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東北鼠疫情況圖1910年初冬，哈爾濱發生了特大鼠疫，事件引起了哈爾濱社會各界的高度重視，哈爾濱租界華俄公議事會立即召開會議研究嚴防疫病傳染的辦法。當晚參加會議的有俄提督羅柏，中東鐵路醫官、巡警總辦自治會議長畢爾克，華董張伯源、馮雲祥等。畢爾克首先通報了鼠疫傳播情況。
中國東北流行性鼠疫被稱作20世紀世界上最嚴重的一次流行性鼠疫，儘管事件已過去將近百年，但對於許多研究者而言，那場捲走了6萬餘人性命的災難仍具歷史研究性。
正是那場鼠疫抗爭真正揭開了近代中國最早的科學防疫工作序幕，它在組織管理、措施實施、醫療救護、防疫檢疫等方面，留給後人許多值得借鑑的經驗。同時，透過這次事件，清末民初社會的發展狀態及當時人們的社會觀念也得以管窺。
遼寧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焦潤明教授是眾多研究者中的一位。他對東北大鼠疫的關注始於2000年，獨特的地域資源優勢使他有可能對這一歷史事件做充分地還原，並對其產生的社會影響做全面深入地考察，SARS的爆發加速了他的研究進展。
迄今，焦潤明對這次東北大鼠疫的研究已涉及事件規模、政府和民間措施、風俗習慣影響，以及對外交、經濟、法律法規的影響等14個方面。在其近期發表的《1910-1911年的東北大鼠疫及朝野應對措施》一文中，依託大量詳實資料，對曾經只有片言隻語記述的那場大鼠疫有了相對全面的展示。
慘劇離奇
鼠疫受害者公元1910年(宣統二年)，在吉林省榆樹縣大嶺區大嶺村前紅石砬屯發生了一連串離奇慘劇。
村民郭老十臘月末回家過年，一天突感額頭髮燙，周身不適，躺了兩天，病情未見好轉，反倒咳嗽不止，繼而吐血，除夕病死，死後皮膚呈紫紅色。當時東北地區的漢族有停屍祭祀的葬俗，郭老十的家人遂將其屍體在家中停留五天，親屬鄰里紛紛前去弔唁。意外發生，數日內，郭老十一家53口人，有32人得了與郭老十一樣的怪病，咯血而死。隨後，全屯死了近百人。到了正月二十，這場怪病終於停止，但屯子裡的倖存者已寥寥無幾。
生前的郭老十曾在大嶺街開了一家名為“魁升元”的旅店，就在他趕著回家過年之前，接待了兩位從哈爾濱過來的客商，蹊蹺的是，兩個人沒住兩日便死在店中，隨後，郭老十的一個店員也死了。
就在郭老十病死的前3個月，中俄邊境有官方報告稱：“有華人在俄界大烏拉站務工，宣統二年(公元1910年)九月初工棚內有7人暴斃。其中有二人於九月十七日(陽曆10月19日)由烏拉站來滿洲里寓居，九月二十三日(陽曆10月25日)相繼死亡，同院居住的房東、客人等亦身亡。”
接下來，怪病有如江河決堤般蔓延開來，1910年11月8日傳至北滿中心哈爾濱(當時屬吉林省)，之後又蔓延到長春、吉林，再波及河北、山東等地。“從北部中國各地疫情流行的時間上看，呈現出明顯的由北向南的傳播態勢。流行方向和路線大多是沿著鐵路交通線呈爆發狀流行。”焦潤明說。
哈爾濱，死亡人數5693人！
長春市，死亡人數5827人！
奉天(今瀋陽)，死亡人數2579人！
一時從城市到鄉村都籠罩在死亡的陰影之下，在人們心頭，重重地壓著兩個恐怖的大字：鼠疫！
發現其罪魁禍首
哈爾濱1910年鼠疫事件鼠疫是一種比人類更古老的疾病。鼠疫原來就是齧齒動物的疾病，只是在偶然的機會下，人類介入了這種疾病的循環過程，才會受到感染。但它在人類中的流行有相當長的歷史。據專家考證，世界公認紀元後全球性鼠疫大流行就有三次，每次都給人類造成了巨大的損失。
