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簡介
格奧爾基·馬克西米連諾維奇·馬林科夫 人物生平
格奧爾基·馬克西米利安諾維奇·馬林科夫 馬林科夫的妻子瓦·阿·戈盧布佐娃是黨中央機關幹部，並非尋常一般的婦女，他靠了她的美色和善於交際應酬，結識了不少黨的高層人物，因而得以逐步踏上顯赫的仕途。
首先發現馬林科夫政治嗅覺靈敏、善於鑽營、對總書記絕對忠誠並具有特殊才能的是卡岡諾維奇。卡岡諾維奇把他推薦到史達林辦公室去工作：先在史達林的秘書波斯克列貝舍夫手下當差，後任特別處處長。1930年卡岡諾維奇任莫斯科市委第一書記時，又提升他為莫斯科市委組織局負責人。他每次見到史達林後，就到處對人說：“好像見到了自己的父親一樣。”在史達林和卡岡諾維奇看來，他的才幹充分體現在清洗莫斯科黨組織中所有的反對派分子身上。
1934年十七大後，史達林提出“幹部決定一切”的著名口號，急需一大批新生力量來填補被清洗掉的老幹部的權力真空，於是馬林科夫應運而生，由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一下子就被史達林看中而躍升為聯共（布）中央組織部部長，掌管全黨的人事大權。
與此同時，史達林又把葉若夫提升到黨內領導集團的最高層，擔任了中央委員會書記，並接任了卡岡諾維奇的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的職務。由於葉若夫炙手可熱、權傾朝野，馬林科夫善於投機取巧、見風使舵，在葉若夫與卡岡諾維奇的爭權奪利中採取同葉若夫結成密友的辦法，互相狼狽為奸。
1936年上半年，葉若夫在全党進行了一次“檢查黨證”活動，這實際上就是為爾後的黨內大清洗作組織準備。馬林科夫在這次“檢查黨證”活動中最突出和最大的功績就是發明並建立了一整套完善的幹部檔案制度。這個制度是專門用來整人的，是所有的社會主義國家中最腐敗、最黑暗的一種制度。在那本個人是無法看到自己的檔案材料中，不僅裝有幹部本人按上級要求寫的各種文字材料，而且還有別人寫的各種證明、 檢舉和揭發材料，特別是還有組織上背著幹部本人所作的各種政治鑑定材料，只要組織上什麼時候需要，什麼時候就可以把檔案材料拋出來，隨時都可以給予某一幹部以各種不同的處分、判刑甚至處決。
對1936－38年期間的大恐怖的幕後策劃者當然是史達林，但操刀者卻是葉若夫。馬林科夫雖然沒有直接登台表演，但在那些受到史達林操縱的最重要的秘密機構里專門從事恐怖活動的人當中，他也是其中的一個主要成員，他所發揮的作用與莫洛托夫、卡岡諾維奇、伏羅希洛夫和葉若夫並不相上下。他無論是悄然隱居於自己的辦公室，或是在各加盟共和國黨組織中都曾進行過若干恐怖活動（還參加過好幾次對黨和國家領導人施以酷刑的審問）。當各地黨組織的書記們遭到逮捕或槍決後，急需遴選一批新人接替，這一工作又正是在他的領導下進行的。
馬林科夫像一個機器人，有一張隱藏著殺氣騰騰的圓臉，一簇黑髮蓬蓬鬆鬆地橫披在額角上，身材矮胖肥大，談話時面部有時顯示出微笑，這就賦予他一種靈活的神情。他的外表呆板，給人以不良的印象，所以他的同事們背後都稱他是“癩蛤蟆”。
