相接的記憶；一段與民族崛起相關的往事。錢塘門位於舊城的西面，從南往北數，第三座城門。
杭諺：錢塘門外香袋兒。
錢塘門外的香市，在早聞名九州。一個觀世音菩薩的聖誕，就有三期香會：第一期二月十九；第二期六月十九，第三期九月十九。其中，三月三是玄天上帝的誕辰，七月初一到十六是東獄大帝的朝聖。七月十五是中元節。
這日子裡，城裡的人從陸路出去，要走錢塘門；松木場落船的下三府（杭嘉湖）香客進城採買，也要走錢塘門。一座城門整日川流，幾成堵阻。香客中最牛的，是下三府的土財主。肩掛黃包，腰系紅帶，銀錢豐足，出手大方。那時候，天竺三寺指定要燒大蜡燭，數十斤一支。土財主僱人用小車從城裡推來，同鄉的香客們圍著巨燭，牽拽著呈放射型的黃布白布，從錢塘門一路禱告徐徐走出（三十年前的彩車，也是如此）。這一儀式，行的人一本正經，看的人無比崇敬。錢塘門內的市民，羨慕得嘖嘖有聲。
杭州城裡的三百六十行，每年都盼著這一個香市，實指望靠它坐吃一年。家住湖墅北路，84歲的宋坤祥老人，祖傳有一手箍桶技藝。他說，老底子，每年的二月十九之前，宋家就要雇好一隻船了，裝了腳盆鍋蓋糞勺飯桶，從賣魚橋搖出去，到松木場上岸，趕緊租房設攤。那時候香市規定，每個行當的攤位，不能超過十家。就這十家，還不說三百六十行，便使得松木場水岸往昭慶寺的路上，店攤林立。只見燈籠雨傘、香燭土產、經佛珠罄、素食糕點，比比皆是。
《杭俗遺風》說，西湖的香市，不僅僅是松木場。從錢塘門到昭慶寺，再到靈隱、天竺，自朝至暮，道路終日為之堵塞。香客的大蜡燭擠擠挨挨從人群中穿過，到了天竺寺廟，一點燃，馬上要吹熄的。吹熄的蠟燭帶回家去用作晚上照蠶，能保佑蠶繭無災無難，壯實飽厚。所以，光是這大蜡燭的一進一出，就夠這一條路熱鬧了。“借光借光！”“小心揩油！”整日此起彼伏。
此外，松木場往西溪路走，從道古橋的地藏殿算起，直到小和山，沿途共有十八處靈官殿，處處也有香市。這一路的香客，也是摩肩接踵，“不下數十萬”人。
明時，張岱的《陶庵夢憶》，說起昭慶寺香市，更為熱鬧：“昭慶兩廊，無日不市”。“殿中甬道上下，池左右，山門內外，有屋則攤，無屋則廠（臨時搭的露天棚），廠外有柵，柵外有攤，節節寸寸”。以至“岸無留船，寓無留客，肆無留釀（飯店裡的酒都賣光了）。”
白天看廟，晚上睏覺，這是後來說的話語。當年的晚上，也是相當鬧猛。單說七月十五，乘著雲遮霧擋的浩月，大家婦女鬥麗爭華，小家碧玉惹蜂沾蝶。張岱在《西湖七月半》中說到錢塘門外的夜景，歸納了五種人，其一就是；“亦船亦樓，名娃閨秀，攜其童孌，笑啼雜之，環坐露台，左右顧盼，身在月下而實不看月者看之。”
武林門
武林門，位於杭州舊城的西北，又稱北關門。歷朝歷代，這是一座可用得“價值”二字來衡量的城門。它，奉尊、要津、有序、富裕，一如它“北關”的舊稱。
武林門外一路，歷朝歷代都是黃土鋪地，清水遍灑。為啥？因為“朝廷恩澤自北而來”，由此入的杭城。
為此，有礙觀瞻的行為，就絕對禁止進出了，尤其是“居人之槥”。“槥”就是棺木，強調“居人之槥”，估計壽材還是可以的。元朝後期，天下雖然大亂，規矩仍無人敢破。至正年間，有一個京城的高官，“死而返其鄉”，要從武林門進棺材，這轟動就大了。杭城的最高長官也只有“姑曲從之”，西大街一時觀者如雲，都道是破了天荒。
