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文學城市文學是指以城市生活和城市居民為主要表現對象的文學，其內容圍繞凸現城市特點這一中心向不同層面展開，具體包括勾勒城市風貌，書寫城市印象，表現異於鄉村的都市生活形態，彰顯物質欲望，描寫個體都市體驗以及刻畫各類市民形象等。城市文學的本質與特色歸根結底決定於城市的本質與特色。城市生活濃厚的政治色彩、商業色彩以及大眾化色彩，經由創作主體心靈的感受與投射，賦予城市文學文本相應的文化風貌，功利性（包括政治功利和物質功利）、世俗性、娛樂性構成了古代城市文學最核心的意義要素。
簡介
城市城市文學是在民間文學的基礎上發展起來，出現於10—11世紀的歐洲。它與教會文學不同，在內容上現實性極強，在風格上也生動活潑，主要使用諷刺手法。城市文學的出現，對於中世紀文化的發展有重大意義。在文學樣式上，城市文學也有新的創造，產生了韻文故事、諷刺故事詩等新型體裁。作者主要是城市裡的街頭說唱者。作品取材於現實生活，表現市民階級的機智和狡猾，諷刺專橫的貴族、貪婪的教士和凶暴的騎士。代表作品有《列那狐傳奇》等。主要特徵：適應市民的政治要求和生活願望。取材於現實生活，揭露封建主和僧侶的暴虐、愚昧、讚揚市民的才智，具有較強的現實性。主要創作手法：諷刺。主要體裁：韻文故事、諷刺故事詩、抒情詩、市民戲劇等。
典範之作
狄更斯一個作家，和他筆下的城市，往往相得益彰。猶如，狄更斯之於倫敦，巴爾扎克之於巴黎，魯迅之於魯鎮，沈從文之於湘西。說到西班牙的巴塞羅那，唯有德華多.門多薩和他的《奇蹟之城》是不二選擇。作者這樣說道：我少年時代開始寫作的時候就有寫一個城市，任何一座城市的歷史的願望。我選擇了巴塞隆納，因為它是我的城市。
德華多.門多薩，在西班牙絕對屬於國寶級小說家。其處女作《薩沃達兵工廠一案的真相》，被譽為見證西班牙民主變革的力作。長篇小說代表作《奇蹟之城》更是一舉奠定了他作為西班牙頂尖小說家的文學地位。
作為德華多.門多薩的第四部小說，《奇蹟之城》以巴塞隆納城1888年度和1929年度兩屆世界博覽會為背景，描述一個於連式的主人公奧諾夫雷.波烏維拉，處心積慮，竭力鑽營，擺脫窮困潦倒的境地，成為權傾全城的最富有的資本家，全景式地展現了巴塞隆納城市近四十年的發展歷程，作品對城市與人間的關係作出了深刻的思考。誠如作者說的：“我寫這部作品的目的是要復活巴塞隆納近代歷史上發生的某些事件，而我復活這些事件更多的是以集體回憶為基礎，而不是靠那些忠實的歷史資料。我就是通過這一個一個的事件和一些重要人物復原當年這座城市的發展過程和原貌，因為這是我的城市。” 德華多.門多薩進一步闡述：“我是把歷史小說化，或者說這是小說化了的歷史。”這句話可以我們理解這部作品的鑰匙。
歷史小說化，顧名思義，以小說手法展現歷史變遷，具有現實主義創作風格。在作者的筆下，巴塞隆納由一個古老、破舊、髒兮兮的落後小城變成了一個現代國際城市，發展契機便是舉辦了兩屆世博會。這符合巴塞隆納的歷史軌跡。歷史上，巴塞隆納的城市建設就曾經歷過這樣一個脫胎換骨的蝶變過程，至今為一些社會學者所津津樂道。但在發展的背後，在歷史的細節中，有多少陣痛，有多少投機取巧，市民心理又經歷了怎樣的突變，卻往往被忽略。《奇蹟之城》所要揭開的便是發展背後的種種狀態。
每個城市都有不同的文學程度。
