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軍旅生涯
托馬斯·羅貝爾·比若·德·拉比貢利( Bugeaud de la Piconnerie,Thomas-Robert 1784-1849)一般簡稱比若元帥，奧爾良黨人，1784年10月15日生於利摩日。1804年他參加法國軍隊當列兵，1805年戰爭時期是下士，1806年參加拿破崙的近衛軍，在普魯士和在波蘭戰爭時期被授予少尉軍銜。在1808年12月20日--1809年2月20日的薩拉戈薩及潘普洛納包圍戰中表現出色、
比若元帥特朗斯諾南街的英雄
1830年革命後，隨著路易·菲利普的加冕，他再次開始其軍事生涯。1833年，他被任為布累城堡司令，受命監視貝里公爵夫人；但是他執行這項使命所採用的方法使他很不光彩，因此以後他就被人稱為“布累城堡的前任獄吏”。1834年1月16日，在眾議院進行辯論的時候，拉臘比先生指責蘇爾特實行軍事獨裁，畢若打斷他的話說：“服從是軍人的天職”，另一個議員杜隆先生嘲弄地問道：“要是命令他去當獄吏，那怎么辦呢？”。這場衝突引起了畢若和杜隆之間的決鬥，杜隆在決鬥中被打死。這件事使巴黎人民極其憤慨，並且由於畢若參加鎮壓1834年4月13日和14日的巴黎起義，這種憤慨情緒就更加強烈了。鎮壓起義的部隊分為三個旅，其中一個旅由畢若指揮。14日早晨，當主要的戰鬥已經結束的時候，在特朗斯諾南街上幾個還在堅守街壘的熱情的起義者卻遭到了優勢敵人的殘殺。雖然這條街不是畢若旅的活動地區，因而他並沒有參與這次暴行，但由於人民的痛恨，還是把他的名字同這個可恥的事件連在一起，並且不管怎樣反駁，還是堅決地痛斥他，給他取了“特朗斯諾南街的英雄”的綽號。
反游擊戰的先驅
由於他在平暴中的不得人心，為了安撫政府人士的不滿，被派往阿爾及利亞擔任奧蘭省司令，這個職位幾乎不受總督管轄。這時他對阿爾及利亞冒險懷抱直言不諱的敵意，根本不去考慮擔任那裡的最高指揮官。1836年7月6日在錫爾打敗阿卜杜·卡迪爾後。於1837年7月6日同卡迪爾簽訂了《塔夫納停戰條約》。沒有列入條約正文的秘密條款規定償付畢若將軍3萬布若（約12000美元）。他被調回法國以後升為中將，並成為獲得榮譽軍團勳章的高級將領。塔夫納條約的秘密條款被人知道以後，路易·菲利普準許畢若出資建築幾條公用道路，以提高畢若在選民中的聲譽和保持他在眾議院的席位。
1840年12月29日，他再次赴阿爾及利亞，任軍政總督。他是西班牙戰場的老兵，對當年法軍在西班牙陷入游擊戰的陷阱記憶猶新。到達阿爾及利亞時，幾乎被似曾經歷的感覺壓倒——法軍在重犯它先前在西班牙犯過的所有錯誤。大部分法國官兵被束縛在固定據點的防守上，備受阿拉伯人的折磨，後者襲擊他們的供應車隊，並且“在戰線後面”毀壞莊稼和補給品。發動報復性襲擊的企圖因為缺乏任何明確的目標而舉步維艱。數千人的縱隊，被大炮和輜重車隊所拖累，在荒涼冷落和高低起伏的鄉村艱難前行，搜尋敵人。但是，敵人趕在他們之前撤退，拒不進行正面戰鬥，而是猛烈襲擊法軍側翼、供給車輛和掉了隊的士兵。就這樣打了數周之後，法軍筋疲力盡，無功而返。
