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俄介紹
1917年11月7日（俄歷10月25日）取得了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政權－－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簡稱蘇維埃俄國或蘇俄。共和國成立不久，經過三年艱苦的國內戰爭，粉碎了14個帝國主義國家的武裝干涉和地主資本家的武裝叛亂，保衛了蘇維埃政權。1922年12月30日，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正式成立。
背景
十月革命
十月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俄國革命形勢迅速趨於成熟。1917年2月，俄國爆發了第二次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推翻了沙皇制度，但出現了資產階級臨時政府和兩個政權並立的局面。4月，列寧從國外回國
，發表《四月提綱》，提出從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過渡到社會主義革命的任務。根據列寧的指示，布爾什維克黨在民眾中積極進行宣傳並多次領導工人和士兵舉行示威。 9、10月革命形勢完全成熟，解放運動空前高漲
。從11月6日夜到7日晨，工人赤衛隊和革命士兵、水兵，在布爾什維克黨的領導下迅速占領了彼得格勒的主要橋樑、火車站、郵電局、國家銀行和政府機關等戰略要地；7日上午九時，占領通往冬宮臨時政府所在地的要道
。11月7日深夜，全俄工兵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在斯莫爾尼宮召開。會議在11月8日通過和公布了列寧起草的《和平法令》和《土地法令》。會議宣告全部政權歸蘇維埃，選舉成立了工農臨時政府人民委員會。11月7到16日，蘇維埃政權在莫斯科確立。1917年11月到19 18年2到3月，首先從城市，然後到鄉村，蘇維埃政權在全國各地建立起來
。
無產階級革命導師列寧四年的世界大戰和三年內戰。加上天災，導致蘇俄嚴重的經濟危機並逐漸發展成為政治危機。
由於彼得格
勒十月武裝起義的勝利，無產階級奪取了國家政權，布爾什維克黨以執政黨身份著手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但是，被革命推翻的剝削階級和代表剝削階級利益的黨派(君主派、立憲民主黨人、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分子)，以及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結成了反對蘇維埃政權的統一陣營。最先打起白衛軍反革命旗幟並挑起內戰的是前臨時政府首腦、俄軍最高統帥克倫斯基。彼得格勒十月武裝起義剛獲成功，他立即命令各方面軍和各軍區司令、哥薩克軍隊的首領(蓋特曼)派遣最可靠的部隊向彼得格勒和莫斯科進發，採取軍事行動推翻蘇維埃政權。大部分士兵拒絕執行克倫斯基的命令。只有騎兵第3軍軍長克拉斯諾夫將軍率領了部分軍隊開往彼得格勒，當時，反革命組織“拯救祖國和革命委員會”正在彼得格勒秘密組織士官生舉行武裝叛亂。國內其它地區的反蘇維埃勢力也蠢蠢欲動。莫斯科軍區司令官里亞布采夫上校在莫斯科發動叛亂。駐莫吉鏖夫的舊俄軍統帥部大本營，以及卡列金、菲利莫諾夫、杜托夫等首領(阿塔曼)領導的頓河區、庫班以及奧倫堡的哥薩克“政府”，都拒絕承認蘇維埃政權，並且採取了軍事行動。
國內戰爭