1938年底葉若夫下台了，代之以貝利亞。儘管1936年馬林科夫在他主編《黨的組織》雜誌時曾大肆吹捧葉若夫是“史達林式的人民委員”、“社會主義真正的衛士”、“向葉若夫學習、致敬”，等等，但當風向一轉，他馬上同葉若夫劃清界限，反戈一擊；同時不僅與卡岡諾維奇重新修好，而且馬上巴結上 貝利亞，同貝利亞沆瀣一氣，其親密程度如同昔日的葉若夫一樣。由於他在穿越陰謀迷宮的官道上輕車熟駕，善於左右逢源，特別是在調配幹部和建立幹部檔案制度上深受史達林喜愛，所以史達林對他吹捧葉若夫並不在意，不僅沒有疏遠他，反而予以重用：從1939年3月起，讓他當上了中委、中央書記、中委會組織委員、中央幹部管理部部長和蘇聯人委會副主席。
衛國戰爭爆發後，馬林科夫成為蘇聯國防委員會的成員，曾參加過領導列寧格勒、莫斯科、沃爾霍夫、史達林格勒和頓河等地抗擊德軍的戰役。由於他在負責蘇聯空軍飛機供應的特殊任務中不斷提高飛機產量，因而曾獲得列寧勳章和“蘇聯社會主義勞動英雄”稱號。1943－45年期間，他還擔任過蘇聯人民委員會從 德國占領下解放的地區的經濟恢復委員會主席。
二戰結束後，馬林科夫領導過一個專門負責拆遷德國工業設備的委員會。在此期間，他同國家計委主席沃茲涅先斯基發生了一系列的衝突，因而種下了列寧格勒冤案的禍根。1946年3月，他躍升為政治局委員、蘇聯部長會議副主席。
正當馬林科夫處於官運亨通、春風得意之際，由於日丹諾夫告了他的黑狀，以及沙胡林事件的發生，一場意想不到的災難突然發生，禍起蕭牆，使他一度失寵，被調離中委會到塔什乾去工作。後經貝利亞從中斡鏇，他才又被調回莫斯科。
1949年初，史達林開展反猶太運動，馬林科夫除了只在意識形態領域中起推波助瀾的作用外，並未直接參與，而是同貝利亞串通一氣，說服史達林相信列寧格勒黨組織和來自列寧格勒的幹部中正在策劃一場反對黨中央的陰謀。經過史達林的首肯，根據誣陷的材料，製造出一起駭人聽聞的列寧格勒冤案。他不僅親自領導該案件的偵破和用酷刑審訊外，還在事後銷毀了一切與該案有關的檔案。
1949年12月，在史達林70歲壽辰前，馬林科夫建議釋放關押在集中營中的503375名中有7歲以下孩子的女犯，理由是可以為國家每年節省16600萬盧布來供養孩子。史達林的批示是：“從即日起，那些婦女按各自居住的地點參加強制性勞動”；“但因從事反革命活動而被判處徒刑的婦女不在此列”。
——這次釋放一批帶孩子的女囚犯，可以說是史達林一生中所施的“仁政”。
1950年10月，列寧格勒冤案結束之後，馬林科夫在黨政事務中的影響更加擴大，莫洛托夫、卡岡諾維奇、伏羅希洛夫和米高揚已被排斥於史達林的小圈子之外，馬林科夫、貝利亞、赫魯雪夫和布爾加寧等人則躋身於史達林的小圈子之內。馬林科夫之所以能夠再次成為史達林的寵兒，除了他本身具備奴才的條件之外，還與史達林嫉賢妒能、不能容忍在自己身邊出現出類拔萃之輩密切有關。
1952年10月，在十九大召開前夕，史達林根據 二戰中就開始編寫、1951年11月後由250名專家教授修改過幾遍的經濟學教材送審稿定名為《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提交十九大討論。馬林科夫得知西伯利亞有一位學者也寫了一份經濟學的手稿（與史達林所審定的小冊子內容基本相似），馬上作了匯報。史達林大發脾氣，不僅將那位作者開除出黨，而且還懷疑是他的秘書波斯克列貝舍夫泄密，並把波斯克列貝舍夫趕出了克里姆林宮。這本《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的小冊子一經出版，不僅發行量極大，而且流傳很廣，在幾十年內被宣布為“經典”的“天才”的著作，供所有社會主義國家的幹部學習討論之用。
