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氏淵源
布庫爾姓單一淵源：源於達斡爾族，出自明朝時期達斡爾鄂嫩部布庫爾氏族，屬於以氏族名稱漢化為氏。
據史籍《黑龍江志稿·氏族志》記載：達斡爾族布庫爾氏，亦稱博庫爾氏、博闊爾氏，世居黑龍江博勒哩屯(今俄羅斯結雅河支流托木河口北岸卡贊卡村一帶)、莫力達瓦(今內蒙古莫力達瓦達斡爾族自治旗)，清朝中葉以後有部分布庫爾氏族人遷駐新疆塔城地區(今新疆塔城霍城伊車嘎善錫伯族鄉)。後有滿族、錫伯族引為姓氏者，滿語為Bukur Hala，漢義“首選先鋒”、“帽沿”。
達斡爾族、滿族、錫伯族布庫爾氏，在清朝中葉以後多冠漢姓為卜氏、庫氏、博氏、達氏等。
各支始祖
達翰爾族在金、元、明、清初那么悠久的歷史歲月里，他們在黑龍江北岸和精奇里江兩岸遼闊土地上，建立過許多村屯和木城。達斡爾族人對於所建的這些村屯和木城，大都以自己的哈拉和莫昆命名，如：多金城，就是用敖拉哈拉(敖、單、多、杜、楊、閻氏族)的多金莫昆(多姓)命的名；著名於世的雅克薩城，就是用敖拉哈拉(敖、單、多、杜、楊、閻氏族)的雅爾茲莫昆(楊、閻姓)命的名；郭貝勒屯和郭貝勒阿彥，就是用郭貝勒哈拉(郭氏族郭姓)命的名；阿薩津城，就是用鄂嫩哈拉(鄂、敖、吳氏族)的阿謝金莫昆(鄂姓)命的名；鐸陳城，就是用托莫哈拉(陶、喬氏族)的圖欽莫昆(陶姓)命的名；額蘇里城，就是用鄂斯爾哈拉(何、鄂、杜氏族)命的名；阿里岱屯，就是用阿爾丹哈拉(安、阿、德、金氏族)命的名；額爾土屯，就是用鄂爾特哈拉(鄂、于氏族)命的名；莫日迪齊城，就是用莫爾登哈拉(莫、孟、蒼氏族)命的名；博闊爾(素稱博和里)城，就是用鄂嫩哈拉(鄂、吳、敖氏族)的博闊爾淺莫昆(鄂姓)命的名；德都勒屯，就是用德都勒哈拉(德氏族)命的名；噶爾達孫屯，就是用德都勒哈拉(德氏族)的噶勒達斯莫昆(德姓)命的名；克殷屯，就是用克音哈拉(何氏族)命的名；吳魯蘇屯，就是用烏力斯哈拉(吳氏族)命的名；吳蘭屯，就是用托莫哈拉(陶、喬氏族)的瓦韌莫昆(喬姓)命的名；布丁屯，就是用博格特哈拉(卜氏族)的布敦千莫昆(卜姓)命的名；色布克屯，就是用金奇里哈拉(金氏族)的澤布克莫昆(金姓)命的名；沃哷屯，就是用沃熱哈拉(沃、張氏族)命的名；烏魯蘇屯，也叫瑚爾漢烏魯蘇穆丹城，就是用烏力斯哈拉(吳氏族)所屬的庫爾堪莫昆(吳姓)命的名；烏爾堪屯(也稱烏喇喀屯)，就是用蘇都爾哈拉(蘇氏族)的烏爾科莫昆(蘇姓)命的名；都孫屯，就是用德都勒哈拉(德氏族)的都松莫昆(德姓)命的名；固農屯，就是用托莫哈拉(陶、喬氏族)的古隆莫昆(陶姓)命的名；海倫屯，就是用鄂爾特哈拉(鄂、于氏族)的海楞莫昆(鄂姓)命的名；渾秦屯，就是用鄂嫩哈拉(鄂、敖、吳)氏族的坤奇莫昆命的名；榆爾根屯，就是用郭貝勒哈拉(郭)氏族的鄂爾根千莫昆命的名……
還有不少是以哈拉、莫昆之名命名了周圍的山川河流。如用鄂嫩哈拉命名了黑龍江上游北岸支流——鄂嫩河。由此可知，鄂嫩河流域肯定是鄂嫩哈拉的原籍。用托木哈拉命名了精奇里江下游東岸支流——托木河。由此可知，托木河流域肯定是托木哈拉的原籍。用蘇都爾哈拉命名了蘇都里河，可見蘇都里河流域肯定是蘇都爾哈拉的原籍。用金克爾哈拉命名了精奇里江，可見精奇里江的一段肯定是金克爾哈拉的原籍。
金克爾哈拉不僅以哈拉命名了江名，而且以其色布克莫昆名命名了精奇里江、西林木迪河匯流處的澤布奇峰；蘇都爾哈拉烏爾科莫昆不但以莫昆名命名了烏爾坎屯，而且命名了精奇里江上游支流——烏爾坎河。
住在黑龍江北岸時，達斡爾族人的好多木城取自酋長名，如多金城、阿薩金城、鐸陳城、額蘇里城、莫日迪齊城、托古勒津城、博和里城、烏魯蘇穆丹城、拉卜凱城、希日基尼城、桂古達爾城等等。馳名中外的雅克薩城，也叫阿爾巴西城，是從拉卜凱的侄子阿爾巴西繼任此城酋長得名。
