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大肅反 蘇聯肅反運動又稱“大清洗”運動，始於1934年的“基洛夫事件”。
根據中共中央指示精神，從1955年8月上旬起，開展了民眾性的肅反運動。參加這次肅反運動的總人數為98120人，共批鬥794人，從中查出反革命分子339人，變節分子6人，階級異己分子74人，壞分子63人，政治騙子1人，逃亡地主2人，總計485人。根據中央“大部不捉，一個不殺”的方針，在運動中共捕判55人，判處管制、收容教養50人，行政處分98人，免予處分83人。對於不夠捕判的分子，兵團於1956年3月成立勞動教養隊，將其集中進行審查，先後集中審查128人。
背景
三十年代初期，史達林戰勝反對派之後，已掌握大權，躊躇滿志。作為黨的總書記加強黨的機器的作用；通過伏羅希洛夫指揮紅軍，通過雅哥達指揮安全機構；並通過宣傳機器把任何功績都與史達林聯繫起來。於是，布爾什維克黨內和蘇聯國內出現了近乎迷信般的個人崇拜現象，史達林儼然已經成為人民心目中的神明，一切成績的取得都歸於史達林，因為他是黨和國家的象徵。
1929年12月為史達林五十壽辰舉辦的盛大慶祝活動。報刊上出現了對“偉大”的甚至“天才”領袖和導師史達林祝賀。原來被擊敗的反對派也參加了對史達林歌功頌德的大合唱，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以及其他領導人一個接一個發表文章，承認自己錯誤的同時，大談這位“全世界人民偉大領袖”史達林同志是如何正確。
但是與此同時，另一種傾向也是存在的，並形成一股潛流。史達林所推行的政策越來越依靠由他挑選提拔的年輕幹部。老一代布爾什維克黨絕不會有青年一代人對史達林的熱情、忠誠、崇拜。因此史達林對老一代布爾什維克的輕蔑態度逐漸轉變為仇恨。他堅信必須把那些不同意或懷疑自己政策的人趕下歷史舞台。這些人對他所設計的偉大社會主義事業是有害的，起妨礙作用。
另外，蘇共在十七大形成了共產黨中央書記組成的秘密聯盟。據猜測，在這次大會剛開始或大會前夕，一批黨的工作者和基洛夫談過話提出必要時撤換史達林。從後來參加談話的人在肅反運動中命運來看，史達林通過秘密渠道知道了這項談話的內容。對史達林個人來講，1934年是他生涯中重要的一年。正如他在前幾年擊敗反對派一樣，他要消滅、清洗新的一批敵人，雖然這些人曾幫助他戰勝反對派，但這些人已對他統治構成威脅。從政治經驗來講，他知道歷史給每一個人一次機會。假若沒有戰勝對手，對手就要利用這個機會打倒自己。
開始
1934年12月1日是蘇聯共產黨（布）中央政治局委員、列寧格勒州委書記基洛夫的一個照常工作日，但也是他生命歷程中最後一天。這也是即將席捲全國鎮壓狂潮掀開序幕的一天。這一天傍晚當基洛夫走進在列寧格勒州委機關所在地斯美爾尼宮，向州委第二書記的辦公室走去。當他在走廊里停下腳步開門時，一顆罪惡的子彈射中他的脖子。他搖晃一下，轉了半個身子，就一頭栽倒在鑲木地板上了。他的帽子被掀落了一半，鮮血從傷口向外冒。兇手尼古拉•耶夫是內務部的工作人員。而且有證據表明，在這項謀殺之前，他曾幾次企圖暗殺基洛夫。
謝米•基洛夫喜歡在斯美爾尼宮中散步。尼古拉也夫仔細地研究了他散步的路線，企圖靠近基洛夫卻被警衛人員逮捕。在他皮包背面有一處開口地方，可以不打開皮包就能抽出手槍，上了子彈的手槍就放在此處，裡面還裝有基洛夫的散步路線圖。尼古拉耶夫被帶到列寧格勒內務人民委員會。審問他的是委員會助理負責人扎波羅熱沃，但不久之後奉內務人民委員雅哥達之令釋放了他。
這引起基洛夫警衛人員的警惕。但內務人民委員會告訴他們：這件事用不著他們去管，並以收繳個別警衛人員黨證相威脅。最後尼古拉也夫帶著武器潛入斯美爾尼宮，在基洛夫要通過那條走廊時向他開槍，慘案就發生了。
更令人奇怪的是當基洛夫的警衛隊長被提交去接受審訊時，他是被用有棚的大卡車接走的，裡面還有幾個手持鐵棒的契卡人員，一人坐在司機身旁。在沃伊諾夫大街，當汽車駛過倉庫的一面高牆時和司機坐在一起的人員突然轉換一下方向盤，使汽車朝一座房屋衝去。司機抓回方向盤矯正了汽車方向，汽車的側面碰到房屋牆上，避免車禍發生。但基洛夫的警衛隊長鮑利索夫已被人用鐵棒打死了。當時醫生作了假鑑定，指鮑利索夫是因車禍而死，他們當中有些人活到蘇共“二十大”時說鑑定書是被迫做出的，鮑利索夫是被很重的金屬鐵棒打在頭上致死的。