“導致此次東北大鼠疫的直接原因在俄羅斯境內。早在1910年的春夏之交，在俄境西伯利亞的斯列堅克斯已經發生鼠疫，接著俄屬黑龍江下游的尼克拉耶夫斯克城也發生了鼠疫。但因俄屬遠東地區人煙稀少，居住分散，加上俄國方面控制嚴密，使疫情未得肆虐。不過，當時的俄方出於自身防疫要求，將有染疫嫌疑的中國人驅逐出境，從而直接導致了東北鼠疫的發生。”焦潤明分析說。
傳統醫學理論普遍認為鼠疫由老鼠傳播，所以在當時的幾乎所有防疫規章中，都有除滅老鼠這一項。但日本醫學家北里柴三郎博士稱自己在奉天解剖老鼠3萬隻，無一例含有百斯篤(鼠疫)病菌。既然在這次鼠疫大流行中，老鼠及其他動物、牲畜等都沒有成為病源物，那么真正的罪魁禍首又是誰呢？
直到1911年4月，肆虐已近半年之久的東北大鼠疫疫情將息，專家們才基本確認旱獺是這次鼠疫的傳染源，鼠類身上的跳蚤是傳播鼠疫的媒介，滿洲里一帶有蒙古旱獺疫源地。
嚙齒類小動物旱獺皮毛光澤柔軟，肉亦可食，因而從來就是獵人們追逐的目標。健康旱獺行動敏捷、奔跑迅速，然而一旦染病，它就會瞎眼、失聲、行動遲緩，並且每每被健康的同類逐出洞外。染病旱獺無異於一顆注滿鼠疫病菌的生化炸彈，有經驗的獵人惟恐避之不及，即便射殺，也決不裹挾而去。
20世紀初旱獺皮毛在世界皮革市場上銷售火熱，價格猛漲。於是，中俄商人及部分官員受經濟利益驅使，私自招募華工瘋狂捕殺旱獺。不幸的是，這些私自招募上來的華工大都毫無狩獵經驗，即使是染疫的旱獺，他們也不放過，有時還將這種旱獺剝皮煮肉充飢。這樣就為鼠疫向人類傳播提供了機會。
華工的居住環境又是極其惡劣的。他們大多寄宿在一些低矮的草屋裡，一間屋子裡有兩面大炕，一面大炕上至少可以排列睡下數十人。而肺鼠疫主要是通過呼吸道和唾液傳染的。於是在這個擁擠不堪的環境中，一個人染疫，立即會傳染全屋的人。
焦潤明介紹說：“據當時的報導，起初是一個姓王的山東農民，打死了一隻病旱獺，剝皮而食，回到客棧不久便咯血而死，緊接著又死了數人。驚恐的勞工知道這是一種要命的瘟疫開始傳播了，互相奔走相告，四下逃散。於是，火車上、客棧里、鬧市的商店、妓院，都成了肺鼠疫的傳播地。”
而此時的俄羅斯在發現疫情後，並沒有立即通知清政府，也沒有採取任何人道主義的救援措施，而是將約3000勞工關進舊列車的鐵皮車廂，很多人活生生地被凍死在裡面。勞工的住房用具也被俄國人全部焚毀。爾後，俄國人又先後將一萬多難民驅逐出境，並用火車押往長春。這些難民被送往長春後，又遭到了日本占領者的阻撓，日本人以避免鼠疫傳播為由，不許難民下車。因此，很多人其實沒有死於鼠疫，而是死於寒冷和飢餓。
事後發布的《東三省疫事報告書》確認了這次東北大鼠疫的源頭：“滿洲鼠疫確源於捕旱獺者……
滿洲里與達烏里亞間傳染之媒介，實即被逐之華工，遂釀成此三省最慘最烈之疫症！”
防疫方法
一是在商會院內附設防疫事務所一處，用於辦理防疫事宜及召開有關會議之用。
二是在八道街租賃樓房25間，作為臨時病院，以備患疫病者治療。
三是選派衛生醫士等分赴各區，各帶衛生巡警及商會所派的1名書記員，隨時挨戶檢查。若遇有患有疫病的人，立即送往病院進行治療，以免交叉傳染。防治辦法制定之後，很快得以實行。
相關措施