清廷征服索倫部之役結束後，為了穩定黑龍江北至外興安嶺這偌大地區的統治地位，除了採取一些安撫的政策措施外，還在行政管理上，按達斡爾族的哈拉莫昆和居住特點，編了一些牛錄——佐，並冊封拉卜凱、達薩烏勒、桂古達爾、寶恩布來、托勒嘎、道布圖勒、別布爾、都希、烏莫迪、巴爾達齊等酋長為牛錄章京——佐領，賞賜朝服，讓他們管理黑龍江上中游北岸和精奇里江流域的達斡爾族人。
清順治七年(公元1650年)初，以哈巴羅夫為首的沙俄遠征隊再次侵臨黑龍江上游。這時，住在黑龍江上游北岸地區的拉卜凱集團，同石勒喀河下游至牛滿河之間的達薩烏勒、桂古達爾、寶恩布來、托拉嘎、道布圖勒、巴爾達奇等集團一樣，為了抗擊沙俄，逐一由原來的經濟、宗姓的氏族部落組織，發展成為多宗姓、反侵略的地區聯盟。拉卜凱集團的主體，由沃熱氏族和烏里斯氏族兩大宗姓人組成，酋長為拉卜凱。他常駐在以他侄兒阿爾巴西(Erbaasi)名字的命名的阿爾巴西城，即雅克薩城。
鄂嫩氏族同烏里斯和沃熱氏族駐地相接，婚姻互通，宗支交織，鄂嫩氏族的首領齊帕，就是拉卜凱的女婿，因此，在抗俄當緊的年代，以齊帕為首的鄂嫩氏族，也加入了以拉卜凱為酋長的反侵略地區聯盟。
從清順治元年(公元1643年)起，達斡爾族人根據清廷堅壁清野的戰略部署，陸續從黑龍江北岸、精奇里江流域遷居嫩江流域。
清廷把選遷來的達斡爾族人編為杜博淺(鄂嫩哈拉祖先之名)、孟爾丁(莫爾登哈拉之名)、訥莫爾(嫩江支流之名)三個扎蘭(連一級軍事組織)，連同五個“阿巴”和齊齊哈爾周圍的六十多個屯子，統屬設在齊齊哈爾大屯的達斡爾總管衙門管轄；稍後又將烏木台(郭)、齊帕(鄂)、岳庫達等三個人的族眾編為三個佐。康熙七年，又編為十一個佐，任命達力呼等十一人為佐領(牛錄章京)。
齊齊哈爾地區的一部分達斡爾族人遷來較晚，從順治五年起陸續遷來建屯，直屬達斡爾總管衙門管。
清廷在設立墨爾根副都統、布特哈副都統，管轄墨爾根、布特哈兩個地區達斡爾族人的同時，也設立了齊齊哈爾副都統，管轄齊齊哈爾地區的達斡爾族人。
總之，達斡爾族人遷居嫩江流域之初，分哈拉莫昆建村時，並沒混雜或很少混雜異姓人。可是已經改變了哈拉、莫昆命名的傳統習慣，很少用哈拉莫昆起村名。
達斡爾卒各哈拉莫昆遷嫩江流域後所建的屯名：
鄂嫩哈拉建了開闊、霍日裡、博庫爾淺、宜斯爾、博斯呼淺、都爾本淺、齊爾莫勒登、索伯爾漢、渾闊、特爾莫、耶斯依格日、掛爾巴達爾、長崗子、水哈拉、色特爾、嘎查等屯。後來從上述屯分化新建的屯有：花馬台、博爾齊、提古拉、特莫呼珠、開闊淺、阿音淺、達嘎沁、南營東、紅火地房子、哈日努格、三家子等屯。
敖勒哈拉建了依斯坎、多金、哈列爾圖、拉力淺、奎力淺、東多格淺、果尼、西多格淺、登特克、庫熱淺、阿爾拉、拉格氣、杜恩達阿納格、莫勒克、莽格圖、瑪格勒堤、塔格日、額爾門沁、哈拉台阿那格、音沁、庫日庫勒等屯。後來從這些屯分化建的新屯有：拉力淺托爾蘇、多西淺、都希淺、華爾沁、哈雅都日本、西必奇、都西根、敖立格日、扎布刻格日、三間房、六間房、布爾金、多布台、木古拉爾特等屯。
莫爾登哈拉建了大庫木爾、博和圖莫爾登、宜臥奇、舍臥爾、尼爾基、開塔拉、孟爾丁、阿爾哈昌、渾闊、達瓦笫、罕邁迪等屯。後來，從上列屯子分化建的新屯有：庫如勒奇、小庫木爾、西瓦爾圖、烏爾科莫爾丁、托蘇呼孟爾丁、會圖孟爾丁、小孟爾丁、西倭爾托爾蘇、坤必爾台、雅普奇、小孟爾丁、大孟爾丁、西倭爾托爾蘇、坤必爾台、雅普奇、大孟莊、紅火地房子等屯。
郭貝勒哈拉建了洪果爾津、滿那、莫熱、塔文淺、哈力、大博爾克、昂提、杜爾本沁、色力克、達瓦第、特爾莫等屯。後來，從上列屯分化建的新屯有：斡多胡台、那音、孔果、滿乃博爾克、霍洛爾丹、烏爾西格、闊奇、南營西屯等。
蘇都爾哈拉建了烏木科、霍勒托輝、查哈陽、比台、額依勒爾、綽爾嘎勒等屯。後來，從這些屯分化建的新屯有：甘南縣的楚爾嘎拉、沃勒奇、呼珠烏爾科等屯。
金克日哈拉建了嘎布喀、梅斯勒、德日莫呼爾、崗恩、色力克、莫古爾等屯。後來，從這些屯分化建的新屯有：甘南縣梅斯勒、嘎樹哈等屯。
訥迪哈拉建了唯一的哈力淺屯。
吳然哈拉建了西拉金、博榮等屯。後來分化新建的屯有：薩瑪街、額爾根沁、庫木爾西拉金等屯。