從這個案件的發生，以及整個偵查過程都可以看到有一隻有力的手在指揮整個事件的進行，絕非尼古拉•耶夫的個人行為。因此無論史達林是否指使這次謀殺，但他都會最大程度地利用這件事消滅他的對手。
當時基洛夫由於自己的才華，全國影響力不斷增長，到1934年成為黨內僅次於史達林的人物，享有很高聲望，而且獨立性強，才能出眾，善於團結工人，堅持自己的觀點不會附和史達林的意見，並且有時贏得多數。這當然要引起史達林的猜疑與嫉妒。共產黨一些領導人對日益嚴重的個人崇拜及經濟建設中的問題感到不安，於是在1934年初的第十七次黨代會上，醞釀選舉基洛夫取代史達林擔任黨的總書記職務。大會對史達林不滿反映在黨的十七大選舉聯共（布）中央的表決上面。按票數史達林在中央委員會名單中最後一個，在當選委員之中得票最少，缺票270張，而基洛夫只缺3張。卡岡諾維奇命令銷毀反對史達林的大部分選票，才使這令人驚訝的選舉結果沒有外露。史達林當然知道這一令他不快的結果，對此感到十分震驚。
所以1934年的史達林已把謀殺基洛夫變成為他樹立黨內的絕對權威，以及獨裁統治的一個最重要的步驟。因此他就需要製造輿論，把手中的劍揮向他的敵人——一大批黨內優秀幹部，以及一批被無辜牽連的人。而且在以後又把執行他命令的這些兇殘的劊子手處決，以平息轉移一些人的仇恨。史達林陰險罪惡由此可見一斑。雖然目前沒有直接證明史達林是這一謀殺行動的主謀，但是他卻充分地利用此事件使基洛夫被謀殺成了大清洗的導火線，成了30年代蘇聯肅反運動的開端。
基洛夫被刺事件至今是一個案情撲朔迷離的歷史疑案。兇手尼古拉也夫雖然當場被捕,並由當天趕到列寧格勒的史達林親自審問，但審訊記錄始終沒有公布，尼古拉•耶夫當月即被槍決。無論基洛夫案的真相如何，有一點十分清楚，即這個事件給史達林提供了徹底清洗一切反對派（包括潛在的對手）、鞏固自己權力地位的機會和採取種種非法手段以達到上述目的的藉口。
當天，史達林等領導人趕到出事地點，親自過問這一案件。最初，政府宣布暗殺是白衛恐怖分子乾的，並處決了104名白衛恐怖分子。半個月後，蘇聯報紙宣布，暗殺是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反對派策劃的。
基洛夫案件發生後，1935年1月18日，聯共(布)中央就基洛夫暗殺案向各級黨組織發出一封秘密信。信中說：“必須肅清機會主義的泰然自若，這種態度是從這樣的錯誤假定出發的：隨著我們力量的增長，敵人似乎會變得愈來愈馴服和不傷害人。這種假定是根本錯誤的。它是右傾的死灰復燃，它要大家相信，敵人將悄悄地爬進社會主義，他們最後會變成真正的社會主義者。布爾什維克不應當高枕無憂和粗心大意。我們需要的不是泰然自若，而是警惕性，真正布爾什維克的革命警惕性。必須記住，敵人的處境愈是絕望，他們就愈想把極端手段作為他們反蘇維埃政權鬥爭的垂死掙扎的唯一手段。必須記住這一點，必須保持警惕。”根據這一信件的要求，各級黨組織都開展“坦白和承認錯誤的運動”，許多人承認自己“警惕性不高”，“和‘敵對分子’有聯繫”，不少人被開除黨籍和被捕，其中大多是原先的反對派分子。在這期間，根據黨中央的指示，對所有黨證進行了一次審查。
1936年7月29日，聯共(布)中央向各級黨。組織發出了《關於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反革命集團的間諜恐怖活動的問題》的密信中，再二次號召各級黨組織保持最大的警惕性，不管敵人偽裝得如何巧妙，都要善於識別人民的敵人。信中說：“現在已經證明，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惡魔在反蘇維埃政權的鬥爭中，把我國勞動者的一切最兇惡的不共戴天的敵人——間諜、挑撥離間分子、破壞分子、白匪、富農等等都糾集在一起；這些分子同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諾維也夫分子兩者之間已沒有任何區別了。我們的一切黨組織、全體黨員都應當了解，共產黨員隨時隨地都必須保持警惕性。在目前條件下，每一個布爾什維克必須具備的品質就是，要善於識別黨的敵人，不管他們偽裝得如何巧妙。”
