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居喪制度主要禮法
居喪制度表情
古代為直系親屬(父母或祖父母)服喪，稱之為居喪。《禮記·雜記》：“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懈，期(jī)悲哀，三年憂。”《左傳·襄公三十一年》：“居喪而不哀，在感而有嘉容，是謂不度。”
居喪之俗規定的禮節很多，《禮記》中《雜記》《檀弓》《曲禮》《喪大記》《閒傳》《喪服舊制》《問喪》等篇都有記載。
居住
居父母之喪，其居處，起初“居倚廬，寢苫枕塊，不說絰帶”，行卒哭祭之後，“拄楣翦屏，苄翦不納”，過了小祥，“居堊室，寢有席”，大祥後“居復寢”，待舉行過禫祭禮，才可以回到床上睡覺。
飲食
其飲食“三日不食”，“既殯食粥，朝一溢米，暮一溢米”，卒哭後“疏食水飲，不食菜果，期而小祥，食菜果；又期而大祥，有醯醬；中月而禫，禫而飲醴酒。始飲酒者先飲醴酒，始食肉者先食乾肉。”平時“喪不貳事”，“父母之喪不避泣涕而見人”，見人“非喪事不言”，“言而不語，對而不問”，“既葬與人立，君言王事，不言國事，大夫士言公事，不言家事。”“喪者不遣人，人遺之，雖酒肉，受也。”“有服，人召之食，不往。”“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葬禮。
禁娛樂
喪(畢)復常，讀樂章。居喪不言樂。”“居喪之禮，毀瘠不形，視聽不衰，升降不由阼階，出入不當門隧。頭有釗則沐，身有瘍則浴，有疾則飲酒食肉，疾止復初，不勝葬，乃比於不茲不孝。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唯衰麻在身，飲酒食肉，處於內。”等等。
服飾
《儀禮·喪服》所規定的喪服，由重至輕，有斬衰（cuī）、齊（zī）衰、大功、小功、緦（sī）麻五個等級，稱為五服。五服分別適用於與死者親疏遠近不等的各種親屬，每一種服制都有特定的居喪服飾、居喪時間和行為限制。
起源
最初的居喪是指從死亡到安葬的一段時間內，死者家人和親屬在飲食起居等方面表現出的異於平時的行為，這種行為是為了表達生者心情之哀痛，又因人、因時、因地、因民族而各異，並無統一的標準。直至春秋末期，儒家學派的先驅（胡適認為即是孔子）才對此產生了特殊的興趣，並將其發展為禮制，其中最大的創造，就是《儀禮·喪服》中所提出的子為父母、妻為夫、臣為君的三年喪期（實際為27個月）。其後直至漢初匯集成的《禮記》一書，又對三年喪期內的守喪行為在容體、聲音、言語、飲食、衣服、居處等方面提出了具體的標準，如喪期內不得婚嫁，不得娛樂，不得洗澡，不得飲酒食肉，夫妻不能同房，必須居住在簡陋的草棚中，有官職者必須解官居喪，等等。這就是宋高宗《起復詔》起始即稱的“三年之喪，古今之通禮也”。但這些理論在未得到統治者首肯之前，還不能落實為強制性的規範。因此整個春秋戰國至秦及漢初，除了孔子弟子曾為孔子守喪三年外，並無一例守滿三年者。既便是孝子，如齊國晏嬰為其父晏桓子、吳子諸樊為其父吳子乘、刺客聶政為其母，也都是安葬後即結束居喪，時間一般為3個月或百日，稱為“既葬除服”。儒家的三年喪制度還遭到其他學派的抨擊，其中最激烈的就是墨子，見於《墨子·節葬下》篇。
法制化