沃熱哈拉建了博榮、東西拉金、西西拉金、西達嘎沁、音沁、哈拉台阿那格、呼蘭額爾格等屯。後來，從上列屯分化新建的屯有：薩哈錦、敏特格、兩間房、燒鍋、小北屯、海雅、全和台、海格、哈日紅格日、萬仙紅格日、雙崗子等屯。
德都勒哈拉建了溫察爾、阿彥、德都勒、音沁等屯。後來，從上列屯分化新建的屯有：兩間房屯(又名杜拉斯爾特屯)。
索多爾哈拉建了唯一的闊奇屯。
杜拉爾哈拉建了杜拉色爾、索勒果爾、托密沁等屯。
博拉木哈拉建了唯一的汗古爾河屯。
烏力斯哈拉建了托木沁、霍依熱格日，米勒特格日、斡諾日圖、隨宮、塔文淺、綽爾格勒、色力克、庫莫等屯。後來，從上列屯分化新建的屯有：坤都沁、長崗子、李家地房子、哈什台、王家地房子、勝利、阿拉爾、敖寶、文固達等屯。
托木哈拉建了薩恩達乾、斡諾日圖、音沁、雅爾賽等屯。後來從上列屯分化新建的屯有：崗子、李家地房、哈什台、哈爾博爾托等屯。
胡爾拉斯哈拉建了哈拉、哈羅爾特等屯。後來分化新建的有：哈拉地房子、霍爾台等屯。
鄂斯爾哈拉建了哈拉、齊齊哈爾、哈羅爾特、哈日、塔格日等屯。後來分化新建的屯有：哈拉地房子、額莫勒堤、霍爾台、西哈雅、東哈雅、綽克義格日等屯。
鄂爾特哈拉建了奈門沁、霍勒登該等屯。後來分化新建的屯有：奈門沁哈雅屯。
畢力楊哈拉建了齊齊哈爾屯。後來分化新建的有：西哈雅、東哈雅、綽克義格日等屯。
克音哈拉建了巴爾奇哈屯。後來分化新建的是善寶屯。
阿爾丹哈拉建了拉格奇、莫古爾、哈木吉格、哈柱、崗根、三間房等屯。
達斡爾族人建屯總的特點是：從拉哈鎮以下的嫩江流域各屯，由單一哈拉莫昆組成的較少，兩個以上哈拉莫昆組成的較多。
達斡爾族人除在嫩江流域建了許多村屯外，還受清廷徵調，先後去瑗琿、呼倫貝爾、呼蘭、新疆等地駐防，建了許多村屯。從達斡爾族人的哈拉大部分與山嶺、河流名稱相同情況看，“哈拉”一詞有可能是達斡爾語“哈力”的變音。
“哈力”是達斡爾語“山谷”之意，凡是大、小江河，其上中游尤其支流，都要流經山谷地帶。因此，座落在同一山谷的同一氏族、同一血緣(一個莫昆或幾個莫昆)的人們，也就同屬於一個祖先，一個根子，也就組成同哈拉。
據史料記載和達斡爾族現實情況看，達斡爾族至少從明清以來就有過二十一個哈拉，即：達斡爾、金克爾、阿爾丹、克音、鄂爾特、胡勒達斯、卜古特、索多爾、訥迪、吳然、畢力央、蘇都爾、敖拉、鄂斯爾、莫爾登、沃熱、德都勒、托木、郭貝勒、烏力斯、鄂嫩。
現在，除了以族為氏的達斡爾哈拉蕩然無存外，其餘二十個哈拉皆完整存在。
遷徙分布
伊犁新疆地區的達斡爾族、錫伯族人，主要源自清朝“索倫部”，是明末清初出現的民族名稱，系世代生活在黑龍江、嫩江地區的土著民族。
據史籍記載，明末清初時期便已出現所謂“索倫部”之稱，當初是數個民族的合稱。索倫散居之處還有達斡爾、鄂倫春等族。由於索倫性強悍，雄於諸部，與其相鄰和雜居的民族“不問部族概稱索倫，而黑龍江人居之不疑，亦雅喜以索倫自號說者，謂索倫驍勇聞天下，故借其名以自壯”。今許多學者認為，所謂索倫部，包括鄂溫克、達斡爾和鄂倫春族。當初，上述三個民族總是以“索倫部”的名稱出現於史籍。當索倫部歸屬清朝編入八旗之後，“索倫部”的概念起了變化。清乾隆年間，一部分索倫官兵及其眷屬被調遷駐伊犁，組建索倫營。起初，索倫營基本由鄂溫克和達斡爾族組成，後來加入錫伯族成份。現新疆塔城地區的達斡爾族和霍城伊車嘎善錫伯族鄉的錫伯族和達斡爾族就是清朝索倫營的後代。
西遷伊犁的索倫營軍民均為黑龍江土生土長的民族。清初他們在嫩江流域居住和生活。被清朝編入八旗後，大部分被調他處駐防。而留居該河流域的，一部分披甲當差，另一部分則為清政府承擔貢貂官差而被稱為“布特哈索倫”和“布特哈達斡爾”，有時被統稱為“布特哈索倫”。康熙間，在此處設總管管理，並歸黑龍江將軍管轄。
清朝乾隆年間，新疆重歸統一，伊犁需要派兵駐守。因此，清政府在考慮調遣攜眷錫伯、察哈爾和額魯特蒙古、滿洲官兵的同時，又考慮和決定自黑龍江抽調一部分索倫官兵攜眷遷駐伊犁。經過幾次廷議，最後決定自布特哈索倫和布特哈達斡爾中揀選青壯年一千名作為兵丁攜眷遷往伊犁。黑龍江將軍接到上諭及軍機處咨文後，通過做充分的思想工作，最後確定自布特哈索倫中挑選五百名青壯年兵丁，又從布特哈達斡爾中揀選五百名青壯年兵丁，總計一千名兵丁，由一名總管、一名副總管、十名佐領、十名驍騎校負責帶隊管理。
