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牆概況
大同城牆位於今大同市城區,因城牆遺蹟依然明顯,在絕大多數現代版的大同地圖上仍有標註。大同城築邑歷史應該說相當悠久了,早在作為北魏拓跋氏的都城的時候,就已經修築有規模宏大的城池。到了明朝初期,由於是京畿屏藩,軍事位置十分險要,因此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大將軍徐達在舊城基礎上增築,形成今天世人所看到的大同鎮城。最後完工的大同鎮誠呈大致正方形,邊長達到1.5公里和1.75公里,周長6.5公里,面積2.63平方公里,以巨大的條石為基礎,城牆內芯為三合土夯築,外包每塊重達17斤的青磚,城牆高14米,垛牆上又砌長5米、高0.8米、厚0.5米的磚垛,垛間距0.5米,共580對垛子,據說代表了大同當時所轄的村莊數。大同鎮城設四門:東和陽門,南永泰門,西清遠門,北武定門,每個門又各有瓮城。今只有永泰、清遠兩個名字被兩座正好在該位置附近的建築使用,至於這么多的城門,早已經是連個痕跡都找不到了。
在徐達的精心籌劃和嚴明督工下,大同城池的建築達到了有史以來最精美的程度:城牆四角建角樓,西北角有“乾樓”,高大瑰麗,為“大同八景”之一。城牆四周佇立著54座望樓,96座窩鋪。城牆外馬面凸凹相間,排列有序。突出部分為城牆垛子,每邊計12個,外加角墩4個,計52個。墩距113米,墩作梯形結構。四角墩外各建控軍台一座,寬16.6米,縱約15米,與角墩間距6.6米,上架踏板與城牆相通。四門之外是瓮城,瓮城城門的門洞進深約30米,上建箭樓或匾樓。城牆外側修壕塹,深約5米,寬約10米,俗稱護城河,曾經波光漣漪,上設吊橋。城內有4條大街、8條小巷、72條綿綿巷,街衢規整通達。每條大街中段十字路口各建一樓,東有太平樓,南有鼓樓,西有鐘樓,北有魁星樓。城中心為4座精美的牌坊,稱四牌樓。如今這些建築多毀於現代,只有鼓樓碩果獨存,至今仍然聳立在街心,“四牌樓”則只成了一個名字,其附近地區是大同市最繁華的商業中心。
我們今天所能見到的歷史資料中記載,大同城有一個獨特的現象,它並非一個單獨的四方型堡壘狀城市,大同城格局由四部分組成:主要部分為高大堅固的鎮城,在鎮城的南、東、北牆外另外各有一個自成一體的四邊形小城,分別叫做南小城、東小城、操場城,而各個小城也有獨立的瓮城和月城,均與鎮城相隔不到兩百米,用吊橋與主城連線。這樣如果要進入大同鎮城,必須先要通過三個小城中的某個,光通過的城門就至少需要過4到6個。就是進了外圍的小城,主城的吊橋不主動放下,仍然進不到大同鎮城裡,這種防守措施使大同鎮城真正成為了固若金湯的安全之地,為中國古代軍事建築中頗具特色的重鎮名城。又因大同民間傳說此地為鳳凰降落的地方,因此這種四城有序排列的築城格局被稱為“鳳凰單展翅”,今大同地圖多隻描繪大同城與操場城的故址,而從未見有用同樣標誌線標註東小城與南小城,實際上,這兩個關城如今依然可以找到一些蹤跡,只是,這些小城的修築都在明朝中後期,並非徐達所為。
明、清時期,特別是明代,大同是以軍事重鎮而揚名四海。由於它在北部邊防中占據十分重要的地位,在多次的軍事鬥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即所謂“屏全晉而拱神京”。再加之其布防之嚴密,設施之堅固,建築之高大,在我國古代城防建設史上也屬少見。囚此,一直享有“巍然重鎮”和“北方鎖鑰”之譽。
城牆興建