居喪制度作為強制性規範始於漢武帝，但整個兩漢時期的禁約對象限制在王室諸侯範圍內，法律上並未強制居三年喪。兩晉時期，三年喪與期親喪已成為官吏的強制性行政規範，晉時對於居喪違制的處罰大多並非出於法律或詔令之依據，而是出於“清議”。南北朝時期，居三年喪入於刑律。隋唐時期居喪制度全面法律化，不僅將居喪制度全面入律，而且其中相當一部分條款被列入“十惡”罪中。至明清時期，居喪法律有所變革。
《唐律疏儀》規定：居父母之喪，“喪制未終，釋服從吉，若忘哀作樂，徒三年；雜戲徒一年。”居期親之喪，“喪制未終，釋服從吉，杖一百。”“父母之喪，法合二十七月，二十五月內是正喪，若釋服求仕，即當不孝，合徒三年；其二十五月外，二十七月內，是‘禫制未除，此中求仕為‘冒哀’合徒一年。”“居父母喪，生子，徒一年。”“居父母及夫喪而嫁娶者，徒三年，居期喪而嫁娶者杖一百。”“父母之喪，解官居服，而有心貪榮任，詐言余喪不解者，徒二年半。”大清律規定：“凡居父母及夫喪而身嫁娶者，杖一百；若男子居喪娶妾，妻女嫁人為妾者，各減二等……若居祖父母、伯叔父母、姑、兄、姊喪而嫁娶者，杖八十。”《清通禮》載：“凡喪三年者，百日剃髮。仕者解任。士子輟考。在喪不飲酒，不食肉，不處內，小入公門，不與吉事。”
秦漢時期的居喪制度
居喪制度秦始皇曾以法令的形式首先在國喪中強制人民實行居喪制度。如《晉 書·禮志》：“秦燔書籍，率意而行，亢上抑下。??乃至率天下皆終重服， 旦夕哀臨，經罹寒暑，禁塞嫁娶飲酒食肉，制不稱情。”按照儒家禮制的規 定，臣為君服斬衰三年，民為君服齊衰三月。而秦朝卻規定臣與百姓一律為 天子服喪三年，所以《晉書》的作者說是“率意而行”。秦朝規定天下臣民 皆為天子居喪三年，並不準飲酒食肉，嫁女娶婦，顯然不太符合現實，所以《晉書》說其“制不稱情”。
漢代時的居喪制度出現了禮、法統一的趨向。西漢初年，漢高祖國江山 草創，所以下令承襲秦制，“因而不革”，“率天下為天子修服三年”。但 實行不久，漢文帝便意識到“其制不可久行”，在遺詔中改變了這一制度， 要求“出臨三日，皆釋服”；既葬，“服大紅（功）十五日，小紅（功）十 四日，纖七日，釋服”。（《漢書·文帝紀》）。在這裡，儒家的三年之喪 制度被“以日易月”，變成 36 天，並垂為定製。儒家原來服喪三年的主張， 到此時被文帝的一紙遺詔修正了。
武帝初年，“好儒術”的竇嬰、田蚡二人想恢復儒家原來的三年之喪制 度，但未能成功。據《漢書·翟方進傳》記載，成帝時方進為相，其後母終， 葬後三十六日除服，起視事，聲稱“不敢逾國家之制”。可見當時仍然遵循 文帝之制。到了哀帝時，又開始提倡三年之喪。如《漢書·哀帝紀》：哀帝 詔曰：“河間王良喪太后三年，為宗室儀表，益封萬戶。??博士弟子父母 死，予寧三年。”行三年之喪而可得萬戶侯的封賞；博士弟子雖有父母死， 也詔準告假丁憂。王莽時，開始盛倡三年喪制。《漢書·王莽傳》說：“平 帝崩，大赦天下，莽征明禮者宗伯鳳等與定：天下吏六百石以上，皆服喪三 年。”又說：“居攝三年九月，莽母功顯君死，意不在哀。令新都侯宗為主， 服喪三年。”“建國五年二月，文母皇太后崩，莽為太皇服喪三年。”這樣， 漢文帝的短喪制度又被正式取消。
東漢光武帝劉秀執政期間，國政多趨向簡易，因此遺詔喪葬制度“皆如孝文皇帝制度，務從約省”（《後漢書·光武帝紀》）。詔告大臣不許“告 寧”。但在這一時期，三年之喪在社會上已蔚然成風。如《後漢書·韋彪傳》： “彪孝行純至，義母卒，哀毀三年，不出廬寢。服竟，羸疾骨立異形，醫療 數年乃起。”《後漢書·鮑永傳》：“永遷揚州牧，會遭母憂去官”。《後 漢書·廉范傳》：“父遭喪亂，客死蜀漢，范遂流寓西州。西州平，歸鄉里。 年十五，辭母西迎父喪歸葬，服竟，諧京師受業。”