作者毫不客氣地如此形容發展前的巴塞隆納：“就像是剛生下一大窩幼崽的雌性稀有動物，它失血過多，精疲力竭地躺下了，並且，再也不能生育了。裂口裡流淌著臭烘烘的膿液；街道上，住宅里，散發出令人噁心人的氣味。居民們疲憊而悲觀。”可謂尷尬而醜陋，毫無生機。但就是這樣一個幾近腐爛的城市，卻依然有著一股渴望擺脫貧窮的企圖和韌勁，每一個人都像鷹隼一樣貪婪地伺機而動，並且冷酷無情、不擇手段，尋找著發財走運的途徑，無論是小說裡面的革命者、地痞流氓、黑社會組織，還是政府官員、普通市民，都有著這樣的心態，所以當世博會決定在巴塞隆納舉行時，大家意識到了這是一個發財的好機會，上躥下跳，渾身解數。小說把它歸納為巴塞隆納城市精神——既有陰暗、冷酷、貪婪，充滿企圖心的一面，又有標新立異，容易接受新生事物的內在寬容。
城市精神總是通過人體現出來的，小說塑造了一個努力從社會底層往上掙扎奮進的男人形象——奧諾夫雷.波烏維拉，猶如《高老頭》里的拉斯蒂涅，《紅與黑》中的於連等人物一樣，懷揣夢想來到大城市，渴望出人頭地，卻逐漸被殘酷的現實生活擠壓，逐漸失去原有的純真，變成一個道德淪喪的投機者。在西方文學作品中，這是一個相對成熟的主題。奧諾夫雷.波烏維拉來到巴塞隆納時，一度以為自己來到了大城市，便可以更好地生活，結果現實是想找份餬口的體力活都沒法實現。後來在房東女兒的幫助下，靠發革命傳單，總算生存了下來。後來一個偶然的機會，進入當地一黑社會組織，憑藉八面玲瓏的手腕，和出色心計，漸漸暫露頭角，而後通過除掉競爭對手，玩弄商業把戲賺得足夠多的錢，和設法娶得堂溫貝特的女兒，從而開始擠入政壇，最後成為一個富可敵國的超級富翁，在國內可謂呼風喚雨。
對於這個人物，德華多.門多薩說：“這個人物精力充沛，性情暴烈，果敢剛毅，充滿奇思妙想，奇異古怪，流氓成性，我正是利用這么個人物的陰暗和冷酷無情的方方面面比任何人都更好的體現了我想表現的巴塞隆納精神。”你會發現，巴塞隆納城和奧諾夫雷.波烏維拉簡直一個德性，窮出身，滿城的失業者和流浪者；在金錢勢力支配下，不忌道德淪喪和人與人之間的冷酷無情；聰明絕頂，整人伎倆爛熟於胸，從這個角度上說，他就是巴塞隆納人的化身，代表了巴塞隆納的城市精神。
中國的城市文學，長久以來，評論家們一直在批評和期待，什麼時候真能出現城市文學的優秀作品，德華多.門多薩的《奇蹟之城》值得借鑑。
研究
張鴻聲張鴻聲教授以城市文學研究見長，學術專著《都市文化與中國現代都市小說》是中國國內較早出版的城市文學研究專著之一。隨後，張鴻聲一直試圖突破傳統的研究範式。專著《孤獨與融入——中國新文學中的文化精神》將主要力量放在對城市文學的研究上，有三點值得注意。一是將對海派文學的研究與中國30年代上海城市大眾文化結合起來，從這一角度考察海派文學的特徵；二是從中國城市的鄉土形態看取其對海派文學的影響；三是從中國現代工業文化的角度，進行對現代城市文學的論析。從鄉土文化、工業文化和大眾文化進入現代城市文學的研究，可以見出張鴻聲在這方面不斷嘗試突破的努力。
從張鴻聲頗為豐富的研究成果來看，其研究不僅出現了新的變化，而且逐漸形成某種成熟路徑。博士論文《文學中的上海想像》不僅是對百年來關於上海文學的整體研究，同時也試圖改變城市文學研究的範式與方法。