1934年12月1日晚，根據史達林的建議，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和人民委員會通過《關於修改各加盟共和國現行刑事訴訟法典的決議》，規定對各個加盟共和國現行刑事法法典在偵察和審理恐怖組織和對蘇維埃政權工作人員進行恐怖活動有關事宜進行如下修改：凡屬恐怖組織和對蘇維埃政權工作人員進行恐怖活動的案件，偵察工作不能超過十天；控告結論在正式開庭審判前一晝夜交給被告；原告、被告雙方都不參加審判；不接受判決抗訴書和赦免請求書；極刑判決被宣布後立即執行。
當時很多幹部沒有意識到他們接受這個嚴酷與專橫決議的同時，也為自己挖掘了墳墓。這是史達林戰勝敵方，清洗大批黨內幹部最有力的武器，因為這些人已經沒有什麼能保護他們自己了。史達林指揮內務部可以為所欲為肆無忌憚，任何人都可以說成是人民敵人，是陰謀集團的成員。限期十天內可以使用酷刑強迫被告屈招，沒有抗訴。
這個後來被稱作“特別程式”的規定為政治清洗中採用非法手段羅織罪名、迫害異己打開了方便之門，成為史達林隨心所欲清洗政治對手的工具。此後，肅反運動被逐步推向高潮，其中第一步就是對所謂“列寧格勒總部”的審判。
開展
依據這個“特別程式”，審判開始了。12月1日在各法院審判的幾十個和基洛夫謀殺案沒有任何關係的反革命罪行的案件，也送交蘇聯最高法院軍事委員會審理，幾乎所有被告都宣判死刑。當時史達林的一名親信，蘇聯總檢察長維斯基叫檢察官們放心，不要有任何顧慮。他在1937年3月一次檢察工作人員會議上宣稱，大家應該記住史達林同志的話，在一個社會的生活中，在我們自己的一生中，總有這樣的時刻法律成為過時的東西而應該撇到一邊。他又從學術上論證了一個前提：“即在國家的罪行中，被告的口供是最重要的和決定性的證據。正因為如此，內務人民委員部才不惜以一切手段逼取口供。”
1934年12月22日,蘇聯政府發表偵查基洛夫案的通報，首次提到有一個名為“列寧格勒總部”的恐怖組織，說尼古拉•耶夫即是這個組織的成員，該組織主要由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反對派成員組成。12月27日，蘇聯政府公有關於“列寧格勒總部”的控告結論，確認基洛夫被殺是該組織指使所為，並說謀害基洛夫是該組織謀害史達林和黨的其他領導人的長遠計畫的一部分。在立即處死尼古拉•耶夫後，1935年1月15日對“總部”主要成員進行了審判，季諾維也夫等人堅決否認自己與基洛夫案有任何牽連，儘管拿不出證據，法庭仍判處季諾維也夫十年有期徒刑，加米涅夫五年有期徒刑。
l月18日，蘇聯共（布）中央向全國黨組織發出秘密信，要求各地動員所有力量深挖敵人，由此開始了遍及全國的大逮捕，製造了無數冤案。清洗名單是逮捕人的重要依據。保全機構要負責提出“可疑分子”的名單，並按照一定的標準把他們加以分類。根據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上公布的材料，在大多數情況下，這些名單都是經過史達林親自過目，由他或者他的最親密的同事，例如卡岡諾維奇、莫洛托夫、馬林科夫或者伏羅希洛夫，來決定名單上那些人的死活。
在1935至1936年初，鎮壓與逮捕在國內與黨內並沒有遇到明顯的反抗。雖然這些鎮壓引起了一些黨員極大不安，但沒有發生任何有組織的抗議行動。這種情況使史達林更加大膽地實行他的清洗計畫。1936年9月26日，史達林撤掉了雅哥達的內務人民委員的職務。在這前一天，史達林與日丹諾夫曾從索契給卡岡諾維奇、莫洛托夫和其他政治局委員發了一份電報內容如下：“我們認為絕對迫切需要任命葉若夫同志為內務人民委員。雅哥達顯然沒有能力揭露托洛斯基分子和季諾維也夫分子集團。國家政治保全局在這件事情上至少落後四年。所有黨的幹部和大多數內務人民委員部的工作人員都正確認識到這一點。”這樣史達林又多一個更兇殘陰險的劊子手。
隨著恐怖大清洗的加劇，作為鎮壓專政機關的內務人民委員部變成為一個重要政治部門。史達林把它變成自己的權力工具。葉若夫接管內務部後，它的機構擴大了人員編制。在1936年8月1日－24日審判“托洛斯基、季諾維也夫分子恐怖中心案及1937年11月23日－30日所謂反對托派中心”案之後。史達林於1937年2、3月的蘇共中央全會為他的鎮壓清洗制定了一個理論依據。
在這次全會上，史達林提出一個論點，即隨著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順利發展，階級鬥爭日益激化。他宣稱黨內仍有隱藏的日本、德國和托派奸細陰謀集團。在這次全會上，除已有的破壞分子“代理人”、“叛徒”這些字眼之外，又多了一個新的涵義不清的字眼“兩面派”，從此在處決黨幹部時，就常常使用這個字眼。大規模的鎮壓與恐怖很快降臨在蘇共與人民頭上。