在十九大上，史達林因重病在身，只講了6－7分鐘的話，他把宣讀中委會的報告交給了馬林科夫。與此同時，馬林科夫當選為中委和中央主席團委員，並進入了主席團的九人執行局。
史達林逝世後，對醫生們和莫洛托夫等人的“末日審判”自然結束。馬林科夫當上了部長會議主席——中國各地特別是在東北地區的火車站，都懸掛著他的巨幅標準像，同毛澤東的巨幅像並排在一起。不久，赫魯雪夫當上了黨中央第一書記。
從1953年3月19日起，馬林科夫開始反對個人迷信。他提議4月份召開蘇共中央非例行全會，專門討論個人迷信問題，並起草了反個人迷信的講話和決議草案，但因莫洛托夫和卡岡諾維奇等人的反對而未開成會。1953年7月2－7日召開討論貝利亞問題的中央全會時，馬林科夫除了講貝利亞問題外，還著重講了反個人迷信問題。
1955年2月，馬林科夫因力不勝任，請求辭去部長會議 主席職務，經批准，被任命為部長會議副主席兼電站部部長。
在1956年2月二十大上，馬林科夫、卡岡諾維奇和伏羅希洛夫等人大聲疾呼，堅決反對赫魯雪夫的《秘密報告》。
1957年6月，中央全會上通過了《關於馬林科夫、卡岡諾維奇、莫洛托夫反黨集團的決議》，取消了馬林科夫的中央委員和中央主席團委員的資格，保留黨籍，調任哈薩克共和國烏斯季卡緬諾戈爾斯克水電站站長（後又調到埃基巴斯圖茲熱電站任站長）。
1961年7月二十二大時，由於馬林科夫參與了莫洛托夫和卡岡諾維奇的反對赫魯雪夫的活動，加以他的大量罪行被揭露，所以會後就撤銷了他的職務並開除出黨。
1962年，馬林科夫離職退休後回到莫斯科，同卡岡諾維奇一起住在伏龍芝濱河街的一所公寓裡，但素不來往，也不參加玩多米諾骨牌。過去他坐慣高級防彈轎車，而且還有侍從前呼後擁，如今只有花錢買票、靠他妻子陪伴著搭乘公共汽車去看望他的子女，有時在路上還要遇到麻煩（比如有一次老黨員弗里德曼抓住他質問：“我究竟犯了什麼罪，為什麼在集中營呆了15年？”）
馬林科夫於1988年1月14日逝世。
早年
馬林科夫1902年1月8日生於奧倫堡（今俄羅斯聯邦奧倫堡州首府）一個職員家庭。奧倫堡是南烏拉爾地區的一個重要工業中心和交通樞紐，1917年3月建立工人士兵代表蘇維埃。十月革命後，該城成為革命武裝和反革命武裝勢力的必爭之地。1917年11月14日，哥薩克軍隊首領杜托夫在城內發動反革命叛亂。兩月後，1918年1月18日，在哥薩克 貧民支持下，由工人、士兵和波羅的海的水兵組成的武裝部隊解放了奧倫堡，7月3日被杜托夫再次占領，1919年1月22日最後解放。馬林科夫在1919年志願參加紅軍，次年在前線入黨，先後在東方戰線和土耳其斯坦戰線騎兵連、團、旅和政治部做政治工作。
發跡
內戰結束後，馬林科夫進入莫斯科高等技術學校學習。在學習期間，他擔任該校黨委書記。1925年畢業後，馬林科夫被選拔到聯共（布）中央機關工作，先在中央書記助理波斯克列貝舍夫主管的“特別處”任副處長兼政治局的文書，後在史達林秘書處任秘書。1930年， 卡岡諾維奇被派往莫斯科，領導和整頓“反對派”勢力一直很強的莫斯科州委員會。馬林科夫隨之前往，負責組織部門的工作。1934年，史達林在聯共第十七次代表大會提出，要保證事業成功，必須正確配備能夠實現領導機關決議的人員，並組織對這次決議執行情況的檢查。作為組織措施之一，會議決定在中央設立黨的機關工作部，主管幹部調配、機構設定、組織管理等事務。馬林科夫被任命主持該部工作。1934年底 基洛夫被害後，蘇共加緊了審查和更換黨證的工作。馬林科夫直接參與了這項工作的領導。這項工作於1936年基本完成。在1937年2—3月舉行的中央全會上，史達林提出，隨著社會主義陣地的不斷鞏固，隨著蘇維埃國家的繼續向前發展，國內階級鬥爭將愈來愈尖銳。馬林科夫是肅反運動的主要領導人之一，直接領導白俄羅斯、亞美尼亞和列寧格勒等地的肅反運動。
