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文歷算
西藏天文歷算學和藏醫藏藥是中華民族優秀文化的組成部分，是藏民族優秀傳統文化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學科，發展至今已有兩千多年的歷史。有關西藏天文歷算學的古籍資料非常豐富，但其中很多都流散於民間各地，雖然對這些珍貴的資料進行及時的蒐集和整理是一項非常艱巨的任務。但從2006年到現在為止，西藏天文歷算研究所利用政府下撥的支持經費，購置了三台高速掃瞄器等必需的設備，他們克服重重困難，犧牲節假日，有的科研人員帶病堅持工作，經過兩年多的艱苦細緻的奮鬥和布達拉宮管理處的無私大力支持下，終於完成了對布達拉宮等地收藏的約十二萬頁歷算古籍資料的掃描工作，這些珍貴的古籍資料很多是孤本和善本，有的用金汁寫成，千百年來從未向世人展示。
西藏自治區藏醫院天文歷算所所長銀巴藏族古代歷算
迄今為止蒐集到的藏族古代歷算資料數量非常驚人，絕大部分都是手抄本，很多是孤本和善本，將其中非常經典和珍貴的古籍篩選出來進行整理，至少有二十五本精美的圖書，搶救和出版這批書是迫在眉睫的任務，整理工作正在有序的開展之中，並完成了大部分任務。將這些稀世資料付諸出版是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的大事，此項工作的開展對西藏天文歷算學的保護和繼承將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在藏族傳統科技的研究、中國少數民族科技史的研究、中國天文學和曆法史學的研究等各個領域均有很高的學術價值，在西藏天文歷算學領域則具有廣泛的實用價值，對國內外天文歷算研究者和愛好者來說是一部案頭必備的書籍，具有重要的研究、參考和珍藏價值，對藏曆氣象曆書更好地為人民生活服務、更準確地指導農牧業生產將起到有力的促進作用，同時也可以有力地反擊國外反華勢力所宣揚的“西藏文化毀滅論”。
天文歷算天文、天體物理、氣象等高度發達的現代社會
在當今現代天文、天體物理、氣象等高度發達的現代社會，依據西藏天文歷算學原理編寫的西藏氣象曆書在西藏高原上仍然起著重要的作用，發行到西藏、青海、甘肅、四川、雲南等省的各個藏族地區和不丹、尼泊爾等鄰近國家，每年的發行量達到十幾萬冊，深受廣大農牧民民眾的歡迎，在人民生活中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在指導農牧業生產和氣象預報等方面均有重要的價值。
大會間隙各路專家學者漫談天文歷算西藏天文歷算學的研究領域較廣
西藏天文歷算學的研究領域較廣，不僅包括了五大行星運動值的推算，閏月和重缺日的設定、日月食的預報等，還涉及到依據天文歷算學原理推算各地適宜的農耕牧作時機、物候、節令、地震預報、災害性天氣預報、人體脈相變化周期、各地農耕牧作時間的預報、各種藏藥的採集時間等很多內容，研究內容輻射到多個相關學科領域。
踏上追夢的道路 ——記西藏天文歷算研究所所長銀巴天文歷算情結
銀巴出生在甘肅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的一個普通的家庭。1985年，以甘南藏族自治州全州第二名的好成績考上甘南民族學校的銀巴，趕上了4%的國中應屆畢業生可以考取大學的新政策。生性好學的他緊緊抓住了這一學習的好機會，工作沒兩個月，他就收到了西北民族學院的錄取通知書。
天文歷算在還沒去西北民院前的那次假期，他參加了甘南一所學校開設的暑期補習班。銀巴帶著強烈的好奇感，來到了由拉卜楞寺大師阿卡西繞群培主授的藏曆天文歷算班。他說，“也不知道是自己真的和天文歷算有種不結的緣份，還是完全出於對這門陌生學科的好奇感，參加完一個月的補習班後，我發現我已經深深被它吸引住了，總是不住地想要去了解天文歷算、想要探究天文歷算。”
而正是這個班的授課人阿卡西繞大師，把銀巴帶進了藏曆天文歷算的殿堂。聰慧、好學的銀巴走到哪裡，都是哪兒倍受師寵的好學生，他在這個特殊的補習班學習時，表現出的對天文的認真與興趣，受到了阿卡西繞大師的青睞，並在銀巴在西北民族學院讀書的時候，專門前去把他介紹給了藏曆天文歷算界獨有造詣的阿卡桑珠大師，從此銀巴對天文歷算的熱愛就一發不可收拾。
考到西北民院後的一天，阿卡西繞大師特意來到了蘭州，硬是把他引薦給了當時在西北民族學院任教授的阿卡桑珠大師。就這樣，銀巴有了副專業，他經常跑到阿卡桑珠的公寓求學，學習天文歷算方面的知識。他回憶道： 很快，老師變得很喜歡我，他毫無保留地教我一切知識。那段時間，我為了潛心學好天文歷算，我都搬到老師家去住，既從他那兒求學，又像是他的孩子一樣，彼此照顧，將近三年我們都住在一起。
銀巴說:阿卡桑珠是著名的天文歷算學家，也是我的啟蒙恩師。他非常熱愛到山林閉關修行。1986年冬天，那是最寒冷的時節，我不顧家人的反對，執意請恩師帶我一同去那片他心儀的山林。
