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根據宋代著名美術史評論家郭若虛所著的《圖畫見聞志》以及其他史料的記載,隋唐五代時期的著名畫家展子虔、吳道子、顧愷之以及周文矩,明代的宮廷畫家李在等都曾經創作過大禹治水相關畫作,以紀念大禹治水的偉大功績。目前被人們廣為熟知的是這幅曾經是清宮舊藏,現珍藏於我國台灣省台北故宮博物院的《大禹治水圖》。根據記載,它是宋代的一位佚名畫家所作。畫面精心描繪了大禹領導人民鑿石開山,刨沙築渠,疏通河道,導流洪水的宏大場面。清代乾隆皇帝欽定以這幅宋人畫《大禹治水圖》為稿本,將大禹治水這一不朽的題材雕刻在一塊氣勢磅礴的玉山上,希望能夠永久地流傳。歷代的大禹治水圖大都已經無法見到了,只有這件大禹治水的玉山子完整地留存了下來。
大禹治水圖玉山,清乾隆,高224cm,寬96cm,座高60cm,重5000kg。
玉山用料產自我國新疆和田密勒塔山,為緻密堅硬的青玉。玉上雕成峻岭疊嶂,瀑布急流,遍山古木蒼松,洞穴深秘。在山崖峭壁上,成群結隊的勞動者在開山治水,此景即用夏禹治水之故事。玉山正面中部山石處,刻乾隆帝陰文篆書“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寶”十字方璽。玉山背面上部陰刻乾隆皇帝《題密勒塔山玉大禹治水圖》御製詩,下部刻篆書“八徵耄念之寶”六字方璽。玉山底座為嵌金絲山形褐色銅鑄座。
此玉山由當時兩淮鹽政所轄的揚州工匠雕鑿製成。大塊玉料從新疆和田密勒塔山運到北京後,乾隆皇帝欽定用內府藏宋人《大禹治水圖》畫軸為稿本,由清宮造辦處畫出大禹治水紙樣,由畫匠賈全在大玉上臨畫,再做成木樣發往揚州雕刻。大玉於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發往揚州,至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玉山雕成,共用6年時間。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乾隆帝又命宮中造辦處如意館刻玉匠朱泰將乾隆御製詩和兩方寶璽印文刻制在玉山上。最後由乾隆帝欽定,案放在寧壽宮樂壽堂內,至今已有二百餘年的歷史。
發現起源
河南具茨山貫穿禹州、新密、新鄭等地山上發現奇怪符號和坑洞,日前經專家鑑定,這些“天書”有4000年的歷史,有學者甚至推測這些符號屬於中國最早的文字,大禹治水的“河圖”,炎黃部落聚居的“記事”等等。
專家界定“天書”寫於4000年前
2008年12月5日,在擔當了近一個月的嚮導之後,“具茨天書”發現人劉俊傑送走了遠道而來的最後一位客人——北京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宋豫秦。
劉俊傑說:“宋教授要去深圳會見一位易學專家,共同研討這些符號的含義。”
它們是什麼時候雕刻上去的?這是比甲骨文更早的文字還是古人占卜星象的卦圖?由於已發現的符號、圖畫皆刻畫於具茨山裸露的岩石之上,具茨山岩刻形成年代成難解之謎,而這個年代斷定是破解其含義的關鍵一步。
為此,河南新鄭黃帝故里文化研究會邀請諸多學科專家,組成了以北京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宋豫秦和中國科學院地質與地球物理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周昆叔為核心的具茨山岩刻考古調查課題小組,11月4日正式組隊進駐具茨山,進行踏訪考察,全面普查岩畫岩刻。