關於索倫軍民分隊起程及時間、遷移工具等問題，從上到下進行過幾次討論。最後確定，一千名官兵分六個旗，其中三個旗五百兵丁，均為布特哈索倫，另三個旗五百兵丁，均為布特哈達斡爾；按三個旗為一隊分兩隊依次起程，每隊各攜其眷屬一同出發。關於軍民的服飾、飲食、置辦兵器等費用以及交通工具、帳房等問題都作出了細緻的安排，這些支出均由國家負擔。
據史籍《清軍機處滿文錄副奏摺》中記載：“管帶攜眷移駐伊犁一千名索倫兵遷往之總管一員、以副總管作為委營總一員、佐領十員、驍騎校十員，應支給伊等之整裝等項銀、口糧，遵照軍機處議奏之例，統共二十二名官員，按其各自職銜，支給一年俸祿，總計一千八百八十五兩；一千戶兵丁，按每戶各賞銀三十兩計，共支給銀三萬兩；因兵丁不攜帶跟役，按每人各賞置辦兵器銀十兩計，共支給銀一萬兩；總管、以副總管作為委營總每人各給馬十匹，佐領每人各給馬十匹，驍騎校每人各給馬六匹，一千戶兵丁大小人口共兩千八百三十八名，每口各給馬一匹，共兩千九百九十八匹，按每馬折給價銀八兩計，共支給銀兩萬三千九百八十四兩；一千戶兵丁，每戶給駝一隻，共給駝一千隻，按每駝折給銀十八兩計，共支給銀一萬八千兩；每戶各給帳房一頂，鍋一口，總計應給帳房一千頂、鍋一千口，按每帳房價銀四兩、每口鍋價銀二兩計，共支給銀六千兩；總管、以副總管作為委營總每月各支給鹽菜銀六兩、各撥給跟役六名，佐領每月各支給鹽菜銀四兩、各撥給跟役四名，驍騎校每月各支給鹽菜銀二兩、各撥給跟役兩名，兵丁每月各支給鹽菜銀一兩五錢，官員之跟役每月每名各支給鹽菜銀五錢，共支給鹽菜銀三千二百十六兩；官員之跟役七十二名，按每名各賞銀二兩計，共支給銀一百四十四兩。以上共支給官員、兵丁、跟役銀九萬三千二百二十九兩。一千戶兵丁之大口兩千四百零五名、小口四百三十三名，連同管帶前往之官員及其跟役七十二名，總計大小人口兩千四百九十九名。按大口每月各支兩石四升九合、小口減半支給計，應支兩月口糧共一千三百五十二石三斗一升九合。所有應支銀兩、口糧，均由庫存備用銀兩、倉存糧食內支撥。”
一切準備就緒後，於清乾隆二十八年(公元1763年)農曆4月10日，由布特哈索倫組成的三旗五百名兵丁及其一千四百二十一名(軍民總計一千九百二十一名)眷屬為第一隊，在十一名總管、佐領和驍騎校的帶領下起程，踏上西去的征程。他們由蒙古高原西進，於農曆8月中旬抵達烏里雅蘇台。在此得到烏里雅蘇台將軍成袞扎布的給養補充，如口糧、茶葉、鹽菜銀、駝馬等。農曆8月底啟程繼續西行。年底，伊犁將軍明瑞接到帶隊總管努門車要求派人攜帶給養在額敏河處來接迎西遷隊伍的呈文後，即派官兵攜帶給養赴額敏河一帶。又委派官兵赴博羅塔拉以接濟和迎接大隊。這樣，第一隊西遷大軍於清乾隆二十九年(公元1764年)農曆1月19日勝利到達伊犁。
第一隊人馬起程後隔二十四天，即清乾隆二十八年(公元1763年)農曆5月3日，由布特哈達斡爾組成的三旗五百名兵丁及其眷屬一千四百十七人(軍民共一千九百十七名)為第二隊，在副總管、佐領、驍騎校等十一名官員的帶領下起程。他們也由蒙古高原西進，至農曆9月下旬到達烏里雅蘇台。因當時已值蒙古高原的深秋，牧草凋萎，天開始放冷，故在烏里雅蘇台附近過了一冬。此間，帶隊副總管色爾默勒圖根據西遷隊伍面臨的實際情況，呈文烏里雅蘇台將軍成袞扎布，一是要求給養補充，二是改變行走路線，要求自烏里雅蘇台啟程後經巴里坤、烏魯木齊再到伊犁。成袞扎布均作了允準和安排。
隊伍於清乾隆二十九年(公元1764年)農曆3月中旬自烏里雅蘇台啟程，農曆4月26日抵達巴里坤。在此又得到補給並休整了半個月。於農曆5月11日啟程續行，至農曆6月19日抵達烏魯木齊。在烏魯木齊得到補養並歇息四天后又起程，於農曆7月26日勝利抵達伊犁。至此，索倫一千零二十二名官兵連同眷屬共三千八百六十人的遠征勝利完成。