清晰地記得，當時到達目的地時已是凌晨兩點。恩師騎上馬，我則一手牽著馬、一手提著電筒，在崎嶇的山路上艱難地行走，期待著那能觸碰到天地靈魂的山林。當太陽離開地平線，照亮整個山林的剎那，“讓龍桑丹林”這片老師摯愛的山間小寺，也令我豁然開朗，清晰的空氣、空曠的林間…… 我們在那裡生活了足足一個月。就是那段時間，恩師系統地教授了我天文歷算算法，而我也做了相當詳實的紀錄，這些筆記我現在仍保存著，至今，在我的工作中仍有著極大的參考、借鑑的作用。
1988年，在西北民院副院長的要求下，阿卡桑珠大師要編著一部《天文歷算運算大全》，銀巴在大師的帶領下，以助理的身份來到了北京，來到中國藏學研究中心一同幫助完成這部書。人生的許多事可能都是冥冥之中早已注定的，在研究中心他們碰到了西藏自治區藏醫院的強巴赤列院長。銀巴回憶起當時的情景， 老師一見到強巴赤列院長就開始“推銷”起了我。說我在天文歷算方面非常有天賦，是他帶的學生，他希望我能調到拉薩、回到西藏藏醫院，才能繼續學好、發展好天文歷算知識。強巴赤列院長也欣然答應了他，還囑咐我畢業時就和他聯繫。
銀巴說：1989年8月10日，我乘座的大巴停在了拉薩八廓北街的一家旅館門前。記得當時天色已經很黑，我帶著對天文歷算的熱愛和未知的前途，踏在那片夢中的聖地，期待、茫然、一種無法用語言表述的情緒不斷湧上心頭…… 但我還是堅定地拔了強巴赤列院長的電話。院長立即安排我在天文歷算所工作，並領我拜見了措如·次朗和次成堅贊兩位藏醫院最出色的天文歷算大師。
他說：在那些日子裡，他開始相信自己真的是為天文歷算而生。因為次成堅贊大師很欣喜他的到來，一見面立馬詢問起他以前所學的知識，所投的老師，所做的功課，在一一匯報後，大師高興地點點頭，便收他為學生了。
次成堅贊是著名藏醫和天文歷算學家，先後為來自西藏區內外的上千名社會各界的學員講授過西藏天文歷算學、藏醫學、藏文文法、詩學、聲明學、薩迦格言、入菩提行、佛學基礎等，授課長達二十餘載從未間斷。2002年次成堅贊大師圓寂，銀巴在拜他為師的十三年里，認真學習他所教授的每一門課程，不落下他開設的每一堂課，學無止境，他在歷算這一豐富的殿堂里，越鑽研越想鑽研。
銀巴感嘆到，恩師們賦予他的知識，是何等寶貴和豐富啊！他倍感自己的幸運，每遇到的老師無不學識淵博、品德高尚、心地善良，對他耐心細緻地教授他們的全部，他覺得一生的奇遇都是生命對他的恩寵。]他說，他深知先師們的恩情是永遠也報答不了的，他只有心存這一份份厚重的感激，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帶著他們的精神不斷前進。
銀巴從一個普通的大學生，很快在藏醫院找到自己的位置，迅速成長，1996年任西藏自治區天文歷算研究所副所長，2002年任所長，他管理著天文歷算研究所的所有事務。他來到西藏自治區藏醫院的十六年里，邊學習、邊工作，為西藏天文歷算、為天文歷算研究所奉獻著全部的精力和心血。
每十二年進行一次大規模的數據運算是“門孜康”（即藏醫院）約定俗成的傳統，1987年，由西藏自治區藏醫院天文歷算研究所的牽頭，召集日喀則、山南、那曲、阿里、昌都地區藏醫院的天文歷算專家共二十餘人，對公元1989年至2000年間的天文歷算學基本數據進行了統一計算，通過那次計算工作保障了1989年至2000年間藏曆曆書的編制有了科學的依據。又十二年數據運算來臨，銀巴主持了這項工作。他為了自我鍛鍊，節省開支和數據保密，決定由天文歷算研究所單獨承擔。
銀巴將人工計算兵分兩組，一組負責計算積數年六年間的體系派五要素、作用派五要素、太陽日五大行星運動值等數據，另一組負責計算偶數年六年間的上述數據，大家克服困難、迅速完成了人工計算任務。而電腦程式計算方面，利用銀巴編寫的應用程式，將公元2001年到2012共十二年間的所有數據全部列印輸出，實現了與人工計算結果的對照校對，使運算結果的準確性得到了保障，高效率、快速度地完成了這項繁重而瑣碎的重要任務，也為計算機投入此項工作開了先河。
1991年，銀巴單獨編寫了《三十年藏曆》一書，其中包括了1991年至2020年間的藏曆日期序數、藏曆重缺日、公曆日期序數、農曆日期序數、星期序數、二十四節氣等，該書於1993年出版，發行了一萬冊。
1993年，銀巴利用業餘時間自行研究，用VISUAL BASIC語言編制了藏曆基本數據計算程式，完成了藏曆體系派五要素、太陽日五曜值、太陰日五曜值、宮日五曜值的計算程式等十幾種應用程式的編制，曆元為公元1年，可以計算公元1年之後任何年份以上數據，界面友好，操作簡單，真正使其套用到了實際研究工作當中。
為了進一步繼承和發揚藏民族優秀的傳統科技文化，在西藏自治區藏醫院天文歷算研究所的牽頭組織下，1993年元月份成立了《西藏天文歷算百科全書》編寫委員會。銀巴作為編委會一員，負責蒐集關於宇宙結構的各派學說，這也是西藏天文歷算中資料最為罕見、最難攻克的一關。為了儘可能地彌補這方面的空缺，銀巴多次前往薩迦寺、布達拉宮、羅布林卡等地查找借閱經書、文籍，耐心蒐集，獲得了不少珍貴的圖書資料，因而在參考書目上做到了沒有大的遺漏。在編算過程中，還是採用了傳統運算工具沙盤和計算機相結合的方法進行了大量的數據運算工作，保證了數據的精確性。三年內，專家們完成了約六百萬字的《西藏天文歷算學大全》一書，於1995年底交付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