審判
為了給“大清洗”披上“合法”的外衣,1936年8月19日至24日，蘇聯最高法院軍事法庭舉行了第一次公開審判，被告是所謂的“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聯合總部”成員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斯米爾諾夫等16人。審訊中，法庭沒有出示任何證據，所有的指控都建立在被告的“交代”和“承認”上，在沒有律師辯護的情況下，被告的“供詞”被作為定罪的依據。法庭最後宣布、季諾維也夫等與已被驅逐出境的托洛茨基相勾結，主使謀殺基洛夫的罪名成立，判處16名被告死刑並立即執行，沒收全部財產。判決後不到24小時，報紙即報導：死刑已經執行。這項審判稱之為托洛斯基—季諾維也夫分子恐怖中心案件，被告中著名的人物有G.E.季諾維也夫，L.B.加米涅夫。這項審訊對所有被告都處以極刑的作法導致了以後更大規模的鎮壓。
對“聯合總部”的審判帶動了新一輪逮捕浪潮，根據審訊中被告的“供詞”，又挖出了一個所謂的“托洛茨基平行總部”，其成員有皮達可夫、拉狄克、索柯里尼科夫等人，罪名是策劃恐怖行動（其中一條就是暗殺基洛夫），從事間諜活動，企圖挑起和加速同法西斯德國，日本的戰爭併力求在這次戰爭中打敗仗。
1937年1月23－30日，蘇聯最高法院軍事法庭對“平行總部”進行了肅反運動中第二次公開審判。被告中著名的人物有E.L.皮達可夫，K.S.拉狄克，G.La.索科爾尼科夫，L.P.謝列勃里亞利夫。這些人過去是布爾什維克和蘇維埃國家出名的活動家，積極參加了十月革命和蘇聯國內戰爭。但在二十年代中期卻是托洛斯基的積極擁護者，為此被開除黨籍。在三十年代初，他們實際上和托洛斯基斷絕了關係，並恢復了黨籍，並在各人民委員部出版機構及其他單位中任領導職務，但還是被指控“接受託洛茨基指示”，“背叛祖國，從事偵察和軍事破壞工作，實行恐怖和暗害勾當”。與第一次公開審判的程式一樣，17名被告中皮達可夫等13人被判死刑，拉狄克等4人被判處十年或八年監禁。
由於拉狄克在受審時交代他與布哈林、李可夫等有“罪惡的聯繫”，1937年2月底，布哈林、李可夫在出席中央全會時被捕。3月初，聯共(布)召開中央全會，史達林在會上作了《論黨的工作缺點和消滅托洛茨基兩面派及其他兩面派的辦法》的報告。他在報告中強調指出，托洛茨基主義已經“變成了一夥暗害分子、破壞分子、間諜和殺人兇手組成的寡廉鮮恥的、無原則的匪幫，他們是按照外國諜報機關的任務進行活動的。”
2月23日，聯共(布)中央宣布把布哈林、李可夫開除出黨。次年3月2—13日，蘇聯最高法院軍事法庭對所謂“右派托洛茨基聯盟”進行了肅反運動中第三次公開審判。布哈林等21名被告被以“謀害罪”和“叛國罪”起訴，其中包括布哈林、李可夫在內的19人被判處死刑。
布哈林在被捕前幾天給黨的幾位領導人寫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寫道：“我就要離開人間了，我不是在無產階級的斧鉞下低下了我的頭，無產階級斧鉞應該是無情的，但也應該是純潔的。我在萬惡的機器面前是無能為力的，這台機器居然使用了中世紀的方法，擁有無比強大的力量，大量地炮製有組織的造謠、誹謗。這些萬能的機構能把任何中央委員，任何黨員磨成粉末，把他變成叛徒，恐怖分子，暗害分子，間諜。如果史達林對自己產生懷疑的話，那這個機構也會立即找到證據的。”
布哈林是在審訊人員威脅要把他的妻子與剛出生的兒子殺死才開始交代並承認自己“罪行”。到一九三七年底，實際上所有反對派成員都被捕了，不管他們被捕時持什麼觀點。
三次公開審判都是肅反運動中為欺騙國內外輿論而精心炮製的假案，這幾次審判所涉及的對象也只是肅反運動中無數被冤屈者的極少數代表。實際上，肅反運動所製造的冤假錯案遠比公開審判所暴露的多得多，清洗的對象從中央到基層幾乎包括所有的社會領域和各個階層。
大清洗
1936年－1938年間，蘇聯除四個大的審判案外，在整個肅反運動中，黨、政、軍各部門都進行了大規模的清洗。其中冤殺和錯殺了許多人，鑄成肅反擴大化的錯誤。