中國防疫隊在哈爾濱這次鼠疫自10月17日由滿洲里傳入中國後，十餘天即傳播到了扎蘭屯。1910年11月9日的早晨，在秦家崗（南崗）馬家溝中東鐵路工人居住的房屋內便有一名中國工人因患鼠疫而死亡，這名中國人就是前三天由滿洲里來到哈爾濱的。鼠疫傳播速度之快，令人震驚。為此，華俄當局感到要保全哈爾濱居民的安寧，不得不開會從速制訂防治方法，並撥款先設驗疫所。對此，參加會議的醫生進行了長時間的討論，決定聘用醫生2人，助理醫生8人，華人通譯（翻譯）1人。對於所聘用的醫生，要求每天都要到衛生環境不好的家庭防疫消毒，並會同中國商會附設之同仁醫院派醫生隨時指導華人打掃自家衛生，以防傳染。同時印刷大量的防疫傳單分發給各家各戶。
會議考慮到上述的防疫方法只限於租界地區，而屬於中方管理的傅家甸（濱江廳治地）卻毫無準備。所以會議決定，以後每次召開防疫會議時，要請傅家甸商會派人參加，共同研究防疫辦法。
不幾天，濱江關道道員於駟興（字振甫）會同俄員及濱江廳警務局一同邀集道里商會董事會各界人員，在傅家甸商會召開特別會議，研究防疫事宜。隨後，在傅家甸一帶組成了由地方官、警務自治商會並三江會館人員邀集道里商會及衛生局中俄醫士等，在傅家甸商會商定了三點防疫方法。
11月15日，吉林西北路道在傅家甸設立了防疫衛生局，於駟興為總辦，譚兆麟為坐辦，宋春鰲為會辦。防疫衛生局暫時借用商會辦公樓辦公。每天召開一次會議，研究防疫辦法。到會的人員有地方官、俄方醫士及商會、學界、報界等各方面人士，凡發現鼠疫情況都要立即通報，予以說明，以便及時採取相應的防疫措施。鼠疫發生僅10天間，哈爾濱便有500人死亡，因此，防疫、檢疫已成為哈爾濱的最大社會問題，不但在道里、傅家甸設立了檢疫所、防治所，而且中東鐵路公司也隨即設立了防疫會，每天都要進行檢查。地方政府也特別關注防疫事宜，責令商民搞好衛生防疫，並雇用俄國醫務人員負責傅家甸的華界檢疫事務。自11月24日、25日，染疫病死最多的當屬華人，而俄方醫務人員中也有身染鼠疫的，俄人因此譁然。於是俄方產生了兩種不同的意見。
一種意見認為，傅家甸逼近租界，中國官員既然不能完全擔負起防疫責任，俄方便應當出面干涉傅家甸的防疫工作，並以兵力進行壓制，逼迫華人接受檢疫。另一種意見則認為，應把守住交通要道，嚴禁華人出入。傅家甸的華人大多數從事開飯店和客棧的生意，常常是“數十人共臥一炕，數百人同處一地”，遭受傳染疫病的可能性較大。每日往來租界之人不下數萬，如果不斷絕交通勢必要對俄人產生危害。而傅家甸的中國居民的稠密度，遠遠超過了租界地。俄人考慮調兵進行交通阻截，容易傷害兩國人民的感情，所以這一方法並未立即實施。於是採取了限制華人進入租界，租界內的公立國小不許中國兒童入學，各個工廠一律禁止中國工人上工等硬性規定。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避免傳染了俄國人。豈不知鼠疫就是由俄境經由西伯利亞傳入中國的，真是強盜的邏輯。
哈爾濱1910年鼠疫事件中防治疫病的工作人員俄人一方面介入傅家甸的鼠疫防疫工作，利用租界中的庶務會頒布檢疫章程；一方面施放防疫藥水，送給各處居民，取消宰牲廠的華工。馬家溝那間曾居住中國鐵路工人的房屋也因為其“染疫”被焚毀。最慘的是道里八道街的五鳳樓中居住的268名華人，因其中有一人患鼠疫而死亡，俄人竟強行將五鳳樓封閉五日，查無疫情方許開禁。值得慶幸的是，每日有商會負責派人施送食物，否則被禁閉的華人將全部餓死。
三十六棚鐵廠的中國工人宿舍第238房內有徐某因患傷寒病多日，被俄人查出，指為瘟疫，並強行將該房及左右鄰人全部派兵圍守，不準出入。
面對哈爾濱的鼠疫，俄人最後還是採取了調兵進行交通阻截的方法來圈禁華人，其狀甚慘。時值寒冬，華人常常被逼冒著凜冽的寒風在曠地裸身接受檢查。裸立時間長達十多個小時，被凍死及受寒而病死者不乏其人，而俄人則指責其是患鼠疫而死亡的。