誓死保衛蘇維埃11月20日烏克蘭資產階級的中央拉達宣稱自己為烏克蘭最高權力機關，並與羅馬尼亞方面軍和西南方面軍的反革命指揮部結成了同盟。白俄羅斯的拉達，依靠多夫布爾·穆斯尼茨基將軍的波蘭軍的支持，也起來反對蘇維埃政權。在梯弗里斯(今提比里西)，反革命組織了反對蘇維埃的聯合政府“南高加索委員會”，整個南高加索，除巴庫地區以外，均為這個委員會所控制。巴庫宣布成立了以邵武勉(見巴庫委員)為首的巴庫公社。在土耳其斯坦和西伯利亞也出現了當地的反革命“政府”。國內反革命發動內戰的第一批策源地就這樣開始形成了。
所有的反蘇維埃叛亂，都得到國際帝國主義的支持。各主要帝國主義國家，當時還在打第一次世界大戰，無法立即派兵援助俄國國內反革命。而且帝國主義者起初認為蘇維埃政權尚未鞏固，俄國國內的反革命勢力可以輕而易舉地把它打垮。但是，兩個敵對的聯盟(協約國）為一方，德意志同盟為另一方)都同俄國國內反革命勢力建立了密切聯繫，並通過各種形式給他們援助和配合。12月23日英法兩國就各自軍隊將來在俄國領土上作戰的地區問題簽定了協定。協約國在策劃武裝干涉時，不僅打算把俄國革命鎮壓下去，而且還要肢解俄國，將俄國變為殖民地。 擺在勝利了的無產階級面前的任務是鎮壓反革命。以列寧為首的黨和蘇維埃政府組織了粉碎反蘇維埃叛亂的鬥爭。
國內戰爭為了使國家獲得必要的和平喘息時機，蘇維埃政府於1918年3月3日被迫簽訂了《布列斯特和約》。共產黨及
其中央委員會為建立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和保衛蘇維埃共和國開展了大量工作。為了有效地指導國防工作，1918年3月4日成立了最高軍事委員會。該委員會隸屬於人民委員會，履行武裝力量統帥部的職責。4月，成立了工農紅軍最高軍事監察部。3月14日建立了屏障軍北線防區，4月8日又抽調共和國西部邊境的軍隊加入屏障軍防區。屏障軍防區由一名軍事指揮員和兩名政委領導。全國各地都在建立紅軍志願兵部隊。4月，列寧批准了按統一編制建立百萬紅軍的計畫。擬定了以軍區為單位的軍事行政區劃。根據4月8日人民委員會的命令又成立了地方軍事機構一鄉、縣、省、區域的軍事委員部。4月22日開始實行勞動人民的普及軍訓，取消了指揮人員的選舉制。此外還規定了軍人“宣誓”。根據人民委員會的決定，陸軍和海軍大量吸收舊軍隊的軍事專家參加工作。為了監督軍事專家的工作，為了組織好軍隊的政治工作和官兵的教育工作，建立了軍隊政治委員制度，並成立了全俄政治委員局。所有這些措施，對於在勞動人民義務兵役制基礎上建立強大的正規化陸軍和海軍，都具有重大的意義。
外國勢力干涉
蘇俄反對國內外反動勢力的勝利1918年春，德國軍隊利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條約》，占領烏克蘭、白俄羅斯和波羅的海沿岸地區。英、法、日、美等
國則以防止德國入侵為藉口，出兵占領了摩爾曼斯克、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參崴）、高加索和裏海以東的地區。頓河哥薩克統領、哥薩克白衛軍軍長克拉斯諾夫和白軍南俄軍司令鄧尼金在頓河流域和北高加索地區發動叛亂。對蘇維埃政權威脅最大的是捷克斯洛伐克軍團叛亂。這個軍團由戰俘組成，約5萬人，於1918年5～6月在伏爾加河中游、烏拉爾和西伯利亞一帶掀起叛亂。在捷克軍團支持下，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分別建立“立憲會議成員委員會”和“西伯利亞臨時政府”，公開反對無產階級政權。全俄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於1918年9月2日宣布全國為軍營，並成立共和國革命軍事委員會，負責領導軍事機關和各條戰線。委員會主席是托洛茨基，總司令是瓦采季斯。11月30日成立以列寧為首的工農國防委員會，統一領導全國軍事、政治和經濟。隨即實行了戰時共產主義政策
。
戰時共產主義
實行“戰時共產主義政策”,其內容：實行餘糧收集制；把大中企業收歸國有，對小企業實行監督；取消一切商品貿易；一切生活必須品均由國家集中分配；強制勞動，實行“不勞動者不得食”的原則。