索倫官兵抵達伊犁後，伊犁將軍根據他們的謀生方式，將其安置於霍爾果斯河兩岸周圍從事遊牧(後來部分人習耕種，從事農業)，並組建了索倫營，成為伊犁四營之一。
索倫營初設六旗，清乾隆三十二年(公元1767年)增設二旗，完善八旗建制。營分左右兩翼，左翼四旗為索倫(鄂溫克族)，在霍爾果斯河以西之奎屯、薩瑪爾、齊齊罕、博羅呼濟爾等地遊牧，故又稱西四旗；右翼四旗為達斡爾族，在霍爾果斯河東部之霍爾果斯、克、富色克等地或遊牧、或耕種，故又稱東四旗。
營設領隊大臣一員，駐惠遠城，總管、副總管各一員、佐領八員、驍騎校八員、防禦兩員、委官八員、空金頂八員、世襲雲騎尉一員、空藍翎九員、委筆帖式兩員、前鋒校尉四員、前鋒三十六員、領催三十二員、披甲一千零三十八名。
武器裝備有：弓一千一百五十八張、撒袋一千零五十八副、戰箭四萬四千四百五十枝、腰刀一千零五十八把、戰馬一千一百多匹。
官兵俸銀標準與惠遠城滿營標準低，如總管歲支俸銀一百三十兩，副總管和佐領各歲支俸銀一百零五兩，雲騎尉歲支俸銀四十五兩錢，驍騎校歲支俸銀六十兩，以上皆歲供茶十二斤，委筆帖式和領催各歲支俸銀三十六兩、茶六斤，卡倫侍衛月支錢糧銀一兩、鹽菜銀二兩五錢、口糧六十斤、茶一斤，披甲歲支錢糧銀二十四兩。
索倫營與伊犁其他三營一樣肩負著駐守卡倫台站、換防塔爾巴哈台和喀什噶爾、巡查哈薩克和布魯特(吉爾吉斯)邊界的重要軍事使命，並且隨時聽候伊犁將軍的調遣，完成平內御外的各項戰事任務。
清乾隆初年，索倫營領隊大臣管轄的卡倫有近十處，其中有的是常設卡倫、有的系添撤卡倫，其職能為管理遊牧、稽查逃人、監督貿易、管理重要山場、渡口、通道等禁區、防止外敵入侵等。這些卡倫如下：
霍爾果斯卡倫：駐侍衛一員、委官一員、索倫兵三十名；每年農曆9月間雪凍之時，由本卡倫內派遣兵十名，加上由博羅呼吉爾卡倫派遣的兵十名，由空藍翎一員帶隊，到霍爾果斯“開齊”(交界處)外作為“布克申”(伏兵)安設，以防人員、牲畜等自由流動，至次年農曆3月開春雪化，空藍翎率該兵員各回各的卡倫。
齊齊罕卡倫：駐侍衛一員、索倫委官一員、索倫兵十五名、厄魯特兵五名，系兩個營共守卡倫。
奎屯卡倫：駐侍衛一員、索倫空藍翎一員、索倫兵十五名、額魯特兵五名，系兩個營共守卡倫。
惠番卡倫：駐侍衛一員、索倫委官一員、索倫兵四十名、額魯特兵十名，系兩營共守卡倫。本卡倫地處要隘，系比較重要的戍所，曾派有錫伯族賀葉爾·文克津作為該卡倫侍衛換防一任，期間，他著書信體散文《惠(輝)番卡倫來信》流行於世，成為重要的史料。
博羅呼吉爾卡倫：駐侍衛一員、索倫空藍翎一員、索倫兵三十名、額魯特兵十名，系兩個營共守卡倫。此處每年春季有哈薩克牧民來遊牧，故每屆開春，滿營派遣官一員、兵五名來監督遊牧，冬季牧民轉場後該滿營官兵也撤回本營。這時，該卡倫也派兵十名到霍爾果斯開齊外作為“布克申”。
空鄂羅鄂倫卡倫：駐侍衛一員、索倫空藍翎一員、索倫兵三十名、額魯特兵十名，系兩個營共守卡倫。
霍爾果斯安達拉(“安達拉”系腰站)：駐索倫官兩員、索倫兵三十名。每年春季哈薩克牧民來此遊牧，屆時設該腰站，派官兵監督遊牧，冬季撤回。
圖爾根布克申：駐索倫空藍翎一員、索倫兵二十名，每年農曆9月添設，農曆3月撤回。
另外還有齊齊罕安達拉、河岸、奎屯色沁等與霍爾果斯安達拉同樣的添撤卡倫。
清乾隆朝以後，隨著國內外形勢的逐步複雜以及城鎮、定居點的日益增多，伊犁將軍在各處又增設了不少卡倫台站，索倫營領隊大臣管轄的卡倫台站等最多時已近二十處。
索倫營換防塔爾巴哈台和喀什噶爾的軍事任務，是從索倫營組建伊始便開始執行。和錫伯、察哈爾、額魯特、滿營官兵一樣，官兵不攜眷，亦非長期駐紮。初期，索倫、錫伯等各派遣弁兵一百三十名，計一千二百～一千三百名不等官兵，由滿洲或蒙古官員總領前往塔爾巴哈台南北各處卡倫台站駐守和巡查，每兩年輪班一次，後來因塔爾巴哈台駐防力量的增強，減為索倫、錫伯等官兵各派一百名，三年一換。公元1864年爆發了伊犁農民起義，接著換防制度也遭破壞。