勞動英雄
馬林科夫於1937年12月當選為蘇聯最高蘇維埃代表和俄羅斯聯邦最高蘇維埃代表。1939年3月，在聯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會上,他當選為中央委員，隨之在中央全會上當選為聯共（布）中央書記、中央組織局委員，同時兼任中央幹部管理局局長。
1941年2月，鑒於侵犯蘇聯的戰爭威脅日益增長，“亟須把工業提高到鞏固國防所迫切要求的水平，並改進對工業的領導”，馬林科夫在聯共（布）第十八次代表會議上作了《關於黨組織在工業和運輸方面的任務》的報告。他要求各級黨組織最大限度地關心工業和運輸業的需要，對企業提出恪守政治紀律和生產制度、厲行節約、不斷改進和掌握新技術，提高產品質量等具體的經濟政治任務。為了加強黨的領導，會議決定在市、州、邊疆區黨委和加盟共和國共產黨中央建立由幾個書記分管工業和運輸業的制度。這次會議大大推動了國民經濟各部門的工作。到1941年年中，蘇聯工業總產值達到了第三個五年計畫預定的1942年指標的86%。在這次會議後舉行的中央全會上，馬林科夫當選為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
在1941—1945年衛國戰爭期間，蘇聯成立了由史達林任主席、“集中行使國家的全部權力”的國防委員會。馬林科夫是該委員會的五名成員之一，為抗擊德國法西斯侵略者進行了大量組織工作。1941年8月，他在列寧格勒戰線。1941年秋冬兩季，他極積參加組織在莫斯科郊區擊潰德國法西斯的戰役。1942年3月，他前往沃爾霍夫戰線。1942年7月至9月，在史達林格勒和頓訶戰線。1943年3月前往中央戰線。在此期間，他還領導了研製新式武器裝備、飛機和發動機的工作。1943年9月，蘇聯政府為表彰他在戰時艱難條件下對增產飛機和發動機做出的特殊貢獻，授予他社會主義勞動英雄稱號。
1943年起，紅軍開始把敵軍大批逐出蘇聯國境。恢復收復區的經濟提上日程。同年8月，蘇聯人民委員會和聯共（布）中央通過一項“關於恢復從德寇占領下解放出來的地區的經濟的緊急措施”的決定，馬林科夫被任命為恢復收復區的經濟委員會主席，在修復住宅、學校和醫院，恢復工業企業和農莊農場生產方面做出了成績。1945年11月，由於勝利完成黨和政府交給他的任務而獲列寧勳章。
部長會議副主席
1946年3月，馬林科夫在中央全會上當選為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在蘇聯最高蘇維埃會議上，被任命為蘇聯部長會議副主席。此後經常參與國內外重要活動，發表涉及內外政策的講話。
1947年9月底，他出席在波蘭舉行的蘇東國家的代表會議，作了介紹聯共（布）在國民經濟領導工作、黨的建設和對外政策等方面活動情況的報告。1948年,馬林科夫與 日丹諾夫一起出席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會議。1949年11月，他在莫斯科慶祝大會上作了紀念十月革命勝利三十二周年的報告。1952年1月，馬林科夫五十壽辰又獲列寧勳章。