1997年，天文歷算研究所購置了一套電腦設備，銀巴又潛心研究，探索用藏文軟體編排西藏天文歷算學曆書的嘗試，取得了成功。從1997年起，他單獨承擔完成了歷年曆書的電腦編排任務，按時交付出版社出版，結束了往年手工抄寫的歷史。
為了適應讀者對曆書需求的變化，從1999年開始，銀巴又同研究所的人員一起主編撰輯了《藏曆簡明曆書手冊》，查閱方法簡單、內容簡要概括，受到了廣泛的喜愛，也為天文歷算研究所開闢了一項新的業務。
2001年，應自治區黨委宣傳部的要求，天文歷算研究所的銀巴又同所里的人員合作編制了《西藏萬年曆》。該書包括了公元1年至公元2050年共兩千多年間藏曆體系派和作用派的日期序數等重要數據。
工作做好了，銀巴還不忘時刻為自己充電，時刻鑽研著電腦、外語等知識。到拉薩不久，銀巴就到西藏自治區社會科學院學習英語，高級英語班順利畢業。1994年，銀巴隨同西藏天文歷算專家貢嘎仁增參加國際藏醫學會議，銀巴根據大會要求用藏、漢、英三種語言向大會做了詳實的論文講演，並成功地做了大會現場翻譯，受到了各界人士的廣泛關注和好評。
銀巴從這裡啟程，在天文歷算的天空中越飛越高。“先進個人”、“科技帶頭人”、“科技進步獎”、“西藏自治區政協委員”……多少獎項、多少榮譽見證著這個謙虛好學的男兒，在自己學習、創業的道路上走的有多么的堅定。可當我們提到這些成就時，他告訴我們，他想到的是一路指引著他的恩師們和為他創造良好工作環境的單位領導們。他說：他的成長和進步與天文歷算研究所的老師、同事的鞭策和鼓勵是分不開的，與藏醫院的老師和領導們的支持和培養是分不開的。而他們賦予銀巴的不僅僅是文化知識，更重要的是教會了他如何做人。他說他一直銘記著阿卡桑珠恩師在他往拉薩出發前留給他的這樣三句話： 與你之上者不去嫉妒、與你等同者不去攀比、與你之下者不去欺辱。他說：“這三句話在我到拉薩的這十多年的工作生活中，讓我始終保持著踏踏實實做人、勤勤奮奮做事的本性，令我在這一路上走的很健康、很愉快。”
西藏自治區天文歷算專家貢嘎仁增給予了銀巴高度的評價。他說，銀巴到研究所十六年，不算多。但他從一個大學畢業生到現在成為天文歷算研究所所長，這期間他所付出的努力和勤奮是我們有目共睹的。他說：銀巴有一個非常難得的優點，就是不同於他的同齡人，在他的生命里知識就是他的樂園。他能靜下心來學習、為獲取知識肯吃苦，這樣的年輕人在當今社會已經可謂罕見了。他說，銀巴是個非常優秀的學生，對師如父，對人如已。現在他在研究所任所長，本來所里的事都該由他做主。但是對於我們這些長輩，他從來都很謙虛，所里的任何事都會拿來跟我商量，問我的意見，才做決定。我現在老了，腿腳也不太方便，上下樓梯他就手把手地牽著我、扶著我，是一個優秀的孩子。
貢嘎仁增講到，銀巴對研究所貢獻非常大。研究所現在只有7名工作人員，但大家團結友愛、工作氛圍、狀態都不錯，這也是跟我們所長的謙虛、勤奮、業務水平、領導水平都是密不可分的，現在我們的天文歷算研究所的面貌都有了很大的進步，銀巴也成為研究所不可缺少的人。
西藏天文歷算學發展至今已有兩千多年的歷史，是藏族人民在長期的社會生活和生產實踐中創造出來的寶貴財富。其歷史悠久，文獻豐富、自成體系，千百年來在藏族人民的生產和生活中起著重要的作用。
當記者來到天文歷算研究所採訪的時候，正好碰上了這樣一位前來為她喬遷之喜選日子的民眾央拉。當記者問及她對天文歷算研究所工作的看法時，她侃侃而談起：“天文歷算所每年發的西藏天文歷算非常準確。記得我的老家日喀則地區拉孜縣前幾年遭受了一次地震，幸虧我們老百姓常看藏曆天文歷算書，書中就有那日會有地震的預報，真是躲過了一劫，為我們民眾挽回了多少損失呀。而且，我們在廣播裡經常聽到天文歷算研究所的工作人員們，用所里的收入，捐助孤寡老人、捐助孤兒、哪兒受災哪兒捐助，我們非常欽佩他們的工作和助人為樂的精神，很感謝他們！”
按常規來講，天文歷算學的研究領域應是純天文和歷算方面的，但由於西藏特殊的歷史文化背景，以及所處地理環境影響，西藏天文歷算學的研究領域還涉及到依據天文歷算學原理推算各地適宜的農耕牧作時機、物候、節令、人體脈相變化周期，特別是中長短期天氣預報等，研究內容輻射到多個相關科學領域。藏曆歷算在人們的生活、指導農牧業生產，特別是氣象預報等方面具有較高的實用價值和參考價值，在農牧民眾中享有很高的聲譽，具有廣泛的影響。
然而銀巴認為，天文歷算還存在著很大的學習、研究和利用的價值，與之相比較，現代社會對天文歷算的關注程度遠不及之。他終於談起了他的希望：這門學科還有很多人不了解、不知道，可天文歷算學是藏學最主要的組成部分之一，它在農牧民的日常生活、在藏曆推算、在天氣預報等方面的作用日益突顯，已經是不可或缺和不可替代的，天文歷算還存在著很大的挖掘價值。我們一定努力爭取天文歷算更廣泛的關注和重視，來一起探掘出天文歷算未知的空間。
陰陽家與天文歷算