西大街的市容也稱得上“奉尊”，明《客越志略》說：西大街上“悉是冬青樹”，有如拱門，“人從樹里行，不見赤日”。沿街的房子，瓦是綠的，門是黑的，門外還有短扉。院子用蒿草編織，又用白土裝飾。街上的婦人，梳著低低的環型髮髻，用的是進口的美容品（“胡粉敷面”），都像少女一樣受看。髫齡小兒，膚如白雪；街上走的，“甚多美少年”。
如此地傑人靈，傳到紫禁城裡，風流天子就坐不住了。康熙六下江南，五次來了杭州；乾隆六下江南，次次都沒拉下。御船順運河而來，在賣魚橋霞灣港駐蹕。霞灣港，本是富義糧倉碼頭，如今倉門上尚剩的朱紅漆色，仍映出它舊有的官家霸氣（可惜，北面的廂房，前幾年失火毀了）。不過，皇上的船隊一來，富義倉就寒酸了，御船隊有“近千”只，霞灣那一段河港，全停滿了。
艮山門
艮山門，位於杭州舊城的正北偏東。宋元以來，此門雖非兵家必爭，卻為絲綢業集中之地。以此為雛，杭州的工業，後來大都出於此地。
“唱唱唱，洋機響，洋機開了五百張；角子銅板不算賬，大洋鈔票來進賬。”
艮山門外絲籃兒，說的是絲綢製作中煉、染兩道工序後的漂洗，挽竹籃去河港的女人。此外，也說投售土絲的蠶農。他們的竹籃，不是挽，是挑，那竹籃的直徑有兩尺多。
那時候的東街（現建國北路），相對武林門的西大街，並不算窄。有意思的是，卻不能相應的稱為“東大街”。當然，這不是說東街形成的時間，而是說它的地位。一條東街的絲行綢莊，在重農抑商的年月，只是另類。這也是意識決定事實。
東街的絲行每年正月十六開張，四月的小滿一過，才是東街真正的黃金日子，投售土絲的蠶農摩肩接踵。近到筧橋、喬司（方言“繭橋”“繅絲”的諧音），遠到南潯、湖州，老主顧帶來了新戶頭，某某絲行的口碑，就這么被人看得一清二楚。蠶農們一般是上午看貨作價，交割結賬，吃八菜一壺黃酒的招待餐，下午返回。一時走不掉的，絲行也會提供一宿兩餐。多住天把的蠶農，吃住就在船上了。那幾天，要是無風，從艮山門城牆上北望，炊煙起處，河港中就生生的逸出了千百楊柳。
東街上最風光的要數銀號送款的夥計，挑兩隻裝了銀圓的細篾竹簍，風風火火的趕。當然，這一種趕不是怕挨打劫的榔頭，是趕時辰。竹簍的外面貼兩張封條：某某銀號，大洋壹仟，送某某絲行。這一天，要是某某絲行的解款在東街上反覆出現，這絲行的上上下下，臉上就像塗足了油彩，是忙，也是興奮。資金少的絲行，只能高掛“告滿”的牌了。
東街的土絲收購價一高，德清、海寧的蠶農搖船趕來了。這一趕，就趕到了七月。也就間隔了幾天，艮山門外的夏蠶，又開始上市。東街的絲行，從駱駝橋到寶善橋，每年要忙到秋風起時。有的絲行，本身就是織坊。周朝陽老人說，當年最大的織坊有三家：緯成、慶成、虎林。日進斗金。兒歌唱：“唱唱唱，洋機響，洋機開了五百張；角子銅板不算賬，大洋鈔票來進賬。”
周朝陽老人唱這首兒歌的時候，電有了，織絲的土機已換成了電動的洋機。大街小巷，唧唧復唧唧的土機聲，幾乎全被“嚓啦啦”的洋機聲替代。從茅家埠遷出，建在艮山門火車站旁的都錦生絲織廠，也在這時候引進了第一台法式織錦電力機。
有文字說，都錦生廠房後來毀於日本人的戰火。但據周朝陽老人所見，當時的艮山火車站和都錦生廠房都遠離民居，日本飛機的炸彈並沒有投中。淪陷以後，日本兵雖然火燒了艮山門外的民居，卻沒有燒都錦生廠房。由於留守工人的保護，廠房一直完好。這一說法，與以往的文字雖有差別，我認為也在情理之中。在日本有過“考察”生涯的都錦生，受到日本人的重視也屬當然，否則日本人也不會委任他為偽政府科長。為此，愛國的都錦生拒絕接受，他寧可捨棄事業，躲避到了靈隱天竺，以示抗爭。