1952年10月，聯共舉行第十九次代表大會。大會審查並通過了蘇聯發展國民經濟第五個五年計畫，規定到1955年，工業生產水平比1950年提高70%左右，生產資料的生產約增加80%，消費品的生產約增加65%。會上，由馬林科夫作了聯共第十八次代表大會以來十三年的中央委員會總結報告。馬林科夫在報告中著重分析了發展農業中的主要缺點和錯誤。他批評“在農業的領導上，用千篇一律的公式化的辦法來解決許多實際問題的現象仍然沒有消滅。黨、蘇維埃和農業機關的領導者往往忽視當地的具體情況，而就農業技術、牲畜飼養，勞動組織以及其他農業問題向所有的區，集體農莊農業機器站和國營農場發出同樣的指示”。馬林科夫還指出，加強領導幹部的挑選，正確地組織考查和培養接班人的問題，他批評“有些領導者在挑選幹部時不以他們的政治品質和業務能力為根據，而以親戚關係、朋友關係和同鄉關係為根據”。“這種違反黨的挑選幹部和提拔幹部的方針的行為已在一些組織中形成了由自己人組成的小家庭，他們互相庇護，把他們小集團的利益放在黨和國家的利益之上，很自然，這種情況常常引起墮落和腐化”。
短期執政
第十九次代表大會以後不久，1953年3月5日，史達林逝世。次日，蘇共中央、部長會議、最高蘇維埃主席團聯席會議通過決議，任命馬林科夫為部長會議主席。1953年3月14日，蘇共中央舉行全會，赫魯雪夫提出“恢複列寧主義的集體領導”。馬林科夫辭去擔任近十四年的中央書記職務。同年9月3日，赫魯雪夫擔任蘇共中央第一書記。
1953年7月，馬林科夫在蘇共中央全會上代表中央委員會主席團作了關於貝利亞“企圖把蘇聯內務部放在蘇聯政府和共產黨之上”，進行反黨和反國家活動的報告。會議決定把貝利亞作為“共產黨和蘇維埃人民的敵人”處理，撤銷他黨內外一切職務，並把此案交最高法院審理。1953年8月,馬林科夫在最高蘇維埃第五次會議上作了施政報告，表示在繼續貫徹蘇共十九大的政策方針的基礎上，著手對經濟發展作初步調整。鑒於蘇聯的輕工業落後，日用品匱乏，他要求在堅持原來優先發展重工業傳統方針的同時，加速發展輕工業。他說，“直到現在為止，我們還沒有機會以發展重工業那樣的速度來發展輕工業和食品工業”。“現在，在重工業發展已取得勝利的基礎上，我們已有一切條件來迅速提高日用品的生產量”，“我們的任務是在消費品的生產方面作急劇的轉變，確保輕工業和食品工業得以更迅速地發展”。同時，馬林科夫說，必須使“農業得到進一步的發展和改進”，以便在“今後兩、三年內”生產“充足的糧食”和輕工業原料。他認為，必須採取“若干廣泛的措施”，“首先是在發展農業落後部門中增加集體農莊和集體農民的物質利益”；另一方面，“也要認真地糾正和改變我們對集體農民私人副業的不正確的態度”。“政府和黨中央委員會認為必須大大降低集體農民私人副業義務交售的標準，並決定，修改集體農民農業稅徵收制度，每一個集體農民家庭的現金稅平均減少約二分之一，並把過去幾年中沒有付清的農業稅尾數完全勾銷”。
此時，赫魯雪夫連續幾次在中央全會上批評馬林科夫分管的農業工作的問題和缺點，並提出大規模墾荒是“增加穀物生產主要的、最容易做到的和最迅速的辦法”，“對此不必有任何懷疑”。1954年—1955年，決定在哈薩克斯坦、西伯利亞、馬拉爾、伏爾加河流域和北高加索等地開荒1,300萬公頃。為開墾荒地，1954年農業投資額增加了4億盧布。“墾荒計畫”打亂了馬林科夫原來制定的經濟計畫部署。接著，赫魯雪夫又在1955年1月舉行的中央全會上，利用所謂輕、重工業比問題指責馬林科夫。