比若著手改造他手下情緒低落、士氣不振的指揮體系。他向他的部隊宣告：“我們必須忘記那些在文明民族之間經過精心組織的激動人心的戰役，認識到非常規戰術是這場戰爭的靈魂。”比戈的改革基於四項基本原則：機動性、士氣、領導和火力。要塞防禦一直是法國控制農村的主要方法，但現在比戈強調的卻是偵察小隊的價值，連同確定敵人兵力所在的情報的重要性，以便能迅速部署部隊來打擊它們。機動縱隊的兵員從幾百人到數千人不等，擺脫了大炮和重型供給車，從而能在鄉村呈扇形展開，從不同方向朝事先選中的目標集結。用這種方法，比戈能夠滲入到先前無法攻擊到的地區，將戰鬥打到能在卡比利亞山區的心臟地帶，並且讓敵人疲於奔命。
然而，要是沒有恰當的心理準備，這么一種戰略就將是不可能的。士氣低落的軍人難得會有進攻精神，而比戈在1840年時統率的部隊處於最為低落的士氣狀態。法國的軍裝和武器裝備不適應非洲的氣候。由於被限制在疾病充斥的防區以內，並且不斷受到阿拉伯襲擊者的騷擾，大多數士兵寧願吃狗肉貓肉和根塊，而不願吃部隊供應的過期的麵包、質量很差的大米和醃肉，因為這些常常造成劇烈的腹瀉，能導致因脫水而死亡。對傷病員的處理也很原始，被指派送往醫院幾乎等於被判了死刑。的確，軍隊醫院的條件如此可怕，以致士兵有時自殺，以避免在那裡慢慢煎熬地、骯髒地死去。
比若開始向士兵逐漸灌輸一種新的樂觀主義意識。他手下的人幾乎一遷出他們疾病流行的駐地，健康情況就有了改善。做出了照顧傷病員的新規定，而他們先前在戰役期間經常被丟棄給阿拉伯人任意處置。永久性醫院取代了不比停屍間好多少的小木屋。裝備得到重新設計，士兵徒步行軍的負荷被大大減輕。補給改由騾子馱運，而不再用人力或馬車運輸。小股機動部隊現在開進山里，依靠掠奪儲糧地窖或者襲擊阿拉伯人的畜群生存。對他手下人的福利的關心，加上士兵們對他領導才能的信任，為軍事行動注入了新生氣。比戈的榜樣逐漸感染了整個軍官團，導致全軍有了信心和幹勁。到1843年，他已經使軍隊重新轉入進攻，並且能夠僅僅稍有誇大地宣稱：他已經使他的部隊“比阿拉伯人還阿拉伯人”。
駐留阿爾及利亞期間，比若關於火力的想法經歷了某些變化。起初，他批評法國人組成大型方陣來打仗的做法，它多達3000人，縱深達好幾列陣線。阿拉伯人很少嘗試以優勢兵力攻打這些方陣，而方陣裡面的幾排純屬浪費，因為他們不能開火。與此相反，比戈提倡採用一些小型方陣，它們有互相重疊的火力區，以便互相給予支援。舉槍齊射應當是規則的，開火時間則儘可能往後拖，以便讓敵人靠得夠近而真正予以重創。但是1836年以後，規模大得足以威脅法國方陣或據點的阿拉伯軍隊顯然已不存在了。小衝突而非陣地戰成了在阿爾及利亞的常態，因而方陣和火力規則不再被那么強調了。
比若肯定是19世紀最能幹、最富想像力的戰爭技術家之一。他塑造了一支有進攻能力的軍隊，確定自己的目標，然後謀求使敵人在他手下部隊的紀律和火力讓他占優勢的地方投入戰鬥。當他無法使得阿拉伯人投入戰鬥時(這在1836年以後愈益常見)，他就打擊他們的資源。通過毀了他們的生路，比若迫使阿拉伯人屈膝投降。