英勇的紅軍士兵面對國內反動勢力的施壓，蘇俄開始頒布餘糧收集製法令，強制徵收農民除維持生存量之外的所有糧食。 實
行實物配給制，食物與商品集中計畫配給。 所有的大中型工業企業實施國有化，小工業企業則實行監督。 國家經營所有的外貿活動。 對工人採取嚴格的管理制度，罷工者即行槍決。 全國實施成年人勞動義務制，貫徹“不勞動者不得食”的原則。 政策的實質至今仍有爭議，包括部分布爾什維克主義者在內一些人認為戰時共產主義政策實施的唯一目即為奪取國內革命的勝利。但另有觀點認為戰時共產主義政策是蘇俄領導人直接向共產主義社會過渡的一項嘗試，並冀希望於通過的該政策實施使經濟產量大幅攀升。
戰時共產主義政策的實施幫助了新生的蘇維埃政權挺過了國內戰爭的危機。鑒於該政策取得的成功，在1920年底俄國國內戰爭基本結束的情況下，戰時共產主義政策不但沒有收縮，卻反而被被加強。而此時的俄國已因多年的戰爭而民窮財盡，1921年的重工業產量只有一戰前1913年的20%，1918年至1920年，彼得格勒失去的75%的人口，莫斯科減少了50%。7年的戰爭加之嚴重的乾旱造成了巨大的災荒，全俄約300萬人至1000萬人餓死。發揮了重大威力的戰時共產主義政策在和平時期再也無法推行，農民們普遍抗糧不交，糧食的徵收不得不動用軍隊才能完成。農民與工人的罷工活動甚至矛頭指向了蘇維埃政權。發生在坦波夫的叛亂席捲了全國，甚至連十月革命的中堅分子喀琅施塔得水兵也打出了“要蘇維埃，不要共產黨的蘇維埃”參與叛亂。蘇維埃政權的出現政治危機震驚了革命的領導人列寧，他說：“我們計畫……用無產階級國家直接下命令的辦法在一個小農國家裡按共產主義原則來調整國家的產品生產和分配。現實生活說明我們錯了。”
新政策的誕生
蘇聯成立的標誌1922年，政府通過《土地法令大綱》。在流通方面，1921年5月 ，蘇維埃政權通過關於交換的法令，宣布實
行產品交換。國家通過合作社組織工業品同農民手中餘糧直接交換。同時，允許私人在地方範圍內進行商業往來。在工業方面，一切涉及國家經濟命脈的重要廠礦企業仍歸國家所有，由國家經營。而中小企業和國家暫時無力興辦的企業則允許私人經營。1920年11 月，人民委員會發布租讓法令。新經濟政策的實行，重新建立了工業與農業之間正常的經濟聯繫，鞏固了工人階級同農民的聯盟，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受到廣大人民，特別是農民的歡迎，使1921 年的危機迅速得到克服。
直接目的
解決國內嚴重的經濟困難和政治危機
實質
利用市場和商品貨幣關係發展經濟
主要內容
農業
用固定的糧食稅代替餘糧收集制
工業
部分恢復私營經濟，關係國家經濟命脈的企業仍歸國家所有
貿易
允許自由貿易，恢復商品流通和商品交換
分配
廢除實物配給制，實行按勞分配製
歷史發展
1921年3月，布爾什維克黨的第十次代表大會通過了由戰時共產主義過渡到新經濟政策的決議。新經濟政策以糧食稅代替徵收，允許農民自由出賣餘糧，允許私商自由貿易、並且將一部分小工廠還給私人，還準備把一些企業租給外國資本家。儘管這一政策遭到一些人的反對，但是它終究給國家帶來了莫大的好處。20年代初，美國企業家哈默和列寧之間建立的友誼就說明這一點。
1921年，阿曼德·哈默才23歲。可是他已成了在哥倫比亞醫學院就讀的獨一無二的白手起家的百萬富翁。這年6月，他克服種種困難，來到了蘇俄。他原先是想幫助蘇俄人民醫治當時流行的斑疹傷寒，但大量事實使他更為饑荒所引起的災難而震驚。他立刻用100萬美元在美國購買了100萬普特小麥，用船運到蘇俄去銷售。這件事被列寧知道了。他熱情地邀請哈默來克里姆林宮會面。列寧用英語同哈默交談，對哈默說：“你們和我們可以互相取長補短。我們是個落後國家，資源豐富而未經開發。美國可以在這兒找到原料和銷售機器的市場，以後還可以在這裡推銷工業產品。而我們需要美國的技術和方法，以及美國的工程技術人員。”說到這裡，列寧順手從桌子上拿起一本《科學的美國人》雜誌，一邊翻著，一邊說道：“瞧！這是你們人民作出的成績。這就是進步的含義，高樓大廈，發明，發展機械來替代人的雙手。”
