啟禎兩朝剝復錄
《啟禎兩朝剝復錄》又名《剝復錄》，筆記體雜史著作，明末抗清文人吳應箕編撰。全書共十卷。其最早刊本是清康熙年間刊行的。較常見的刊本是《荊駝逸史》本。本文所據版本系影印北京圖書館館藏珍本，和其他版本略有不同。吳應箕，字次尾，又字風之，號樓山。安徽貴池（今安徽省貴池市）人。其家系江南大姓，被稱為“世代簪纓”之族。吳應箕何時出生，今已無從考據，大約在明萬曆年末期。他從小就天資過人，人稱“神童”。很早就名動江南文林。可貴的是他一直關心國家大事，經常和一幫志同道合的文人墨客指點江山，抨擊朝政得失。很快就成為皖南一帶文人的首領。特別是他意氣橫歷而名動一時，當時的江蘇名士萬應隆也慕名前來拜訪，一番交談後相見恨晚，二人遂共同發起組織了一個文會，名為“南社”，作為聯絡有志之士的場所。
明末政治鬥爭十分激烈，代表進步勢力的東林黨人和代表腐朽勢力的閹黨勢不兩立，結果東林失敗。吳應箕擁護東林黨，當然也和閹黨展開鬥爭。當江浙一帶東林黨人組織復社以抗擊閹党進一步為非作歹時。吳應箕聞風而動，積極回響，並將南社與復社合併，從而把復社勢力發展到長江中游，他自己也成為復社的重要骨幹。領導著復社進行了許多鬥爭。往往都由吳應箕帶頭衝殺，加上他文筆犀利，因此引起很大反響。閹黨骨幹阮大鋮為了與之對抗，也組織一個文會，名為“中江社”。二會時常交鋒。
崇禎帝即位後，大誅閹黨，阮大鋮也被削奪官爵，趕回南京。但仍然蠢蠢欲動，聯絡閹黨殘渣餘孽，妄圖捲土重來。訊息傳至吳應箕耳中，他立即聯絡復社同仁，商討對策。大家決定寫文章來揭露之，當然這個任務又非吳應箕莫屬，他慨然應諾，揮筆而成《留都防亂揭》，遍傳各地，文中將阮賊的所有罪行，樁樁件件都公布於眾，一時輿論大嘩，阮大鋮復出之夢只好暫告破滅。
明朝滅亡後，在南京成立了南明小朝廷，馬士英、阮大鋮等因推戴有功，也爬上了內閣重臣的高位，立即拿復社成員開刀，一時間，眾人各自躲藏以暫避鋒芒。吳應箕則恰恰相反，不僅不跑，反而公開去臨獄中照料被阮大鋮陷害的名士周鏢。這種“頂風作案”惹來阮大鋮的更大報復，親自出馬來逮吳應箕，吳應箕被迫逃離南京，避處鄉間。
不久，清兵攻南京，阮大鋮帶頭投降，做了可恥的叛徒。吳應箕則傾盡家產，組織一支義軍，英勇抗擊清軍，終因清兵勢大而兵敗，不屈被害。時在清初。通過以上介紹，不難看出吳應箕性格中有著一種強烈的反抗意識，真正做到了“雖千萬人，吾往也”的大無畏氣慨。他始終堅信正義必將戰勝邪惡、奸佞小人雖能猖狂一時，正人君子暫時受到壓制，但最終邪不壓正。他在撰寫《啟禎兩朝剝復錄》中就始終貫穿了這種意識。之所以叫“剝復錄”，顧名思義，剝極復往否極泰來之意，他用這個比喻來揭示東林黨人在和閹黨集團鬥爭的過程中，雖然暫時失敗，奸黨勢力瀰漫一時，但最終仍是復占優勢，苦盡甘來，東林黨人取得最後勝利！這種信念與這種經歷，也是支撐吳應箕堅持反抗權貴、寧死不屈的精神支柱。明末知識分子中儘管有許多阮大鋮、錢謙益之流，但吳應箕這樣的忠貞這士也層出不窮，值得後人敬仰，即使是清代統治者，對吳應箕也表示欽佩，謚於他文烈，而阮、錢之流則納入《貳臣傳》中，遺臭萬年！永遠遭人唾罵。
《啟禎兩朝肅復錄》共十卷，專門記述明末那段激烈而又殘酷的黨爭。其中第一卷至第六卷是第一部分，按時間順序，以天啟四年六月“左副都御史楊漣劾太監魏忠賢二十四大罪”開始，接著敘述了葉向高辭職還鄉、萬景遇害、閹黨逐漸得勢而東林黨人或被革職還鄉，或被監禁殺害、接著閹黨集團完全控制朝中大權，開始大肆迫害東林黨人！包括已被革職還鄉的趙南星、高攀龍、楊漣、左光斗等東林領袖也被捕系入獄而死。接著魏忠賢及其爪牙為非作歹，橫行一時，達到頂點，然後天啟帝暴斃、崇禎即位，大力誅鋤閹黨，貶殺魏忠賢，逮問眾爪牙，為東林黨人平反昭雪，恢復名譽。時在崇禎元年十月，可謂大快人心！第七卷是《熹朝忠節死臣列傳》，記述得是在和閹黨作殊死鬥爭中不幸遇害者，當然都是東林領袖級的人物，計有趙南星、高攀龍、楊漣、左光斗、繆冒期、顧大章、袁大章、袁化中、周朝瑞、周宗建、周起亢、魏大中、王之審、周順冒、黃尊素、李應升、萬景等共十六人，將諸人如何與魏忠賢作政治鬥爭，如何不幸而被貶或被囚，最後如何死難諸事一一道來，東林一黨菁華俱付之一炬，讀來令人扼腕不止。
第八卷是《己巳京察》，第九卷是《南察》，則反映崇禎即位後對閹黨勢力進行打擊的情況，第八卷是北京政府內的，第九卷是南京政府內的，諸如崔呈秀等“五虎”、“八彪”、“十孩兒”等爪牙走狗一一繩之以法。得到他們應有的懲罰，與其掌權得勢時飛揚跋扈、不可一世的形情成鮮明對比，充分體現剝極復往、否極泰來之主題。警告世人勿為惡。