太史公司馬談“論六家要旨”把陰陽家列為六家之首,雖然評價並不最高,也還是一種特 別表示。沒有任何直接的資料依據,但事實上很明顯存在一個理由,那就是司馬氏祖傳世襲的 專業是天文歷算,陰陽家則是先秦諸家中唯一專精於天文歷算的一家。也許,陰陽家的主要學 術內容直到司馬遷都是在這領域的主導,而司馬遷則是這一學派的正宗傳人。《漢書·藝文志》 引用劉歆的《七略》開列了當時的書目,一共有不到六百部書。這種書目在現代是開不成了! 那六百種中很多都已失傳。其中陰陽家有21部,第一部就是《宋司星子韋》,第四和第五是 《鄒子》和《鄒子終始》。這鄒子應即為鄒衍。齊有三鄒,鄒忌不是陰陽家,鄒奭名氣小,後面 第十二部就是《鄒奭子》。其中《容成》、《張蒼》兩部也是今人能斷定內容為歷算的書。劉 歆為這21家所作評介是:“陰陽家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敬順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 此其所長也。及拘者為之,則牽于禁忌,泥於小數,舍人事而任鬼神。”司馬談也說陰陽家特長 是“序四時之大順”。
這是天文曆法專業並附帶星占的一家。
天文學雖然是歷史上最早形成理論體系的自然科學,但直到漢武帝時代也沒有什麼詳盡 的文獻資料流傳下來。《禮記》的“夏小正”和“月令”二篇以及《呂氏春秋》中幾乎與月 令相同的文字不能叫天文學理論。另有一部《石氏星經》,一來只是恆星方位數據表,二來其 內容也不像先秦之作。這書原錄存於唐代天文星占之書《開元占經》,而《開元占經》一度 失傳,明萬曆中在一尊佛像的肚子裡發現了一套,就又就傳下來了。石氏名石申夫(或石申) 戰國魏人,天文家。而書中數據從歲差分析卻多數是漢代的。至於曆法,漢武帝之前沒有專門 資料傳下來,今人只憑一些零星數據進行猜測,秦漢之際靠馬王堆出土的帛書的五星觀測記 錄,以及其它少量考古的和史書的數據作研究。春秋時代只有《春秋》經文和《左傳》中紀 日紀月紀年以及日食等資料,其中日子以乾支排序沒有錯,月份如能斷定記錄無錯,則有可能 以數序推理判斷哪年有幾個月(12個還是13個),閏月是排在年尾還是年中……。僅此而已。 至於專門的數學,現存最早的就是出土不久的《算術書》,據李迪先生說法為漢初張蒼之作, 也許就是劉歆開列的《張蒼》。
先秦諸侯國都有天文星占專家。《晉書》說:“魯有梓慎,晉有卜偃,鄭有裨灶,宋有子韋, 齊有甘德,楚有唐昧,趙有尹臬,魏有石申夫,皆掌著天文,各論圖驗。”甘德(一說為楚人)和石 申都有著作,失傳了,劉歆也沒開列,只在《史記》引用了他們的著作。梓慎是魯人,恰當《春 秋》之時,《春秋》本即魯國之史錄,故梓慎事跡稍多錄存於《左傳》。
例如:公元前545年,魯襄公二十八年“春無冰”。周魯曆法的“春”(正、二、三月)實 為冬(現行農曆之十一、十二、正月),否則春無冰也不奇怪。梓慎預言宋鄭要發生饑荒了: “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以有時災,陰不堪陽,蛇乘龍。龍,宋鄭之星也,宋鄭必飢。玄枵虛中 也。枵,耗名也。土虛而民耗,不飢何為。”
“歲”是木星,星紀和玄枵各為黃道上十二次(十二個分段)之一,相當於黃道十二宮的摩 羯座和寶瓶座,對應廿八宿的牛女虛危。“淫於”是超位,本應在牛女,卻跑到虛危去了。這年 果然大旱。這是一個星占事例典型,這類記錄都說靈,令人懷疑其真實性,或許有篩選,不靈就 不記了。今人可以精確推算,看看那年木星是否真在虛危之位。
很早就知道木星運行周期約12年一周天,每年曆經黃道十二次之一。可能早自西周即用 木星方位紀年,故名之曰歲。傳說武王伐紂,“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國語》)。 武王伐紂沒有年代記錄,今人認為《國語》是戰國之書,所以這些話也只是戰國人的說法,早 不過春秋。歲星周期準確值為11.86年,而且中間還會兜圈子,這都會使古人認為這個天體的 運行不是絕對“有常”,可是人們還是用它紀年,這說明人們對“天行有常”的認識由於沒有 精密知識而有很大的保留。這是星占流行的條件。 公元前521年《春秋》:“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左傳》記昭公問梓慎吉凶
天文歷算
穆斯林在中國天文歷算方面的貢獻，早在唐宋時期就已開始了。 據中國史書記載，唐代曾有一種《九執歷》，與中國的傳統曆法不同。《新唐書》記述
說：“《九執歷》度法六十，周天三百六十度，無餘分。”而中國的傳統曆法則以周天為三百六十五度。到了明代，“回回科推驗西域九執曆法”，在此基礎上推出更為精確的《回回曆》，故清代《歷代職官表》明確指出：《九執歷》是中國“回回星學”之始。清代天文學家梅文鼎（1633-1721）也指出：以三百六十度為天周“實本回回”，唐之《九執歷》正是回回曆法之權輿。因此，我們完全有理由認為，《九執歷》是唐代來華的穆斯林對中國天文歷學的最初貢獻。
北宋初年，曾一度沿用五代時後周顯德三年（956）王朴修撰的《欽天曆》。《宋史》卷68《宋律·歷志》記載：“建隆二年（961）五月，以其推驗稍疏，乃詔司天少監王處訥等創造曆法。四年（963）四月，新法成，賜號《應天曆》。”