列寧又問哈默：“你在我國旅行過嗎？”哈默說：“我剛在饑荒地區和烏拉爾區呆了一個月。”列寧聽了，臉色頓時變得有些憂鬱，緩慢地說：“是的，饑荒，我聽說你本來想做些醫務救濟工作，這種工作非常需要，不過，我們最需要的是美國商人。我們真正需要的，是美國的資本和技術，用這些來使我們國家的輪子再次運轉，對不對？”
哈默對列寧談起了訪問烏拉爾區的印象。他認為，俄國的物資和人力都很充足，許多工廠的狀況比他預計的要好。
列寧點點頭：“不錯，問題就在這裡。內戰使一切陷於停頓。現在我們必須從頭做起。新經濟政策要求重新發展我們的經濟潛能。我們希望建立一種給外國人以工商業承租權的制度，來加速我們的經濟發展。它將為你們提供很好的機會。”
不久，哈默就成了第一個在蘇俄經營租讓企業的美國人。他還勸說大資本家亨利·福特到俄國開辦企業。這個堅決反共的老頭子，終於聽從了哈默的建議，成了在蘇俄經銷福特汽車和拖拉機的唯一代理人。福特一開先例，其他的公司也一擁而上。後來，老福特還在俄國修建了一個汽車工廠。儘管他一向與布爾什維克主義為敵，卻對這筆生意頗為滿意。因為蘇維埃政府按照列寧的新經濟政策，保證了外國商人有利可圖，有錢可賺。
1922年的史達林與列寧1922年冬天，列寧的健康情形惡化，右邊身體癱瘓。當他住在鄉間別墅療養的時候，還通過他的德國醫生給哈默捎
去口信：“告訴年輕的哈默，我並沒有忘記他，並祝他一切順利。他要是有什麼困難，叫他一定告訴我。”這個口信使哈默感動得幾乎落淚。就在這年年初，哈默向列寧打電報，報告給他的石棉礦工人運糧食的火車被一名站長卡住，要勒索500普特糧食，作為“過橋費”。在列寧過問下，運糧列車很快到達了目的地，那個站長被槍斃了。
新經濟政策使蘇維埃國家的經濟順利恢復起來，社會主義建設時期開始了。1922年12月，在全國上下團結的基礎上，召開了第一次蘇維埃代表大會，宣布成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簡稱蘇聯），制定了第一部憲法。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終於在世界上站穩了腳跟。
隨著1924年列寧的逝世和史達林的上台，新經濟政策被慢慢廢除。1929年，史達林公開宣布停止實施新經濟政策，在全國範圍加速開展農業全盤集體化和社會主義工業化運動，在事實上採納了托洛茨基的建國思想，逐步形成了代替新經濟政策的史達林模式。
內容
農業方面
1921年3月21日頒布《關於以實物稅代替餘糧收集制》法令，規定農民交納糧食稅後，剩餘的糧食等農產品可以到市場交換物品。糧食稅的稅額比餘糧收集制大為減少，1921—1922年度全國稅額比上年度減少43．3%。1922年，政府通過《土地法令大綱》，允許農民自由使用土地和在蘇維埃監督下出租土地和僱傭工人。
工業方面
在堅持發展社會主義大生產和國家掌握國民經濟命脈的前提下，將部分國有企業以租借制和租讓制的形式轉變為國家資本主義企業。1920午11月頒布租讓法令，允許外國資本家在蘇俄經營租讓企業或同蘇維埃國家組織合營股份公司。1921年5月。國家把一部分小企業發還原主經營。7月又決定把一批中小工廠和商店租借給本國的合作社或個人。這些租讓和租借企業由私人經營，所有權屬於國家。承租者必須接受國家監督指導，遵守蘇維埃法令，按期交納租金和一定比例的利潤，到期把企業完好地交還蘇維埃國家。
流通方面
廢除國家配給制和國家貿易壟斷制。在堅持國家計畫領導的前提下，實行自由貿易制，大力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
可以把新經濟政策歸納為下列一系列措施
：
1、糧食稅取代糧食徵收制
2、允許農產品自由買賣，從而承認了市場機制
3、在國家保持經濟命脈（冶金、運輸、燃料工業、石油等）的情況下實行中小企業的非國有化
4、把大工業企業聯合成托拉斯和辛迪加，實行經濟核算
5、取消勞動義務制和勞動動員，按照產品的質量和數量支付勞動報酬