從1922年至1928年，蘇聯公安和安全機關總共槍決了11271名各類犯罪分子。1930年一年就達到了20201人。1937年猛增到353074人，1938年的數字是326818人。1939年驟降到4201人，1940年再下降到1939人。
1934年1月至1947年12月31日止，蘇聯全國各勞動營的自然死亡人數為96.21萬人。1937年死亡2.5萬人，1938年死亡9.5萬人，1939年死亡5.5萬人，1940年死亡4.67萬人，1942年猛增到24.89萬人。
1953年史達林剛去世，蘇共中央主席團（即蘇共政治局）立刻要求安全部門提供有關在押“反革命犯罪分子”人數的詳盡資料。1954年2月，蘇總檢察長魯登科、公安部長克魯格洛夫、法務部長戈爾申寧向蘇共中央主席團連名遞交了相關報告。報告中說，從1921年到1954年2月1日止，以“反革命罪”判刑的人數是3777380人。其中被處死刑的有 642980人，被判勞改和監禁的有2369220人，被判流放和強制遷居的有765100人。在所有判刑人員中，對大約290萬人的判決是由政治保衛局工作組、“三人審判組”和特別特偵組等非常規司法機關做出的。剩下的90萬人是由一般的法院、軍事法庭和最高法院做出的。
1992年，當時的俄羅斯聯邦國家安全部的檔案登記處處長向輿論界通報了蘇聯時期的全部“政治犯”資料。這些資料證明，從1917年1990年，總計有3853900人以政治罪名（反革命罪、國事罪）被判以各類刑罰，其中827995人被判處死刑。但是這裡有一小部分死刑判決沒有被執行，而是改判為其他刑罰。另外，對一些刑事犯罪分子的處罰是以政治罪名進行的，這主要牽扯到國內的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那些趁火打劫的打砸搶份子。
1954年，蘇公安部制訂了一張詳細的歷年安全部門抓獲和隨後被判以各類刑罰人員表。按照這份表格，剛結束內戰的1921年，被捕的全部人數是35800人，這裡包含了所有的在押刑事犯罪分子，因為初期的蘇俄公安、安全部門是不分開的。1922年和1923年的相應數字是六千人和四千八百人，1928年增加到3.3萬人。這裡面含有部分刑事和經濟犯，如走私犯、貪污、受賄分子，反映了當時蘇共黨內的劇烈鬥爭。大大小小十幾個派系之間的鬥爭越來越帶有火藥味，一些反對蘇共中央多數派政策的黨內幹部被捕、被判刑。
1930年開始，政治保衛局逮捕了2.08萬人，創下了新的“紀錄”。這與剛剛開始的農業集體化有直接關係，許多農民因為反抗強制集體化，被當局遷往人煙稀少的地區，開荒或是建立新城市。同時，蘇共黨內的反對派幾乎全部被捕。1931年，1932年，1933年的相應數字是180700人、141900人和239700人。
1936年是肅反運動的第一年。按照1937年的人口普查的結果，到1937年1月1日為止，共有不少於180萬人關在監獄、勞改營或是住在強制定居點。1939年進行的另一次人口普查現示，相應數字達到260萬人，其中約100萬人是農村來的強制移民。
蘇聯全國勞動營管理總局領導層向公安部負責人以及後者向史達林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報告材料說，1940年，蘇聯全國勞動營管理總局的中央檔案里保存了800萬人的個人資料。這些人包括正在服刑人員；刑滿釋放人員和死於服刑期間的人員。自1921至1953年間，總共有1000萬人曾於不同時間在古拉格服刑。在1930年，蘇聯全國各勞動營在營人數為17500人，1933年達到33.4萬人。1937年達到119.6萬人，1940年達到166萬人。1941年達到了230萬人，新增加的犯人來自波蘭、波羅的海三國，以及大批觸犯勞動紀律的工人（蘇聯當局在三十年代末以嚴刑峻法對付工人，上班遲到或無故曠工會受到刑事處罰）。
從1941年6月蘇德戰爭爆發，至1944年12月止，蘇聯全國勞動營管理總局釋放了334萬人。僅從1941年6月12日至當年10月24日止，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就釋放了60萬人，其中17.5萬人被徵招入伍。被釋放的人主要是觸犯勞動紀律的工人和不太嚴重的經濟犯，以及軍官和各類技術人員。1939至1944年止，在監獄的犯人數量徘徊於350.5萬人（1939年1月）和15.52萬人（1944年1月）之間。
