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概述
宋孝宗在位期間，政治清明、社會穩定、經濟繁榮、文化昌盛，宋朝相對進入到一個興盛時期，孝宗平反岳飛冤獄，起用主戰派人士，銳意收復中原。在內政上，孝宗積極整頓吏治，裁汰冗官，懲治貪污，加強集權，重視農業生產。總體說來，宋朝的內政形勢有所改觀。
歷史背景
南宋王朝自建立以來，一直在金國的威脅之下，此時的南宋，內部問題多多，士風日下，吏治腐敗。官俸和軍費占了國家大量的財政收入。高宗朝政府加重稅，又使農民造反。紹興三十二年（1162年），高宗讓位於趙昚，是為宋孝宗，孝宗即位後，頗欲有番作為，他給岳飛平反，又將秦檜時期製造的冤假錯案，全部予以昭雪。重用主戰派，重新拜張浚為相。並且整頓吏治，重用主戰派，積極備戰。
改革財政
孝宗為了恢復，首先從整頓內政入手，安定民心，改變以往賑災方式，就是社倉法。又改變鹽鈔，將官府拖欠鹽商的錢還給鹽商，又放寬了鹽的專賣。孝宗又取消了很多加耗。大力削減冗官，又嚴格控制萌補任子，以前不加考核的官員兒子即可當官的情況沒有了。對官吏還經常考察實際才能，不合格的都予以革職。
發展經濟
注意發展經濟和文化發展經濟，首先在於減輕人民負擔。宋孝宗不僅屢次下詔減輕人民負擔，而且注意實效。例如，南宋初年以來，經常提前徵收本稅季的田賦，稱為“預催”。夏稅雖然規定是八月半納畢，而主管稅收的戶部卻規定，七月底以前就要送到首都臨安。到宋孝宗時，已提前到五月，甚至四月送到戶部，各地必須三、四月就要徵收，而此時的農作物根本沒有成熟，雖然多次下詔禁止，但戶部並不執行。因為，每年四、五月間指靠預催到的61 萬貫折帛錢供開支使用，若不預催，“恐至期缺誤”。淳熙四年（1177），孝宗得知後就說：“既是違法病民，朝廷須別作措置，安可置而不問。”於是參知政事龔茂良提出，將戶部原先每年八月向南庫借的60 萬貫錢，提前到四月上旬借用，“戶部自無缺用，可以禁止預催之弊”。宋孝宗隨即下詔，此後必須按照規定時間收田賦，違者劾奏。拖延多年的預催問題，在宋孝宗親自干涉下終於得到解決，至少在宋孝宗時期因而“民力少寬”。又如地方官常以“羨餘”名義進奉錢財，希望得到皇帝的恩寵，宋孝宗在乾道五年（1169）時就指出：“今日財賦安得有餘”，並且表明不接受地方官進獻的“羨餘”。但到淳熙五年，紹興知府張津，又將“本府支用剩錢四十萬貫”作為羨餘進獻，宋孝宗詔令將此錢即作為“代納今年和買、身丁（稅錢）之半”，如有的人戶今年已納，則折算成明年應納稅錢之數，宋孝宗以之“警厲臣工，風動中外”，規勸官員為民多辦實事。
興修水利
宋孝宗經常督促地方官興修水利，“勉農桑，盡地利”，指出“水利不修，失所以為旱備”，而且注重水利的實效。如在淳熙二年（1175）時指出：“昨委諸路興修水利，以備旱乾，今歲災傷，乃不見有灌溉之利，若非當來修築滅裂，即是元申失實”，並對江東路失職官員給予降官以示懲罰。孝宗時“水利之興，在在而有，其以功績聞者既加之賞矣，否則罰亦必行，是以年穀屢登，田野加辟，雖有水旱，民無菜色”，雖不無誇張，但大體反映了當時的情況。
改革紙幣
宋孝宗即位之初的隆興元年（1163），即下詔將會子加蓋“隆興尚書戶部官印會子之印”，以表明是由朝廷戶部發行的紙幣，增加其權威性，以促進其流通。宋孝宗對會子十分關心。 “楮（會子）未至於滯（指民眾不信任而難於流通）也，而已慮其滯，隆興元年廣行堆垛本錢（即紙幣發行的準備基金）以給之；楮未至於輕（指貶值）也，而已慮其輕，淳熙二年多出金銀以收之；
輕徭薄賦
宋孝宗在位時期，也是南宋政治上最清明，經濟、文化最繁榮興盛的時期，宋孝宗不僅慎選官吏，注意吏治，還輕徭薄賦，興修水利，發展生產。輕徭薄賦方面如宋孝宗在取消無額上供錢時說：“既無名額，則是白取 於民也。”又如遇到災荒，宋代例將當年稅賦移到豐收年，分為二或三年補納，孝宗也說既是災荒，不應再收稅賦，下詔不準到豐年再補收。福建路興化軍（今福建莆田）自建炎三年起每年以“猶剩米”為名，額外徵收2.4萬多石供應福州，孝宗於乾道元年減去一半，至乾道八年又將剩餘部分全部減免。又如徽州（今安徽歙縣）自唐末五代初陶雅任郡守（任職自唐景福二年至後梁乾化三年前後，893—913年左右）時，增收的額外“科雜錢”1.2萬多緡，一直沿征了260多年，直到乾道九年才免除，等等。