明朝剛剛建立的第二年(洪武二年,即公元1369年)農曆十月,明朝名將、副將軍常遇春率領郭英、湯和、耿炳義、汪興祖、陳德、謝成、郭子興等攻打大同。當時在大同的元朝右丞相擴廓帖木兒聞風直奔甘肅,守將竹貞也倉惶棄城而逃,使大同不戰而克。從此,大同納入明朝版圖。
但是,明朝從它誕生的那一天起,北元蒙古就成為它的北邊心腹要患。元裔及北萬其它蒙古遊牧部落的貴族頻頻入犯,迫使明王朝東起鴨綠江、西迄嘉峪關,沿長城邊線陸續設定了九個邊防重鎮,委派將領,統兵守御。而大同就是九邊之一。所以,大同府也稱之為大同鎮。
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大將軍徐達督率軍民在遼、金、元土城的基礎上“增築”大同城。大同鎮城的規制便於此奠定。
此時的大同鎮城略呈正方形,東西邊長約1.5公里,南北邊長1.75公
里,周長6.5公里,面積約2.63平方公里。大同城牆修建得高大雄偉,堅固險峻,各種城防設施齊備,自成一個防禦體系。城牆一律以規整有制的石條、石板、石方、石柱等為基,牆體用“三合土”逐段逐層夯成,外圍砌以青磚。青磚分大、中、小三種,根據部位不同分別選用。據實地考察,中等型號的城磚一般長約40厘米,寬約20厘米,厚約10厘米,重約18公斤,相當於現代常用磚重的七倍。由此可以想見當年建城工程的艱巨。大同的城牆高約14米,最寬處約有16.6米左右。其中大牆的正牆高約12米,垛牆(亦稱女牆)高約2米。垛牆之上又砌以磚垛,高約0.8米、厚約0.5米、長約5米。垛間距離約為0.5米,垛與垛之間稱為垛口,這是守御將士的瞭望孔和射擊口,藉此可以較好地隱蔽自己、打擊對方。據傳,四面城牆共建有五百八十多對垛子,代表著當時大同所轄的村莊數目。在平坦如砥的城牆之上,共有六十二座雄偉的門樓、角樓、望樓,間隔而立。門樓亦稱城樓,共有四座,位於四面城牆的中心,平面均呈“凸”字形,城樓均為重檐九脊歇山式屋頂。外有廊柱圍繞,下臨馬道。其中南門城樓最為寬敞雄壯,為三層重樓,面寬61米,進深23.35米,與西門城樓同為明初北方典型的木結構建築。城牆四角,雄峙著四座俊秀精巧的角樓,它們戰時既能觀察敵情和打擊敵人,平時又可以供游人欣賞塞外的雄偉氣象和秀麗景色,兩者得以巧妙的結合。其中,以西北角樓尤為高大瑰麗。此樓因其位於八卦十二方位之首——“乾”位上,所以稱為“乾樓”;又因它是城內最高的樓閣,作為“鎮城之物”,所以又稱為“鎮樓”;還由於它呈八角形,也稱為“八角樓”。因為平時遊人常常於此登高覽勝,所以又有“鎮樓秋爽”的盛譽。明、請兩代許多著名文人學士登臨此樓時,寫下了不少詠懷之作。
此外,還有五十四座望樓佇立在城牆的四面,並建有九十六座窩鋪,頗為壯觀。其中,“乾樓”之東的望樓——洪字樓,結構和造型頗為精美,為望樓之最。望樓的建造,這是我國其他一些著名古城的城牆建設中所少有的,是研究城垣建築的珍貴實物。
諸多矗立於城牆上的樓台建築物在戰爭中起到了觀察、隱蔽、機動、射擊、接應、制高和前線指揮所等重要作用。同時,它們也是一組極為珍貴的明代建築藝術群體。
大同城牆的特點之一,是它的外輪廓並未採用通常的平直做法,而是象齒輪一樣,凸凹相間排列有序。凸出的部分為城牆墩子。每一邊計有十二個,外加角墩四個,共五十二個。墩距一般為113米。每個牆墩作梯形結構,底邊長約23米,頂邊長約20米,頂面積為400平方米。在四個角墩的外圍,還各建有控軍台(或稱望軍台)一座,寬約16.6米,縱約15米,與角墩的間距約66米,上架踏板與城牆相通。這在各地城牆中也是不多見的。這些墩台的設定,主要是從戰爭上需要考慮的,它可以很好地發揮側射、策應和瞭望作用,防止“死角”部位的出現;並且還可以根據觀察到的敵情變化,迅速採取應變措施,以增強城防的穩固和應變能力。