他說，近來一些人“在中國重工業和輕工業的發展速度問題上糊塗起來了”，“這些可憐的理論家們錯誤地理解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規律並把它作了庸俗化的解釋，他們企圖引用這個規律來證明，到了社會主義建設的某一個階段，發展重工業好象不再是主要任務了，而輕工業可以而且必須比其他一切工業部門優先發展。這是一種極端錯誤的、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見解。這種見解只不過是對黨的誹謗。這是右傾的復活，這是與列寧主義敵對的觀點的復活，當年李可夫和布哈林那一夥人就曾經宣傳過這種觀點”。
馬林科夫在1954年3月對選民的講話中曾說，“新的世界戰爭意味著世界文明的毀滅”。不久，蘇共中央主辦的《共產黨人》雜誌發表編輯部文章，對此進行批評。文章寫道，“世界文明毀滅論”是對世界人民的恫嚇和訛詐，是要社會主義陣營各國面對侵略者的要求實行投降，是要資本主義國家和殖民地人民放棄自己的革命鬥爭。
1955年2月8日，馬林科夫在最高蘇維埃會議上提出辭職“申請”，說他“對農業中所存在的不能令人滿意的狀況負有責任”，“由於我缺乏地方工作的經驗，以及我沒有在部里或任何經濟機關中直接管理過國民經濟的某些部門，這就對我執行部長會議主席這個複雜和責任重大的職務產生了不好的影響”。會議接受了馬林科夫的“申請”，並於次日通過任命他為部長會議副主席兼電站部部長的決議。
政變
1956年蘇共舉行第二十次代表大會後，相繼解除莫洛托夫、卡岡諾維奇在政府中的重要職務。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岡諾維奇等人於1957年6月18日召開的蘇共中央主席團會議上提議撤換赫魯雪夫。經過四天討論，結果以七比四的多數通過解除赫魯雪夫黨中央第一書記職務的決議。 朱可夫調用軍用飛機搶運大批委員進京召開會議。赫魯雪夫撇開蘇共中央主席團，召開“中央全會”。經過七天的爭論，蘇共中央全會通過了支持赫魯雪夫的決議，把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罔諾維奇等人定為“反黨集團”，指責馬林科夫等人在“反黨的基礎上勾結起來，打算改變黨的政策，使黨恢復甦共二十大所譴責的錯誤領導方法”。中央全會決定撤銷他們的中央委員和主席團委員的職務。隨後,馬林科夫又被解除蘇聯部長會議副主席和電站部部長職務，調任哈薩克共和國任烏斯卡麥諾戈爾斯克水電站站長。馬林科夫在1968年退休，遷回莫斯科居住。
人物事跡
蘇聯偉大領袖，蘇聯的建設者—— 史達林去世後，作為其部長會議主席的接替者，馬林科夫掌握了蘇聯的政權，但是後來成為克格勃主管的貝利亞和主管中央政治局的赫魯雪夫一刻也沒有放鬆過對政權的爭奪。在這種情況下，尤其是在當時的國內形勢下，由於衛國戰爭已經結束，農民紛紛期望蘇聯政府能夠取消餘糧徵集制，並開始著手恢復經濟，馬林科夫開始了一項對史達林模式的改革。
首先，在政治上，他首先使用“個人崇拜”這個術語來總結蘇聯在史達林晚年時的不正常的政治情勢，並首先提出要反對個人崇拜。具體行動是在理論上做了相應的論述，在蘇共黨內開啟了消除個人崇拜的進程，逐步開始了全國範圍內的糾正工作，提出了集體領導原則。其次，馬林科夫主導了平反冤假錯案和健全法制的工作，醫生間諜案、明格列爾案、克里米亞案等一大批冤案的受害者得到平反，處決了史達林晚年冤假錯案的直接製造者貝利亞，改組了由貝利亞掌控的凌駕於黨、中央、司法機關之上的內務部，恢復了檢察院。