6、在一定程度上允許私人資本在工業、農業、商業、服務業中自由發展，鼓勵合作社，農村僱工和租佃合法化
7、允許外國資本進入，實行租讓和租賃；重建銀行和稅收制度
8、實行貨幣改革，取消蘇維埃紙幣，發行穩定的貨幣切爾文盧布
列寧的新經濟政策很快被廢止的原因
1924年列寧死後，布哈林成為了新經濟政策最重要的支持者。但1928年該政策被史達林廢除，取而代之的是第一個五年計畫，史達林想要迅速地積累資本進行國家工業化並達到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水平。他全面引進了中央集權的計畫經濟體制，以農村集體化全面代替了新經濟政策。
一、列寧新經濟政策制定出台時間過短、思想的不成熟，是這一政策很快被廢止的間接原因
新經濟政策是列寧在1921年春提出來的，到1923年時，新經濟政策實施取得了明顯的成效。於是，列寧將新經濟政策加以總結，對俄國建設社會主義的途徑和方法形成了與十月革命之初完全不同的全新的構想。
新經濟政策的“新”主要體現在：第一，在農業政策上實行糧食稅，允許農民在交納規定數量的實物稅後，自己處置自己手中的餘糧，開放自由市場，允許自由貿易；第二，實行租讓制，搞對外開放。把一部分國營的工礦企業、一部分土地森林等資源出租給外國資本家經營和開發，搞合資企業，引進國外的資金、先進技術、人才和管理經驗；第三，大力發展商品生產，擴大地方流轉，把發展商業視為搞活經濟的中心環節；第四，發展以公有制為基礎的多種經濟形式，包括發展個體經濟、私營經濟、租讓經濟、租賃經濟、合資經濟、合作社經濟、國營經濟等多種經濟形式。
列寧新經濟政策的有關思想是馬克思主義學說史上的嶄新內容。這一政策的提出表明，列寧領導布爾什維克黨和蘇維埃國家果斷地實行了從書本出發來談論社會主義到從實際出發來談論社會主義的方法論的轉變。它表明，在俄國這樣一個小農占優勢的經濟文化相對落後的國家建設社會主義，照搬馬恩“直接過渡”的道路根本行不通，必須採取“間接的”、“迂迴的”辦法。新經濟政策的成功向全黨昭示出一個真理，即從書本出發來談論社會主義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
當然，我們也應該看到，那種把列寧的新經濟政策說成是最完整、系統、成熟的社會主義建設理論的觀點，是頗為牽強的。因為從時間上看，這是不可能做到的。向新經濟政策的轉變是迫於當時蘇維埃俄國國內的政治和經濟危機的嚴重形勢做出的，是不得已的。做出這個抉擇雖然是果斷的、勇敢的，但以今天的眼光來看，新經濟政策並不是十全十美、無懈可擊的。例如對過渡時期的估計仍然偏短，對經濟上戰勝資本主義的理解仍然偏於簡單；在解決市場同國家關係問題的原則方面，在國家對經濟生活實行監督的原則方面，都沒有超越已有的思想。此外，列寧總是把商品、貨幣、市場同資本主義联系在一起，等等。
對新經濟政策思想的歷史局限性，我們應該堅持正確的態度。列寧和歷史上一切偉大的思想家、革命家一樣，“沒有能夠超出他們自己的時代使他們受到的限制”，這絲毫無損於列寧是一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的光輝形象，無損於新經濟政策巨大的理論和實踐價值。與此相反，應以列寧開創的從實際出發來談論社會主義的原則，完善新經濟政策。然而，以史達林為代表的繼任者，沒有深刻理解新經濟政策的方法論意義，最終導致了不是完善發展新經濟政策而是最終否定這一政策局面的發生。
二、20年代中後期蘇聯國際環境的驟然緊張，是新經濟政策很快被廢止的直接原因
新經濟政策是一個在實行過程中還需要不斷調整和完善的政策，它的系統化和成熟還需要時間。然而，20年代中後期蘇聯面臨的國際環境發生了重大改變，資本主義國家的包圍和戰爭逼近，這是導致新經濟政策很快被中止的直接原因。