秦家崗西何家溝地方有俄國病棚（防疫處所）一處，停有紅色火車20輛，拘禁無病華人多達725名。其中有因在本埠與病人同室而居者，均被拘留檢驗，須滿5日方能釋放。這裡面有很多人慘死在病棚之中。哈爾濱以東的各小站有數名華工因冬寒停工，紛紛謀歸，各個車站卻以本站無人檢驗，恐其中有染疫病者為由，不準華工登車，因此，流落無歸的鐵路工人有數百人之多。
哈爾濱鼠疫發生後，引起了奉天省（現遼寧省）官員的重視，11月8日晚便派醫生到哈爾濱新建的醫院、檢疫所進行檢疫。對於因患鼠疫死亡，同居之人有自己走逃的，每人懸賞20元進行緝拿。對於緝獲之人則要罰以兩年的苦力，並將其所居住的房屋封禁一年。
相關影響
鼠疫期間的墳場疫情肆虐之處，百業俱廢，民生凋敝，社會經濟生活出現全面恐慌。通過史料記載，焦潤明記述如下：政府強令關閉了疫區所有戲院、妓館等娛樂場所，導致優伶“沿街求乞”，妓女“困坐日久，毫無生路”。
在奉天，因鼠疫引發了人們的擠兌風潮。在吉林，因交通斷絕，致使市面乏貨，百姓苦不堪言。在哈爾濱，鼠疫亦影響到大豆等糧食作物的出口。學校因鼠疫流行而停課，工礦停工停產也極為普遍。
吉林西北路兵備道於駟興，濱江廳分防司同知章紹洙，因“防疫不力”，先後被撤職。此時，畢業於英國劍橋大學的中國醫生伍連德博士奉清政府之命來到哈爾濱指揮防治鼠疫，使疫情到1911年3月26日得以撲滅。在這場鼠疫中，當時僅7萬餘人口的哈爾濱市共有5693人因患鼠疫死亡。
在這期間，清政府無論是中央還是地方，在整個華北和東北都按伍連德的建議進行防疫，成功地控制鼠疫的擴散。俄國方面也積極配合，在阻止鼠疫在俄人居住區流行的同時，控制鼠疫經西伯利亞鐵路的傳播。在華的外國醫生和醫學生，更是義無反顧志願去疫區參與防疫工作，多人殉職。當地的中醫也勇敢地主動醫治鼠疫病人，伍連德組建的防疫隊伍也付出巨大犧牲，直接接觸病人的護理和救護人員將近一半人員殉職。
哈爾濱自開展防治鼠疫工作以來，每月的防疫費都在一兩萬元上下，每次都要從關稅中撥給。鼠疫發生後，滿洲各處稅關已無可收關稅的進出口貨物。因此，鼠疫直接導致了哈爾濱市井蕭條，各行歇業，商業不振，清王朝脆弱的經濟更是雪上加霜。但是它給後人留下的經驗教訓，至今仍然值得我們借鑑。
評論
哈爾濱1910年鼠疫事件在近代中國備受屈辱的外交史中，清政府這一次難得地表現出了一點大國氣概，不僅主要憑藉中國人的力量在較短時間內成功地抑制了鼠疫的蔓延，而且成功地舉辦了中國第一次國際防疫大會——萬國鼠疫研究會。
清政府對這次鼠疫大流行的防疫行動，實際上是在鼠疫流行了兩個月之後才開始的。當時清政府接到哈爾濱陸軍衛戍病院發來的急電，稱“黑死病”已在滿洲流行，建議速設法防止。而此時的東北，正值日本、沙俄兩大列強南北分踞。鼠疫發生後，日俄企圖藉此在東北繼續擴大侵略地盤，因而準備隨時對清政府的防疫工作進行干涉。
在這種形勢下，經外交大臣施肇基推薦，清廷於1910年12月指派天津北洋陸軍醫學院副監督伍連德為全權總醫官赴哈爾濱，開始了較大規模的鼠疫防疫工作。
而當時中國的醫療衛生條件是極其簡陋的。“從醫療技術上說，當時中國通曉西醫的人才極為稀少。普通的診治技術、實驗設備更是無從談起，甚至起碼的驗屍和解剖實驗，都不為法律所允許。從民眾來說，由於科學知識的缺乏，民眾對傳染病的觀念也十分淡薄，更不知如何預防，仍循有舊的生活習慣。”北京社會科學院歷史所研究員袁熹說。因此伍連德等人此次遠赴東北疫區，不僅擔負著抗擊人類第一號烈性傳染病的重任，而且要克服落後的醫療衛生條件，還要用科學的方法與一些固有民俗做頑強抵抗。