歷經艱險,二十多天后,課題組會同省內專家,根據地層疊壓關係,初步確定岩刻形成於4000年前。
參與研討的鄭州考古研究院院長張松林說:“岩刻研究是世界性難題,雖然具茨山岩刻研究才剛剛開始,但現在可以斷定年代範圍了,這是很關鍵一步。”
諸多專家還在山上形成“會議紀要”,認為在具茨山所發現的圓形、方形、條形以及網狀等岩刻符號及其排列組合形式,明確表達了某種知識和邏輯的內涵。與以往我國其他地區發現的以寫實為主的岩畫、岩刻相比,具有不同的文化含義和鮮明的文化特色。
聽到結論,作為嚮導的劉俊傑比發表看法的專家還要激動。“我的猜想終於證實了!這些岩刻是有含義的,我為這些符號已經跑了20年。”
山中攝影意外發現石刻符號
1988年,18歲的禹州小伙劉俊傑身背攝影包,來到距離家門口不遠的具茨山。
那天山風很大,具茨山秀美的風光吸引著他不斷攀登。山石突兀,道路崎嶇,他小心翼翼彎腰前行。扭頭間,他發現身旁的一塊大石頭上有幾串排列整齊的圓孔。
“那裡海拔較高,很少有人去,誰會閒著沒事去鑿石頭?”他說,搞攝影的大都注意細微處,仔細觀察,他看到那塊岩石的外表已經風化,圓孔的邊緣也不太整齊,年代顯然已經久遠。
他有心朝前方瞧去,不遠處的一塊岩壁上也鑿著類似符號。再往四周看,劉俊傑驚呆了,成片成片的岩石上都刻著各式符號,不過都風化嚴重。他興奮異常:“這么多符號,說不定是文物,是古代人在石頭上寫的字。”
劉俊傑無心攝影,醉心於突然發現的這些符號。在隨後許多年裡,他在攝影之餘經常守著這些“天書”細細品讀,翻越每座山尋找這些神秘符號並拍攝下來。“我發現大約有5個峽谷都存在這些奇怪的符號。”
12月6日上午,記者從具茨山山腳下的周定王陵出發,沿著台階朝山頂走去。山頂叫老山坪,坐落有一巨大岩石,頂部平整。小心攀爬上去,兩個呈梅花形狀的符號醒目入眼。劉俊傑說,這是眾多岩刻中的兩個。
從山頂沿山路下行至半山腰,有一岩石下部中空,搭出一個岩棚,另一塊較小石板安臥其下。石板位置極佳,斜身面朝西北,無風雨之蝕。其上分布著兩排共12個圓坑,其中一個較大,其餘的則大小相同。這12個圓坑有四個連在一起,其餘的則分散開來,總體呈一個長約33厘米、寬約9厘米的長方形。
時至今日,粗略統計,劉俊傑拍攝到的符號已經有3000多處。
大禹治水
大禹,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重要人物,由他所創立的夏王朝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王朝,夏、商、周三代之首。雖然夏王朝只是一種部落聯盟,和秦、漢以後中央集權的專制王朝大不相同,總算已具備了國家形式,使得中國歷史從傳說時代進入信史時代。大禹治水,又是中國歷史上的一件大事。雖然世界上許多民族都有關於洪水的傳說,但是中華大地上的洪水為患一定特別嚴重,所以才產生了“洪水猛獸”的成語,認為洪水比猛獸更為可怕。大禹治理水患,讓大家安居樂業,得到了許多部落的共同擁戴,繼舜而成為部落聯盟的領袖。
在考古工作中,雖然至今還沒有發現夏王朝的直接史料,但是結合古代文獻和考古發現來考慮,許多學者都認為二里頭第一、二期古文化遺址當是夏代文化的遺留。在距今4200年以前,中原已經建立起一個具有國家規模的夏王朝,這是不成問題的;這個王朝的領袖是一位善於治水的大禹,他主要以治水之功獲得領袖地位,創業垂統,這也是不成問題的。但是在大禹這個人,治水這件事上,近年來卻產生了許多複雜分歧的看法,很難統一起來。不同的看法可以大致分為兩類:一是傳統的說法,二是新說。
