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山石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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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石經中規模最大、歷史最久的文化珍品。存於北京房山縣雲居寺石經山。山在雲居寺東,故又稱東峰。高約500公尺,開鑿九洞,分上下二層。下層二洞,自南而北為第一、二洞;上層七洞,以雷音洞為中心,右面為第三、四洞,雷音洞為第五洞,左面順次為第六、七、八、九洞。九洞之中以雷音洞開鑿最早,原作經堂,稱石經堂,有石戶可啟閉。其餘八洞在貯滿石經後即以石塞戶熔鐵錮封。至遼金時,又于山下雲居寺西南隅開闢地穴二處,埋藏石經後合而為一,其上建塔鎮之,稱壓經塔。房山石經由隋靜琬(即智苑)發起刻造。靜琬繼承其師慧思遺願,自隋大業(605~617)年間開始籌劃,至唐貞觀十三年(639),刻完《涅槃經》後即圓寂。據考證,靜琬除刻《涅槃經》外,還有貞觀八年所刻《華嚴經》,以及嵌於雷音洞四壁的《維摩經》、《勝鬘經》等經石146 塊。繼承靜琬刻經事業的弟子可考者有所謂導公、儀公、暹公和法公等四人。唐開元年間,由於帝室的支持,靜琬的第四代弟子惠暹在雷音洞(石經堂)下辟新堂兩口(即今第一、二洞),鐫刻石經。中晚唐時期,由於當地官吏的支持和佛徒的施助,先後刻有石經100餘部,經石4000多塊,分藏於九個石洞。唐末五代戰亂,石經的刻造陷於停頓。至遼代繼續鐫刻。據清寧四年(1058)趙遵仁《續鐫成四大部經成就碑記》載,涿州刺史韓紹芳曾清點藏於石洞中的石經數量:自太平七年(1027)至清寧三年,有續鐫造《般若經》80卷,計碑 240塊;刻《大寶積經》1部120卷,計碑 360塊。此乃就所刻般若、寶積二大部經而言。實際上依石經拓片題記看,僅道宗自清寧二年至大安九年(1093)的30餘年間所刻石經,應是161部,656卷,經石(缺佚除外)約1084塊。此後有僧通理繼續刻有佛經44帙,小碑4080片。其門人善銳、善定在天慶八年(1118)於雲居寺西南隅,穿地為穴,將道宗和通理所刻石經埋藏其中,並造壓經塔以鎮之。其後通理弟子善伏等又有續刻。金代續刻石經始於天會十年(1132)。後天會十四年有燕京圓福寺僧見嵩續刻《大教王經》1帙(10卷);天眷元年至皇統九年(1138~1149)間,有奉聖州(今河北涿鹿)保寧寺僧玄英暨弟子史君慶、劉慶余等續刻密宗經典39帙;皇統九年至明昌 (1149~1190)初年,有金章宗的皇伯漢王、劉丞相夫人、張宗仁等續刻阿含等20帙。此外還有不知名者所刻的《金剛摧碎陀羅尼經》、《大藏教諸佛菩薩名號集》、《釋教最上乘秘密藏陀羅尼集》等。金刻石經,除《大教王經》藏於東峰第三洞外,余均埋於壓經塔下地穴內。元代石經的鐫刻又告停頓。明代朝廷修理了雲居寺和石經山,萬曆、天啟、崇禎年間,有吳興沙門真程勸募在京當官的居士葛一龍、董其昌等續刻石經。計畫中有《四十華嚴》、《法寶壇經》、《寶雲經》、《佛遺教經》、《四十二章經》、《大方廣總持寶光明經》、《梵網經》、《阿彌陀經》等十餘種。因原有石洞均已藏滿封閉,故另在雷音洞左面新開一小洞,砌石為牆,將所刻經碑藏入,著名書法家董其昌為題“寶藏”二字,俗稱“寶藏洞”(第六洞)。雲居寺的石經刻造,至此結束。據近年統計,石經山九個洞內和洞外共貯藏經碑1.4萬餘塊。 明清以來,房山石經已引起學者注意。明代周忱,清代查禮、石景芬、葉昌熾等的遊記和著述中,都曾介紹它的價值。但均從碑刻書法著眼,很少從佛教角度研究。1956年起,中國佛教協會開始進行全面整理與拓印。這些經碑,對校勘木刻經本的錯訛,是可貴的實物依據。有些刻經題記還保存有唐代幽州、涿州地區的行會名稱和政治、社會、經濟情況,對研究當時華北社會狀況尚有參考價值,同時也是研究古代金石、書法藝術發展的重要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