喀什噶爾是南疆重鎮，系天山南麓政治、經濟、軍事中心。清朝重新統一新疆後不久即清乾隆三十五年(公元1770年)便制定了派遣伊犁各營官兵到該城定期換防制度。換防兵包括錫伯、索倫、察哈爾、額魯特、滿洲官兵(後來只派錫伯、索倫官兵)。索倫官兵換防也是不帶家眷，與各營官兵輪換更替。
公元十八世紀八十年代之前，喀什噶爾計有索倫、錫伯官兵各九十六名。清乾隆五十一年(公元1786年)又增派索倫兵二百名，駐防喀什噶爾，並在當地“安插遊牧”。
清嘉慶三年(公元1798年)，清政府又決定每年派往喀什噶爾三百名換防兵，由索倫、錫伯平半更換。到清嘉慶八年(公元1803年)，喀什噶爾邊外諸部已經“安靜”，為了不使“伊等疑懼”，將三百名索倫、錫伯官兵都撤回伊犁。但是到了清嘉慶二十一年(公元1816年)，由於本地形勢起變化，又恢復了換防制度。到清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全疆農民起義後又停止換防。
巡查布魯特和哈薩克邊界，也是索倫營的重要職責之一。據史籍《總統伊犁事宜》記載，每年秋季，伊犁將軍便“派兩滿營協領一員，惠遠城滿營官兩員，兵七十名，巴燕岱城(惠寧城)官一員，兵四十名，錫伯營官一員，兵三十名，索倫營官一員，兵三十名，察哈爾營官兩員，兵六十名，額魯特營官兩員，兵七十名，共官十員，兵三百名”。依次巡查上千公里的哈薩克邊界。隔一年的春季，再巡查布魯特邊界。此外，清政府又規定了巡查卡倫的制度，並要求伊犁各營共同派官兵執行：“伊犁沿邊大小卡倫七十餘座，周圍地逾數千里，各卡相離數十里至百餘里之遙。每卡僅設弁兵十餘名及三十餘名不等。惟按月周巡，可期聲勢聯絡。其索倫、錫伯、察哈爾、額魯特四營，每月派總管、副總管、佐領等官一員，各帶本營兵丁三十名，於該管卡倫換次行查，至各營交界會哨，其中隔大山、無路可通及所管各卡倫隸於境內者，均每須巡查會哨，統計各營每月各派官兵會哨一次”。
索倫營作為伊犁駐兵中較重要部分，在平內御外鬥爭中曾作出了很大的民族犧牲。
清嘉慶二十五年～清道光八年(公元1820～1828年)，新疆南部的喀什噶爾、英吉沙爾、葉爾羌、和田發生了歷時八年的武裝叛亂，稱“張格爾之亂”或“西四城叛亂”。
清嘉慶二十五年(公元1820年)叛亂乍起，喀什噶爾參贊大臣斌靜派領隊大臣色普征額率領在喀什噶爾換防的索倫、錫伯等官兵平叛，殺叛匪五十餘人，活捉一百餘人，張格爾率二百餘匪徒逃脫國境。
清道光四年(公元1824年)張格爾糾集數百名叛匪，自阿賴嶺入境，搶劫烏魯克卡倫，又被索倫、錫伯等官兵擊潰。清道光五年(公元1825年)農曆10月張格爾率軍準備大舉進犯喀什噶爾，索倫、錫伯等官兵前去堵截，後因幫辦大臣用兵不當及縱殺平民，導致多人附逆助戰，清軍潰敗。此役索倫和錫伯官兵陣亡三十五名。之後，張逆糾集了三千人的叛軍。同年底，清廷任命慶祥為喀什噶爾參贊大臣，調派索倫、錫伯、滿、額魯特、察哈爾營官兵各一百名赴喀什噶爾進剿。
清道光六年(公元1826年)張格爾第三次作亂。慶祥指揮千餘名索倫、錫伯等官兵平叛，農曆9月底因敵強我弱，喀什噶爾城陷落，慶祥自殺殉國，索倫、錫伯、滿等數百名官兵犧牲，僅八百名官兵成功突圍。之後其他三城也相繼陷落。在西四城陷落之前，清政府派伊犁將軍長齡為揚威將軍，以署陝甘總督楊遇春、山東巡撫武隆阿為參贊軍務，調各省官兵三萬六千人，又增派索倫、錫伯、滿等營官兵兩千多人赴阿克蘇。同時動員索倫、錫伯等營青壯年數百人作為預備官兵隨時調用。
清道光六年(公元1826年)農曆9月底，伊犁派往阿克蘇的索倫、錫伯、滿等營官兵在阿克蘇南面的渾巴什河與敵軍交鋒，清軍殲敵一千多人，取得勝利。在這次戰役中，索倫官兵表現勇敢、英勇殺敵，數十名官兵獻出生命，受到清政府的嘉獎。在以後一年多時間的平叛戰役中，索倫、錫伯官兵更是衝鋒陷陣，屢立戰功，也有許多官兵獻出生命。叛亂被戡定之後，不少索倫、錫伯等勇士被清廷賜號嘉獎。