發生在20世紀初的這場大瘟疫也讓當時的中國人有機會重新審視政府的公共衛生防疫制度和表達對危機事件的觀念。
為了發現東北大鼠疫的流行根源，1911年1月，伍連德在哈爾濱建立了第一個鼠疫研究所。通過對醫學界已有成果的研究和深入疫區分析病例，伍連德確定了1910年東北大鼠疫鼠疫菌的貯存宿主是旱獺，並弄清了鼠疫桿菌的傳播路徑。
在伍連德等專家的建議下，清政府及各地方當局對疫情採取了科學而有效的防疫措施，比如組建各級防疫組織、頒布各種防疫法規，以及採取了隔斷交通、對病人及疑似病人實施隔離、焚化屍體、對疫區嚴格消毒等具體防疫措施。“總的來看，晚清各級政府組建起比較完善的防疫體系來應對這場災難，為防治疫病提供了強有力的組織保證，這與以往完全不同。”焦潤明說。
在這次抗疫鬥爭中，清政府還積極加強了與世界各國的防疫合作。“這也是以往防疫工作所沒有的。”焦潤明說。在伍連德組建的防疫隊伍中，就有一些自願參與和清政府聘請的外國醫生。在防疫工作中殉職的外國醫生也不乏其人，比如法國醫生曼斯萊博士、英國醫生嘉森、日本醫生守川歆顯等。
哈爾濱1910年鼠疫事件“雖然清政府在不到4個月的時間裡撲滅了這場震驚中外的大瘟疫，但因缺乏應急措施、個別官員瀆職、醫護人員防疫素養參差不齊等因素，防疫成績在某種程度上被抵消。所以當時有報紙刊載評論文章批評清政府在這次防疫事件中舉措不利。另外也有人呼籲，每箇中國人都要把東北人民所受的災難看作是自己的兄弟姐妹所受的災難，號召捐款捐物，並認為這是一個提升愛國主義和民族認同的絕好機會。”焦潤明說，“通過這件事，可以看出，當時的社會輿論已經能夠表達政府以外的獨立見解，同時報紙所發表的觀念已經具有近代國民觀念和國家民族意識了。這是很可喜的。”
大災難已過去將近一個世紀。時至今日，鼠疫，這個人類第一號烈性傳染病也已得到有效控制。20世紀中葉，抗生素的發明使鼠疫的治癒率大大提高，21世紀，英國桑格中心的科學家又宣布完成了鼠疫桿菌的基因組測序工作，這將有助於研究該病菌的進化過程，為這種烈性傳染病尋找新的抗菌藥和疫苗。
然而，人類與鼠疫的鬥爭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消滅鼠疫的前景還不樂觀，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傳染病預防控制所研究員俞東征指出：“因為我們對鼠疫還有許多不了解的地方，需要通過科學研究工作去找出答案；科學和技術的發展為我們提供了許多新的措施，也有待我們去實踐；要把目前已經很少的鼠疫病人再減少一點，需要多年持續不斷地努力，至少在可以預見的將來還看不到消滅鼠疫的前景。”
人類的進化發展史同時也是與病菌、病毒，與瘟疫進行抗爭的歷史。在這部漫長的歷史中，一些瘟疫已經被人類消滅，一些得到了控制，然而也有一些正在“死灰復燃”，還有一些新的瘟疫正在悄悄發生。吉林大學第一醫院(原白求恩醫科大學第一醫院)感染科主任王峰教授認為，從現實角度看，在全球範圍內對人類生命和健康威脅最大的傳染病是愛滋病，其次是禽流感。在國內，重點傳染病的前4位依次是愛滋病、病毒性肝炎、結核病和血吸蟲病，對於這部歷史的書寫，人類依然要付出艱苦的努力和沉痛的代價。
