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背景
中國由奴隸制社會向封建制社會轉變時期的政治思想。這是中國古代政治思想發展的重要時期，在此時期內，百家爭鳴是政治思想發展的一個特徵。
從公元前770年周王室東遷雒邑,到公元前221年秦統一中國為止，持續了5個世紀的春秋戰國時期，是社會動盪和政治、經濟制度急劇變革的時期。從魯初稅畝起，至秦商鞅變法，“裂井田，開阡陌”，表明中國奴隸制社會的土地制度──井田制瓦解，土地私有制逐漸形成，奴隸制生產關係逐漸被封建生產關係所取代。周王室東遷以後，失去了控制諸侯國的政治、經濟、軍事力量，一些諸侯國競相擴張，出現了大國爭霸的政治形勢。公元前5世紀中葉，韓、趙、魏三家分晉，形成了七雄並立局面，大國爭霸進而演變為列國之間的兼併戰爭。在社會的動盪中，從分裂走向統一的歷史進程也在加速。隨著戰爭和土地私有制度的發展，原有的社會等級結構也日趨解體。奴隸主貴族日益沒落，新興的地主階級開始走上社會政治舞台。春秋末年，學在官府的格局被衝破了。孔丘“論次詩書、修起禮樂”，形成私人辦學的風氣。至戰國時期，士人成為較為穩固的知識階層和社會政治生活中最活躍的力量，這為政治思想的繁榮發展創造了重要的條件。
發展概況
春秋戰國時期是中國傳統政治思想系統化、哲理化的時期。春秋初至春秋末，是西周以來敬德保民思想繼續發展的時期，仁、禮、法、刑、忠、孝等重要的政治思想範疇，都是這一時期提出的。儒家和道家的出現，使中國古代的政治思想進入了體系完備和內容豐富、充實的發展階段。至戰國時期，又出現了名家、法家、墨家、農家、雜家、陰陽家、縱橫家等思想學術派別，諸子百家各自著書立說，招收學生，宣揚自己的政治主張，形成了百家爭鳴的局面。
諸子百家中，儒、墨、道、法四家的政治思想內容最為豐富，對中國古代政治思想的發展影響較大。儒家思想以倫理政治為核心，“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重視君臣父子之禮、夫婦長幼之別。在戰國時期其主要代表人物是孟軻、荀況。以墨翟為創始人的墨家學派,其政治思想的主要特點是重視實用,兼愛是其政治思想的核心。在政治上，墨家主張尚賢、尚同、非攻，在國家的經濟政策上則主張強本節用。墨家在戰國時期影響很大,與儒家並為顯學。
道家源於老子,其政治主張是無為而治。戰國時期，主要代表人物是莊周。莊周的政治理想是人與萬物群生，“連屬其鄉”的“無何有之鄉”，比老子的小國寡民的政治主張走得更遠。在政治上，他主張“絕聖棄智”,“掊斗折衡”。其他代表人物，如楊朱主張“貴己”、“為我”、“全性葆真”，列禦寇主張“貴虛”，都有消極遁世的特點。法家是戰國時期起過重要作用的思想流派。在政治上，法家倡導變法，發展耕戰事業,以法治國,富國強兵。法家政治思想的理論基礎是歷史進化論和人性好利論，法、術、勢是法家政治思想的核心概念。法家在戰國時期的代表人物有商鞅、李悝、申不害、慎到、韓非，其中商鞅重視法治，申不害偏重於君主對於權術的運用，慎到強調權勢對於君主專制政治的決定作用。晚於他們的韓非，吸收、兼容前期法家的思想成分，建立了法術勢兼用的極端專制主義政治理論。
基本內容
春秋戰國時期，諸子百家圍繞著君本民本、人治法治、性善性惡、法古師令，以及軍事、經濟、用人等方面展開激烈的爭論。
君本與民本思想的爭論 儒、墨、道、法諸家的政治思想，在本質上都是專制主義理論。但是，它們對於君主、民眾、國家之間的關係的認識存在著很大的差異。儒家對於民眾在社會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有較深刻的認識，特別是孟軻繼承、發展了春秋以來民本思想的精華，認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孟子·盡心下》）。荀況則認為君主是“管分之樞要”，主張尊君愛民。在處理君主與臣民之間的關係上，儒家認為仁和禮是最基本的行為準則，“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與儒家相反，法家則完全站在君主的立場上，認為國家是君主的私有物，“國者君之車也”(《韓非子·外儲說右下》)，君主的權力是至高無上的,君主應該用法、術、勢統御臣民,使臣民懾服。墨家的政治思想也有明顯的君主至上傾向,墨翟認為,君主是善言善行的代表,應該由君主“一同天下之義”(《墨子·尚同》)，使臣民的言行意志都統一於君主。