另一個特點是,在南城牆的東部,建有“雁塔”一座,俗稱瞭望塔。這在我國城牆建設史上也是僅見的。該塔始建於明代天啟年間,高度約17米,為八角七級磚構寶塔。其形制端莊穩重、秀麗玲瓏,底部每面石碣上還鐫刻著全城歷朝舉子姓名及其功名,以激勵後人奮進。塔內設踏垛磚梯,可攀登至頂層瞭望城郊原野,也是戰時重要的觀察點。
大同城牆很高,所以站在城牆上的任何一個部位,都可以俯瞰全城。東、南、西、北四條主街成“十”字形,將城區劃分為四片,每片又由次十字街將其分為四塊,每塊再由兩層十字街分為若干小塊。因此,以四條大街為主幹的規整十字路,是大同城街道格局的主要特色。俗云:“四大街,八小巷,七十二條綿綿巷”就是指這種格局而言。四大街的中段各建有一樓,諸如鐘樓、鼓樓、太平樓、魁星樓等等。在城中心四條大街的交點,樹立著一座由四個牌坊連成一體的牌樓,稱作“四牌樓”,是木結構建築,頗為精美。據說是大將軍徐達在“增築”大同城牆竣工之後,為玄耀其功德而樹立的。每條大街都通至城門。東門名和陽、南門名永泰、西門名清遠、北門名武定,四條大街都按城門名定名。四門之外是瓮城。每個瓮城的建築面積約為17600平方米,與城牆成“凸”字形。瓮城旁辟有偏門,門洞一般進深約30米。瓮城之外,又修有一道弧形城牆,將瓮城圈在內,稱作“月城”。月城又辟有城門。這樣,出城或入城必須經過三道門卡。在各門之上還建有“箭樓”或二層“匾樓”。
為了更加有效地防禦,還在城牆外側修有壕塹,深約5米,寬約10米,即護城河。每當夏、秋之際,護城河象一條彩帶似的圍繞著大同城,波光瀲艷,蕩漾著城牆的倒影。它的壯美氣勢和秀麗景色,足以使人忘卻軍事重鎮的戰爭硝煙,而作長日的觀賞留連。
大同城內除設有府、縣兩衙負責地方行政、司法、財務以及治安外,主要守御任務由“行都指揮使司”承擔,最高軍事長官為總兵,兼掛征西前將軍印,職銜可達正二品,姓高級武職。總鎮署設於城內西北隅,今之帥府街北端,統八衛、七所、額軍十三萬五千,駐軍總數達到全國兵力的十二分之一。
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十月,朱元璋為了加強對大同一線的防衛力量,同時監督大同鎮、府的軍、政、財務,將其第十三子豫王朱桂改封為代正坐鎮大同。代王實際上是大同地區的最高統治者和指揮者。他上馬管軍、下馬管臣,代皇帝行使職權。富麗堂煌的代王府巍峨屹立在城內東北隅。
代王府坐北向南,占地面積約為十五萬平方米至二十萬平方米左右,共辟有四門:東曰東華門、西曰西華門、北曰後宰門、南曰端禮門。端禮門為王府的正門。現今皇城街、東華門、西華門、後宰門四條街皆緣此而得名。王府四周圍有土夯磚砌的高大圍牆,使它成為一個與外界隔絕的獨立大地,當時老四姓稱之為“皇城”。現在還殘留有一段皇城的北牆垣。皇城的平面輪廓基本是正方形,城內主要建築沿三條軸線鋪開,分為左、中、右三組。其中,中組的建築規模最為宏大,從南向北依次為端禮門、承運門、承運殿、崇信門、存心殿、長春殿和北門。左邊一組依次為廣瞻倉、長春宮、望親樓、清署殿、宗廟、燕居之殿。右邊一組戟門之內東西兩側屹立著社稷壇和風雲雷壇,其後為大成之殿、謹德殿等。今之主殿街便是當年的“銀安殿”(古時王府的主殿,俗稱銀安殿)的遺址。王府前有金碧輝煌的照壁——九龍壁,極為威嚴顯赫。
綜觀大同城內的軍事布局和守備設定,無疑是一座上下左右、前後內外、布防周嚴、協調得當的堅城固壘,在我國歷代軍事重鎮的規劃建設中,可以說是最傑出的典範之一。這些眾多的城防設施渾然一體,好象一盤棋局,井井有條,是我國歷史上罕有的“巍然天鎮”。
城牆擴建