與此同時，蘇聯全國各勞動營接收了255萬名新犯人，主要是投敵和為德軍工作的人員。1948年新的運動使古拉格的人數在1950年達到了256.1萬人，創最高記錄。
蘇聯著名作家愛倫堡曾出席過對右派分子的審判。據他親眼目睹大多數被告精神委靡不振，非常消極。這些人用機械的語言交代，沒有本人所特有的語調與風度。因此有人猜想，葉若夫可能利用藥物或其他極端手段才獲得了被告的口供，因為這些人畢竟是曾經出生入死的革命者。
黨內清洗
由於存在對史達林的個人崇拜，領袖的意志可以凌駕於法制之上，在這次肅反運動中，許多人無辜遭到迫害。據估計，在誣陷為與人民敵人同謀，破壞間諜活動，預謀進行恐怖行為等形形色色的罪名之下，這次大清洗使500萬人受到牽連，30——40萬人被處決。1936年——1939年，有一半以上的黨員，即120萬人被逮捕。出席第十七次黨代會的1966名代表中有1108人（即半數以上）被捕，聯共（布）十七大選出的139名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中有98名（即70％）被逮捕和處決。17名政治局委員和候補委員中，除基洛夫外，有5人被殺。十一大上選舉的中央委員會的26名中央委員中有17名被處決或流放。
蘇維埃和政府機構也遭到“大清洗”運動的沉重打擊，1937——1938年間被捕並處決的部人民委員就有17人，加上他們的副手和下屬，數量還要翻幾倍。從1919年至1935年的31名政治局委員中，有20人慘死。在中央委員地區和省一級的黨委書記以及基層黨組織的書記中，這類情況更是嚴重。被捕的大多數黨員未經公開審判，甚至未經任何審判，就被處死或流放。
軍隊各界清洗
1937—1938年國際形勢極其險惡，法西斯德國、義大利、日本氣焰囂張，已侵略了許多國家，在這種情況下，史達林竟指揮內務部開始清洗軍隊中紅軍的優秀幹部，在這兩年中有幾萬忠於蘇共的指揮員和政委被殺害了。
1937年6月12日蘇聯報紙公布一則訊息，說揭露了一起軍事陰謀，罪犯組織反蘇軍事中心，充當德國間諜，其策劃者被處決。涉及此案有助理國防委員圖哈切夫斯基元帥，基輔軍區司令雅基爾將軍，白俄羅斯軍區司令鮑列維奇將軍以及其他許多高級將領。幾天后，這些人被指控犯有叛國罪，被逮捕並遭處決，隨即史達林在軍隊中進行了全面清洗。
1937年8月史達林在紅軍政治幹部會議上發言號召在紅軍中根除“人民敵人”，並要求把他們的活動匯報上來。史達林這番講話之後，蘇聯國防人民委員伏羅卻洛夫和蘇聯內務部人民委員葉若夫對武裝力量向部隊提出了要求：凡是和間諜多少有關係的人做出交代，那些多少知道或懷疑別人有間諜活動的人要匯報。
根據史達林、伏羅卻洛夫和葉若夫的這些指示，在1937年下半年到1938年期間鎮壓機構對紅軍的基本骨幹給予了一個接一個極為沉重的打擊。蘇聯國防人民委員部中央機關，工農紅軍政治部，蘇聯革命軍事委員會，各軍區和海軍艦隊大部分軍、師、團的大多數重要領導班幹部都被捕了。國內戰爭時期最優秀最出色，最著名的紅軍將領幾乎全部清洗了。大清洗使蘇聯的軍事人才幾乎損失殆盡。
在這次運動中，共有3.5萬名軍官被鎮壓，其中包括高級軍官的80％，元帥的3／5，涉及所有的軍區司令和絕大部分集團軍司令；第一批被授予元帥軍銜的5人中，有圖哈切夫斯基、葉柳赫爾、葉戈羅夫3人被處死；15名集團軍司令中，也有13名被殺；85名軍長中，處決57人；159名師長，110名被處決；4萬多名營級以上高中級軍官遭到迫害。
這一切都發生在人類歷史最殘酷的戰爭——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蘇聯紅軍骨幹的喪失，使不久後的蘇聯衛國戰爭深受影響。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揭露出來的材料證明，圖哈切夫斯基、雅基爾等所謂“叛國罪行”是納粹德國蓄意製造的一起假案，而蘇聯在肅反運動中輕信了虛假情報，釀成了一個大錯案。1956年以後，蘇聯當局為圖哈切夫斯基、雅基爾等人恢復了名譽。
即使作為“大清洗”工具的保全機構——內務人民委員部自身也無法倖免，其成員被不斷更新，以維持對領袖的忠誠或被當作替罪羊。肅反運動前期領導內務部的亞哥達因不能滿足史達林的要求而於1936年9月被更加心狠手辣的葉若夫取代，不久亞哥達被捕並於1938年被處決。葉若夫在按史達林旨意把肅反運動推向最高潮後，也遭到同樣下場，1938年7月被貝利亞取代，並在1940年4月1日被毫無根據地以“鎮壓蘇聯人民”的罪名而槍斃。