主持修訂新曆時，是司天少監王處訥；而《應天曆》的真正修撰者，則是來自西域魯穆的穆斯林馬依澤。馬依澤是今安徽安慶市南關城內回民馬氏的始祖，其阿拉伯名訊已不可考。據《懷寧馬氏宗譜》載，馬依澤精通曆學，“建隆二年應召入中國，修天文。越二年，書成，由王處訥上之。詔曰：可，授公欽天監正，襲侯爵。” 將《宗譜》與《宋史》的上述內容兩相對照，我們發現完全吻合。可知《宋史》所謂“王處訥等”的“等”字，指的正是那位名不見經傳的懷寧馬氏始祖馬依澤。馬依澤自西域入華修歷，是繼唐代穆斯林之後又一位穆斯林對中國天文歷學的重大貢獻。
唐宋時期，穆斯林不僅帶來了“西域歷術”，而且帶來了新鮮的天文學知識和術語。到北宋埋藏，這些知識和術語已為中國天文工作者所接受並加以運用。
北宋慶曆年間（1041-1048），曾公亮、丁度、楊惟德等人奉敕編撰了一部軍事學著作《武經總要》。在這部著作中，編撰者選用牡羊、金牛等黃道十二宮名，與中國傳統二十四節氣的十二中氣相聯繫，以之作為六壬占卜吉凶的依據，“推步占驗，行之軍中”，為軍事服務。
黃道十二宮，是阿拉伯曆法的專門用語，指黃道兩側的十二個星座。按照這些星座在星空中分布的特徵，古代阿拉伯的天文天文學者分別將其命名為牡羊、金牛、雙子（又作“陰陽”）、巨蟹、獅子（又作“天獅”）、室女（又作“雙女”）、天秤、天蠍、人馬、磨羯（又作“磨蝎”或“摩羯”）、寶瓶、雙魚。牡羊至室女為南六宮，天秤至雙魚為北六宮。阿拉伯的太陽曆故此又稱宮分歷，宮度起於牡羊，以春分為歲首，依太陽行十二宮一周為十二個月。
牡羊、金牛十二宮，相當於中國古代天文學的十二次：降婁（戌宮）、大梁（酉宮）、實沈（申宮）、鶉首（未宮）、鶉火（午宮）、鶉尾（己宮）、壽星（辰宮）、大火（卯宮）、析木（寅宮）、星紀（醜宮）、玄枵（子宮）、{女取}訾（亥宮）。清代學者江永（1681-1762）說：“中國則有星紀、鶉首等名，西國則有磨羯、巨蟹等名，皆以星象定之，古今不變者也。”
然而《武經總要》的編撰者，沒有選用中國傳統的降婁、大梁等十二次名，卻偏偏選用了阿拉伯曆法的牡羊、金牛等十二宮名，這是很耐人尋味的。那些編撰者中是否有穆斯林天文學者，我們不得而知；但穆斯林的天文知識與術語對當時中國文化已產生一定的影響，則是毫無疑問的。當代回族學者馬以愚（1900-1961）說：“今之歷家，猶沿回回曆牡羊十二宮名。”若從《武經總要》算起，回回曆牡羊十二宮名的沿用已有940餘年的歷史了。
此外，還應提到11世紀中國古代維吾爾族的偉大詩人尤素甫·哈斯·哈吉甫及其名著《福樂智慧》。據作者本人講，該書完成於伊斯蘭教曆462年。查馬堅的《回曆綱要》可知，伊斯蘭教曆462年，相當於公元1069年10月20日至1070年10月8日，即北宋熙寧二至三年。這是目前所知最早使用伊斯蘭教曆紀年的中國古典文學著作。換句話說，中國穆斯林使用伊斯蘭教曆紀年的歷史，迄今已經918年了。
不唯如此，該書第五章《論七曜和黃道十二宮》還集中反映了作者的天文學觀點。這些用詩句表述的觀點，歸納起來主要有以下幾種：
歸納起來主要有以下幾種
整個宇宙不是靜止的，“它運轉不停”，永上止息。
天上的星體各不相同，“一些在上，一些在下，一些明亮，一些暗幽”。但是，它們“互為制約”，相互補充，“和睦相處”在同一宇宙蒼穹，依照各自的軌道井道有序地運轉。
七大德星均以地球為中心，其中距地球最遠的是土星，接下來依次是木星、火星、太陽、金星、水星、月亮，它們的公轉周期各不相同。太陽是七曜中唯一發光發熱的天體。它“光輝燦爛，用它的萬丈光芒普照宇宙”；“太陽一出，大地溫暖，百花朝陽而放，爭妍鬥奇”。有了它，大地萬物才生意盎然。
月亮距地球最近，它繞地球鏇轉，在星際間按一定方向移動並不斷地改變其位置。它的運行轉產要經過黃道十二宮，“月亮進入何宮，頓即離開，匆忙遷出，導致宮室殘破。”月亮處於常變狀態，有時它“好似蛾眉”，有時又“變虛為盈”；當人們見它“渾圓如球”時，是因為“它臉兒正對太陽”。因此，作者認為月亮這種月相的變化，與月亮本身不發光有關，與月亮和地球之間相對位置的改變有關，特別是與月亮盈專職的周期性循環密切相關。黃道十二宮，在星空中是一些彼此相鄰的星座，它們隨著季節的不斷變化而變化。作者按春夏秋冬將十二宮均分為四組：“三者屬夏天，三者屬秋天，三者為冬天所有。”“牡羊是春天之星”。實際上作者是用詩的語言，向人們介紹“宮度起於牡羊，以春分為歲首”的阿拉伯太陽曆。他對黃道十二宮的認識，與《武經總要》的編撰者是完全一致的。
穆斯林在中國天文歷算方面的貢獻
中國史書記載，唐代曾有一種《九執歷》，與中國的傳統曆法不同。《新唐書》記述說：“《九執歷》度法六十，周天三百六十度，無餘分。”而中國的傳統曆法則以周天為三百六十五度。到了明代，“回回科推驗西域九執曆法”，在此基礎上推出更為精確的《回回曆》，故清代《歷代職官表》明確指出：《九執歷》是中國“回回星學”之始。清代天文學家梅文鼎（1633-1721）也指出：以三百六十度為天周“實本回回”，唐之《九執歷》正是回回曆法之權輿。因此，我們完全有理由認為，《九執歷》是唐代來華的穆斯林對中國天文歷學的最初貢獻。
北宋初年，曾一度沿用五代時後周顯德三年（956）王朴修撰的《欽天曆》。《宋史》卷68《宋律·歷志》記載：“建隆二年（961）五月，以其推驗稍疏，乃詔司天少監王處訥等創造曆法。四年（963）四月，新法成，賜號《應天曆》。”
