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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少為儒生時，博覽群書，通達老莊易學。出家以後，精研三藏內典。年約四十歲時，遇天竺沙門菩提達摩在嵩洛（今河南嵩山—洛陽）游化，即禮他為師。慧可從達摩學了六年，精究一乘的宗旨。達摩寂後，他即在黃河近邊一帶韜光晦跡；但因早年已名馳京畿，許多道俗前訪問道，請為師範，他隨時為眾開示心要，因而道譽甚廣。天平初年（５３４）慧可到了東魏的鄴都（今河南安陽市北），大弘禪法，有些學者不能理解他的學說，時常發生爭辯。當時門下擁有千人的著名學者道恆，竟指慧可所說法要為“魔語”，密遣上足弟子和慧可詰難。但他的弟子聽了慧可說法後欣然心服，反而不滿道恆。道恆因此更加懷恨慧可，甚至賄賂官吏，企圖加以暗害。其間似乎和慧可宣傳宋譯《楞伽》的理論有關。起初，達摩把四卷《楞伽經》授慧可說：“我觀漢地，唯有此經。仁者依行，自得度世”。慧可就宣揚此經，但因宋譯《楞伽》文較難解，不如北魏菩提流支所譯的十卷《楞伽經》文字流暢，所以當時北魏的學士多鄙視它。由於劉宋和北魏兩譯《楞伽》學說之爭，牽涉到菩提流支，後世智炬的《寶林傳》等遂出現誣衊菩提流支因禪學思想不同而毒害達摩的記載。
慧可在鄴都既受異派學者的迫害，其後即流離於鄴衛（今河南安陽、汲縣）之間，所以到了晚年，並沒有多少隨從的弟子。但三論宗的學者慧布（５１８—５８７）北游鄴都時，曾慕慧可而前去叩問禪法，得到印證。北齊天保初年（５５０）著名禪學者向居士致書慧可請教，並以詩文問答，受到了慧可的許多啟示。
在北周建德三年（５７４）武帝進行滅佛運動，慧可和同學曇林曾努力保護經典和佛像。後來他又南行隱居於舒州皖公山（今安徽潛山縣），在這山里傳法與三祖僧璨。周武滅佛停止後，他又回到鄴都。隋開皇十三年（５９３）入寂。
談到慧可的禪法，就令人想到他的“斷臂求法”的傳說。智炬《寶林傳》卷八載唐法琳所撰《慧可碑》文，記載慧可向達摩求法時，達摩對他說：求法的人，不以身為身，不以命為命。於是慧可乃立雪數宵，斷臂表示他的決心。這樣才從達摩獲得了安心的法門。因此“雪中斷臂”就成為禪宗一個有名故事而廣泛流傳。但唐道宣《續高僧傳》卷十六《慧可傳》只說慧可“遭賊斫臂，以法御心，不覺痛苦”，未提到求法事，因而這個故事的真實性值得研究。但後來有關禪學的史籍，如淨覺《楞伽師資記》、杜朏《傳法寶記》、道原《景德傳燈錄》卷三、契嵩《傳法正宗記》卷六等，多承襲法琳說而否定道宣之說，從而慧可這段“雷中斷臂求法”的故事，仍為一般禪家所傳誦。
慧可的禪學思想傳自達摩，特別是達摩傳授給他的四卷《楞伽》重視念慧，而不在語言。它的根本主旨是以“忘言忘念、無得正觀”為宗。這個思想經過慧可的整理提倡，給學禪的人以較大的影響。
慧可又曾用詩句來表達他的禪學見解，他答向居士的函問說：“本迷摩尼是瓦礫，豁然自覺是真珠，無明智慧等無異，當知萬法即皆如！……觀身與佛不差別，何須更覓彼無餘（涅槃）？”這是用簡明理路表達出來的禪意。達摩“理入”的根本意義在於深信一切眾生具有同一真性，如能舍妄歸真，就是凡聖等一的境界。慧可繼承這個思想，指出生佛無差別的義理，直顯達摩正傳的心法。
從敦煌發現的禪宗文獻看來，其中有許多斷簡殘篇被認為是慧可所說的法語。鈴木大拙所編《少室逸書》的《雜錄》第二之八十一至九十則，即是此類。其中第八十三則關於“懺悔”的故事和《寶林傳》卷八所載唐房琯撰《三祖僧璨碑文》的說法是完全一致的。
房琯的《僧璨碑文》，記僧璨請慧可為他懺悔。慧可說：“將汝罪來，與汝懺悔。”僧璨覓罪不得。慧可就說：我已經為你懺悔了！《少室逸書雜錄》第八十三則的記載和上面的問答形式大體相同，只加上一句僧璨最後答慧可時說“罪無形相可得，知將何物來”而已。
後來宋《景德傳燈錄》卷三即據此寫成這樣的一則公案。這種罪性本空的思想，成為後世禪家最樂道的一種說法。由於僧璨有這個體會，慧可才傳法給他。
慧可著名的弟子是僧璨和僧那，但兩人在《續高僧傳》都沒有獨立的傳記，只在同《傳》卷三十五《法沖傳》中說到禪宗的師承時，言可禪師後有璨禪師（即僧璨）、惠禪師、盛禪師、那老師、端禪師、長藏師、真法師、玉法師。以上八人，沒有留下文字記錄。留下著述的有善禪師（出《楞伽抄》四卷）、豐禪師（《疏》五卷）、明禪師（《疏》五卷）、胡明師（《疏》五卷）。此外遠承慧可系統的有大聰師（出《楞伽疏》五卷）、道蔭師（《抄》四卷）、沖法師（《疏》五卷）、岸法師（《疏》五卷）、宏法師（《疏》八卷）、大明師（《疏》十卷）等。
僧那，略稱那禪師。據《慧可傳》：他本是個儒家學者，年二十一歲時在東海（今山東）講《禮記》和《周易》，有弟子數百人。後來到了相州（今河南安陽市北），遇到慧可說法，即率領學生十人從他出家受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