人治與法治的爭論 儒家提倡人治，認為“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中庸》）。所謂人治，就是依靠君主和各級官吏個人的聰明才智、在民眾中的威信、以身作則的影響來治理國家，管理人民，把國家、民族的興亡寄托在個人或少數人身上。為了實行人治，儒家特彆強調君主和官吏們的道德修養和愛人之心。孔丘說：“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論語·顏淵》），又說：“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論語·子路》），並強調“為政以德”。孟軻認為“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孟子·公孫丑》）。荀況尤其強調禮的作用，認為禮是安定社會秩序、穩定等級結構的根本保證。儒家人治主張的實質是倫理政治。法家主張實行法治。他們認為法是約束民眾行為的最有效工具，是國家致治的根本保證。法律分明，即使才能平庸的君主也能治理好國家。他們還強調“刑無等級”、輕罪重罰等原則。法家的所謂法治，強調的是嚴刑峻罰，靠暴力治國，他們信奉的是“民固驕於愛而聽於威”的政治哲學。他們雖然也提出過一些法治原則，但從來沒有認真執行過。他們所倡導的法治原則和他們所倡導的君主獨裁原則是根本對立、水火不相容的。他們所提倡的法治，實際上是強權政治。道家在這一問題上走上了另一極端，一方面認為聖人治天下就是亂天下，另一方面又主張君主無為而治，通過無為政治，使臣民無知無欲，安於被統治的地位。
性善論和性惡論的爭論 人性問題是春秋戰國思想家論爭的另一個重要問題。孟軻認為人性善，它根源於“不慮而知，不學而能”(《孟子·盡心上》)的良知良能。人性善體現為惻隱之心、辭讓之心、羞惡之心、是非之心四端，任何人在性善這一點上沒有差別。荀況認為人性惡，其根源在於與生俱來的利慾之心，必須通過禮的約束和教化使人性得到矯正。法家的人性論與荀況相近，其基本觀點是人性好利，但認為人的本性無需改造，應該因勢利導,使之與富國強兵的政策統一起來,利用人民好利的心理，達到富國強兵的目的，“操名利之柄”（《商君書·算地》）以致功。從人性好利的認識出發,法家認為,仁義忠信、道德教化對於治國沒有任何作用,治國不二法門。道家對人性的看法不拘於善惡,他們把自然視為人的本性。《老子》中曾將人性歸結為朴，這種認識為戰國時期的莊周繼承下來。莊周認為“善惡有間矣，其於失性一也”（《莊子·天地》）。
善和惡都是對人性的破壞，主張繕性、達生，在政治上則主張順性自然、無為。
師古與師今的爭論 春秋戰國時期是中國社會大變革時期，改革前進已成為時代潮流，許多諸侯國都進行了改革。但是，一些腐儒卻泥古不化，嚮往所謂堯舜禹湯文武之政。秦孝公時的杜摯就以法古為由反對商鞅的變法，他指出：“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臣聞法古無過”（《商君書·更法》）。商鞅則認為：“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禮法以時而定，制令各順其宜，兵甲器備，各便其用。臣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必法古”(同前)。這種爭論，在戰國末年、秦王朝初建時再度展開。秦博士淳于越主張分封制，反對郡縣制，也曾把師古作為理論依據,他說:“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李斯則反對他的看法,指出:“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各以治,非其相反,時變異也。……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史記：始皇本紀》）。
特點和影響
春秋戰國時期，儒家、墨家、道家、法家等諸家的政治思想，雖然各具特點，但他們共同的出發點都是為了尋求解決社會問題的辦法。在百家爭鳴中，諸子百家各持己見，互相攻訐，同時互采別家之長，在政治思想上呈現出相互吸收、相互融合的趨向。如荀況的性惡論明顯地接受了法家商鞅等人的影響；法家關於術和勢的理論是在道家無為而治的思想的影響下形成的；戰國後期出現的黃老刑名之學，則是道家、法家思想相互融合的產物。 春秋戰國時期是中國古代政治思想史上最繁榮的時期。這一時期的政治思想，為秦漢以後政治思想的發展奠定了基礎。在這一時期形成的儒家、法家、道家的政治思想，對於中國封建時代的政治有著重要的指導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