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詞
正文
詞興於唐,盛於兩宋,至明代已經衰微。其原因，主要是由明代特定的社會環境所造成，同時也與明詞作家不專工、不當行相關。明代統治者，在思想文化上推行封建專制政策，以八股取士，嚴格箝制人們的思想。所謂“以經術程士”、“悉屏詩賦”，正是八股取士後的一種社會風尚。明代文士中，儘管有的並不為時俗所囿，也曾填詞，但在他們當中，“求其專工稱麗，千萬之一耳”(錢允治《國朝詩餘序》)，有成就的作家不多。明人填詞，或者“才為句掩，趣因理埋，體段雖存，鮮能當行”（同前）；或者連句讀也分辨不清。所以，況周頤指出：“明詞專家少，粗淺、蕪率之失多，誠不足當宋元之續。”（《蕙風詞話》卷五）不過，明代詞壇也出現了有一定影響的詞作家，留下了一些較好的作品。明初詞壇，劉基、楊基、高啟等人，由元入明，在政治上遭受挫折，所作詞能自成家數，各具特色，尚存宋元遺風。劉基，曾佐朱元璋定天下，任御史中丞，封誠意伯，後因被詆毀，憂憤而死。所作詩文，閎深頓挫；所作詞，有的“感喟激昂”而又表現得十分淒婉，有的於委宛摹寫中，並寄深意，尚多可讀篇章。楊基的詞有的帶有托意，所感甚深，頗為縝麗並有一種清氣行乎其間，亦耐玩味。高啟的詞或“以疏曠見長”，或“極纏綿之至”（沈雄《古今詞話》），並有宋元風韻。在明初文壇上，楊基、高啟與張羽、徐賁齊名，世稱“吳中四傑”，張、徐不以詞名，楊、高的詞卻頗有影響。此外，瞿佑等人“風情麗逸”，所作詞“多偎紅倚翠之語，為時傳誦”（田汝成《西湖遊覽志餘》），也不失詞的本色。
明代中葉以後，詞風日下。楊慎、王世貞、湯顯祖等人，多所製作，卻都不是當行作家。楊慎、王世貞博聞廣識，堪稱一代通儒，其所作詞也有過人之處，只是逞才恃博,“強作解事”,與樂章多有不諧（朱彝尊《詞綜·發凡》）。湯顯祖是著名的傳奇戲曲作家，出其餘緒而填詞，雖偶有佳作，卻“患在好盡，而字面往往混入曲子”，與兩宋蘊藉之旨相距甚遠（吳衡照《蓮子居詞話》）。楊慎等人的創作實際上已將明詞引上了歧途。此外，錢塘馬洪雖然以布衣終身，並精於詩詞，自謂四十年僅得百篇，但其所作詞，名為《花影》，不過“月下燈前，無中生有，以為假則真，謂為實猶虛”，氣骨輕浮，缺乏新意。明代還有一種風氣,兩宋諸名家詞,不很顯於世，而《花間》、《草堂》諸集,卻獨盛一時,成為文士填詞的樣板。明人的填詞托體不尊，有的人還將填詞當作酬應獻諛的手段,更使詞格愈趨卑下。因此,明中葉以後，詞的創作已漸凋敝。
到了明末，由於社會發展變革，才給詞的創作帶來一線生機。明代末期，滿族貴族集團統兵入關並建立清朝，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的社會矛盾。陳子龍在抗清鬥爭中英勇犧牲，其門生夏完淳，年僅十七，也以身殉國。陳子龍的詞托體騷辨,所指甚大,“言內意外已無遺義”，早期所作風流婉麗，婀娜韶秀出於剛健之中，後期所作綿邈悽惻，神韻天然而又有不盡風味。陳子龍是轉變風氣的第一人，允為明詞大家。夏完淳所作《玉樊堂詞》，“慷慨淋漓，不須易水悲歌,一時淒感,聞者不能為懷”（沈雄《柳塘詞話》）。他的某些作品,“聲哀以思,與蓮社詞《雙闕中天》闋，托旨略同”（況周頤《蕙風詞話》卷五）。與陳子龍同時，入清後猶有創作活動的屈大均、王夫之、金堡(釋澹歸)等人也是能詞者，他們的創作,同樣不可與一般“批風抹露者”並論。因此,陳子龍、夏完淳以及屈大均、王夫之、金堡等人的出現，使得明末詞壇煥發光彩，不僅挽救了一代詞運，而且也為清詞中興開了風氣。
明代除了出現若干較為出色的詞作家外，在詞學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績。有關詞譜、詞韻專書，明代傳有張的《詩餘圖譜》、程明善的《嘯餘譜》、徐師曾的《詞體明辨》(附詞譜)以及沈謙的《詞韻》；詞的選本,有楊慎的《詞林萬選》、陳耀文的《花草粹編》、董逢元的《唐詞紀》以及卓人月的《古今詞統》；詞話有楊慎的《詞品》、陳霆的《渚山堂詞話》、俞彥的《爰園詞話》、賀裳的《皺水軒詞筌》等數種。此外，毛晉汲古閣刊行《宋六十名家詞》和《詞苑英華》，吳訥彙輯《唐宋名賢百家詞》，也為詞的輯佚作出了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