主持修訂新曆時，是司天少監王處訥；而《應天曆》的真正修撰者，則是來自西域魯穆的穆斯林馬依澤。馬依澤是今安徽安慶市南關城內回民馬氏的始祖，其阿拉伯名訊已不可考。據《懷寧馬氏宗譜》載，馬依澤精通曆學，“建隆二年應召入中國，修天文。越二年，書成，由王處訥上之。詔曰：可，授公欽天監正，襲侯爵。”
將《宗譜》與《宋史》的上述內容兩相對照，我們發現完全吻合。可知《宋史》所謂“王處訥等”的“等”字，指的正是那位名不見經傳的懷寧馬氏始祖馬依澤。馬依澤自西域入華修歷，是繼唐代穆斯林之後又一位穆斯林對中國天文歷學的重大貢獻。
唐宋時期，穆斯林不僅帶來了“西域歷術”，而且帶來了新鮮的天文學知識和術語。到北宋埋藏，這些知識和術語已為中國天文工作者所接受並加以運用。
北宋慶曆年間（1041-1048），曾公亮、丁度、楊惟德等人奉敕編撰了一部軍事學著作《武經總要》。在這部著作中，編撰者選用牡羊、金牛等黃道十二宮名，與中國傳統二十四節氣的十二中氣相聯繫，以之作為六壬占卜吉凶的依據，“推步占驗，行之軍中”，為軍事服務。
黃道十二宮，是阿拉伯曆法的專門用語，指黃道兩側的十二個星座。按照這些星座在星空中分布的特徵，古代阿拉伯的天文天文學者分別將其命名為牡羊、金牛、雙子（又作“陰陽”）、巨蟹、獅子（又作“天獅”）、室女（又作“雙女”）、天秤、天蠍、人馬、磨羯（又作“磨蝎”或“摩羯”）、寶瓶、雙魚。牡羊至室女為南六宮，天秤至雙魚為北六宮。阿拉伯的太陽曆故此又稱宮分歷，宮度起於牡羊，以春分為歲首，依太陽行十二宮一周為十二個月。
牡羊、金牛十二宮，相當於中國古代天文學的十二次：降婁（戌宮）、大梁（酉宮）、實沈（申宮）、鶉首（未宮）、鶉火（午宮）、鶉尾（己宮）、壽星（辰宮）、大火（卯宮）、析木（寅宮）、星紀（醜宮）、玄枵（子宮）、{女取}訾（亥宮）。清代學者江永（1681-1762）說：“中國則有星紀、鶉首等名，西國則有磨羯、巨蟹等名，皆以星象定之，古今不變者也。”
然而《武經總要》的編撰者，沒有選用中國傳統的降婁、大梁等十二次名，卻偏偏選用了阿拉伯曆法的牡羊、金牛等十二宮名，這是很耐人尋味的。那些編撰者中是否有穆斯林天文學者，我們不得而知；但穆斯林的天文知識與術語對當時中國文化已產生一定的影響，則是毫無疑問的。當代回族學者馬以愚（1900-1961）說：“今之歷家，猶沿回回曆牡羊十二宮名。”若從《武經總要》算起，回回曆牡羊十二宮名的沿用已有940餘年的歷史了。
此外，還應提到11世紀中國古代維吾爾族的偉大詩人尤素甫·哈斯·哈吉甫及其名著《福樂智慧》。據作者本人講，該書完成於伊斯蘭教曆462年。查馬堅的《回曆綱要》可知，伊斯蘭教曆462年，相當於公元1069年10月20日至1070年10月8日，即北宋熙寧二至三年。這是目前所知最早使用伊斯蘭教曆紀年的中國古典文學著作。換句話說，中國穆斯林使用伊斯蘭教曆紀年的歷史，迄今已經918年了。
不唯如此，該書第五章《論七曜和黃道十二宮》還集中反映了作者的天文學觀點。這些用詩句表述的觀點，歸納起來主要有以下幾種：
整個宇宙不是靜止的，“它運轉不停”，永上止息。
天上的星體各不相同，“一些在上，一些在下，一些明亮，一些暗幽”。但是，它們“互為制約”，相互補充，“和睦相處”在同一宇宙蒼穹，依照各自的軌道井道有序地運轉。
七大德星均以地球為中心，其中距地球最遠的是土星，接下來依次是木星、火星、太陽、金星、水星、月亮，它們的公轉周期各不相同。
太陽是七曜中唯一發光發熱的天體。它“光輝燦爛，用它的萬丈光芒普照宇宙”；“太陽一出，大地溫暖，百花朝陽而放，爭妍鬥奇”。有了它，大地萬物才生意盎然。
月亮距地球最近，它繞地球鏇轉，在星際間按一定方向移動並不斷地改變其位置。它的運行轉產要經過黃道十二宮，“月亮進入何宮，頓即離開，匆忙遷出，導致宮室殘破。”月亮處於常變狀態，有時它“好似蛾眉”，有時又“變虛為盈”；當人們見它“渾圓如球”時，是因為“它臉兒正對太陽”。因此，作者認為月亮這種月相的變化，與月亮本身不發光有關，與月亮和地球之間相對位置的改變有關，特別是與月亮盈專職的周期性循環密切相關。
黃道十二宮，在星空中是一些彼此相鄰的星座，它們隨著季節的不斷變化而變化。作者按春夏秋冬將十二宮均分為四組：“三者屬夏天，三者屬秋天，三者為冬天所有。”“牡羊是春天之星”。實際上作者是用詩的語言，向人們介紹“宮度起於牡羊，以春分為歲首”的阿拉伯太陽曆。他對黃道十二宮的認識，與《武經總要》的編撰者是完全一致的。
應該承認，尤素甫·哈斯·哈吉甫的這些天文學觀點，在900多年前提出，確是相當了不起的，即使在現在看來，有些也未失去其科學價值。更難能可貴的是，這位古代維吾爾族的文學巨匠，以詩的語言生動形象地表述了他豐富的天文學知識，以其豐富的科學知識充實了《福樂智慧》這部不朽名著的內容，為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史增添了一道彩虹，也在中國天文學的認識史上寫下了很有特色的一頁。
到了元代，穆斯林在中國天文歷算方面做出了全面重大的貢獻，從而使元代的天文歷算學有了長足的進步而大放異彩。
