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概況
1910年11月9日，哈爾濱地區突發鼠疫，災禍首發於傅家甸(今道外區)。鼠疫由沙俄西伯利亞傳入滿洲里，很快延及哈爾濱，危及東北全境，疫情嚴重，蔓延迅速，市內每天平均死亡50餘人，最多一天死亡183人。這是發生在哈爾濱的第一次大鼠疫。1910年11月9日，鼠疫由中東鐵路經滿洲里傳入哈爾濱，哈爾濱租界華俄公議事會立即召開會議研究嚴防疫病傳染的辦法。當晚參加會議的有俄提督羅柏，中東鐵路醫官、巡警總辦自治會議長畢爾克，華董張伯源、馮雲祥等。畢爾克首先通報了鼠疫傳播情況。
鼠疫自10月17日由滿洲里傳入中國後，十餘天即傳播到了扎蘭屯。11月9日的早晨，在秦家崗（南崗）馬家溝中東鐵路工人居住的房屋內便有一名中國工人因患鼠疫而死亡，這名中國人就是前三天由滿洲里來到哈爾濱的。為此，華俄當局開會從速制訂防治方法，並撥款先設驗疫所。對此，參加會議的醫生進行了長時間的討論，決定聘用醫生2人，助理醫生8人，華人通譯（翻譯）1人。對於所聘用的醫生，要求每天都要到衛生環境不好的家庭防疫消毒，並會同中國商會附設之同仁醫院派醫生隨時指導華人打掃自家衛生，以防傳染。同時印刷大量的防疫傳單分發給各家各戶。
人物介紹
伍連德：
他是“中國現代醫學奠基人”。他在哈爾濱設立防疫總局，創辦了《中華醫學雜誌》，創立中華醫學會，並建成現代化的北京中央醫院（北京大學人民醫院的前身）、創辦哈爾濱醫學專門學校（哈爾濱醫科大學前身）等20多所醫學院校。他實施了中國醫生的第一次人體解剖。他在世界上第一次提出了“肺鼠疫”的概念。他主持了中國第一次大規模的對瘟疫死者屍體焚燒。他設計了中國第一個口罩。他是中國第一次用口罩預防傳染病的推廣者。
伍連德的《旱獺(蒙古土撥鼠)與鼠疫關係的調查》，1913發表在著名的英國醫學期刊《柳葉刀》上；1923年6月2日，伍連德帶著東三省防疫處專家伯力士、關任民醫生，與扎博羅特內等人再次赴中俄邊境考察。他們捕獲到了染疫的旱獺以及病疫而死的旱獺，獲得珍貴的實驗動物及標本。回國後，伍連德在哈爾濱濱江醫院實驗室進行“旱獺疫菌吸入性實驗”。“證明了旱獺之間可以不經過跳蚤這箇中間媒介，而是通過空氣傳播鼠疫桿菌；反過來也證明，人與人之間也可以直接傳播病菌。”因為伍連德在這方面的貢獻，1935年他被推舉為諾貝爾醫學獎候選人，也成為第一位獲此殊榮的華人。
1911年4月3日至28日，“萬國鼠疫研究會”在奉天(瀋陽)召開，來自英、美、法等11個國家的34位醫學代表參加大會，這是近代在中國本土舉辦的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世界學術會議，清政府出資10萬兩白銀。梁啓超也對伍連德稱讚：“科學輸入垂50年，國中能以學者資格與世界相見者，伍星聯(伍連德字星聯)博士一人而已！”
1914年，洛克菲勒基金會派出中國醫學委員會，考察中國的醫學和公共衛生狀況。伍連德提出的在北京建一所現代化醫學院和醫院的建議被採納——這便是後來的北京協和醫學院及醫院。
1918年1月，伍連德提議建立一所大型醫院的建議，被政府批准。在為該院籌款過程中，伍連德自己捐了2500元。同時他全權負責總管籌建：在他主持下建成的北京中央醫院成為中國人建立的第一所現代醫院，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大學人民醫院。1924年，受張作霖委託，伍連德在瀋陽建成了東北陸軍醫院，這是當時中國規模最大、設備最好的醫院。
除了建醫院之外，伍連德還是中華醫學會的創始人；1951年，當中華醫學會總部由上海遷到北京後，伍連德把他在北京東城東堂子胡同55號的樓房捐給了學會。