張鴻聲認為，傳統的城市文學研究成就巨大，但不足之處在於：第一，在研究對象上，多數研究將城市文學看做獨立的文學形態。這使某些雖屬於城市題材但又不是典型城市文學的大量文本長期處於研究的空缺位置。第二，在方法上，他認為，傳統的城市文學研究採用“反映論”模式，大都以題材為限定，並以堅定的社會學、歷史學理論為基礎，它忽略了在敘述城市時，城市意識與城市知識往往不等於城市客觀經驗。中國現代最典型的城市文學並不是寫實的，反而以注重對城市心理感覺的現代主義創作居多。
基於上述情況，張鴻聲認為，傳統的城市文學研究，強調的是城市之於作家的經驗性，而忽視了文學的“文本性”。城市文學之於城市，絕非只有“反映”、“再現”一種單純的關係，而可能是一種超出經驗與“寫實”的複雜互動關聯。何況，城市經驗之於作家，也是千差萬別。因此，城市的歷史與形態和城市文學文本之間構成了極其複雜的非對應關係，這一切，可能會以對城市的不同表述體現出來。而城市敘述也絕不以城市題材為限，它可以存在於各種題材之中。所以，鑒於城市文學研究自身逐漸以“城市性表述”涵蓋了“文學再現城市”，從概念上來說，“文學中的城市”要比“城市文學”能夠揭示更多城市對文學的作用與兩者的複雜關聯。後者立足於城市題材與形態自身，揭示城市文學的發生、發展、流變過程以及其內在構成規律，基本上屬於傳統的文學研究或文學史研究；而前者並不局限於城市題材與城市文學形態，它更關心城市所造成於人的城市知識，帶來的對城市的不同敘述，以印證於某一階段、某一地域的精神訴求。從方法論的角度來說，它更接近文化研究。
張鴻聲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在文本中，經驗與想像兩者共存，那么，文學中的城市（如上海）究竟是經驗中的，還是被想像意義所賦予的。如果假定也有後者，那么，它為什麼被賦予意義，被賦予什麼樣的意義，又是怎樣被賦予意義的?他認為，文學中的上海，並不完全來自於經驗敘述。在很大程度上，它是一個被賦予意義的城市，也即“文本上海”。在20世紀，它表現為一種現代性意義的堆積，甚至表現出某種現代性修辭策略，並主要被表達為國家意義與工業化意義，以此構成了“文學中的上海”強大的，也是被誇大了的現代性身份。此間的主要原因在於，上海，作為中國的首位城市，導致了人們對上海現代性誇大想像的敘述。其中的一個副產品就是，海派文學對於中國鄉土也進行“城市想像”。對上海現代性的誇大表現的動機，源於世界主義背景下整體的對“中國現代性與中國現代化”這一民族“想像的共同體”的嚮往。也就是說，上海充當了民族國家建構中有關國家與現代化意義的最大載體。這裡，張鴻聲雖然使用了安德森“想像的共同體”理論，但是又看到了現代城市文學在現代性表述中的中國本土性。他以“公共領域”為例指出，人們在認識上海現代性意義的同時，將上海等城市現代性誇大了。一個明顯的例子就是把中國近代的紳商社會誇大為西方式的“公共領域”。由以上的思考，張鴻聲提出了對於城市文學研究的一個變化，即由“城市文學”向“文學中的城市”研究的轉型，由反映論式的城市文學研究轉向注重城市意義表述的研究，並對其作了詳細闡釋。
張鴻聲的其他論文也可視為這種方法的具體實踐。指出，左翼的城市知識其實就是國家知識，城市敘述擴大為國家意義的表現，其個體的城市經驗幾乎不存在。《子夜》對上海的敘述是茅盾對於國家問題的表達，城市構成了茅盾以上海表述中國國家性質的基礎；他認為早期海派以“去歷史”、“去東方”、“去鄉土”的想像性表現，實現對上海的西方想像。海派的鄉土想像或者將鄉土虛擬化，或將鄉土外化於上海，只有張愛玲將鄉土內容視為上海自身邏輯。