明英宗時,蒙古族瓦刺部逐漸強盛起來,並乘勢南下。明王朝開始實行“羈縻之策”,開放馬市攏絡蒙古貴族;繼因太監王振干政專權,指使官員削減給瓦刺的貢馬價五分之四,而成為戰爭的導火線。
正統十四年(公元1449年)七月,瓦刺部在太師也先的率領下,兵分四路,大舉南下,也先親統中路大軍直撲入同。明軍倉猝應戰,屢戰失利,邊陲告緊,形勢危殆。七月十六日,明英宗在太監王振的慫恿挾持下,貿然親征大同,於是釀成震動朝野的“土木堡”慘敗。明軍五十萬人全軍覆沒,英宗朱祁鎮被俘蒙辱,隨行大臣百餘名被殺戮殆盡,瓦刺鐵騎深入北京城下。
當也先親自率軍直撲大同之時,大同的將士死傷慘重,到後來,“士卒可戰者才數百,馬百餘匹”。新任大同副鎮守參將郭登(後為大同鎮總兵)以“吾誓與此城共存亡,不令諸君獨死”的忠勇之志激勵將士,使全城軍民同仇敵愾,協力守御,在半年之內連續擊退也先六次大規模攻擊。其間郭登還不斷出擊,在沙窩、北水頭、栲栳山等地接連重創也先,“軍氣為之一振”。由於大同的有效抵禦,使也先時有腹背受敵的後顧之憂,牽制了也先的兵力,致使其不能全力攻取北京。在這次抵禦瓦刺的入侵中,大同充分發揮了屏障三晉、藩衛京師的犄角作用。景帝朱祁鈺感慨地對於謙說:“大同,吾藩籬也。”這是很確切的評價。大同將士屢敗也先,挫敗了瓦刺“欲取大同為巢穴”的野心,也先才“始有還上皇意”。對於英宗的回歸明廷,大同無疑起了重要作用。所以當時的大同鎮享有“大同士馬甲天下”的美譽。
“土木之變”的前前後後,更加顯示出大同在抵禦北方“邊患”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因此,大同城也隨之進一步擴建起來。在代宗景泰年間(公元1450——1457年),巡撫年富首於城北築起一座小城,名曰操場城,即北關(分東、西兩部分,本地人謂之東、西營盤)。該小城城牆周長為3公里,高12米以上,東、南、北各闢一門。東曰長春門、北曰元冬門(又稱玄冬門)、南曰大夏門,與主城門相對。南、北二門之上皆建有門樓,四角也築有角樓。接著是英宗天順年間(1457——1464年),巡撫韓雍續築東小城、南小城,周長各為2.5公里;並圍以護城河,深約5米。東小城即東關,辟有四門。東曰迎恩門、北曰北園門、南曰南園門,西門連線吊橋與主城相通,東、南、北三門之上都建有樓閣。南小城即南關,辟有四門,門洞進深約13米。東門名迎暉,西門名永豐,南門名永和,北門與主城之月城門合一。其後是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巡撫李文進加高南小城2.6米;到隆慶年間(公元1567——1572年),巡撫劉應箕又將城牆增高3.3米,增厚2.6米,“石砌磚包”,並建起四座門樓。這時的南關城牆也頗為雄壯了,高達三、四丈。後來,南小城的北門樓改建為文昌閣,東、西門樓也易名為四仙閣和三星閣,南城牆東西兩角也各建角樓一座。
北、東、南三關象衛星城一樣環列在大同主城的三面,互成犄角之勢,然而沒有建西關,因此從大同城的外形看,便產生了一段有趣的神話:傳說在古時候,有一隻美麗的鳳凰降落於大同一帶,羽毛美麗,光華燦爛。一位勇士用弓箭射折了鳳凰的右翅。鳳凰受傷落地後就化作大同城。所以,大同又有“鳳凰城”之稱。南關像風頭,北關似鳳尾,東關類鳳之左翅,唯獨沒有右翅——西關,人們形象地把大同說成是“鳳凰單展翅”。
興建了三關之後,又因“鎮城孤峙,旁無輔衛”,所以又於天順時,分別在城東和城西修築了聚樂、高山二堡。聚樂堡位於城東30公里處,宏治十三年(公元1500年)復加擴展。該堡呈正方形,堡牆周長1.5公里、高10米餘、厚5米多,辟二門,並建門樓。這兩個堡城作為左右兩翼,與大同城作犄角之勢。至此,大同周圍不僅築起了“三關”,而且又插上了“兩翼”,使其軍事布防較明初就更加嚴密了。