清道光十年(公元1830年)，浩罕挾持張格爾之兄玉素甫和卓入寇南疆。在伊犁援兵到來之前，伊犁將軍急令喀什噶爾領隊大臣額爾古倫(錫伯族)率索倫、錫伯換防官兵彈壓。同時又調動索倫、錫伯、滿等營官兵數千人赴阿克蘇。同年底，叛亂被平定。數十名索倫官兵在此次平叛中犧牲。
清道光二十七年(公元1847年)和清鹹豐七年(公元1857年)，南疆又分別發生“七和卓之亂”和“倭里罕之亂”。在這兩次平叛中，索倫營和錫伯營官兵又是首當其衝，不少官兵衝鋒陷陣，不避血刃，英勇頑強，付出犧牲，榮立戰功。戰爭結束後，都曾受到清政府的獎賞、升遷。
清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全疆農民起義前後，一直對我國西部領土富有侵略野心的沙俄侵略者，又趁伊犁動亂之機，加快了將我伊犁地區蠶食的步伐。
清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夏天，沙俄侵略軍數次試探性地向我索倫營駐守的博羅呼吉爾卡倫推進，並向清軍開槍炮擊，當即遭到索倫等官兵的強烈反擊。伊犁將軍得悉情報，速遣索倫、錫伯等營官兵數百人“防堵”，打退了敵人，保衛了該地區的安全。
清同治十年(公元1871年)之前，沙俄侵略軍趁農民起義動亂、清政府在伊犁的統治暫被推翻之機，用重兵控制了索倫營西四旗世代遊牧和駐守之地。因此，在清同治十年(公元1871年)農曆5月，沙俄侵略軍從其已構築的軍事堡壘——博羅呼吉爾出動，長驅直逼霍爾果斯河。在此期間，沙俄侵略軍受到了索倫營達斡爾、錫伯官兵的英勇抵抗，使沙俄侵略軍的侵略計畫多次受挫。同年農曆6月底，沙俄侵略軍大舉進犯駐守阿克肯特前哨的伊犁抗俄軍民。當時，清朝軍民防守在阿里瑪圖至阿克肯特一線，包括索倫、錫伯、蒙古、維吾爾、哈薩克、漢、回等軍民四千餘人。但終因抵抗中寡不敵眾，伊犁抗俄軍民節節敗退。最後沙俄侵略軍占領伊犁，開始了伊犁長達十年的殖民統治。
索倫營官兵在平內御外的多次戰鬥中能夠英勇頑強，不怕犧牲，敢打硬仗，與錫伯營一樣，得益於平時的嚴格訓練和一年一度伊犁八旗的共同演練制度——“哈什圍”演練。按清政府的規定，八旗軍在本營內有固定不變的經常性練兵和考核制度，並進行弱兵淘汰制，被淘汰便失去俸銀，在錫伯營也同時失去六十畝俸地。因此，每個旗兵必須自覺練武，而且個個要練出高本領。哈什圍演練是由滿族早年的狩獵撒圍形式演變而來的，是將該狩獵形式與軍事訓練結合的形式。哈什圍在伊犁八旗軍訓練中一開始便形成了制度。
據史籍《總統伊犁事宜》記載：“每年八月間，由哈什演圍之時，派惠遠城協領二員、官十六員、兵三百六十名，巴燕岱(惠寧城)協領一員、官五員、兵一百名，錫伯、索倫兩營副總管一員、官五員、兵七十名，索倫官五員、兵七十名，察哈爾營副總管一員、官八員、兵一百三十名，額魯特營副總管一員、官十二員、兵二百七十名，共官五十七員、兵一千名。本處開單呈閱，將軍、參贊大人傳飭該營，照數派官兵，預備定日起程”。從此可以看出其對哈什圍的重視和演圍的規模。所謂哈什圍就是，在伊犁哈什河地區(今尼勒克地區)劃出一大片地區作為演圍區域。屆時，一千多名各營官兵按一定的隊形、一定的步驟和一定的演練內容等，進行模擬實戰訓練和演習，包括馬上武功、步戰、刀槍箭功比武，滿營還有鳥槍演練。通過哈什圍，各營可以相互交流經驗，相互學習技藝，以共同提高戰鬥力。有些官兵在二十幾年的從戎生涯中，有十幾次參加哈什圍的記錄。
索倫營軍民因天災人禍，人口曾兩次銳減。一次為乾隆年末，因人口減少嚴重，導致兵源枯竭，開始影響巡邊守卡。人口減少的原因，一說是瘟疫流行導致了人口銳減，一說因與哈薩克發生衝突被殺數百人。當時的伊犁將軍保寧面對索倫營的狀況，於清嘉慶二年(公元1797年)不得不向嘉慶皇帝上奏，明陳索倫營目前的狀況和人口銳減的原因，並要求自錫伯營十八歲以上，二十三歲以下強壯之閒散、西丹內，挑選能夠披甲者選出一百六十戶移補索倫營。次年初經清帝允準，在索倫營各旗先後建房屋，農曆4月，自錫伯營挑選十八～二十三歲青壯年戶一百六十戶、六百五十八人遷入索倫營。