元朝統治者對於穆斯林天文學家是非常重視的。元世祖忽必烈（1215-1294）在尚未繼位之前，就“有旨征回回為星學者”，任用了一批以札馬剌丁為代表的天文學家。中統元年（1260）世祖繼位，因承金人舊制，設立司天台，這些回回天文學家就在其中任職。至元八年（1271）始置回回司天台，秩從五品。至元十七年（1280）置行監。元仁宗皇慶元年（1312），改為回回司天監，品秩升為正四品。延祜元年（1314），回回司天監品秩再升為正三品，並於四月設立回回國子監，“以掌亦思替非官屬歸之”。延祜二年（1315），命秘書卿提調回回天監事。四年（1317）因回司天監品秩復為正四品。當時回回天文學家的社會地位確實是相當高的。
從《元史·百官志》中可以了解到，回回司天監共有37人，其中監丞以上的負責人有8人，分天文、算曆、三式、測驗、漏刻等五科。札馬剌丁、愛薛、可馬剌丁、苫思丁、贍思丁等一批天文學家先後在這裡工作，為中國天文歷算的完善和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回回司天監的天文學家們都做出了什麼貢獻呢？
第一， 他們將大批“回回書籍”從西域帶到中國。這些書籍內容廣泛，涉及到天文、數學、占卜、化學、地理、醫學、文學、哲學、歷史等各方面知識，其中尤以天文、數學等科技圖書為最多。如托勒密的《天文大集》，伊本·優努斯的《哈克慕歷》等天文學著作和歷表，對中國天文曆法都給予了很大的影響。耶律楚材（1190-1244）的《麻答巴歷》，郭守敬（1231-1316）的《授時曆》，就是參考了《哈克慕歷》以後完成的。
第二，札馬剌丁等人不僅帶來一批阿拉伯天文儀器，而且還親手製造了許多新穎的天文儀器。至元四年（1267），札馬剌丁獻出自己製作的七種天文儀器：多環儀、方位儀、斜緯儀、平緯儀、天球儀、地球儀，觀象儀等。這些儀器，當時在世界上是罕見的。英國李約瑟博士對札馬剌丁的地球儀評價說：除公元前2世紀馬洛斯的克拉特斯古地球儀（已失傳）外，沒有比馬廷·貝海姆1492年的紀錄更早的人。但是，札馬剌丁的地球儀卻誕生於1267年，比馬廷·貝海姆的記錄整整早了225年！此外，中國古代一直認為“天圓地方”，這種傳統觀念是根深蒂固的。但是札馬剌丁的地球儀卻呈圓球狀， 體現了寰球的思想，無疑是對中國那種傳統觀念的一種種衝擊和否定，這是很有意義的。
應該指出，札馬剌丁在製作這些天文儀器時，還注意吸收了一些中國傳統的天文學知識，如他在製作天球儀時，“刻二十八宿形於其上”。二十八宿，又稱二十八舍或二十八星，是中國古代天文學者為觀測天象及七曜在天空中的運行，在黃道帶與赤道帶兩側繞天一周選取二十八個星宿官作為觀測的標誌。關於二十八宿的最早記載，見於公元前5世紀的戰國時期，其形成的時期當會更早，可謂是地地道道的中國文化了。札馬剌丁將這種傳統的中國天文知識，吸收到他製造的西域天球儀中，說明他是一位很善於學習的發明家。他這種將不同傳統文化知識融會貫通、擇善而用的態度，是很可寶貴的。
第三，元代穆斯林修訂了較完善的曆法。他們修定的曆法主要有兩種，一是札馬剌丁的《萬年曆》，一是可馬剌丁的《回回曆》。
元初曾一度沿用金朝的《大明曆》，後因該歷多與天象不合，遂停用。元代第一次正式頒用的，是札馬剌丁依照阿拉伯曆法編制的《萬年曆》。《元史·歷志》載：“至元四年，西域札馬魯丁撰進《萬年曆》，世祖稍頒行之。”在至元十八年（1281）《授時曆》頒行天下之前，《萬年曆》在中國範圍內通用了14年。據學者們考證，《萬年曆》實際上是依據阿拉伯太陽曆法編制而成。隊拉伯的太陽曆，以太陽運行十二宮一周為十二個月，叫做“不動的月”；平均以365日為一歲，以春分為歲首：逢閏之年，置一閏日於第十二宮（雙魚宮）之末。這種置閏法比西洋的儒歷和格歷都要精密。儒歷每4年置一閏日，積140多年相差一日；格歷每400年置97個閏日，積3330年相差一日；阿拉伯太陽曆則每128年置31個閏日，須積8萬年才相差一日。儘管如此，因這種曆法與中國曆法的傳統形式絕不相同，所以最終還是被更為精確也更適合中國實際的《授時曆》所取代。
比《萬年曆》稍後一些時期的，還有一種《回回曆》。《元秘書監志》卷7載：“至元十五年（1278）十月十一日，司天少監可馬剌丁照得在先敬奉皇子安西王令旨，交可馬剌丁每歲推算寫造回回曆日兩本送將來者。敬此，今已推算至元十六年（1279）曆日畢工。依年曆，合用寫造上等回回紙札，合行申復秘書監應付。”須知，此時《授時曆》尚未編撰，《萬年曆》正處於“稍頒行”的階段，那么安西王令可馬剌丁推算的《回回曆》顯然是另外一種曆法。這種《回回曆》須“每歲推算寫造”，“合用寫造上等回回紙札”，實際上它就是各國穆斯林通用的阿拉伯太陰曆，即迄今一直使用著的伊斯蘭教曆。這種曆法以太陰圓缺十二次為十二個月，叫做“動的月”；平均以354日為一歲；每隔二三年須置一閏月，每30年有11個個閏日。它主要供穆斯林舉行宗教活動時用。據《元史·世祖本紀》載，至元九年（1272）秋七月，政府曾弄虛作假充“禁私鬻《回回曆》”。這說明，《回回曆》的編撰絕非始於安西王下令之至元十五年。早在至元九年以前，它就已經在民間廣為流傳使用了。至元九年，《回回曆》雖被禁止私下買賣，但並未被禁止使用，而是由政府統造統銷。安西王令可馬剌丁每歲推算寫造，證明政府統造；《元史·食貨志》中一段記載，可以證明政府統銷。這段記載說，天曆元年（1328）政府額外課的“歲入之數”：“《回回曆》，五千二百五十七本，每本鈔一兩，計一百五錠七兩。”這則記載同時告訴我們這樣一個事實：至元十八年《授時曆》頒行天下，《萬年曆》停止使用後很長一段時間，《回回曆》也依然在民間廣為流傳。