十月革命勝利之初，列寧曾寄希望於世界革命大面積爆發，由此使社會主義在一國先勝爾後引起多國革命勝利，世界革命將在短時期內完成。十月革命勝利後，革命風暴也確實席捲了歐洲一些國家。然而，歐洲革命很快便被資產階級鎮壓下去。到1923年德國工人起義被鎮壓下去時，形勢已十分明朗了，蘇聯已經處於資本主義國家包圍之中，社會主義的俄國已成為孤島。在此情況下，史達林及聯共（布）中央必須面對的首要問題是隨時準備應付外來侵略，鞏固蘇聯的社會主義制度。1925年1月，史達林在聯共（布）中央全會上對國際形勢作了比較準確的估計，指出：“國際形勢已經開始起根本的變化”、“戰爭的前提日益成熟”、“戰爭的爆發不可避免”。為此，“必須準備應付一切”。1927年英蘇斷交和蘇聯駐波蘭大使被刺，以及20年代末30年代初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爆發後引起了局部戰爭的爆發，更使聯共（布）認識到“新的帝國主義戰爭日益逼近了”，“我們應當採取一切措施保障我們的國家以防止突然的事變”。戰爭危險的日益迫切，使蘇維埃國家又一次面臨生死存亡的抉擇，要求蘇聯放棄常規的經濟發展戰略，而採用一種超常規的、在短時期見效快的、重速度的備戰方針。國際環境發生了重大變化，其理論或政策便失去存在的外部條件。因此，列寧新經濟政策很快被中止的直接原因是國際環境的重大改變。
三、聯共（布）全黨特別是史達林教條式地對待馬克思列寧主義，是新經濟政策很快被廢止的決定性原因
上面分析說明，新經濟政策被中止是因為存在著間接和直接原因，但這些原因僅意味著新經濟政策具有被中止的可能性。而使這種可能性變為現實性，必然要有一個決定性因素起作用。而聯共（布）全黨特別是史達林的思想沒有跟上列寧的腳步完成這一重大轉變，仍教條式地對待馬克思列寧主義，則是新經濟政策很快被中止的決定性原因。
一些工農基本民眾不很理解新經濟政策，擔心這會走上資本主義道路。有許多布爾什維克黨員也想不通，認為實行新經濟政策是放棄革命原則，搞資本主義。在共產國際中也有些革命家對此產生疑慮，對“租讓制”想不通，甚至為此在國際會議上嚎啕大哭。在聯共（布）中央核心領導層中，除了布哈林之外，所有人的認識都沒有達到列寧的高度。先是托洛茨基，後有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公開對新經濟政策予以指責。他們儘管用詞不同，但共同點是認為新經濟政策同社會主義根本對立，認為新經濟政策將導致資本主義傾向和富農傾向。而作為黨內多數派關鍵人物的史達林，在1928年以前基本上是堅定的新經濟政策的支持者，但史達林對這一政策的理解也只是停留在“退卻”的層面上，因此他與黨內多數派一起，支持布哈林與托、季進行論戰。但是，由於他對新經濟政策認識的局限，當1927年國內發生糧食收購危機、國際環境開始緊張以後，史達林便認為“停止退卻”、開始“進攻”的時機到了。他認為新成長起來的“富農”是“新生的資產階級”，認為“富農”是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政權的威脅，應該進一步強化階級鬥爭觀念，強化專政中暴力鎮壓的部分。因此，史達林斷然否定了布哈林的意見，而採取“近似於餘糧收集制”的非常措施。1929年，聯共（布）將布哈林定為右傾投降主義並對之進行了鬥爭。同年11月，布哈林被開除出中央政治局。1929年的這場鬥爭在蘇聯政治和經濟生活中具有轉折意義，它結束了新經濟政策階段，扭轉了作為建設路線的新經濟政策方向，從此，蘇聯社會主義進入了史達林體制的軌道。
史達林應對中止新經濟政策負重要責任。特別是整箇中止新經濟政策的過程中夾雜著他確立個人最高權威、翦除異己的私心，更使得人們對史達林的指責批評與日俱增。但通過上述分析我們看到，假如沒有當時蘇聯複雜的國際國內環境，沒有聯共（布）黨內以及社會上幼稚膚淺教條式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新經濟政策實行的時間又如此之短，僅憑史達林個人的力量是難以扭轉乾坤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