城牆強化
明朝中葉以後,蒙古族韃靼部逐漸興起,成為明王朝北方的又一“邊患”。韃靼貴族時常騷擾,大同地區人民深受其害。其中韃靼小王子、俺答為害尤甚。據《大同縣誌》記載,從成化(公元1465——1488年)至嘉靖(公元1522——1567年)年間,蒙古貴族騷擾大同地區就達二十四次之多。成化十九年(公元1483年),小王子率兵大舉入犯,直抵大同城下,大肆擄掠,焚毀代王別墅。總兵許寧與巡撫郭鏜在代王的脅迫下冒險出戰,結果大敗而歸,“死者千餘人”。其後數月之內,小王子又先後兩次進犯大同,明軍每戰皆失利,損傷嚴重。嘉靖十三年正月(公元1534年),吉囊青把都以五萬精騎兵入犯大同地區,明軍堅守城池不敢出戰,餉道被斷,大同幾乎被陷。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俺答又以數萬騎入犯,巡按御史胡宗憲輕率迎敵,督派大同總兵張達、副總兵林椿出戰,深陷重圍,全軍覆沒,二人也皆戰死。嘉靖年間,俺答還數次深入大同鄰近的渾源、靈邱、懷仁、應縣、朔州等地,朝野上下惶惶不可終日。鑒於大同地區的緊張局勢,明王朝又一次不得不破費巨資,大興土木,以加強大同鎮的防務。其中,主要採取了兩項較為得力的強化防禦措施:一是在大同城的西北部,大力修築長城(即外長城)和屯兵堡;二是實行“召軍佃作”,以解決戍守軍士和軍餉的不足。
在修築長城和屯兵堡中,主要有這樣幾次大的行動:成化二十一年(公元1485年),負責大同、宣府軍務的兵部尚書餘子俊奏請修築長城,東起大同中路,西迄偏頭關,長達三百公里,並修建了井坪堡。
嘉靖十八年(公元1539年),修建“邊牆五堡”,即大同西北部外長城沿線的“鎮邊堡、鎮川堡、鎮魯堡、鎮河堡、宏賜堡”。其中鎮川堡位於東北25公里處,北距長城2.5公里,面積0.5平方公里,高8米,厚5.3米,設門樓一座。五堡由東南向西北逐次延伸,綿長52.5公里,每堡設守備一員率兵駐守,分段戌衛。接著,又陸續修建了得勝、鎮羌、拒牆諸堡。得勝堡位於城北40公里處,距長城1.5公里,面積1平方公里,高8米,厚5.3米,築門樓二座。並設得勝路,駐參將一員,統領附近諸堡。鎮羌堡位於鎮城41.5公里處,距長城500米,面積約0.5平方公里,厚5.3米,築門樓一座。拒牆堡位於城西北40公里處,面積0.5平方公里,高8米,厚503米,築門樓一座。
嘉靖二十三年(公元1544年),巡撫詹榮修築東路長城90公里,城堡七個,墩台一百五十四個。二十六年(公元1547年)三月,又增修長城150公里,增築保全堡,並多築土堡於內,以屯伏兵。
嘉靖三十七年(公元1558年)秋,兵部尚書楊博組織軍民整修長城,築牛心堡(右玉縣牛心村)等大小寨堡九座,烽堠二千九百多個,形成一條東起宣府、中經大同,西達右衛(石玉縣)的軍事防線,並於衝要處深挖壕溝,長達五百餘公里。
在翟鵬總督宣(宣化)大(大同)期間,還挑挖大同壕溝一道,長195公里,深、寬各6.6米,而且把壕溝的出土壘以為牆。同時,添築新墩二百九十座,護墩堡十四座,添設守備、操守十四員。另外還蓋起營房一千五百間。
翁萬達總督宣大時,又修築了宣大邊垣千餘里,烽堠三百六十三所。
嘉靖年間,明政府又在邊牆衝口等處,添設了空心磚台三百座。
就這樣,幾經修整,使大同西北邊垣地帶的防務得到了很大的增強。據統計,明代大同鎮所管轄的邊牆,東自冀晉兩省分界起,西至大同市西北一帶,長達323.5公里,城堡五百八十三座。這條帶形的防禦線,蜿蜒於大同北部叢嶺溝壑之間,真有如道道重障,嚴緊地護衛著大同。明代著名的政治家、愛國將領于謙在詩中曾對此讚嘆道:“百二連營秦壁壘,五原封鎖漢封疆。”詩人李贄遊覽大同後,在詩中也感慨地說:“此城真與鐵城同。”實在不為過譽。
