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論提出
《羅馬法》按羅馬法對權利的分類，權利可分為對人權（actionesinpersonam）和對物權（actionsinrem），前者的客體是人後者的客體為物。後世學者將其發揮，在對物權中發展出財產權及物權，對人權再分為人格權和及於他人之權利。後者又細分為親屬法上的身份權和以他人行為為標準之債權。由此形成傳統人格權與財產權的劃分標準。權利的客體為財產的無論是有形財產還是無形財產，均為財產權：權利客體為人格的則為人格權。通常認為：財產權所保護的是經濟利益，而人格權則只保護非財產的人格利益。中國《民法通則》也專門對人格權相關的內容作了規定，如公民生命健康權、肖像權、名譽權和法人的名稱權名譽權等。體現了中國對人格權和重視和人格權的進一步發展。但中國民法始終堅守“人格權絕對不得轉讓”的人格權理論，認為“人格權是與權利主體自身不能分離的沒有財產內容的權利”“財產可以在主體之間相互轉讓，而人格權是不能轉讓的。”唯一例外的就是法人、個體工商戶、個人合夥的名稱權。它既是一種人身權也是一種財產權。作為財產權可以轉讓。正是由於以上的規定，在實踐中就出現了諸如死者有無肖像權問題，“魯迅系列”案，“泥人張”案等一系列疑難案件。
伴隨經濟的發展，民法商法化或是商法民法化趨勢的加強，人格權在內容和屬性等方面已經發生了新的變化，產生了許多新的問題。實踐中對人格權客體的進行商業利用的樣態也不斷增多，部分人格權客體已經成為商業活動中的客體。並有學者提出了自然人的“人格商品化”的概念。“通過商業利用，人格不但體現出了財產價值而且還表現出了一定的可轉讓性，從而使傳統人格權觀念面臨諸多新的挑戰。”由此提出了一系列的問題，如人格權是否包含有財產性利益，人格權與財產權的關係如何，人格標識可否轉讓以及如何保護等等問題。對此，理論屆觀點不一，各自從不同的角度進行了論述。如在普通法系，藉助於對財產權的擴張來解決人格權的商業利用問題。在英國財產法中，商譽被作為“一種可交換的客體，必須考慮對其價值予以徵稅”其作為一種財產是和債務、商業證券、股份、工業及智慧財產權一起屬於無體動產之列。將假冒他人姓名（商業名稱）損害姓名（商業名稱）的商譽作為仿冒之訴（passingoff）來處理，以保護商譽中的經濟利益。
財產屬性
商業形象權Nimmer是將形象權建立於洛克勞動理論的首倡者。根據Nimmer的理論，“著名人物的姓名、肖像用於商品廣告或者吸引觀眾注意，具有巨大的經濟價值。同樣，毫無疑問的是，大多數情況下，名人的形象價值來源於成名過程中付出的勞動。”
財富來源於勞動，知識來源於創造。道出了“知識社會”的本質。這種全社會倡導的價值觀念，無疑具有重要的進步意義。但形象權畢竟是一複雜的現象，並無法排除偶然因素的作用。因此認為形象權也完全來源於勞動，是否妥當，不無探討之餘地。
Haemmerli教授則是從康德的自由意志論出發，試圖尋找形象權之正當性。根據康德的理論，人的本質是自主的，道德的存在。自由是人根據人性而具有的唯一的原初，因有的權利，“財產是人的自由的延伸，自由蘊涵於人對物的支配之中。”“任何人不經我的同意使用它是減損和影響內在的我”Haemmerli教授認為，形象權具有精神的、經濟的雙重屬性，如果該種權利受到侵害，受害者不僅可以主張經濟賠償，還可以基於人的自由，尊嚴主張精神賠償。
傳統民法認為，在自然人人格權的經濟利益實現中，主體之間訂立的許可使用姓名、肖像等商業形象權的契約，只能是債權契約。使用人不可獨立對抗第三人，因為自然人的人格權不因訂立許可使用契約而轉讓。因此，使用人無權獨立提起訴訟。