經濟上，馬林科夫認識到蘇聯在日用消費品工業在生產、產量、質量等方面都是落後的，由此提出了均衡發展戰略——向重視重工業那樣地重視輕工業，用發展重工業那樣的速度去發展輕工業，開始將經濟重心調向輕工業、食品業和農業，將生產的重心調向日用消費品上來，將經濟生產的目的定位為“迅速提高人民的物質和生活文化水平”。
馬林科夫坦率地承認蘇聯糧食問題沒有得到最終解決，一些農業生產部門依然落後，農民付出的很多卻沒有得到應得的東西，蔬菜以及畜牧產品沒有滿足人民的需要。由此開始著力解決“二農”問題（農民、農業）。
他所制定的一系列政策諸如提高國家的農產品收購價格、允許農民自由經營自留地和個人副業、降低對農稅收的標準和農民副業繳售的標準、免除農民拖欠的農業稅款、提出了農業機械化的方針以及創造性地提出要培養農業技術幹部。馬林科夫的主張得到了廣大農民的熱烈擁護，農民有了前所未有的輕鬆感，當時甚至流傳這樣一種傳言，即馬林科夫是列寧的外甥或養子。
行政上，馬林科夫著手調整高度集中的管理體制——下放中央權力、擴大地方自主權；精簡機構、精簡報表（公文）、縮減行政費用；糾正吃大鍋飯、不計成本的生產模式，加強經濟核算，調整銀行信貸政策，制裁虧損企業。
外交上，馬林科夫緊縮關於爆發世界大戰的估計，將外交重點由消滅帝國主義轉為和不同社會制度的國家和平共處上來——回歸了列寧的主張。
他開始擺正軍事與經濟的關係，提出經濟將擔負不起過於龐大的軍備，指出核軍備沒有意義，實際上就是主張節制軍備。
在馬林科夫對外政策的主導下，蘇聯恢復了蘇聯同南斯拉夫的關係，緩和了蘇聯同土耳其、伊斯蘭國家的關係並與阿富汗、印度、芬蘭等國家有了不同層次的往來。這是起，蘇聯的報刊上開始出現了“緩和”這個名詞。
實際上，蘇聯這一系列外交上的獲勝是對以英美為首的資本主義國家所發起的冷戰的沉重打擊。
我們可以從中看出，馬林科夫對原有的史達林模式進行了相當程度的修改，而且我們會發現，這些改革中的大部分措施與鄧小平的改革類似，但是這類改革並沒有引入市場機制，是在計畫經濟內部對計畫經濟的完善。
改革的成功與局限
馬林科夫的“新方針”取得了一系列成績：
蘇聯1953年的消費品增長率第一次超過了重工業的增長率。
政府開始考慮福利問題，國家用於消費的支出占預算的比例上升，對應的是，軍備的比例下降。
在1953和1954年間，兩次降低了食品和消費品的價格，蔬菜和葡萄降幅高達50%，麵包下降10%，肉類下降15%，衣服下降14%，皮鞋下降8%，香水下降10%。
農民的現金分配增加了兩倍多，增至42億2千萬盧布。人們切實地感受到了“新方針”的實惠。
同時，糾正了部分史達林時期的政治大清洗所帶來的弊端，穩定了社會秩序，也是人們充滿了對未來的希望，客觀上調動了人民的勞動積極性。
在農業上，蘇聯連續兩年迎來了大豐收，穀物的出口使蘇聯獲得了大量的實惠，一方面保障了工業生產，另一方面也刺激了國內的需求，進一步帶動輕工業和農業的發展。
在社會福利上，馬林科夫保障了失業工人的權益，從而將蘇聯的社會制度更加完善，大大緩和了社會上的矛盾，使蘇聯社會主義制度顯得更為公平。
從各個方面看，在馬林科夫改革後，蘇聯的經濟都出現了回暖的跡象，並且生機勃勃，具有相當程度的潛力。可以想像，如果這一改革可以持續下去，那么至少在未來的五十年以內，蘇聯的經濟仍然將保持高速、健康並且穩定的增長，那么冷戰的結局將極有可能發生變化。
