詞語簡介
科舉考試一甲三名，頭名曰狀元，二名稱榜眼，三名喚作探花。狀元、榜眼顧名思義都好理解，元為首,眼在其下.但探花一詞的來歷頗有趣味。 自唐中宗開始，新科進士放榜後由政府組織一場慶祝宴會，地點指定在長安當時著名的公園－曲江以示祝賀。又因為時值每年三月的春花爛漫之時，又名“杏園宴”。宴會開始前在今科進士中選年少俊美者乘馬採花，以助喜慶，遂稱為“探花郎”。 查到北宋科舉時探花作為一甲三名的美稱，不知出典何處，待考。
探花含義
1.看花。 唐 皮日休 《春雨》詩：“野客正閒移竹遠，幽人多病探花稀。” 宋 陸游 《初春探花有作》詩：“流落天涯何足道，年年常策探花功。”
2.猶採花。喻尋求女子的愛情。 明 陸采 《懷香記·掾房訂約》：“前日 春英 到寓所來說，小姐垂盼小生，要求相會。我想潭府深沉，難展探花之手。”
3. 宋 以後稱科舉考試中殿試一甲第三名。本於 唐 的探花使。 宋 吳自牧 《夢粱錄·士人赴殿試唱名》：“伺候上御 文德殿 臨軒唱名，進呈三魁試卷，天顏親覩三魁，排定名姓資次……第一名狀元及第，第二名榜眼，第三名探花。”參閱 清 趙翼 《陔餘叢考·狀元榜眼探花》。
歷代科考制度分鄉試、會試、殿試三階段。生員(秀才)每3年一次到省城參加會考,叫作鄉試，錄取者稱舉人,第一名為解元。各地舉人們在隔年春天齊聚京城禮部參加會試,錄取者稱進士,第一名為會元。
同年，天子親自在殿上出題考試，稱為殿試或廷試，會試錄取的進士分三等：一甲取三人，即所謂狀元、榜眼和探花，另有二、三甲若干人。
科考之初隋煬帝時，進士第一名便有了狀元的名號，又稱“魁甲”。早期參加考試的士子，經由各州貢送到京城，在應試前需遞送“投狀”，與今日考試報填個人資料類似。考試結束後，最高成績者放在全部投狀最前面，稱為狀頭，也叫狀元。
到宋代，因為公布進士榜時，狀元的姓名居上端正中，而二、三名分列左右，如同人體兩隻眼睛，所以稱作榜眼。在宋代，榜眼是一甲二、三名的合稱。直到南宋後期，榜眼才成為第二名的專名，第三名進士則改稱為探花。
探花一詞始自唐代。新科進士放榜後，由朝廷組織一場慶祝宴會，地點就在長安的曲江，名為“杏園宴”。時值三月，春花爛漫，宴會前在今科進士中選年少俊美者乘馬採花，以助喜慶，稱為“探花郎”，與科考名次無關。
直到南宋末，為了區分一甲的二三名，探花才漸漸地成了第三名的專稱。因此，狀元、榜眼、探花作為“三鼎甲”的合稱，形成於南宋。
曲江簡介
曲江文化源遠流長，她興起於秦漢，成於隋而盛於唐，宋元明清隨都城遷而逐漸衰落，21世紀又將重現輝煌。唐代曲江是都城長安最有活力的地方，曲江流飲、杏園探花、雁塔題名、紅葉題詩、樂遊園登高、芙蓉苑看花等在中國古代史上臉炙人口的文壇佳話就發生在這裡，曲江之於唐都長安即如今日西湖之於杭州。
探花宴探究
公元八世紀的中國隋朝時，皇帝為了選用有才能的人管理國家，建立了科舉制度，也就是通過分科考試去選用官吏的制度。到了唐朝，科舉制度進一步發展，普通文人也可以和官員一樣，參加不同科目的考試，走上做官的道路。
在唐朝，科舉考試由下而上，分為秀才、舉人、進士三級，層層選拔，最後由皇帝進行面試，分授官職。文人們所追求、羨慕的就是進士，考中了進士，就有希望做大官，因此進士科也最難考，常常一百個人當中只錄取一二十個人，許多人考了一輩子也不成功；也有的到五十多歲才考中，這在當時是非常普通的事情。
唐朝的進士科考試設在國都長安，也就是現在的西安。每年一月考試，二月公布各科錄取考生的名單和名次。春暖花開的時候，皇帝就在曲江園林舉行盛大的宴會，賞賜那些新考中的進士。
曲江園林在長安城東南角，這裡有一個彎彎曲曲的大池塘，池塘的周圍有漂亮的花園，以及著名的慈恩寺、大雁塔、小雁塔等景觀。皇帝、大臣和貴族們經常到這裡遊玩，許多文人、學者也喜歡到這裡來飲酒作詩。
在皇帝舉行的曲江宴會上，進士們把裝了酒的杯子放在曲江水面上，酒杯隨水而流，流到誰的面前停下來，誰就拿起杯子飲酒作詩，同時，還要請兩位最年輕英俊的進士去花園裡採摘名貴的花草，分給各位進士佩戴。人們把這次宴會叫“探花宴”，採花的人叫“探花使者”。
有一年，曲江宴會結束後，進士們紛紛到慈恩寺遊玩，當他們來到大雁塔下面的時候，一個進士心血來潮，把自己的名字刻在大雁塔下面的石壁上，這個做法以後就形成了一種習俗，凡是新進士曲江宴會後，都要來到慈恩寺大雁塔，選派一位書法漂亮的進士，把大家的名字題在石碑上。以後誰當上了將、相，就把他黑色的名字改為紅色的。
唐朝知識分子把參加曲江探花宴和雁塔題名看作是一件非常榮耀的事情。唐朝大詩人白居易和其他十六個人一起考中進士，他是其中最年輕的，當時才二十七歲，他曾經非常得意地在詩中寫道：“慈恩塔下題名處，十七人中最少年”。如今，在西安大雁塔下面的碑石上，還可以看到古代進士的題名。
唐朝的科舉制度，使出身低微的知識分子，有了參加國家政治活動的機會，提高了政府管理國家事務的水平。但是，隨著封建王朝的不斷更換，到了封建社會末期，科舉制度變得越來越腐敗，特別是進入十九世紀的明、清兩代，科舉考試的內容都離不開儒家經典著作，而且文章都有固定的格式和一套死板的規定，
科舉考試越來越流於形式。清朝的文學家蒲松齡寫的《聊齋志異》和吳敬梓的《儒林外史》都生動形象地反映了當時科舉制度腐敗及對讀書人的殘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