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霸權來源
文化霸權，或稱“文化領導權”、“領導權”，其希臘文和拉丁文分別是egemon和egemonia。雷蒙德·威廉斯在《關鍵字》（Keywords）中，從詞源學角度考察了“文化霸權”這一概念的產生與發展。威廉斯指出，文化霸權這個詞最初來自希臘文，指來自於別的國家的統治者，到了十九世紀之後，它才被廣泛用來指一個國家對另一個國家的政治支配或控制。而到了葛蘭西手裡，這個詞又有了新的含義，被用來描述社會各個階級之間的支配關係。但這種支配或統治關係並不局限於直接的政治控制，而是試圖成為更為普遍性的支配，包括特定的觀看世界、人類特性及關係的方式。由此，領導權不僅表達統治階級的利益，而且滲透進了大眾的意識之中，被從屬階級或大眾接受為“正常現實”或“常識”。
根據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的考證，文化領導權的概念是由普列漢諾夫在一八八三至一八八四年間作為推翻沙皇制度的策略的一部分而首次提出的，涉及到無產階級在聯合其他團體，如資產階級、農民和想推翻沙皇的知識分子時所應有的文化領導權。後來列寧在《怎么辦？》和《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中，使用了“文化領導權”這一概念，指出無產者不要避開資產階級革命,不要把革命中的領導權交給資產階級，應當既以理論家的身份，又以宣傳員的身份，既以鼓動員的身份，又以組織者的身份“到居民的一切階級中去”，領導社會各個階級去爭取推翻沙皇統治的勝利。強調對大眾的宣傳參與，也強調不放棄對資產階級革命的領導權，列寧的這一認識對文化霸權概念的演進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只有到了葛蘭西，文化霸權才真正作為一個概念被提了出來，並形成了葛蘭西最富影響的文化霸權理論。
在《南方問題的一些情況》中，葛蘭西第一次明確使用了“文化霸權”這一概念。後來在《獄中札記》和獄中所寫的書信中，葛蘭西更是明確把“統治”（壓制）和“領導”區分開來，強調了文化霸權的這樣一面：通過大眾同意進行統治的方式。葛蘭西指出，一個社會集團能夠也必須在贏得政權之前開始行使“領導權”，這是贏得政權的首要條件之一；當它行使政權的時候就最終成了統治者，但它即使牢牢地掌握住了政權，也必須繼續以往的“領導”。葛蘭西對西方資本主義社會進行了細緻的考察，把資本主義社會的上層建築分為“市民社會”和“政治社會”或國家。市民社會由政黨、工會、教會、學校、學術文化團體和各種新聞媒介構成，而政治社會或國家則是由軍隊、監獄等暴力機構構成。葛蘭西指出，西方資本主義社會，尤其是先進的具有較高民主程度的資本主義社會，其統治方式已不再是通過暴力，而是通過宣傳，通過其在道德和精神方面的領導地位，讓廣大的人民接受他們一系列的法律制度或世界觀來達到其統治的目的，這就是葛蘭西所說的“文化霸權”。
實質
文化霸權首要的不是一個爭奪“領導”的問題，而是一個爭奪領導“權”的問題，是你的領導能否被接受，能否合法化的問題。因此統治階級或統治集團要獲得統治的合法權，就需要通過贏得被統治人民的同意，通過被統治階級的自願的贊同來獲得，而不是通過壓制或暴力來獲得。但要贏得大眾的同意並不就是一件簡單的事情，這其中就必然需要雙方的談判，而有談判也就有讓步或折衷平衡的問題，由此文化霸權的爭奪並不是一方對另一方的簡單的灌輸和強加，是雙方談判或協商的結果。這樣，文化霸權所給予我們的就不是一種靜止的或靜態的統治模式，而是一種動態的統治方式，一切都正在進行中，是統治與反抗之間的一種不斷變化的動態的平衡，或如葛蘭西所說的“運動中的平衡”。
那么，統治階級或集團如何贏得被統治人民的同意呢？葛蘭西指出，統治集團要贏得大眾的同意，其自身必須要具備一定的條件，這就是要超越自身的經濟局限，從經濟社團階段、經濟合作階段一直過渡到“最純粹的政治階段”，即文化霸權階段。正是在這一階段，從前產生的具有不同意識形態的社會集團或“政黨”互相對峙和衝突，並在這種對峙和衝突中相互妥協或協商，最終造成某個基本社會集團對一系列從屬社會集團的領導權，從而帶來整個社會經濟和政治目標的一致，也引起精神和道德的統一，雖然這只是暫時的。
對於葛蘭西來說，文化霸權雖然需要超越經濟階段，體現出一種精神和道德的統治，但這並不意味著要拋棄經濟基礎，甚至與經濟基礎割裂開來。文化霸權同時也必須屬於經濟的範疇，必須以領導集團在經濟活動的根本中心所執行的決定性職能為基礎。因此在這一意義上說，文化霸權又是一項全面的統治工程，既是一個文化或政治的問題，也是一個經濟問題。
意義
在領導權的爭奪上，葛蘭西認為這是一個長期而複雜的工程，用他的話來說，就是一場“陣地戰”，而在這其中，知識分子，尤其是“有機知識分子”起著重要的中介作用。
葛蘭西的文化霸權理論對文化研究，尤其是大眾文化研究具有重要意義，它為大眾文化提供了一個整合框架，開拓了大眾文化領域，使我們以雙重視點去看待大眾文化，即既不把大眾文化看作是麻醉劑，是腐蝕愚弄大眾的工具（法蘭克福學派的觀點），也不是對大眾文化一味地歡呼歡迎（文化民粹主義的觀點），而是把它看作一個衝突的場所，是國家意識形態與大眾相互鬥爭、相互協商和談判的場所，這樣就能更為豐富和深入地幫助我們去理解大眾文化，為我們理解大眾文化提供了新的視角。
但對於葛蘭西的文化霸權理論，後馬克思主義的代表人物拉克勞（Laclau）和墨菲（Mouffe）以話語理論做了重新思考，批評了葛蘭西文化霸權理論中所殘存的兩個“本質主義”方面，一是堅持領導權的階級主體性，而忽視了非階級的社會力量之間所展開的鬥爭。在拉克勞和墨菲看來，領導權並不以階級、階級鬥爭為核心，它是一個差異體系，是不同社會力量在對抗中所展開的鬥爭。葛蘭西文化霸權理論的第二個本質主義方面，就是過分強調領導權在社會鬥爭的中心性甚至單一性，而在拉克勞和墨菲看來，在特定社會形態中，可能存在著多樣化的領導權關節點，如女權運動、和平運動、環境保護主義等等，而不是單一的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的鬥爭，由此社會鬥爭呈現出複雜多元的傾向，而在每一個鬥爭點上都可能形成領導權中心，社會主義革命也只是這其中的一個。
應該承認，拉克勞與墨菲對葛蘭西文化霸權理論的批評是有一定道理的，消除了人們一些傳統的、僵化的認識和思想，為文化霸權理論的發展做出了重要的貢獻，而這些是他們對資本主義社會所出現的各種新的鬥爭形式，如生態主義、女權主義、反種族歧視等清楚認識的結果。在這種情況下，文化霸權就從階級鬥爭中心轉向了更為多元化的鬥爭形式，這也就是他們所說的激進、自由和多元的民主鬥爭形式。但我們也應當看到，把文化霸權的鬥爭無限地延伸到幾乎所有的社會鬥爭中去，這無疑忽視甚至遮蔽了依然存在的階級鬥爭，無法對社會的結構力量、意識形態力量和國家權力進行更為深入的批判性的分析，這是我們應當充分認識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