此外這場鎮壓運動波及到各個領域。在知識界、歷史學家、生物學家、數學家、藝術家，數以幾千計地被迫害被流放。史達林曾授意肅反機構槍決烏克蘭的幾百名民間歌唱藝人。這些民間藝人是民族文化的活化石，他們的歌曲從來沒有文字記錄，得靠師徒代代相傳才能將歌曲傳下去。音樂家蕭士塔高維奇說：“每當他們槍決一個民間歌唱藝人或者走方說書的藝人，幾百首偉大的音樂作品就和他一起消失了。”
史達林的鎮壓同樣觸及到莫斯科的外國共產黨人。列寧的老戰友，瑞士的普拉敦和波蘭的加涅茨基都被處決。波蘭共產黨因此解體，西烏克蘭和東白俄羅斯的共產黨也莫不如此。拉脫維亞、愛沙尼亞、立陶宛等國共產黨都有受到鎮壓，還有南斯拉夫、保加利亞、中國、朝鮮、伊朗、印度等國的一些共產黨領導人。
後果
肅反運動的後果表現為三個方面：
其一，這場政治運動給蘇聯社會造成了嚴重創傷，各個領域的社會精華均受到摧殘，人們在生命安全和行動自由得不到法律保護的環境中精神受到極大壓抑，而且，在保全機構濫用非法刑訊手段和特務手段的情況下，誣告、假供盛行，人格被扭曲，社會道德水平嚴重滑坡，其消極影響禍及幾代人。在肅反運動中，濫捕無辜的行動大都在深夜進行，人人自危，風聲鶴唳，神經高度緊張，生怕夜間有人敲自己家門。許多住在高樓上的人為免遭被捕後的嚴刑拷打和侮辱，在秘密警察敲門時，便縱身跳下，以死相抗。
其二，這場運動最終確立了高度中央集權體制的極端形式——史達林個人專制。由於用持續數年的大規模鎮壓清除了從老布爾什維克到年輕一代幹部中可能構成對自己權力挑戰的對象，特別是整肅了在十七大上流露不滿的代表和中央委員會，史達林終於穩固了自己至高無上的地位，登上了權力金字塔的頂端。
憑藉保全機構這一專政工具，史達林得以不受法律制約，也不受黨和政府機關的制約，完全將個人凌駕於黨和國家之上，在黨和國家的名義下實行個人專制統治。他手中不僅掌握全部政治權力和軍事力量，而且把經濟全部命脈都掌握在自己手裡，使他能夠不受監督地，隨心所欲地支配全國的物質資源與財富。史達林個人有權決定對外全部政策，他甚至把領導文學藝術和科學的權力全部集中在自己手裡。從這個意義上說，肅反運動是蘇聯確立“史達林模式”體制的最後一步。
第三，大規模的恐怖鎮壓給經濟發展造成嚴重的障礙。由於成千上萬的幹部被鎮壓，生產在無組織狀態下進行。因此1937年到1939年連續二年鋼鐵產量處於停滯狀態。此時國際形勢越來越險惡，蘇聯面臨被侵略的危險。
結束
1938年末，因考慮到蘇聯人民的承受力已接近極限，同時肅反運動的目的也已基本達到，所以大規模的捕殺浪潮總算逐漸平息下來，也在不同程度上糾正了一些錯誤做法。在第二年的第十八次黨代會上，史達林終於承認，在大清洗運動中，他犯下了不可原諒的錯誤。然而，由於史達林並沒有從根本上認識肅反運動的錯誤，而是繼續把它當作鞏固集權體制的必要手段，因此肅反運動的餘波一直延續到戰爭前夕和戰爭初期，並在戰後再掀高潮。
1939年3月，聯共(布)召開第十八次代表大會，史達林在會上作關於中央工作的總結報告中強調指出：把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雅基爾、圖哈切夫斯基、布哈林和其他惡棍之類的間諜、殺人兇手和暗害分子從蘇維埃組織中清洗出去，是完全必要的。同時，他又說：“決不能說，在進行清洗時沒有犯過嚴重的錯誤。遺憾的是，所犯的錯誤竟比原來預料的還多。毫無疑問，我們今後已不再需要採用大批清洗的方法了。但是，1933－1936年的清洗終究是不可避免的，而且這次清洗基本上產生了良好的結果。”
評價反思
對於蘇聯的肅反運動，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評述是：“我想，任何地方的任何人都不知道1936－1938年間在蘇聯發生的那些過火行為的全貌，也不能夠恰當地評斷其責任。不知確數的人，無疑地有好幾萬人，在沒有預先得到通知的情況下被捕，並且不經審判被送到北部和遠東的罪犯營中去。成千上萬的人被處決，他們的遭遇甚至連他們的朋友也不通知。”