他認為解放後對上海理解中有“血統論”與“斷裂論”兩種因素，上海被作為社會主義的公共性意義表述，而各種與國家生活無關的城市其他形態與特性則被排除，城市現代性被高度集中於國家工業化方面。在工業題材中，上海被高度抽象為公共的工業邏輯，體現了推廣意義上的國家意義。這種觀點在學界基本上是較新的看法。當然，張鴻聲也注意到“文學中的城市”、“城市想像”研究範式對於文學闡釋的有限性，強調要克服新的中心性思維。他認為：“文學中的城市”研究必須注意到對象的完整性，而不能遺忘大多數研究對象。對20世紀“文學中的城市”的研究，必須包括晚清和左翼文學，也應包括50－70年代的文學。同時他還指出，“文學中的城市”研究只能作為對城市與文學關係的一個方面的揭示，與以往的城市文學研究並不是替代關係，而是相互借鑑，相互補充。我們看到，張鴻聲的城市文學研究不僅新銳，而且已經相當成熟。
中國古代城市文學
討論中國城市文學根據研究對象存在的文化空間進行劃分，中國古代文學史上占中心和主導地位的是鄉土文學（包括田園文學以及部分山水隱逸文學），這並不僅僅以作品數量多寡為衡量標準，更因為古代作家群體具有相當自覺的鄉土意識，價值取向上普遍將自然以及能夠體現自然之道的山水田園風物、田園生活作為審美對象，在其觀照視域中，城市更多地充當著“他者”的角色，以鄉村為本位反觀城市的視角與方式，既構成了古代城市文學獨特的話語表達形式，也賦予了城市文學不在“中心”的歷史地位。正因如此，城市在古代文學作品中往往成為抒情和敘事的“背景”，相關材料比較雜散，城市文學資源未能得到充分發掘和利用，特色缺乏總結提煉，被推崇為精品的文本不多，故難以在文壇上與鄉土文學爭輝。
與此相對應，當代學者一直對古代田園文學和山水文學保持著濃厚的研究興趣，在自覺的研究意識指導下，逐步建構起完整而科學的研究系統。相比之下，古代城市文學研究的整體水平有待提高。古代城市文學的研究價值並不與其歷史地位構成正比關係，事實上中國古代作家群體因與城市的不解之緣，而成為城市文學創作的主力軍，儘管由於農業文化傳統所鑄就的“鄉土情結”的作用，“葉落歸根”，“富貴而歸故鄉”被社會絕大多數成員視為理想的人生歸宿，城市只不過是個體生命中的驛站，但這並不妨礙他們對城市的觀照與書寫。無論匆匆的過客抑或成功的進入者，城市總會在留下他們足跡的同時，向他們心靈世界投射自身的光和影，城市之於文人作家的重要性不僅僅因為標誌另一種外部生活環境或另一種生活方式，更在於它參與了個體的人格建構，並成功地轉化為藝術創作空間的有機組成部分。研究城市與其創作的關係，可以更加全面地認識古代作家的生存狀況與歷史遭際。更為重要的是，中華民族生長於農業文明的港灣里，社會個體成員毫無例外地具有“農村”背景，一代又一代知識分子嚮往和欣賞城市生活，紛紛離開農村，選擇新的生活環境與生活方式，顯然具有“告別昨天”的文化意味。“告別”雖未構成解構和顛覆，並且從未真正“告別”，但畢竟表現出對一種後起文化方式的認同趨向。人類在改造自然、建設城市的實踐活動的同時，也以漸進的方式不斷改變著自身，研究古代城市文學，無疑可以更加清楚地勾勒出中華民族從傳統走向現代的歷史足跡，賦予古代文學研究以當代意義。此外，城市文學與鄉土文學具有互補、互動關係，把握中國古代文學的內部構成，同樣不能缺少城市文學研究這一重要環節。