清嘉慶二十五年～清道光八年(公元1820～1828年)的張格爾之亂和清道光十年(公元1830年)玉素甫和卓之亂時，清政府曾數次選派數百名索倫營官兵前往戡亂。索倫官兵不畏強暴，英勇頑強，為維護祖國邊疆的安全，前後有數百名官兵獻出了生命。因此，人口增長率本來就很低的索倫營，在補充兵丁缺額時，又出現了兵源枯竭的現象。當時的伊犁將軍特依順保無奈於清道光十三年(公元1833年)農曆10月向清帝上奏，陳明原委，並又一次要求自錫伯營補充人口，以補索倫營官兵額缺。當年底，道光皇帝下旨諭允準。次年農曆4月，自錫伯營挑取十八～二十三歲之間青壯年戶一百戶、六百二十一人補入索倫營。至此兩次補充二百六十戶、一千二百七十九人。這些錫伯戶，據史料記載，都補入了索倫營西四旗，即布特哈索倫四旗之中。從此，索倫營出現了“錫伯索倫”的歷史名稱。
清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伊犁農民起義，作為伊犁八旗的索倫營也成為義軍攻擊和打擊的目標。清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末，在義軍的多次打擊下，為了保護無辜平民免遭屠殺，索倫營軍民(多為東四旗軍民)多數退入拱宸城，但不久城被攻破，很多軍民遭慘殺。
清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農曆4～8月間，索倫營的錫伯、達斡爾族同部分察哈爾營軍民一起，分三批退入俄國境內，被俄國當局安置於庫庫烏蘇、喀拉塔拉、喀帕兒、阿拉木圖等地耕種和牧放。
清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底，經過中俄雙方多次交涉，兩年多時間在俄國顛沛流離的索倫等營軍民陸續遷入塔爾巴哈台境，清光緒元年(公元1875年)移入塔爾巴哈台城。接著，清政府將這些官兵和自阿爾泰撤回的錫伯、索倫營部分官兵組建為“索倫部尖銳營”。
清光緒八年(公元1882年)清政府收復伊犁並恢復八旗制度，部分索倫營軍民返回伊犁。而留居塔城的索倫營部分達斡爾和錫伯族軍民於清光緒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被編入塔爾巴哈台新滿營。現塔城的達斡爾和錫伯族就是他們的後裔。
清光緒七年(公元1881年)中俄簽訂《伊犁條約》，沙俄對霍爾果斯河以西地區的占領合法化，原索倫營西四旗軍民無奈基本遷入該河以東地區。次年底清政府開始恢復伊犁八旗。伊犁將軍將原索倫營未出走的軍民同從塔城返回的部分軍民一起編入恢復的索倫營，軍民以錫伯族為主。
恢復後的索倫營在現霍城縣水磨溝(加爾蘇溪)與紫泥河之間繼續築城，歷數年建成，史稱佛嘎善(錫伯語舊城，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末棄而另建新城，稱伊車嘎善)。恢復後的索倫營設領隊大臣一員、總管一員、副總管一員、佐領八員、驍騎校八員、防禦四員、委筆帖式兩員。據史籍《新疆圖志》記載：索倫營“戶口：正黃旗九十四戶二百三十丁口，鑲黃旗九十七戶一百八十丁口，正白旗九十五戶一百九十四丁口，鑲白旗九十七戶二百四十六丁口，正紅旗九十九戶二百五十丁口，鑲紅旗九十七戶一百八十四丁口，正藍旗九十七戶一百九十四丁口，鑲藍旗九十五戶二百四十九丁口。職業職官九十四，馬步甲七百二十八，閒散一百五十九，孤二”。
恢復後的索倫營仍然擔負著防守卡倫的任務，其駐守的卡倫有：河源卡倫、登無卡倫、察罕鄂博卡倫、尼堪卡倫、紅山嘴卡倫和哈爾素胡爾卡倫。
伊犁地區辛亥革命爆發後，滿清政府在伊犁的封建統治徹底結束，其八旗制度也壽終正寢，索倫營軍民棄甲歸田。現霍城縣伊車嘎善錫伯族鄉的錫伯族、達斡爾族就是當年索倫營的後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