自1910年哈爾濱大鼠疫之後，中國又爆發了幾次鼠疫，伍連德覺得要培養一批醫務人員。1926年，伍連德創辦了哈爾濱醫學專科學校，為當地培養醫學人才，這個學校就是我們哈爾濱醫科大學的前身。
抗戰爆發後，伍連德在上海的寓所在淞滬之戰中被炸毀。伍連德離開上海，取道香港回到馬來西亞。回到家鄉後，伍連德開了一個診所。
1960年1月21日，伍連德逝世。
事件經過
初期發現
1910年11月初，傅家甸每天還只是一兩例染疫之人的報導，至12月中旬每天4～10名，到了12月下旬增至數百人。由於傳染人數增加太快，專業檢疫人員無法親自檢查每一個病例，得到病患家人的通報後，只有依靠臨時雇來且沒有防疫經驗之人前往甄別，然後將被認為染疫之人移送至隔離營。為了逃避警察檢查和強制性消毒，有些病患家庭在夜間將患者屍體拋在街上。第二天早上，警察把這些屍體收集起來，放在一個個薄木棺材裡，埋在亂墳崗子。如果患者死在家裡，家人則可以在沒人過問的情況下，從容運到城外安葬。臨時徵集來的護士、看護婦、消毒工和埋葬工，雖都被要求穿戴防護服和佩戴口罩，但都置若罔聞，口罩掛在脖子上而不戴，致使不少人也被傳染。疫情發生以後，當時從奉天派來兩名西醫前來處置，但是他們能夠調動和支配的人手只有5位與之同來的護士。大多地方行政長官對現代檢疫、防疫知識，幾乎一無所知。伍連德後來回憶：他抵達後第二天與其見面，早上9點鐘趕到縣衙門，居然還在客廳等候了半個多小時。伍連德與之交談後的印象是：“正是這種無知導致了形勢的複雜化，並使疫病向更遠的南方蔓延。”
到達哈爾濱的第三天，伍連德得知傅家甸一名與當地人通婚的日本女人死於瘟疫，他決定解剖屍體。
當時中國對現代醫學完全是一片蒙昧狀態。舊時觀念中，解剖屍體無疑是對死者的大不敬，不但面臨著社會風俗的壓力，從法律層面來講，也是不被允許的。所以伍連德只能秘密進行。
這一次的屍體解剖，也是中國第一例有記載的病理解剖。在伍連德等人的推動下，1913年11月22日，北洋政府公布了關於屍體解剖法規的總統文告，隨後頒發了詳細規則，這是中國歷史上首次官方準許屍體解剖的法律性檔案。
當時也沒有實驗室，伍連德和助手就在當地總商會借了一個房間，做血液化驗。將樣本固定後進行組織切片檢驗。在貝克顯微鏡下，伍連德清楚地看到了一種橢圓形的疫菌——正是鼠疫。伍連德立即向北京外務部發去電文，報告此事，並且提出初步的防疫措施：控制鐵路、公路交通，以防瘟疫蔓延；隔離疫區傅家甸；向關內徵聘醫生等。
伍連德發現，這一次發生的疫情顯然與以往對鼠疫的認知有很多衝突。初到哈爾濱時，姚醫生也向他坦陳了他的觀察：傅家甸民居低矮骯髒，冬天門窗緊閉空氣不流通，室內一人染病很快即感染全家——他認為這種病是在人與人之間通過飛沫和呼吸傳播的急性肺部炎症。在伍連德到達哈爾濱前，日本南滿鐵路也派了一名日本醫生前來調查病因，這名日本醫生是北里柴三郎的學生，他一到哈爾濱，就立即僱人捉老鼠，希望在老鼠身上發現鼠疫桿菌。一連解剖了幾百隻，卻沒有發現一例帶鼠疫菌的。基於種種事例，伍連德大膽提出，在傅家甸流行的鼠疫無需通過動物媒介，而可以通過呼吸之間的飛沫傳染，他將此命名為“肺鼠疫”。
為了防止飛沫傳染，伍連德設計了一種極其簡單的雙層紗布囊口罩，即用兩層紗布，內置一塊吸水藥棉，戴上它就可以隔離病患，成本費僅需當時國幣2分半錢。後來，在瀋陽召開的國際鼠疫研究會上，各國一致贊成採用這種口罩。至今，醫務人員仍在使用這種口罩，並稱之“伍氏口罩”。
中期處理