“反蘇報紙找到了容易的結論，它硬說社會主義的本性就是‘集權和殘暴的’。凡是了解近年來蘇聯人民的創造性和他們對他們自稱的‘自由’的熱愛的人，都不會接受這個看法。赫魯雪夫和另外一些人幾乎作了同樣簡單化的解釋，即史達林和‘個人崇拜’應該負責。史達林自然必須負責，但是宣布他的錯誤並不就是最後答案。因為史達林是通過組織途徑辦事的；中央委員會的一次全體會議支持了從1937年2月開始的行動。牽涉到的有一整個掌權的機構。而且赫魯雪夫自己也說，史達林在所有這些行動中，‘認為為了勞動人民的利益，為了保衛革命果實，必須這樣做’。我想，蘇聯在回顧和總結這些案件和歷史的時候，總有一天對所發生的事情做出評價的。”
肅反與文革
蘇聯肅反運動發生於1934年至40年代初，主要在1936～1939年。我國“文化大革命”發生在1966～1976年。肅反擴大化和“文化大革命”在混淆敵我，製造冤假錯案，造成極為嚴重後果等方面十分相似。當然，兩者在具體情節，尤其是在糾正錯誤、肅清危害方面有明顯區別。肅反擴大化的中止是在德國進攻蘇聯後，即在外力影響下結束，為冤假錯案平反則遲至1988年。“文化大革命”是我黨自己果斷結束，並於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中，就開始逐步撥亂反正，糾正冤假錯案。
但是，作為歷史的悲劇，這兩個事件有非常相似的歷史原因。
（1）對國際、國內對敵鬥爭形勢估計得過於嚴重，以至於嚴重混淆了兩種不同性質的矛盾。作為社會主義國家，遭受帝國主義的敵視，是客觀存在的事實。20世紀30年代，蘇聯處於帝國主義包圍和法西斯侵略戰爭威脅下；20世紀60年代，中國不僅處於帝國主義包圍中，還面對中蘇關係的惡化，遭受昔日“老大哥”的逼債、毀約等破壞經濟建設的舉動。作為當時兩黨的最高領導人，史達林和毛澤東都憂心忡忡，把視線轉向黨內和國內，從中尋找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在內部的“代理人”。
（2）中蘇兩國歷史上都沒有經歷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洗禮，保留了濃厚的封建思想的殘餘，黨內民主生活不正常。所以，缺乏對錯誤決定和行為的有力的抵制力量。
（3）黨在長期的對敵鬥爭，尤其是長期的軍事鬥爭中，習慣於服從軍事指揮員的絕對權威。這樣既形成了傑出的軍事指揮家，也在一定程度上，使部分領導人養成獨斷專行的作風。
（4）領導人居功自傲，個人修養和作風存在嚴重缺陷。
從歷史的事實來看，社會主義革命常常在資本主義得不到充分發展的國家和地區先發生。所以，無庸諱言，上述諸項原因中，除第四項帶有一定偶然因素外，其餘都具有普遍性。痛定思痛，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建設進程中，緊扣以經濟建設的中心，補上民主、法制課，加強黨和國家民主化、法制化建設是十分迫切的。
中國肅反運動（附）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肅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政治運動。經過1950—1952年的鎮壓反革命運動，打擊和鎮壓了一批公開暴露的反革命分子，但是暗藏的反革命分子還未肅清。1955年7月，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展開鬥爭肅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闡明了在黨政軍民各機關、團體、廠礦學校、部隊、合作社中開展肅反鬥爭的必要性和目的性，並對運動的進行作了具體部署。在“提高警惕，肅清一切特務分子；防止偏差，不要冤枉一個好人”和“一個不殺，大部不捉”的方針指導下，經過肅反運動清查出一批暗藏的反革命分子，逮捕了一批有現行破壞活動的反革命分子。到1957年春，肅反運動取得了重大勝利。這一運動沉重打擊了反革命殘餘勢力，提高了人民的政治覺悟，加強了人民民主專政。但是，在這次運動中，有一些單位，未能嚴格劃清反革命問題和政治歷史問題的界限、政治問題和思想問題的界限、反革命破壞活動和工作過失的界限，以致發生過鬥爭面過寬和“逼、供、信”等現象。隨後，黨及時發現和糾正了這一偏向，對錯斗、錯捕、錯判的人，進行了甄別平反和妥善處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