要說近代的杭州工業，是從艮山門外起始，一點沒錯。除了電廠、鐵路，後來的杭州輕重工業，幾乎全在這裡日趨擴展。如今，隨著一個時代的過去，它們又將逐步消失。一個新的“會展”中心，正在這裡勃勃地興起。
慶春門
過去的，總也有留下了的，有形的和無形的。與所有的城門一樣，慶春門所表達的並不是以往的文字和城市的蹤跡，以及如今在大街一側的古人銅像所占有的全部信息。只是一個有關“春”和“春”過後的其他日子，生出的喜、怒、哀、怨。
杭諺：太平（慶春）門外糞擔兒。
滿清入關，兵分八旗。杭州的十座城門，從順治年起，九座城門的鑰匙由八旗的門卒掌管，漢人的巡撫都不能染指。錢塘門由正黃旗掌管；武林門由鑲黃旗掌管；鳳山門由正紅旗掌管；望江門由鑲紅旗掌管；候潮門由正藍旗掌管；涌金門由鑲藍旗掌管；清泰門由正白旗掌管；清波門由鑲白旗掌管，艮山門由旗人專管。唯獨慶春門由漢兵把守，為啥？因為這城門洞內進出的，多糞擔，屬“污穢之門”。
《清史稿·年羹堯》說年羹堯遭雍正皇帝猜忌，調任“杭州將軍”，後罷職授“閒散章京”。“章京”是滿語的讀音，相當於高級別的文秘，不過前面加了一個“閒散”的定語，也就晾起來了。民間野史說這一段就熱鬧了，說年羹堯開始守的是“污穢之門”慶春門。後來落實政策，又改守了涌金門和錢塘門。
五十年前，“污穢”一說，也是慶春門的記憶。勞志鵬先生當年住在慶春門內，在他十六歲的眼中，慶春門內有三多：死伢兒多、蛇蟲八腳（蜈蚣）多、清水茅坑多。
此時，歷經六百餘年的城牆依然存在，但只是一道高不可攀的泥牆，沒了表面的磚石。城東的人家死了嬰兒，往往到城牆腳邊一扔了事。荒草叢生，陰潮凜人，城牆腳邊多的是蛇蟲八腳。就連城牆外面出了名的絡麻地蟋蟀，叫得也是嚶嚶的森人。鑽出城牆的破口，城河裡的蝦清晰可掬，水卻涼得逼人。
與此相比，清水茅坑算是城牆內最大的亮色了。菜農挑一對大腰鼓似的糞桶，城裡城外收來糞便，稀哩嘩啦倒進了菜園的糞缸，儲存、漚化。大糞餵過的菜，油綠。當然，城裡的糞便也不是隨便收的，城裡有糞行，人稱“金汁行”；城裡還有“糞霸”，各有“領地”，誰破了規矩，事就大了。南宋《夢梁錄》說：“杭城戶口繁夥（多），街巷小民之家，多無坑廁，只用馬桶，每日自有出糞人瀽（傾倒）去，謂之“傾腳頭”，各有顧主，不敢侵奪；或有侵奪，糞主必與之爭，甚者經府大訟（嚴重的是上官府大打官司），勝而後已（不勝利決不罷休）。”看來，這也是一個歷史的遺留問題，老實巴結的菜農，只能沿襲上一輩留下的糞戶，因循守舊了。
勞志鵬老先生小時候住的是樓房，大門、二門，房門，不鎖的，最多就是門後戤（gai，靠）一張凳兒。後半夜，菜農上樓梯來了，輕聲輕氣。馬桶是放在床頭的，菜農從床邊走過，打開馬箱，取出馬桶。馬桶也不是低矮帶環的那一種，那形狀如同紹興酒店燙酒的“汆桶”，半人高，上有邊沿。菜農將馬桶夾在腰間，下樓。菜農的腰上纏了“單梢”，以前吃力氣飯的人腰上都有，丈把長的白布，用來“殺力”，用來擦汗。“汆桶”似的馬桶無論多滿，擱在“單梢”上不會滑脫。
馬桶倒淨洗清，又端了上來，放進馬箱。馬桶蓋和馬箱蓋就豎立了，這是告訴主人，馬桶淨了。菜農的去，也如他的來，貓一樣的行走，悄聲無息。這么一種世代相襲的往來，極信任的，哪怕住家是夫妻同房，哪怕房間裡擺了值幾個錢的物事，極無陋聞。