1911年的1月，是疫情最危急的時候。 在伍連德的指揮下，傅家甸被分為4個區。每區由一名醫藥大員主持，配有兩名助理、4個醫學生和為數眾多的衛生夫役與警察。救急隊內分診斷、消毒、抬埋、站崗等諸多崗位。每天，各區派出40多支搜查隊，挨家挨戶檢查疫情。一旦發現有人感染鼠疫，立即送到防疫醫院，他們的房子用生硫磺和石炭酸消毒。為了成功地執行分區防疫計畫，從長春專門調來了由1160名士兵組成的步兵團。他們被安置在城外俄國一家空曠的麵粉廠里，任務是對疫區內進行交通管制。政府規定，傅家甸內居民出行必須在左臂佩戴證章，根據各區不同證章分為白、紅、黃、藍4種。每個區的居民在左臂上佩戴不同的證章，可以在本區內活動，但要去別的區域，必須申請特別準許證。就連區內的軍人們也必須嚴格遵循這一規章，不許隨便走動。嚴格的警力，使得“任何人偷越封鎖線幾乎都是不可能的”。
正在城市外圍擔任封鎖任務的600名警察被撤換，在接受防疫培訓後，被分配到防疫局醫生直接控制的4個分區和防疫站。
按照收治病人的病情，診病院分為疫症院、輕病院、疑似病院和防疫施醫處幾種。各病院中均設有醫官、庶務、司藥生、看護、巡長等職務。既為不同病情的病人提供了治療，又避免他們之間交叉感染。“‘疑似病房’的提法是伍連德首創的，直到現在我們還在使用。”
傅家甸的防疫措施為整個東北做了一個表率。隨後，哈爾濱俄人居住區、奉天、長春、黑龍江全省紛紛仿照傅家甸的模式建立起防疫體系。
在後來的奉天國際鼠疫大會上，有人總結：“在新的防疫機制建立之前那個月，死亡人口總數為3413人，在新的防疫機制建立的時候，幾乎每天死亡200人，但在30天后，死亡記錄為零。”
伍連德向中東鐵路公司借了一些火車車廂暫作臨時隔離營。新年後，糧台一帶(今道外八區體育場)鐵路線上停靠了60節“瓦罐車”，用做臨時隔離營，收容鼠疫患者家屬和接觸者，以及出現咳嗽等症狀的疑似者。醫生每日診察，如果連續7天體溫正常，即解除隔離。
伍連德借了120節火車車廂，用做隔離營。在後來的國際鼠疫大會上，他還將此作為最重要的經驗：“這是一種最有效的隔離方式，在鐵路附近的任何地方，都能很快建立起來。”
“在抗生素髮明之前，對待鼠疫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隔離，切斷人與人之間傳染的鏈條，鼠疫蔓延的速度和規模自然就會被控制住。”馬學博研究員介紹。從17世紀開始，人們就開始採取隔離措施。100年前西班牙曾經用過鐵路車廂做臨時病房，但是“用120節車廂這么大規模，防疫歷史上從沒有過”。
當時的哈爾濱，是世界上最大的大豆集散地和交易市場。這裡聚集了大批從山東和直隸兩省進入東北的勞工。除了普通勞動力外，數以千計的小商販也隨季節變化，向北移動。雖然對這部分流動人口並沒有一個精確的統計數據，但10萬人並不是一個被高估的數字。當時正值年關，按照中國人傳統觀念，他們必須要千方百計回鄉過年，這些龐大的人群中，必然包含為數不少的鼠疫感染者。一旦大規模的春節返鄉潮開始，瘟疫勢必會傳播到關內。
鼠疫爆發之初，人口流動沒有受到任何限制。當時每天約有1000多名勞工乘火車從北部疫區而來，再轉乘中國人管理的鐵路繼續南下，所以奉天一度成了鼠疫重災區。當時也有人強烈要求關閉長春到奉天的鐵路交通，但未被採納。
經過交涉，日本控制的南滿鐵路於1911年1月14日停駛，俄國控制的東清鐵路，其二、三等車於1月19日停票，頭等車採取檢疫辦法。東北境內的交通基本停頓下來。山海關是從東北進入關內的必經之路，1月13日清政府還在山海關設立檢驗所，凡是經此南下的旅客都要在此停留5天予以觀察。這些措施是如此嚴厲、如此徹底，以至於太子太傅、欽差大臣鄭孝胥從東北返回時，也毫無例外地在山海關停留5日後才得以返京。
1月15日，陸軍部更派軍隊駐紮山海關，阻止入關客貨；1月21日，又下命令“將京津火車一律停止，免致蔓延”。至此，關內外的鐵路交通完全斷絕。“當時天津衛生局專門制定了查驗火車的章程，甚至要求連進貢的貢品也必須檢查。