為了解決戍守軍士的軍需、糧餉困難,大同在明初時便開始實行了軍屯和商屯的辦法。所謂軍屯,就是號令戍守軍士開荒種田。其辦法是根據明初制定的“軍事屯田則例”規定:戍守軍士“三分守城,七分屯種”;每個軍士受田五十畝,由朝廷供給其耕牛、農具、籽種等,三年內免稅,其後每畝納稅一斗。後來,朝廷又屢次放寬和修改“屯出賦稅條例”,更加刺激了軍士屯田的積極性。所們商屯,就是讓商人募民屯墾。當時有規定:商人運糧一石交大同糧倉,發給領淮鹽的憑證“一小引”(合二白五十市斤),然後憑此“引”赴產鹽地領鹽,再運到指定地點銷售。這樣,道途艱遠,運費昂貴,商人就設法在大同地區募民屯墾,就地生產糧食以換取憑證。實行軍屯、商屯的結果,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大同戍守軍士的糧餉、軍需以及代王的食俸。
但是,明代中葉以後,由於鎮守、太監和軍官橫行不法,大同軍屯趨於崩潰,商屯也因明政府政策的變更而隨之衰廢。
嘉靖年間,為了解決上述問題,一些有見識的總督和巡撫向皇帝上書,建議在大同地區實行“召軍佃作”。據《大同縣誌·關隘》篇載:嘉靖二十三年(公元1544年),巡撫詹榮“以近邊宏賜諸堡三十所,延亘五百餘里膏腴田,奏諸召軍佃作。”所謂“召軍佃作”,實際上也就是軍屯。《明史·翟鵬傳》說:當時曾將修築長城“得地一萬四千九百餘頃”“以地募軍”,“每軍給地五十畝,”被招募者,免除租賦、徭役,春夏農耕,秋冬戍守。採取這些措施,曾經在鞏固大同的邊防,解決大同衛所軍的軍需中,起過一定的積極作用。如《明史·翟鵬傳》中說,因此而“得軍一千五百名,事半功倍,省費數十萬計。”
城牆衰落
明末,烽火連年的大同古戰場,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穆宗皇帝接受了右都御史、宣大總督王崇古和大學士高拱的建議和主張,封俺答之孫拔漢那吉為三品職銜的指揮使,並與蒙古韃靼部重行“互市”(互相往來貿易),從而打開了與西北少數民族關係的新局面,化干戈為玉帛,變敵對為睦鄰。大同便是“互市”點之一。此時,象徵著刀劍、戰火的千裡邊垣,化作通往西北各少數民族,以及中亞鄰邦的友誼彩虹,這種可喜的局面一直延續了五十多年之久。但是另一方面卻使得長城、屯兵堡、烽火台等大同西北部的許多防禦設施,因失去了其原有的防禦作用,或遭到人為的毀損,或年久失修,而受到嚴重破壞。
1644年農曆正月,李自成率領農民起義軍五十萬,從禹門口渡過黃河,揮師北上。農曆三月一日,大同總兵姜(王襄)射殺永慶王,開門迎接闖王入城。義軍在大同休整六天,殺死了代王朱傳(火齊)及其全家。大同巡撫衛景瑗自縊身亡。義軍占據大同鎮城,從而打開了通往明朝都城的門戶,使義軍得以長驅直入北京,推翻了明王朝的統治。
公元1644年5月,清王朝派恭順侯吳順華率兵進攻大同,姜(王襄)看到難以為守,便投降了清軍。
順治五年(公元1648年),江南七省先後燃起了熊熊的反清烈火。姜(王襄)看到清王朝對他並不信任,同時也在這熊熊的反清烈火的推動下,於這一年的十二月宣布反清,歸附明桂王。順治六年(公元1649年)的正月,姜(王襄)以大同為基地,派出大軍南下,攻克朔州、交城、文水,很快克復晉中各縣,使反清烈火燃遍全省。清王朝對此十分驚恐,攝政王多爾袞急忙調兵遣將,派端正郡王博洛、敬謹郡王尼堪率領大軍攻大同。在堅城固壘面前,博洛、尼堪屢次受挫,不得不向清廷求援。於是多爾袞親自出征,嚴令精兵四面圍攻大同。