整頓吏治
孝宗即位後改革朝政，力圖恢復，宋朝相對進入到一個興盛時期，孝宗平反岳飛冤獄，起用主戰派人士，銳意收復中原。在內政上，孝宗積極整頓吏治，裁汰冗官，懲治貪污，加強集權，重視農業生產。總體說來，宋朝的內政形勢有所改觀。
發展文化
宋孝宗一改北宋後期與南宋初期，樹一派打一派的學術政策，他對主流學派王安石新學及新興起來的程朱理學，採取兼容並蓄、共同發展。宋孝宗雖也對新學有一些微辭，但對理學派攻擊新學推崇理學卻並不支持，如乾道四年，太學錄魏掞之攻擊“王安石父子，以邪說惑主聽，遊人心，馴致禍亂”，“請廢王安石父子從祀，追爵程頤，列於祀典”，不僅不予理會，還將他出為台州州學教授②。而沉寂了三十多年的蘇氏蜀學，在宋孝宗即位後重新興起。宋孝宗為蘇軾文集作序贊揚，並追謚蘇軾“文忠”、 蘇轍“文定”，追贈蘇軾太師，對蘇氏蜀學的發展起到推動作用。正是宋孝宗倡導的百家爭鳴、共同發展的學術環境，才使得58 歲的朱熹，在淳熙十四年（1187）也不得不說：“若諸子之學，同出於聖人，各有所長，而不能無所短”。在隨後舉出的諸子中，不僅有理學派代表人物，也有新學派的王安石和王雱，以及蜀學派的蘇軾。由於有這樣的社會環境，才造就了一大批卓有成就的文人學者，正如南宋末年著名學者黃震所稱許的，孝宗乾（道）淳（熙）時，“正國家 一昌明之會，諸儒彬彬輩出”。其時，不僅有著名的思想家朱熹、陸九淵、陳亮、葉適；還有著名的文學家，如陸游、范成大、楊萬里、尤袤，著名詞人辛棄疾等，他們都活躍在宋孝宗時期。
文化繁榮
理學的發展政治的相對清明，學術思想比較開放，經濟發展，社會繁榮，帶來了思想文化方面的興盛與發展。正如南宋末年的黃震所說：“乾、淳正國家一昌明之會，諸儒彬彬輩出。”孝宗朝是南宋思想界最活躍的時代，南宋的著名學派差不多都是這個時期形成的。對後世影響最大的朱熹，就是在此時逐漸建立起完整而系統的理學體系，形成集理學大成的學派。朱熹出生於尤溪，主要活動於建陽、崇安（今武夷山市），都屬於福建路，稱為閩學派。理學心學學派的創建者陸九淵，江西路金溪人，因而也稱江西學派，也是在此期內形成。著名的“鵝湖之會”，就是淳熙二年（1175）六月，由呂祖謙邀請朱熹、陸九淵兩大學者在信州（今江西上饒）鉛山縣城（今鉛山東南）東北的鵝湖寺，進行的著名哲學辯論會。 反理學的主要學派是陳亮、葉適的功利學派。陳亮出生和主要活動在永康（今屬浙江），也稱永康學派。他倡導功利主義，反對空談義理。在淳熙九年以後的數年間，與朱熹通過書信展開了思想史上著名的“王霸義利”之辯。葉適是永嘉（今浙江溫州）人，是永嘉學派的代表，其觀點和陳亮相近。他們倡導的事功之學，與朱熹的理學、陸九淵的心學相抗衡，鼎足而三。此外，還有張栻為代表的理學湖湘學派、呂祖謙為代表的呂氏婺學派、唐仲友為代表的唐氏婺學派，等等，反映了孝宗時期的學術繁榮。
堅決主戰
主張抗金的大臣張浚已於和議前去世，宋孝宗轉而依靠指揮采石之戰的虞允文。虞允文於乾道五年（1169）升任右相兼樞密使，乾道八年升任左丞相（新官制）。宋孝宗決定採取分別從江淮、四川東西兩路攻金的策略，因而任命虞允文為四川宣撫使。此前一年，宋孝宗還將三衙之一的侍衛馬軍司移屯建康，以建康作為宋軍東路的前進基地。但是，虞允文到四川後，卻遲遲不能確定出兵的日期，而且不久即於淳熙元年（1174）病死，使得宋孝宗與虞允文相約東西兩路攻金的戰略落空。此後，宋孝宗雖然也整軍練武，積極作好攻金的準備，又幾次以接受金朝國書儀式不平等而發難，企圖以之激化矛盾，引發軍事對抗，但他既受制於太上皇高宗，又得不到大臣們的支持，每次都以太上皇有旨而姑聽仍舊。“壽皇聖帝（孝宗）之志，未嘗一日而忘中原也， 是以二十八年之間，練軍實、除戎器、選將帥、厲士卒，所以為武備者，無所不講”。金世宗也“每戒群臣，積錢谷，謹武備，必曰：‘吾恐宋人之和，終不可恃’，蓋亦忌帝（宋孝宗）之將有為也”。但始終制約宋孝宗的太上皇宋高宗，直到淳熙十四年（1187），才以81 歲的高齡去世，宋孝宗已是年過60的花甲老人。
總結
宋孝宗在位期間，政治清明、社會穩定、經濟繁榮、文化昌盛，史稱“乾淳之治”，史稱為“卓然為南渡諸帝之稱首”。宋孝宗是南宋名副其實的中興之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