後來的馬桶，各家就放到天井了，這是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再後來，馬桶放到了牆門的外面，這是上個世紀七十年代以後。不知道這是對勞動者的尊重，還是人開始生出了防人之心。等到這一個日子的出現，有一個慣例也就破了：那就是每年的立冬，菜農給各家送上的大白菜一擔，做冬醃菜用的。
那時候，慶春門內菜園上空的氣息是有那么一點遭人嫌棄，但雨後的七彩飛虹，卻常常在淨空中浮現。高樓林立的今天，只是記憶中的事了。
清泰門
清平、安泰，這是城門的原意；滬上的開埠、鐵路的興建、帝制的沒落，這是中國的近代。清泰門，它所擁有的細節，更多的屬於近代，這是中國從不變到萬變的開端。就像以這個城門命名的立交橋，多多少少的巨變，從此開始。
杭諺：清泰門外鹽擔兒。
挑鹽擔挑出偉業的，是吳越王錢鏐。胡蘭成在《今生今世》中說到民國初期浙西的私鹽販子，一根扁擔，兩頭是溜尖的烏鐵，一旦與官兵遭遇，常有萬夫不擋的梟雄出來。讀這一段，我想起了在東北插隊，當地的鹽，是在糧站按戶售賣的。其實，清泰門外鹽擔兒，說的就是官府對鹽的統購統銷。前面說到龔自珍在北京時的宣南詩社，社中有一個魏源，近代史上“師夷之長技”這話，就是他提出的。後來，此人見改革無望，靠倒賣“食鹽許可證”，倒也成為先富起來的人了。
《三刻拍案驚奇》是晚明的話本，作者署名西湖浪子。第二十六回說到清泰門外的產鹽，是將挖來的江沙，放在搭起的“灶爐”中泡煮，“煎沙成鹽”。這與沿海的曬鹽大不相同。宋以前，杭州的“鹽榷”（鹽專賣所）在鹽橋旁；元、明時期，稱鹽業批驗所，（在東河太平橋附近）。鹽商鹽販，都要到此得了官府的確認，才能“稱掣放行”（“掣”就是抽取檢查），“分行各地”。所以，清泰門外的鹽民，往往在一個大好的艷陽天下，挑了白花花銀子似的晶鹽，委蛇行走在城牆的外面，從慶春門進城，以待官府稽核。
清時，杭州府轄下的鹽場，在清泰門外有“三保”（這“保”，是否就是現在清泰門外“堡”的由來，尚需考證）。“三保”設有灶保三名，役使四名，屬於杭州府的“幹部”編制，負責鹽場的“稽煎緝私”。鹽的製作，全在這些稽緝人員的眼皮下進行。鹽場的產出，除了配給仁和、錢塘、餘杭三縣的“肩引”（“肩”挑夫；“引”銷鹽憑證）每“引”一百斤外，剩下的鹽全由官府出幣收買。這一種“引”，每八天一換，核對鹽販的身份。
省會杭州，民食殷繁，鹽販紛雜。錢塘與仁和兩縣的食鹽銷售，可以互相調劑，聽憑鹽販“互地行銷”，這很有一點計畫經濟下市場經濟的意思。只有餘杭來的“肩引”，走的路線是有規定的，就像現在的計程車管理，只準鹽販走清泰門外前往武林門，再出觀音關直至餘杭，“不許饒道越走”（舊觀音關在武林門外的觀音橋），這也是餘杭不同於直屬縣錢塘、仁和的區別。
不過，清時還有一條販鹽的規定很人性，這就是杭州府另撥仁和、錢塘兩縣的老年人販鹽名額三百個，憑“籌”每日“止許負鹽三十斤”，使無依無靠的老人能保持“易米餬口”的生活，這也是1689年康熙南巡杭州時尊老精神的發揚。
清泰門外鹽擔兒，一直挑到了1937年的12月，日本佬舉著膏藥旗從東面來了。進了杭城的日本佬將舊城門作為固守的憑藉，鹽擔兒一度被封鎖在城門的外面，統配鹽店在杭城出現。
當時，清泰門外的產鹽地已經東移到了翁家埠。搭灶煮鹽，依然因襲。這也是江南多雨，不得為的方式。這一方式，制約了鹽的產量，也必定將成為新的生產關係改革的對象。1949年共產黨來了，這一年的11月8日，由浙江省鹽務局軍代表張元勤批發的76號檔案，就是在“改煎為曬”的改革中，對翁家埠鹽場一隻“九號灶”要求保留的質疑。當時，翁家埠駐有一連鹽警，對改革的促進，也有一定的威懾。