建構古代城市文學系統研究框架，首先必須厘定城市文學概念，明確城市文學特質。城市文學是指以城市生活和城市居民為主要表現對象的文學，其內容圍繞凸現城市特點這一中心向不同層面展開，具體包括勾勒城市風貌，書寫城市印象，表現異於鄉村的都市生活形態，彰顯物質欲望，描寫個體都市體驗以及刻畫各類市民形象等。城市文學的本質與特色歸根結底決定於城市的本質與特色，中國古代城市是在自然經濟基礎上建立和發展起來的，同時兼備政治統治、文化整合、經濟推動三重功能，尤以政治功能最為突出和重要，雖然它與西方近現代城市以鄉村為對立面，以脫離自然、悖離傳統為崛起前提完全不同，但在漫長的歷史發展進程中仍然逐漸具備了區別於鄉村的鮮明特質，例如以人與人、人與物為主要關係結構，崇尚創造力量，淡化無為意識，張揚世俗精神。城市生活濃厚的政治色彩、商業色彩以及大眾化色彩，經由創作主體心靈的感受與投射，賦予城市文學文本相應的文化風貌，功利性（包括政治功利和物質功利）、世俗性、娛樂性構成了古代城市文學最核心的意義要素。
系統多層次、多側面的結構特點，要求研究者必須對城市文學的存在形態給予其時態觀照，根據對象的構成狀況確立不同的研究切入點。參照古代鄉土文學研究的模式，可以按照文本體裁的不同，對歷代散文、辭賦、詩歌、小說、戲曲進行分體研究，深入考察作為“外形式”的體裁是如何規定與影響作家的觀照角度和言說方式的，其中京都大賦、都市讚歌、市井小說、地方戲曲無疑應為研究重點。同時，也可以針對文本表現對象的不同，進行諸如“商賈文學”、“妓女文學”、“仕宦文學”、“都市遊俠文學”等中觀層面的專題研究，著眼於對象的社會身份，探討不同階層市民的生存狀態及其精神世界在文學中的表現及其意義，突出城市文學獨特的文化風貌。此外，還可以根據文學接受對象與傳播範圍的不同，建立士大夫文學與市民文學的二元研究模式，其目的在於從巨觀上把握城市文學在價值取向、審美趣味方面所存在的內部差異，揭示城市文學內在構成的異質性。
建構城市文學研究體系，重要的一環是對城市文學發展狀況作歷時性把握，展開文學史寫作。就本質而言，文學史寫作是對相關文學文本、文學現象、文學事件的敘事和闡釋，既具還原歷史的史學價值，同時又帶有明顯的闡釋學性質。寫作者一方面必須對大量的第一手文獻資料進行甄別篩選，分門別類之後進行縱向的排列組合，通過客觀細緻的描述清晰地凸現城市文學的發展歷史；另一方面還需要在認真解讀文本、尊重史實的基礎上，對紛繁複雜的文學現象進行提煉，作出具有學理性的闡釋，充分揭示研究對象的文化內涵與審美特徵，對城市文學的創作成就與歷史地位給予準確的評價，從而完成意義指認與價值評判任務。
無論分類研究抑或文學史寫作，不可避免要涉及城市文學創作主體的研究問題。古代城市文學創作隊伍構成具有多元化傾向，創作主體家庭出身、生活環境、思想意識、文化教養諸多方面的差異必然導致文本價值取向的分殊，以及作品審美趣味的雅俗之分和藝術成就的高下之別，因此，只有充分了解作家隊伍的構成狀況，緊扣每一位作家生存背景中的城市遭際，深入剖析主體的思想意識和心靈體驗，才能夠真正獲得解讀文本的密碼。同樣，城市文學史的寫作也離不開創作主體心路歷程的展示，而作家審美意識的嬗變往往與城市的發展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繫，史的勾勒實質上就是將人在歷史中的不斷顯現聯結起來，如果不了解作家隊伍的發展演變情況，就難以寫出完整意義上的城市文學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