在非洲，劫掠或曰襲擊源遠流長。法國人到來以前，非洲戰事的特點是謀求戰利品，而非在衝突中殺死對方。激戰難得一見，沒有章法的小衝突則司空見慣，在其中人們追求的是用震耳的喧鬧聲嚇倒對方，而不是大量消滅敵人。
然而1841年時，比若將劫掠戰法提升到總體戰層次。在此以前，法國人只是偶爾才焚毀莊稼和砍倒樹木。無疑，比若對阿拉伯人拒絕立定戰鬥感到沮喪。而且，儘管他大肆吹噓法軍的機動性，但他的部隊常常抓不住四散躲避的敵人。因此，他在米利亞納附近的上謝利夫發動了他的第一場毀滅性戰役。不久，法國部隊在阿爾及利亞所經之處，無不留下被燒焦的天地、被摧毀的果園和被夷平的村莊。在這個時期訪問過阿爾及利亞的卡斯特拉納將軍為劫掠戰法辯護。“在歐洲，一旦(你)主宰了兩三個大城市，整個國家就是你的了”，他寫道，“然而在非洲，你怎么對付那些與土地的惟一聯繫就是帳篷外的木樁的人？……惟一的辦法就是奪走他們賴以餬口的糧食，奪走為他們提供穿著的畜群。正因如此，我們對地窖開戰，對畜群開戰，這就是‘劫掠’。”
無論支持劫掠的軍事理由是什麼，它的長期效應大為有害。當士兵被允許放火、搶劫和強姦時，軍紀便很難維持。不久，法軍就變得冷酷無情，麻木不仁，徹底破壞之外的任何政治或軍事目的都在無節制的暴行之中蕩然無存。這場戰爭的愈益加劇的野蠻在1854年7月達到了頂點，當時阿馬布勒·珀利西埃上校將一群阿拉伯人圍困於謝利夫以北沿海山區的達赫拉山洞裡。在敷衍了事的談判之後，珀利西埃命令在洞口裡麵點火。500名阿拉伯男子、婦女和兒童窒息而死。
珀利西埃以聳人聽聞和沾沾自喜的文字描述這場暴行的報告傳到貴族院，法國立即爆發抗議浪潮。但是，比若非但沒有譴責其下屬，反而讚揚珀利西埃，甚至示意這樣的行為可能重演。是年8月，聖阿爾諾上校活埋了試圖在一個山洞裡避難的大量阿拉伯人。他咆哮道：“那裡埋了500名土匪，他們再也不會殘殺法國人了。”在此後兩年里，還發生了其他一些大規模屠殺事件。
必須說，法國人在海外的行徑不比其他殖民列強更殘暴：俄國人在高加索、英國人在印度士兵大叛亂期間和德國人在世紀之交至少都是如此。然而，這些大加報導的戰爭暴行將有長期性後果，其中首要和最明顯的便是阿拉伯人經久不絕的敵意。比戈認為沒有必要姑息和撫慰其敵手，聲稱只有通過戰爭鐵拳，他們才會“接受征服的枷鎖”。對比戈來說，阿拉伯人的敵意是無法改變的，因此要控制他們就必須壓垮他們。 他還試圖在戰略要地建立退役士兵村，以保障農村安全。然而沒有幾個殖民者邁出這一步，結果這些計畫被放棄了。
完全征服阿爾及利亞之後，一些官員逐漸將軍隊視為使阿拉伯人免遭法國殖民者的貪婪和種族主義危害的保護者。然而，仇恨和這些年的征服造成的不信任從未消散。法國軍人每時每刻都意識到防範耿耿於懷、敵意不消的阿爾及利亞大眾可能有朝一日揭竿而起，將他們拋入大海。因此，他們對於伊斯蘭宗教復興的最輕微的跡象都極端敏感，神經質地害怕這可能激發阿爾及利亞人造反。