杭州鹽務分局局長羅義文在1949年的工作總結中說到杭城的鹽擔兒，尚有“二百餘名”。說這個數字，羅義文滿懷感激。他說：國民黨時期，鹽“全部實行官收”，“我們接管以後，由於資金和食糧的匱乏，因此實行自由運銷，就場徵稅的政策”。“這個政策，鹽區的封建大板主（產鹽以‘板’為單位）和鹽商是樂意的”。但在翁家埠宣布這政策時，也有不少的鹽商與鹽民代表反對。
羅義文說，事實證明，反對的人是正確的。“而不少在會上不吭聲的人，他們對共產黨卻是抱觀望的態度。”為什麼？因為後來的幾個月，大鹽商壟斷，囤積抬價，致使杭城一度出現鹽荒。分局動員了“二百餘名食鹽零售肩販（鹽擔兒），爭取這些人來供應杭市市民的食鹽。”應該說，鹽擔兒為新政權的鞏固，有過功勞。
鹽擔兒，一副襯了箬葉的竹篾鹽筐，一步一腳從翁家埠挑進了清泰門，上到江頭，下到湖墅。“賣鹽嘞！”的叫聲，悄然中略顯短促。這擔兒挑進了賣魚橋的魚行，隔日的鮮魚也就成了鷂兒一樣的魚乾。現住德勝東村的84歲老人何立人，解放初期就是鹽務局的。他說，當時杭州城裡的鹽擔兒，“七到八”都是私鹽，國民黨手裡就有，你要管他，他說你們條兒碼子（指公家人或警察。出自洋涇浜語：“moulds”）為啥不去管管大老闆？管我們窮人！何老先生說，當時我們也是開一隻眼閉一隻眼。
鹽擔兒的最後消失，應該是在1949年以後。一份杭州鹽務分局1949年10月12日第173號檔案規定：在杭市及杭縣地區開設正式鹽店、醬園店或兼營鹽業，“均應向本局申請登記……結保……經查核認可，發給登記證鹽摺，方得營業。”從那以後，鹽擔兒就陸陸續續地步入杭城的鹽店和醬園店了。
這一年的11月3日，省鹽務局有一個51號檔案，對餘姚鹽販的走賣定了行規：“商人必須向放鹽場所聲述路線及沿途經過的地名，由鹽務所在運照上加蓋指定沿途報給地點，中途不得任意變更，一經察覺，概以走私論。”
杭城鹽擔兒的消失，就沒有這么一個聲色俱厲的過程。
望江門
望江門外的明迷，我竟然是第一次曉得。古城河兩邊的公園；望江門外的老街；太平時世的民殷；夕陽下，與三五老人坐在一起，塵埃不起，康樂安定。於是，對古城門的憑弔，油然而生。
望江城門的舊址，是在貼沙河（護城河）與鐵路之間，現在的望江路65號方位。和城站一樣，此段的鐵路，是在城牆的裡面。鐵路南去，離望江門不遠，在響水壩的附近，鐵路穿出城牆，就走在城牆的外面了。
望江門一帶城牆的消失，並非幾天間的轟轟烈烈。而是在鄉民的造房、築牆、起灶、填塘、擴道中逐漸沒去。直到十幾年前，撫寧巷的東頭，還有舊城牆的地基。
杭諺：望江門外菜擔兒。
南宋時周密的《武林舊事》說到杭州的“市”，有“藥市”、“鯗市”等一十七種。其中“菜市”標註有新門、東青門、壩子頭三處。估計這是一種刻本，有小字註明：“宋刻本”只有“新門外”一處。估計，新門外的菜市類似現在的三里亭蔬菜批發市場，官方認可。菜市橋與壩子頭，是菜農的自由販賣。
二百五十年前，厲鶚第一次讀《七述》，見到“紫蕨、青蓴、韭芽、芋頭、茭白、芹菜、姜蔥”文字，感嘆良久。他說：“這是杭州的蔬菜第一次上了文人的書籍，可惜，沒有寫明出處，這都是出在我們東城的啊。”厲鶚說的東城，是望江門到艮山門一帶。尤其望江門外，江塗田野，種不得稻穀，世代種菜。