《後漢書·劉平傳》： “拜濟陰郡丞，太守劉育甚重之，任以郡職，上書薦平。會平遭父喪去官， 服闋，拜全椒長。”《後漢書·江革傳》：“建武末年，與母歸鄉里。母終， 至性殆滅。嘗寢伏■廬，服竟不忍除，郡守遣丞掾釋服，因請以為吏。”以 上這些事例，據楊樹達先生考證均發生在光武帝時期。由此可見，儒家的三年之喪制度經封建最高統治者和儒家的反覆倡導、宣揚，至此已深入民心，以致光武帝不許大臣“告寧”及“如孝文皇帝制度” 的短喪遺詔也變成了一紙空文。光武帝以後，儒家的三年之喪制度更是大行 於世。不僅孝子賢孫們多行此制，而且女子亦行之。如《後漢書·和熹鄧皇 後紀》：“永元四年，當以選入。會（父）訓卒，後晝夜號泣，終三年不食 鹽菜。憔悴毀容，親人不識之。”如果大臣不服三年之喪，便為天子所譏。 到明帝時，天子本人也自行三年之喪。安帝永初三年（109 年），鄧太后臨 朝執政時，又提倡三年之喪。《後漢書·劉愷傳》說：“舊制，公卿二千石 刺史不得行三年喪，由是內外眾職並廢喪禮。元國中，鄧太后詔：長吏以下， 不以親行服者，不得典城選舉。”這一詔令，後又被列入《漢律》之中。此 後，行三年之喪成為選舉仕進的一種資格。久而久之，儒家的三年之喪制度 終於成為“天下之通喪”。
至於三年之喪的履行，也有某些特殊情況，如按規定，軍人可以“遭喪不服”；皇帝也可專門下詔，令臣下釋服，後代稱此為奪情起復之制。還有 某些人利用喪期弄虛作假，欺世盜名，如《後漢書·陳蕃傳》所記載的趙宣， 葬親後在墓道中居喪二十多年，被當地人稱為大孝之子，但後來太守陳蕃發現趙宣的五個孩子皆在所謂居喪期間所生，真相由此才大白於天下。
按照漢代的居喪之禮，死者的某些親屬主要是子女在死者未葬時應居服舍，葬後應居住在墓旁的草屋中，並不飲酒吃肉，不近婦人，不作樂，不聘 妻，不訪友。楊樹達先生曾援引大量史料對此做過認真的考證。
居喪之禮對於貴族的規範尤其嚴格，例如漢武帝元鼎元年（公元前 116 年），隆慮侯陳融、堂邑侯陳季須都因在為母居喪期間姦淫、兄弟爭財而服 罪自殺。元鼎三年，常山王劉勃也因在父服喪期間姦淫、飲酒作樂而被其庶 兄劉悅告發，結果削去爵位，徒徙房陵。劉賀則因居喪違禮被廢去帝位。《漢 書·霍光傳》載：漢昭帝死後無子，大將軍霍光等文武大臣迎立昌邑王劉賀 繼承皇位。但劉賀在居喪期間，毫無“悲哀之心”，當昭帝的靈柩還停放在 前殿時，他居然讓隨從的昌邑樂人擊鼓、吹簫、唱歌、演戲。而且還經常派 人去買豬肉、狗肉，私下偷偷吃掉。他還與隨從的昌邑官員一道偷吃祭靈用 的供牲食品和美酒。剛即位二十七天，他就開始與宮女淫亂。由於劉賀居喪 作樂、飲酒食肉及淫樂等醜行違背了居喪制度，引起了朝廷上下的一致不滿， 於是即位不到一月的劉賀被廢去了皇位。又據《後漢書·趙孝王良傳》，趙惠王劉乾因居父喪私下納妾淫樂而獲罪，被漢安帝削去王位。
漢朝對於遵守居喪之禮的貴族一般都給以讚美和獎勵。如《後漢書·東平王蒼傳》：“敞喪母至孝，國相陳珍上其狀。永寧元年，鄧太皇增邑五千 戶。”《後漢書·濟北惠王傳》：“次九歲喪父，至孝。建和元年，梁太后 下詔曰：‘濟北王次以幼年守藩，躬履孝道，父沒哀慟，焦毀過禮，草廬， 土席，衰杖在身，頭不枇沐，體生瘡腫。諒暗已來，二十八月。自諸國有憂， 未之聞也。朝廷甚嘉焉。今增次封五千戶，廣其土宇，以慰孝子側隱之勞。’”《後漢書·任城孝王尚傳》記載：任城王尚也“博有孝行，喪母服制如禮”，為此曾受到桓帝嘉獎，增封三千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