“紅夷大炮”和槍彈的爆炸聲震撼山嶽,但由於大同城高池深,布防設施齊全而嚴密,眾多的樓台、窩鋪、壕塹,一道道的縱深防線,加之軍民的堅決抵抗,清軍圍攻了長達九個月之久,也沒有攻下這座堅城,使多爾袞一籌莫展。最後因城內糧盡矢絕,部將楊振威臨危叛變,刺殺姜(王襄),開門降清,清軍才得以進城。當時的清軍統帥英王阿濟格曾因“久攻大同不下”,而一度被罷除過統帥之職。為此,當他進城後,便把一肚子的羞怒傾泄在大同軍民和大同的城防上,他強令清軍把原來的城牆一律削掉五尺(名為“斬城”);同時又進行了血腥的大屠殺(名為“屠城”)。除去一些寺觀的僧人道士以外,將城內的軍民幾乎全部殺光斬絕。使整個大同城陷入了一片血海之中。姜(王襄)的住所被掘盈丈,後成為臭水池塘,今稱蘭池。大同鎮府治也就東移到30公里外的陽和衛(今陽高縣)、縣治移於西安(大同郊外)。四年後,才由總督馬之先、總兵彭有德,以及知府曹振彥(曹雪芹的高祖)等人,上疏朝廷,又復城移治。經過這次洗劫,大同城便元氣大傷,容光大減了。
二百年後,直到清道光年間,儘管中間幾經修葺,大同的城防包括東、南、北三關,僅存四座角僂、十座城樓、二十一座望樓、八座窩鋪,主城牆也只有十一、二米高了。但由於大同重要的戰略地位,熾熱的宗教氣氛,其後,大同城又逐漸繁華起來,仍然不失為北方的一座軍事重鎮。
近現代時期的城牆
民國以來,大同地區屢經戰亂,從民國初年的軍閥混戰、日軍攻占大同、解放戰爭中大同集寧戰役,大同城池均有不同程度之損壞,一九一四年,晉北鎮守使張漢傑,拆毀北門樓和零散望樓殘屋,用於建私人住宅和蘭池戲院,後來在原址重修了不倫不類的歐式城樓,梁思成評其為“惡俗不堪”,近現代戰爭對大同城池破壞最大的一次是一九四六年發生在大同的攻防戰,從當年7月31日到9月16日一個多月的攻城戰中,中共軍隊攻克了除主城之外的北、東、南三城,但終止於大同主城堅固的城防下,戰役中城牆、城門、城樓、望樓、角樓等均遭不同程度之損壞,一九五二年拆鐘樓前後,北城門、東城門、西城門也被拆除,這幾個門洞漸成為豁口,唯有南城門樓保存至一九六四年七月一日被“落架保護”。同時殘存的瓮城、望樓等相繼被拆除、城牆磚幾乎全被剝離掉,僅城牆東南、西南角台基部、南城門城台北面西側、部分城牆段落底部(從東、南城牆修復前的基礎挖掘來看,保存基礎條石和底磚的段落較多),從此剩下了綿延城市四周的土城牆,以至於70年代之後出生的大同人認為大同原本就是土城牆,主城門最後一個城門洞南門洞在一九八一年市政公司拓寬南街及南關道路時拆除。雖然遭受了上述破壞,聳立了近四個世紀的城門樓、望樓、城門洞、鐘樓、太平樓等城市標誌性建設雖都不復存在,但在80年代之前,大同古城任然呈現出一派中世紀城市風貌,土城牆內低矮的四合院建築,完整的街區里坊結構構成了大同古城獨特的風景,這時的大同古城風貌完整程度不遜於西安。
大同作為北方不可多得之古城 ,在抗日戰爭時期,日本就專門為大同制定了新舊分開、功能分離的城市建設規劃,強調保護大同古城的歷史價值,但這個規劃從來沒有被實施過。建國後,大同成為重工業城市,北方煤炭工業中心城市,城市古蹟和它所包含的內在歷史價值長期被忽視,城市建設缺乏長期規劃,城市建設混亂,功能龐雜。但大同雖然作為工業城市,但城市建設並沒有協調發展,八十年代之前城牆內任然存在著大量的農業用地,拆除城牆(特別是沒有經濟價值的土城牆)的願望沒有其他城市那樣強烈而迫切,這是大同土城牆能夠遺存的主要原因。但八十年代以來,城市建設大興土木,原本綿延完整的土城牆也變得斷斷續續。到本世紀初時,大同城牆除個別地段外均毀壞嚴重,現存主城牆約為原城牆長度的百分之七十,其中城牆四角夯土大體保存,東城牆北面(原東關街心公園北)有兩個缺口,該段城牆六個馬面均留存,南面毀壞嚴重,留存的三個馬面也殘缺不全,南城牆共留存四個馬面,有的地段城牆遺蹟不存,北城牆東段(武定門以東)保留了五個馬面,該段城牆可以說是遺存城牆中最完整的,西面原本有兩個馬面,其中一個也於近年來毀掉,西城牆是大同城牆中毀壞最嚴重的,長約1800約米的城牆被分割成幾小段,無完整馬面保存(有兩個殘馬面),牆體也被銷薄。總體而言,城牆遺蹟依然明顯。