關於大禹本人,傳統的說法是:大禹出身於華夏族群(根據是“夏為中國之人”),他出生的地方是四川西部(根據是“禹興於西羌”)。新說是:大禹出身於古越人(百越族群),在中原民族大融合的時代,是從東南地區帶著南方農業文化的某些優勢進入中原爭得領袖地位的。距今六七千年的浙江河姆渡、湖南城頭山古文化遺址的發現,都對新說作了有力的支持。所謂“夏為中國之人”是周代以後才產生的說法,周代以前,夏人活動的許多史跡實際上都在東方。與大禹有關的古蹟,更是集中於東南地區。「禹興於西羌」一語是司馬遷說的,那是指禹後來到西方的發展而言,並不是“禹始生於西羌”。通過一些出土文物的比較,我們不難看出,作為夏王朝國家重器的鼎、鉞和許多玉器都來源於東南的古越人地區。
至於大禹治水治的是哪條“水”,如何治法?傳統的說法似有誇大之處。傳說中的龍門,在陝西韓城與山西河津之間,黃河至此,兩岸峭壁陡立,十分險要,相傳這裡是大禹鑿開的,所以龍門又稱禹門口。但按夏代的施工技術水平,絕對完成不了這么大的工程。又傳說大禹根據不同的水系,劃天下(全國)為九州,其實夏代初期的疆域絕沒有如此之大。許多傳說,都不免互相矛盾,難以自圓其說。
新說是:大禹治水,治的並不是滔滔的長江、黃河之水,那時的洪水實在是海侵,就是海平面上升,海水倒灌到陸地上來。這是世界性的,所以許多民族都有被洪水所淹的傳說。洪水退後,地面一片淤泥,不加以治理,就不便耕種。大禹所治理的,正是這種田間水渠的管理。這和孔子所說的“盡力乎溝洫”是大致符合的。《孟子.滕文公》中說:“當堯之時,洪水橫流,泛濫於天下。”“當堯之時,水逆行,泛濫於中國。”中華大地上的江河,大都是發源於西部,滾滾東流。不論水大水小,都不會是“橫流”、“逆行”,只有在海侵時,海水由東向西倒灌,才會出現“橫流”、“逆行”的現象。
傳統的說法是:舜命鯀治水,鯀只懂得堙、填之法,失敗後為舜所殺。鯀之子禹接受父親治水失敗的教訓,改用疏導之法,終於成功。史實並不如此簡單,鯀也不會如此之笨。失敗或者成功總是由多種因素所造成,《國語》等古籍就說過大禹治水也是用的堙、填之法,如“堙洪水”、“以息土填洪水”。直到戰國時代,《墨子》書中才稱大禹治水常用疏導之法。從大禹時代到戰國時代,相距一千多年,我們先民治水的方法必然一再改進,有了不少成就。傳統的說法實際上是把這一千多年中前前後後許多治水的功績都歸功於大禹一人,對歷史作了誇大。
作為一位出身百越族群能夠北上中原發展的部落聯盟領袖人物的大禹,他的才能當然不限於治水,在使用青銅器發展生產,建立國家制度,對外用兵(擊退苗蠻族群的進攻)等等方面,也有不少的功績,但是後人紀念他與崇拜他,卻選擇了他的主要功績——治水,這是不難理解的。作為一位農業社會的領袖人物,首先應該關心與致力的就是國計民生,農業生產。這一件大事辦不好,別的事辦得再好也不行。現在距離大禹時代已有4000多年,我們還難以根治水患,每年還得為防洪而擔心,幾千年前的先民,對於這位為了治水“勞身焦思,居外十三年,過家門不敢入”的大禹的感激與崇敬,也就可想而知。至於他當時領導民眾興修水利,限於客觀條件,限於生產力發展的水平,只能一點一滴地去做,不可能出現甚么奇蹟,所以會長達13年之久。後人為了紀念他,把他身後的許多治水功績也算在他的頭上,這也容易理解。這才是大禹治水的事跡越傳越多越傳越大的真實經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