對民法中的部分人格權的可轉讓性和繼承性。首先，部分人格權轉讓是有其社會基礎和社會需求的。在市場經濟中，一個“理性人”或是說是“經濟人”總會自覺或是不自覺地追求利潤的最大化。許可他人有償地使用自然人的姓名、肖像或是法人的商業名稱的物權性的契約，只要是雙方當事人的真實的意思表示，符合社會公序良俗的要求，對國家主權無礙。法律就無禁止之理由，相反法律還應為此種轉讓提供保護。“這就是人所具有的高級需要在法律上的表現”。如果法律只是被動地單純地對擅用姓名、肖像或是企業名稱進行商業活動的行為進行事後救濟，而不承認人格標識的所有者授權他人進行商業性使用。
特點
商業形象權第二，價值的不確定性。即不同主體的人格中的人格標識所具有的價值是不能用同一標準來衡量的。馬克思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概念在此並不適用。市場的需求和能否有效的供給決定了人格中人格標識的價值是不斷變化的，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多種因素的綜合作用。但在一定時期也具有相對的穩定性。
第三，具有重複使用性。與有形的財產的使用不同，一般有形的財產在投入使用後，其價值會不斷消耗，轉化到新產品之中去。而對人格中的人格標識的使用並不會因使用而使得其價值消耗或是貶值。相反，廣泛的使用還會使其價值增值。
利益保護
商業形象權某種權益要實現類型化並上升為法定權利需要兩個條件：一是內容合法，不能違反法律強制性的規定；二，是合乎倫理道德，新權利須能成為人人享有，人人尊重的充滿倫理意義的普遍性的權利，也就是要符合規則背後的倫理共識。人格權是以精神利益和人身利益為主的權利，但其中的財產性利益也不容忽視。尤其在市場經濟環境中，隨著民法商法化和商法民法化的趨勢的加強，“商意識”或是“經濟意識”的普及，人們已經開始從理意義上接受人格權也轉讓而產生經濟利益的觀念。部分人格權的客體已成為經濟活動的客體。如果法律仍然羈於籓籬，硬守人格權具有專屬性，不可轉讓，必將會使一部分的人格權利益，游離於法律之外，得不到保護。這與現代人格思想相違背。現代人格思想以“維護民事主體統一，完整的人身利益為基本目的，追求創造，保護社會利益與個人利益的和諧統一”。法律如果仍然側重於保護人格權中的精神利益，而認為“財產利益只是附屬性的”“限制其商品化的可能”則不能不說是法律的遺憾。
其次，新權利的產生是否必須以“人人享有”的“普通性權利”為標準。正如英國學者米爾恩所說：“當社會共同的生活方式、特定道德、制度和價值，以及—並非厚不重要的—經濟發生變化時，民法的權利狀況就會發生應然與實然的分離，這時新的權利的客觀需要就產生了。”“如果設立新權利對於消除社會成員實際享有的法定權利和他們應該享有的法定權利之間的差距來說是必須的，那么，它們就是正當的。”
在社會經濟高速發展的情況下，世界各國民法都逐漸加強對法益的保護。西方國家的法院和法官們也在人權運動、民權運動、女權運動之後，順應時代要求，將法益上升到權利的高度予以保護。這與現代民法的發展趨勢是相合的，現代民法就是從形式正義到實質正義，從對人的一般保護髮展到對某個群體或團體的關心。“透過各人抽象之人格，進一步著眼於有貧富、強弱、賢愚等等差別之具體人類，保障其生存能力。”
在人格權的基本理論上存在一元論與多元論兩種相互對立的理論模式。一元論以具體的典型的人格利益為客體，認為只存在一個統一的人格權，並且這是一個開放的整體，它的內涵可以根據不同時代的觀念進行具體的解釋。因此，如果採用這樣一種理論模式，永遠不會存在民法層面上的人格利益保護的遺漏問題；多元論認為存在一系列具體的人格權，只有那些具體的、典型的、被民法明文規定的人格利益才得到以賦予權利方式給予的保護，因此這是一種封閉的、固定的理論模式。一元論存在的問題就是由於立法的不周延性和滯後性，使社會生活中出現的新的權益無法受到法律的及時的保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