2008年開始,由於耿彥波市長的到來,大同市古建築、城牆在內的古蹟命運突然峰迴路轉,原先改造舊城的規劃等被推翻,城內的各種古蹟開始大規模修繕、復建,連只剩一個塔的法華寺也被復建,南城牆善化寺段內側在2008年做為試點被修復,2009年5月東城牆開始修復,該年底主體工程近於完工,較真實復原了城牆的輝煌,2010年5月,大同市開始大規模修復南城牆,在該市的長遠規劃中,北、西兩面的城牆也將整體恢復。但在古蹟恢復、房屋拆遷等方面該市爭議較大,城牆能否完整恢復令人擔憂,特別是在西門位置的展覽館,和西城牆水火不容,這也讓地方當局和市民在兩者之間難以取捨。大同城牆的恢復是重建還是古蹟修復難以整體定性,大同主城城牆八十年代開始成為該市市級文物保護單位,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雖有建言修復者,但倡議整體修復者絕無,蓋因城牆毀損嚴重,城牆址周邊布滿了房屋,牆體除夯土外其他設施都無,就連土城牆也不完整,特別是西、南兩面被道路、大體建築物阻隔得七零八落,自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城牆磚北剝離以來,城牆附屬的海曼、散水的設施也沒有了,這樣城牆夯土除人為破壞外,雨水破壞也極為嚴重,西城牆前幾年還發生過因下雨而垮塌的事件,因此夯土不加以修繕的話,土城牆會面臨毀滅,因此對夯土保存保存較好的地段進行包磚實有必要(特別是城牆的東北部分),對這一類應視為文物修復,而不存不存,建鋼筋水泥框架結構,外包青磚的部分,因屬復建,在2009年5月開始的東城牆修復中,和陽門以北的城牆(包括六個馬面)除和陽北門一小段(原址為房屋)、佛殿廟街口(道路豁口)外全為內外包磚修復,和陽門為原址重建(水泥框架結構、外包大青磚),和陽門以南的大部分城牆修復除東南角樓開始到第三個馬面這一段外,幾乎都是水泥框架加外青磚式的重建(需要注意,這段城牆的牆體有相當規模的遺存),這種復建方法也許和縮短工期有關。
南城牆修複方式從目前的已知的報導來看,除東段被人為加高1米外,其他修復模式同於東城牆,即夯土保存較好的地段修復遺失的夯土層,外側牆基用大青條石墊底然後砌磚,砌磚方式為外砌兩層大青磚,內鋪於三層普通機制紅磚,間隔一段距離用紅磚砌甲牆,之間用夯土填充,在夯土不存或者保存較差的地段都為水泥框架結構,外貼大青磚,整個南城牆夯土損毀極為嚴重,因此,這種很多地段都用這種方式修復,即永泰東門、永泰西門地段全部為鋼筋水泥框架結構,外貼大青磚,永泰門也是按這種方式進行復建,復建的永泰門瓮城和月城似乎並沒有按終於歷史的原則建設。而南關的的重建也完全沒有了歷史原貌,因南關沒有按原規制、原址建設,這種復建有多少價值,它會給歷史傳遞多少錯誤的信息是值得我們思考的。從2010年的衛星地圖看,南關城牆遺存仍然豐富,部分保存較好,特別是小東門、小西門以北地段,而南關東北、東南角台也大體還在,不知今後這些遺蹟做何處理。
今年北城牆,今後西城牆採取何種方式修復或者復建不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