三十年前的望江門直街，就是這么一條整日排滿了菜農的街市。現在道路拓寬，印痕杳無。不過，出了古望江門的遺址，倒是真能看到一點舊時的影子，這就是小巧古樸的望江門外直街，緊挨了盤鏇式地道與高架通衢的現代建築，讓人恍若隔世。
我走這條老街，是在下午四點。沒有喧鬧的菜市，沒有四個輪子的車子（新望江路就在北面）。上百年前的“盛美德牆界”、“世德堂牆界”，從曾經塗沒過的泥灰中現露了出來。於是，六十年前，有一個于姓的賣油郎，似乎也從我的眼前生了出來。他挑一副魚簍似的油擔，敲一塊棗木的梆子，叫一聲“麻油——醬油！”一步一晃，走街穿巷，一直走到共產黨來了。也就一夜之間，黃的制服，紅的帽徽，他成瞭望江門外第一任派出所的所長。原來，他是共產黨的地下工作者。於是，在這一條直街上，任何與新社會有牴牾的人都難藏了。
望江門外菜擔兒，遺痕還有。
據說望江門種菜種得最高的地方，是在城牆的上頭。四五米高的牆上，種菜人搭起了屋棚。說這番話的是七十七歲的揚老伯，還有七十四歲的俞老伯、七十二歲的聞老伯。我們一起坐在貼沙河東面的公園，隔了曾經的護城河，看橘紅、灰黑的火車走過。河西的公園，有一處高坡，那是城牆沒有除淨的地基。
那時候的貼沙河比現在要寬，上八府來的木排，全在這裡交易。買木材的不光是杭州人，還有順水從下三府來的鄉人。“望江門外木排兒”，也是一句杭諺，傳的路要比“望江門外菜擔兒”遠。城門邊在早有一個水龍會，水龍會不僅管了木材，還惠及地方。水龍會的鑼聲一響，響幾聲，是指哪一處火警，老人們至今說來分分明明。於是，眾人抗著水龍，趕火去了。這“趕火去”，也算是杭州話中的經典。
候潮門
白居易說：“杭州老去被潮催”。候潮門，舊杭城東南的第一座城門，它所昭示的，正是一個在潮水中“老”去的杭州。這一“老”，是“大”，是“久遠”，是城市的厚蘊，也有前人多少的沉浮。“不是前人功德遠，滄桑幾度事模糊。”要說這“模糊”，候潮門外，倒是最能讓人讀清楚的。
杭有諺語云：“侯潮門外酒罈兒。”紹興老酒就從那兒運輸。
一千四百年前，杭州東面的城牆在中河的西岸，也就是現在的中山南路一線。白居易有《杭州春望》一詩，其中一句：“濤聲夜入伍員廟，柳色春藏蘇小家。”上段說的就是在吳山的伍公廟中，能聽到滔滔的江潮。要知道，這指的還是春潮，要是八月十八的大潮，估計在蘇小小家裡喝茶也是能聽得到的。
公元893年，也就是唐昭宗景福二年，接二連三得了擢升的錢鏐擴建杭州城，將城牆擴到了中河的東面。這一擴，東南一角就接近錢塘江了。江潮無情，城牆屢建屢毀，錢鏐懊惱了。錢鏐搞的也是“一國兩制”，長安城裡無論那家上台，他都相當臣服。錢鏐說：既然朝廷封我錢鏐為杭州之主，那我管的就不光是軍民了，一方的鬼神也得聽我的。潮水怎么敢如此無知，屢次使我的善政不能成功！這也未免太藐視我這個朝廷命官了！
這一段話，出自清康熙年間的古吳墨浪子的《西湖佳話》。寫書的“墨浪”將這潮水的侵襲與朝廷的聲譽系在了一起，也算是主題先行，錢鏐的豪氣也就理所應當的凌雲了。他調集了一萬名身強力壯的兵士，各持強弓勁弩，一字兒排開江岸。時辰一到，潮頭驟起，濁浪排空，吞天沃日而來，錢鏐鳴炮三通，一陣鑼響，兵士萬箭齊發。羽箭嗖嗖出去，箭箭射在潮頭之上，那感覺就像是在和張牙舞爪的蛟龍較量。
一萬箭過去，又是一萬箭，惡浪瞬間退去，軍民一時歡聲雷同。估計那潮頭不射箭也會退的，歡呼的士民也是捧個人場。據說後來的潮水直衝了對岸西興，施孽到南岸去了，這就奇了。於是，運來巨石，盛在竹籠（也稱“竹車”）里，沉落江底，再打入木樁捍衛，城牆的基礎就這么鞏固了下來。城門建起，稱“竹車門”。