第十卷是《東林點將錄》，此篇原系閹黨成員之一王紹徽所作，由吳應箕收錄入此書，根據吳應箕所加注釋，乃是王紹徽“撰此與諸逆黨付魏忠賢以傾害東林諸君子之書也”。此文中把東林骨幹一百餘人按《水滸》中梁山好漢所排綽號一一對應起來，如將李三才說成是“托塔天王”、葉向高則是“天魁星及時雨”等等。可以說是東林黨人的總名錄，大凡稍有名氣都被收入。經王紹徽這么一編，倒易記易傳，吳應箕在這裡借來以刊錄東林名人。這裡有一個小彎子，那就是為何王紹徽要把水泊梁山諸好漢之名套用於東林黨人——這個他所要打擊的對象呢？恐怕站在統治階級的立場上，這些人就不能算作好漢，而是當作草寇土匪來對待，今天的人們已習慣用英雄來看待梁山泊眾草寇”，因而對此還有點兒莫名奇妙。最後還附了清代大學者朱彝尊所作的序，文中表達了朱彝尊對東林黨人的敬佩以及對魏忠賢等閹黨集團的憤恨，有“先賢授命處，血跡至今猶存，洗之不去！”之句，表現出一種刻骨銘心的仇恨，以警後人。
吳應箕在《啟禎兩朝剝復錄》中，詳細記述了天啟、崇禎二朝中二大對立集團間此長彼消的過程。這些事件都是與其同時代發生、有些甚至他還是以當事人身份出現，但他並不去描述事件，而是用各種各樣豐富詳實的檔案材料，主要是群臣的奏疏來說明問題，使清濁自現，每一事件終結處，吳應箕往往用“野臣曰”來發表自己的看法，或評論事件，或敘述原委，經過他的梳理，將這一複雜、凌亂的歷史事件說明得井井有條，後人讀來，對其事的來龍去脈、得失之處都有一個比較清楚的認識。可以說，吳應箕的這本書算得上記錄明末黨爭的第一部專門史。今天研究這段歷史，《啟禎兩朝剝復錄》仍是首選的原始資料集。
吳應箕在此書中還有一個可取之處，那就是立論記事比較客觀。因為東林黨人被免官還鄉的人很多，他們和吳應箕交往頻繁，故而對整個事件都瞭若指掌，並加以客觀、中允地評價。比如大學士葉向高辭職一事，原本當時之人大多指責葉向高一不該不支持楊左二人彈劾魏忠賢，更不該在閹黨伺機反撲的關鍵時刻辭職回家，致使東林黨失去最高元首，被閹黨鑽了空子。但吳應箕卻清楚地看到，葉向高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他處於內閣首輔的地位，對朝政內幕了解得更清楚。審時度勢，葉向高清醒地明白，楊左二人此時並沒有足夠的證據和充分的準備，只能打草驚蛇，引來閹黨的瘋狂報復，故而儘量從中維持。結果魏忠賢在群臣的聯合彈劾下，也只是被天啟帝訓斥幾句了事。事情果如葉向高所料。閹黨立即反手來瘋狂進攻，此時葉氏如不辭職，則必然要被第一個迫害，反過來說，不辭職也不行，他也只好如此。故而吳應箕評論說：“嗚呼！其至是事，天也！雖福清（葉向高）如之何哉？”。應當說，這是比較符合實情的。
另外，該書敘事十分簡潔明了，各種原始檔案則全文引用，可見其刪繁就簡，史料剪裁之手法十分得當，加上吳應箕文才較好，因而全書的可讀性也很高，實為一本難得的文史佳作。
這本書在清代遭禁，理由是“文多悖逆、違礙雜出”。其實真正原因不外有二：第一，吳應箕是反清義士，他的身份決定了他的作品在清代必然要受到限制，不僅是《啟禎二朝剝復錄》，還有其他許多作品都被禁絕，據清代當塗人夏燮所言，“《剝復錄》，秋浦吳次尾先生所手輯也，當明季南都不守、先生以一幅巾車、起應金忠節公，不克，死之，一時有殷頑之目，故其遺書散佚，且莫敢有挾者，唯《樓山堂集》藏於陳定里而序於侯朝宗二公子，其詩稍稍收拾於陳其年檢討，余悉淪為劫灰永斷矣！”可見禁絕之厲，吳氏大量著作都因之失傳，殊為可惜。
第二，吳應箕在文中敘述閹黨利用熊廷弼、五化貞失守三關的罪名來打擊東林黨時，也講述了明代與後金的交戰，少不了夷狄戎虜這類的稱呼，更主要的是暴露了後金與明政府的藩屬關係，這是清代統治者百般回護、遮蓋之處，吳書若出，則不是昭然若揭，故而其書大禁、特禁。
這本書到了清末，禁令才開始逐漸鬆弛，因而大量版本在這時出現，如同治年間當塗夏氏校證本《荊駝逸史》本、光緒年劉氏《貴池先哲遺書》本、安陽謝氏藏本等。頗使凌者詢覽，這種結果，恐怕是清統治者當初禁書時沒有料到的：越是禁絕，反而越是流傳愈廣！足見吳應箕在《剝復錄》中所揭示：剝極復往、否極泰來乃不易之真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