僧一行與古代天文歷算
兀方
中國是世界上少數幾個天文曆法最發達的國家之一。早在南北朝時期，卓越的天文學家和數學家祖沖之（429———500）在其編制的《大明曆》中，就將一年的時值精確到365.24281481天。然而，即便是這樣，二百多年後，還是產生了誤差。唐玄宗開元九年（721），由於日食不驗，玄宗遂下詔，敕令精通天文歷算的一行和尚制定新曆。一行既是一個博覽經史、學問淵博、精於計算的學者，又是一個偉大的實踐家。在創製新曆的過程中，他一方面悉心研究歷代諸家曆法之長，另一方面倡導並領導了一次由唐朝政府組織的歷時多年在全國範圍內設有十幾個觀測點的天文觀測活動。根據實測數據，歸算出地球子午線的長度。這是一千二百多年前，中國對人類認識史的一次偉大貢獻。
一行（683———727）和尚，俗姓張，本名遂。魏州昌樂（今河南南樂）人。自幼家貧，二十一歲在荊州景祥寺出家，不久師從嵩山普寂大師學禪，隨後跟隨多位高僧學習密法，曾參與翻譯和注釋佛教名典《大日經》的工作，是我國佛教密宗（真言宗）的祖師。一行和尚聰穎好學，從不滿足，為了提高學問曾遍訪天下名師。他在潛心研究“大衍”（以5和10作為基數的演卦和微積分）運算中，聽說千里之外的天台山（今浙江省境內）國清寺長老精於此道，便風雨兼程，一路化緣，步行前往求教。經過苦心鑽研，終於熟諳了這種計算技術。
唐玄宗開元五年（717），一行奉詔進京，來到長安，受到隆重接待。玄宗皇帝待他如朝中重臣一般，隨時討以撫國安民之計。一行則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多次諍言直諫，從不避諱。在此期間，一行和尚著作頗豐。先是補充了其祖父張太素《後魏書》中缺失的《天文志》部分，隨後又完成了《大衍論》等十餘卷經典著述，為制定新曆做了充分的理論準備。
開元九年，一行受敕創製新曆。他移居麗正殿（書院）後，利用唐代皇家圖書館提供的從夏、商、周、春秋、秦、漢到當朝的二十三家曆書，逐一考驗其疏漏得失，細微到每個朔望的準確與差謬，甚至發現了祖沖之一個節氣的時值誤差。為了準確測定北斗南斗和其他恆星的位置，作為制定曆法的參照，他與當朝星官（主管天文曆法的大臣）梁令瓚共同研製“黃道游儀”。開元十二年（724）將其造成後，分遣全國各地，進行天文觀測。同時以中原地區為中心，南到北回歸線以南的交州（今廣西蒼梧縣），在十幾個觀測點測量日影。歷經數年後，根據南北數據的差率，歸算出地球子午線的長度，並且指出地表有南極北極之分。北極在北海（今俄羅斯貝加爾湖）以北，有“其夕長明”（《舊唐書?天文志》）的極晝現象。測量的子午線長度雖然與現代數據有誤差，但在中外歷史上，第一次揭示了大地的廣闊空間，打開了人們的視野。
功夫不負有心人。經過多年嘔心瀝血的研究，開元十五年（727），中國古代歷史上一部最完備的曆法———唐《開元大衍曆》終於完成了，同時撰述的還有天文曆法理論著作《歷議》十卷、《歷立成》十二卷，以及《曆書》二十四卷、《七政長曆》三卷，總計五部五十卷。而一行和尚終因積勞成疾，不日即與世長辭，年僅四十五歲。玄宗皇帝為了表彰他的偉大歷史功績，賜其謐號“大慧禪師”，同時親制碑文，用八分楷書，御筆書於石上，出內庫錢五十萬，於灞橋東北銅人原立塔紀念。
荀子曰：“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己，則知明而行無過矣。”（《勸學篇》）一行每日坐禪，必三省其身。他品行端莊，性格沉穩，雖受到皇室恩遇和器重，卻從不驕奢，不枉法、不徇私。當初行走於草澤之間時，適遇權傾天下的梁王武三思到處搜羅爪牙，網納黨羽。聽說他才高八斗，學富五車，有意與之接交，以藉助其力。他早就對武氏倒行逆施、陰謀篡權的行為恨之入骨，便閉門稱病，避而不見。顯達後，一次，年輕時代曾經在生活上接濟過他的鄰居王老太找到他，要他在皇帝面前為兒子說情。老嫗的兒子因殺人逃亡在外，正被縣衙通緝。一行見說，好心地安慰一番，隨後告訴她，“你要金銀財帛我都可以給你，唯獨說情不行。明君執法，不能視同兒戲，對嗎？”王老太聽罷，十分生氣，惱怒不已。此後一行登門賠情，王婆終不搭理。
開元十七年（729），玄宗皇帝下詔，向天下頒行《大衍曆》。這部曆法歷經開元、天寶盛世，先後通用了五十年，為鼎盛時期的唐代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和外交的發展奠定了基礎。由於它一變古法，創立新論，且結構嚴謹，計算縝密，對後世影響很大。直至宋、元、明、清的各代曆法，雖有變異，莫不以其為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