不過，對錢鏐射潮的說法，也有不同意見。北宋熙寧年間的杭州通判蘇軾，在《八月十五日看潮》中說到候潮門外射潮，他說這是一千五百年前的吳王夫差所為，而不是六十多年前的錢鏐。這蘇閣老倒不是一個痰氣很重的人，他這么說，估計也是怕說得近了，招惹是非。這也是古今文人的通病，尤其熙寧年間，官場上跟人跟線很講究。該貶的你褒了，那就倒大霉了。
其實，錢鏐射潮的傳說出在他築捍海塘的時候，時間是公元910年（後梁開平四年），當時還留下一個鐵幢浦的遺蹟。不過，按《五代吳越國大事記》的說法，後梁開平四年，錢鏐也有過擴城三十里的史實。
到了1158年（紹興二十八年），宋高宗趙構築杭州城，在竹車門的舊基上重建城門，此門才取名“候潮門”。
鳳山門
鳳山門，一個平常的地名，凝結著的，是杭州歷史的精氣。不說鳳山門，不說與它相聯的山水街巷，也可以說是沒有道出杭州文化的主脈。如今的鳳山門，仍然披著一層薄紗，就像秋雨將盡的曉嵐，明一陣，霧一陣。偶爾也能讓人看見，有比其他九座城門更真切的歷史。
雙門政變宋高宗趙構沒來杭州之前，現在的鳳山門外，是州治，也就是市政府。再早，這州治是吳越錢王的都城，現在的鳳山門方位，就是都城的北門，稱“雙門”。
1129年（建炎三年）二月，淫雨綿綿，趙構來了。進了雙門，只見稀稀拉拉幾間房舍，扈從葉夢得說：這幾間屋宇，怎么安置得了後宮人馬？這時候的趙構，也算勵精圖治，他說：窄倒是算了，就是太潮。看來，當年鳳山門外的州治，並不見得比城內坊巷的住宅強了多少。
戰事一消停，就講究了，一張張催命的黃紙從雙門內源源不斷地送了出來。下雨了，新建的主殿沒有瓦，馬上要；宮內設宴，紅桌三百張，限期一日；火炬三千，當晚要用。剛升了“直轄市”知府的趙從善，天天忙得團團轉。
趙從善還算轉得快，杭州城裡各店鋪的寮（屋）檐瓦片全被他買下了；茶肆酒坊的八仙桌也被他徵集一空，糊上綿紙，塗上紅漆，送進宮裡；瓦舍（戲院）青樓的蘆桿門帘全卸了下來，紮成把，裹上油脂。當晚燃得萬松嶺馬道如同白晝，兩宮嬪妃們趁興去清波門外聚景園玩了。
也有算計不到的，皇城內發號施令的太監康履，第一年自己想看潮水，要地方用篾席將雙門到海塘的道全都遮擋了。正是仲秋，篾席落市，把一個趙從善急得牙都腫了。康履的淫威太多，有人就借這碴發難了。為首的叫苗傅，早幾個月護送欽宗的老婆，也就是趙構的阿嫂隆祐太后來的杭州。另一個劉正彥，護送的是三歲的皇太子趙旉。倆人加起來，有一萬兩千的兵士。前來的不如後到的，本來就心懷怨恨。
三月初五，天剛放亮，苗劉的部隊布滿了雙門一帶的御街。御營都統制王淵，坐了大轎過來，一看反常，脖子還沒在轎簾外伸直，咔嚓，過來一刀，撲哧，腦袋就掉了。接下來殺的是太監，雙門一帶沒有鬍子的漢子倒大霉了，嘁哩咔啦，誤殺了一百多。
苗劉軍隊挑了王淵的首級，簇擁在了雙門前，高叫：交出康履。趙構在宰相的陪同下登了雙門城樓，一看這陣勢，也只有挑軟的說了：苗、劉兩位愛卿，今日之事，你等也是以社稷為重，為朕清側。為表彰你等精忠，苗愛卿加封為承宣使兼御營都統制；劉愛卿加封為觀察使兼副都統制，望兩位速即退兵。
苗傅說：退兵可以，請將康履交出。
苗、劉一再逼迫，趙構只得讓康履出城。雙門轟隆隆打開，康履戰戰兢兢出來，沒了往日的威風。沒等他站定，苗傅放馬上前，一揮偃月大刀，寒風一陣，將康履攔腰成了兩截。趙構一見，說話都變了聲：兩位愛卿，這回好退兵了吧？