但是，問題出現了。實際上，我們現在之所以認識到史達林模式具有時代局限性是因為我們是從歷史過來人的角度，是在其局限性已經體現出了嚴重的後果的時候才真正認識，或者開始認識的。而在當時，史達林模式取得了輝煌的成就，即便在衛國戰爭結束後，憑藉著史達林模式，蘇聯只用了一個五年計畫就完全恢復至戰前的水平，達到了可以與美國分庭抗禮的程度。
因此，馬林科夫的改革無疑是及時的、高瞻遠矚的，但是很可惜，往往這種及時的改革也不會被人們所認同，只有當其遇到危機時，人們才會思考變革，這也正是馬林科夫改革最終失敗主要原因。
馬林科夫模式的失敗從根本上來說，並不是改革本身的失敗，即不是由於改革的某項措施，或者改革本身不符合蘇聯國情，從而導致蘇聯經濟衰退而不得不終止，事實上，馬林科夫的改革相當成功，並且它是被人為的，或者說得更清楚一點，被以赫魯雪夫為首的蘇聯官僚人為的終止了。
馬林科夫模式失敗的最根本原因恰恰就在於馬林科夫的改革觸動了蘇聯官僚階層的利益，因而遭到了以赫魯雪夫為首的蘇聯官僚的強烈反彈，而馬林科夫本人又屬於適合集體領導制的類型，對赫魯雪夫一再忍讓退步，最終被赫魯雪夫等人趕下政治舞台，流放到下層，改革被迫終止。
對馬林科夫模式的分析
首先，從政治上來看，馬林科夫的改革無異於一種恢複列寧時期的民主的風格，並且從個人來說，馬林科夫也希望出現集體領導。而且，馬林科夫取消了蘇聯官僚階層的大量特權，並且精簡了大量冗雜的機構。顯然，寬鬆、清明、廉潔的政治環境將為經濟的發展提供良好的支撐。馬林科夫的政治改革不僅僅有助於提高人民的勞動積極性，並且減少了社會內耗，使公務員真正成為“人民的僕人”而不是人民的主人。但是也正是因為這一點，導致馬林科夫在面對反對派時態度相當猶豫，並最終在政治鬥爭中失敗。其次，從經濟上來看，馬林科夫的改革克服了史達林模式中最大的弊端，那就是重工業和輕工業發展的極度不平衡，馬林科夫所主張的主要是發展和人民生活密切相關的輕工業，因此這對促進蘇聯國內消費相當有幫助，同時，這大大改善並提高了蘇聯人民的生活水平，使社會環境進一步穩定，人民的勞動積極性顯著提升，直接影響到生產力的進步。這種健康的體制將非常有益於蘇聯的經濟沿著良好的軌道繼續發展。 此外，馬林科夫下放了企業的自主權，這就使得企業有了更多的空間發展，制定符合企業實際的計畫，最大限度地減少損耗，並刺激勞動積極性。不過，由於分配原則與計畫是否完成仍然掛鈎，企業和個人為了達成目標而人為縮小計畫量的現象仍然沒有改變。
但是，從長遠來看，輕工業優先畢竟不是一個可以保持國家國防實力和經濟快速發展的工業項目，不過可以考慮史達林模式和馬林科夫模式結合使用，就如同西方的凱恩斯主義和新自由主義在不同的經濟條件下互相輔助一樣。
從外交上來看，馬林科夫的外交符合社會主義國家的基本原則，能夠充分地孤立帝國主義國家，為蘇聯的經濟發展營造一個良好而寬鬆的外交環境。同時，放鬆了對東歐國家的經濟管制，給了東歐國家充分的自主權，使東歐國家可以根據自己的國情發展馬克思列寧主義，並創造出一套適合自己國家的線路，而蘇聯也有可能借鑑這些改革的經驗，相輔相成，使社會主義向著更好的方向發展。
從以上的分析來看，馬林科夫的改革基本上是符合蘇聯的國情的，也是對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相當有益的，如果長期實行應該能起到良好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