1911年4月3日至28日，清政府在奉天(今瀋陽)組織召開了“萬國鼠疫研究會”。這次會議，焦潤明稱它是“近代以來在中國本土舉辦的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世界學術會議”，北京社會科學院歷史所研究員袁熹也評價它為“在我國舉行的最早的一次具有現代意義的國際學術會議”。
中國人在近代科技史上從來沒有這樣風光過。出席會議的有來自英、美、法等11個國家的34位醫學代表，伍連德任會長。與會專家確認了這次鼠疫大流行的傳染源、傳播媒介和傳播路徑，並對鼠疫的預防和治療處理的方法等，提出了一系列理論和主張。會後，由馬尼拉出版局出版的長達500頁的《1911年國際鼠疫研究會議報告》(英文)匯集了大會的全部科研成果，至今仍被視為人類醫學科學的偉大經典。
相關人物
伍連德佩戴因為防鼠疫獲得各國勳章的照片伍連德1905年畢業於英國劍橋大學，獲醫學博士學位。1907年赴馬來亞開業行醫。1908年應邀出任天津陸軍軍醫堂副監督。1910年東北鼠疫流行，任北滿防疫處總醫官，撲滅鼠疫，1911年主持在奉天舉行的世界鼠疫大會。是中華醫學會的創始人之一，也是《中華醫學雜誌》創辦者。
1910年-1911年的冬天驚心動魄，防疫鼠疫過程中每一個措施如果失誤的話就會全盤皆輸。在伍連德率領下，那支臨時組建的防疫隊伍在疫情中心哈爾濱傅家甸付出巨大犧牲，直接接觸病人的護理和救護人員最為慘烈，將近一半人員殉職。這些無名英雄生命的代價，就是在不到兩個月內完全控制了疫情中心鼠疫的流行。
這一場從西伯利亞到上海南北幾年裡的國際抗鼠疫行動，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成功的傳染病控制行動，至今控制未知傳染病的辦法依然是參照伍連德的方案。
民國以後，伍連德繼續抓緊鼠疫防疫局的建設。1913年6月，伍連德和袁世凱見面了，距離袁邀請他出任陸軍軍醫學校協辦已經六年。袁世凱聘請他為大總統侍從醫官之一，但是不必待在北京。伍連德繼續在哈爾濱等待，等待著下一次鼠疫出現。幾年過去了，除了一些零星的病例，沒有鼠疫大的流行，人民開始鬆懈了，可是伍連德沒有，他認定鼠疫一定會捲土重來。
1917年底，山西鼠疫流行，伍連德奉命趕赴現場，負責防疫。由於有上一次的經驗，這場奪去16000人生命的鼠疫很快被控制住。
1920年底，預料中的鼠疫第二次爆發終於出現了，這對伍連德所建立的鼠疫防疫系統是個真正的考驗。十年磨一劍，就在這時出鞘。和十年前流行整個東北以至華北，死亡60000人相比，這次流行僅僅限於西伯利亞和北滿洲里，死亡數為6500人。
幾百年一次的鼠疫高峰，就這樣被封住了。防疫人也付出了慘烈的代價，除了第一次抗鼠疫時的前赴後繼，第二次抗鼠疫依然有犧牲。伍連德的助手之一、協和醫學院畢業生、主管逐戶檢查的阮德毛醫生於1921年2月殉職。伍連德也經歷喪子之痛，三子伍長明六個月時在天津去世，當時他正在西伯利亞調查鼠疫。
1911年4月3日至28日，清政府在奉天組織召開了“萬國鼠疫研究會”，這是近代在中國本土舉辦的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世界學術會議。出席會議的有來自英、美、法等11個國家的34位醫學代表，伍連德當選為會長。各國專家對東北抗鼠疫行動給予了極高的評價，伍連德被冠以“鼠疫鬥士”稱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