沒料到苗傅大喊：這大宋的江山，本來就不應該你趙構承繼，今天你得下詔退位，將皇位讓給太子趙旉，由隆祐太后垂簾聽政。否則，我們將殺進皇城。
槍桿子裡面出政權，這是真理。再說按傳子（或傳侄）不傳弟的規矩，趙構這皇帝當得也不名正言順。於是趙構只得宣告退位，趙旉當了皇帝，國號“明受”。
一個月後，抗金前線的韓世忠等部趕到杭城，苗、劉出逃，趙構復位。
北宋，有一個不謀仕途的高士徐復隱居在雙門的南面，這便是“高士坊”地名的由來。現在，有“直高士坊巷”和“橫高士坊巷”之分。橫高士坊巷東西向，緊貼捲菸廠的北牆。西走，地勢漸高，右拐，登山，再左進，是大馬廠巷，門牌號從四十幾號起的頭。四十幾號前的門牌，在早是在捲菸廠內。
清時，大馬廠四十幾號前的地塊，是清軍騎兵的營房。一個“廠”字，就是北方人說的養馬的棚舍。那時，廠內騾馬成群，四蹄騰處，風嘯馬嘶。民國初期，這裡也養馬，馬是誰的？萬松嶺南16號84歲的范阿榮老人說，那是私人的。就像擁有許多轎子和黃包車的業主，養馬的有官府頒發的執照，馬匹供出租騎游，有馬保兒相陪，東去鳳凰山，西去清波門。杭州的休閒，那時就負有盛名。范阿榮說，那馬廠業主的玄孫，現今住在望江門外，他可以帶去一見。
日本人來了，騎兵占了馬廠。馬多了，範圍大了，從現在的煙廠到南面軋米廠舊址，當年全是日軍養馬溜馬的地盤。“鳳山門外跑馬兒”，塵土起處，狼奔豕突，全無半點風景。日軍進杭城的頭幾年，馬廠西面的山頂上，舊城牆的外面，有一塊平地，那是日軍槍殺中國人的刑場。
范阿榮十四歲的那年，某日，日軍又列隊上了山，范阿榮跟了上去。崗哨攔住了他，用生硬的中國話說：小孩，不要上去，上面在殺支那兵。從此以後，范阿榮再也不敢上山玩了。他說，山上有一個坑，日本兵殺了中國人，就堆在裡面撒上硝鏹水，滅了人形。這坑，不知道現在還在不在。
再說城牆。從大馬廠巷51號的廚房間輾轉南去，林木蔥鬱，少有人走。翻過一個小坡，一道土坎擋在了正前方。翻過去，回身看，這土坎的南面，有斷壁似的夯土。這就是歷盡千年的古城牆遺址，最高處約有一米
古城牆遺址北高南低，想當初，這城牆依山而築，也是憑險雄據。往煙廠東看，古城牆與鳳山水門形成一線。可惜，遺址的夯土只剩三四米寬了，大部分已扒平，種了菜與番茹。路東的一堵夯土，平整如畦，育了菜苗。一老婦背負唧筒，正在噴灑農藥。老婦說話不卑，她說：這城牆再落去（不保護），就沒有了。
有意思的是，古城牆北，是“城裡”大馬廠巷，人們在房前院後閒坐喝茶；古城牆南，是“城外”萬松嶺南，有老人一男三女，在伺候農地。這是一個久雨初晴的秋日，風和日麗，丹桂飄香。一位八十多歲的老太，發如白絲，正從糞缸中舀出肥來，下到一個水塘，兌上水。那一擔，足有一百多斤。白髮老太哈腰，扁擔上了肩，顫顫巍巍地直起腰來，從塘底一步一步走了上來。又順了山坡，挑到菜地。我懷了敬意與她搭話，可惜老太耳背。
菜地和番茹地，接連西去，要去看更遠的城牆遺址，只有從農地中走去。地中有一座墳，碑上刻著民國三十年的字樣，在綠色的菜地中兀然獨立。一老婦在墳的四周細心地鋤草，墳堆修葺得十分養眼。農耕的本分與厚道，其意盎然。北面是雲居山，東面是捲菸廠，南面從小路輾轉出去，是萬松嶺路。這一塊被市廛包圍的“桃源”，悠然清新。有七隻糞缸式的蹲廁，坦蕩得如同君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