比若的戰爭方式的第二個後果，在於激怒了法國人。在阿爾及利亞的從軍經歷太明顯地扭曲了法國軍人的價值觀，在法國關於給非洲帶去文明秩序的宣稱與征服的慘痛現實之間掘開了一條大鴻溝。1846年，阿歷克西·德·托克維爾從阿爾及利亞返回法國，滿懷那裡的法國軍政權暴行留給他的驚駭感。後來，他將阿爾及利亞軍隊的軍官們描繪成“愚笨不堪”。法軍在阿爾及利亞的暴行，他們甚至在對待歐洲平民時也表現出來的對於最基本的自由觀念的藐視，促進了法國國內的反軍主義，那同世紀末的德雷福斯事件加在一起，將成為一股重大的政治力量。
最後，比若的戰爭方式疏遠了軍隊與法國的關係。從歐洲被派到一個伊斯蘭地區，軍人們的離鄉背井感已經相當強烈。他們以自己在為祖國的更大榮耀而戰的想法來安慰自己。然而，當他們的艱難困苦在國內被忽視時，他們便感到迷茫困惑，而當他們在非洲的目的遭到質疑時，他們更是心生憤懣。最後，當他們的戰鬥方式受到譴責時，他們終於暴跳如雷。他們感到，法國既不理解、也不欣賞他們：“我們在非洲這裡，損害著自己的健康，玩著命地打仗，為法蘭西的光榮奮勇努力，而那些最無知的旁觀者卻能侮辱我們，誹謗我們的目的是向我們灌輸一種既非這個世紀、也非一個軍人可有的犯罪感”，阿爾芒·雅克·勒魯瓦·德·聖阿爾諾怒吼道。“滾開，罵街者！” 這種遭受了“不公正對待和歪曲”的感覺促使駐非軍隊在心理上離群索居，從他們是一幫離鄉背井的手足兄弟、放逐國外的職業軍人這一事實尋求慰藉。對他們來說，法國是個越來越遙遠、越來越不可理解的國度。他們陷在兩種文化之中，既不能成為非洲人，又回不了祖國。
比若是第一個這樣的總督：統率了足以執行自己面臨的任務的軍隊，擁有對所屬下級將領的絕對的權力，並且長久地擔任這個職務，以致可以按照一個需要多年才能實現的計畫來進行活動。他組建了許多輕型機動部隊以摧毀敵方的基地。1844年8月14日，他以劣勢兵力擊潰在伊斯里摧毀了阿卜杜卡迪爾和他的摩洛哥同盟軍，他之所以取得了勝利，是因為他在談判結束的前夜不宣而戰地對穆斯林進行了突然的襲擊。畢若在1843年7月17日，就已獲得法國元帥的稱號，在這次會戰以後，他獲得了伊斯利公爵的封號。1845年9月，為報西迪-布拉西姆之仇，經短暫離開後，又重返阿爾及利亞。迅速地鎮壓了阿拉伯人的起義。他不顧內閣命令，遠征卡比利亞，1847年4月-9月，因其在阿爾及利亞的軍隊殖民計畫未受重視，憤怒之餘，辭去職務。結果他被奧馬爾公爵接替，並且按照基佐的說法，他“獲得了回到法國和享受榮譽的機會”。
在革命風暴中下台
1851年樹立的比若元帥紀念碑路易·拿破崙·波拿巴當總統的時候，他任命畢若為阿爾卑斯軍團司令；畢若同時在下夏朗德省當選為國民議會議員。1849年6月10日卒於巴黎。畢若發表過一些主要是關於阿爾及利亞的著作。1852年8月，在阿爾及爾城為他樹立了一個紀念碑，另一個紀念碑建立在他出生的城市。
評價
比若是一位殖民軍人。在他的精神激勵下，產生了約瑟夫·加利埃尼及其門徒路易·赫伯特·利奧泰。他雖然在出身和政治傾向方面屬於保守派，但在一定程度上保持著對阿爾及利亞農民的同情，並努力設法減輕他們所受的法國當局的盤剝。他在軍事上的成就主要以第一次成功的鎮壓游擊戰而聞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