後期結果
鼠疫發生之初，政府為死者提供棺材安葬他們；在街上發現的屍體也由政府出面收集，放在棺木運到墳場。到了後期，當死亡人數越來越多時，屍體也便被直接放在墳場。隨著天氣漸冷，土地被凍得堅硬，不要說深挖洞，就是想挖一個淺坑，都非常困難。所以這些屍體也都被隨意棄之於墳場地面上，已經至少6周有餘。伍連德注意到，這些屍體各種姿勢都有，有的甚至還 保持著坐姿，這大概是因為在垂死之即就被家人扔出來，而他們在極度寒冷的天氣里做了最後取暖的努力。當時的伍連德憂心這個墳場會變成一個巨大的鼠疫桿菌的大冰櫃。如果有老鼠或其他動物接觸到這些屍體，再由動物傳染給城裡的人，那么一切防疫措施都將化為烏有。
“伍連德憑藉直覺，感覺鼠病菌在地面下也是可以存活的，但是他當時並沒有時間去做實驗證明這一點。後來俄羅斯專家果然證明了這一點——在哈爾濱嚴冬的極低的溫度下，肺鼠疫的病菌至少能存活3個月。”馬學博說。
當務之急是必須儘快處理掉這些屍體，唯一的辦法是集中火葬。
可是伍連德也知道，這對當時的中國人來說將是一個多么巨大的挑戰。
即便是生長在海外的伍連德，也不敢貿然挑戰中國人的倫理觀念。他思來想去，最好的辦法，唯有上書朝廷，請皇帝下一道聖旨才能平復民間的反對。不過，伍連德也知道，他首先要贏得當地官員和鄉紳的支持。這一點也進展得異常順利——他讓那些人跟著他一道坐車去墳場看那可怖的場景，他們便一致同意。於是，當伍連德給清廷上書，請求頒布準許火葬的同時，哈爾濱的官商紳士們也聯名向吉林總督(當時哈爾濱屬吉林境內)陳情，希望批准火葬。
1月30日，他們終於收到外務部發來的電報批准。第二天一大早，伍連德立即行動起來——伍連德後來在萬國鼠疫大會上詳細介紹了當時的處理方法：他雇用了200名工人，把棺木和屍體以100為單位，分成22堆。先是用炸藥爆破，挖了一個20英尺見方、10英尺深、每次能夠裝500具屍體的大坑。然後，按照每百個屍體10加侖的標準，用消防車在屍體上面澆上煤油。火點起來，屍體迅速猛烈地燃燒起來，2200多具屍體就這樣灰飛煙滅了。伍連德後來寫道，目睹親人遺體化為灰燼，兩萬名傅家甸市民面無表情，“呆呆出神”。對於伍連德如何以專業精神以及敬業之心，指揮這場鼠疫，《遠東報》的一則評論也許能最充分地體現：“哈爾濱防疫局總醫官伍連德自到哈以來，辦理防疫事宜，不辭勞苦，聞日前，在東四家焚燒疫屍，防疫局委員等皆不欲往前監視，伍醫官自赴該處點查屍數，親視焚燒，俟焚化淨始行回局。”
當時，俄國防疫部門的相關人士也在旁觀看了具有歷史性的焚屍過程。後來他們也效仿中方的做法，把轄區內染疫屍體，無論是新近死去的還是已經腐爛的，全部火葬。2月間，俄方共焚化了1416具屍體，其中1002具屍體是從墳墓中掘出來的。
1月31日這一天是中國傳統的大年初一，此時，傅家甸已經有1/4的人染鼠疫死亡。
適逢春節，防疫部下發傳單，號召大家燃放爆竹。伍連德認為，從科學的角度來說，爆竹里的硫磺同樣有消毒的功效。大年初一這一天，傅家甸的死亡人數從183名下降為165名，“此後日漸消減”，而且再也沒有回升過。
1911年3月1日午夜，當鼠疫死亡人數為零的報告傳來時，坐落在哈爾濱傅家甸的防疫總部內一片沸騰。幾日後，鑒於鼠疫死亡連續多日為零，防疫委員會宣布解除對傅家甸的隔離。
哈爾濱鼠疫之後，伍連德又轉戰長春、瀋陽等地，經過努力，到4月底，東北三省各地的鼠疫被全部消滅。這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依靠科學手段，在人口密集的大城市成功控制傳染病的行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