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經歷
吳印鹹 1900年9月21日，吳印鹹生於江蘇省沭陽縣一個清貧的書香之家，幼時考入生產棉布和線毯的江蘇省立第四工廠半工半讀，半天學習文化知識，半天當織毯工人。因他自幼喜愛繪畫、書法、篆刻，工作之餘常常收集各種具有民族特色的美術圖案，嘗試自己設計線毯圖案，獲得廠方認可與市場的歡迎。18歲畢業時他被留在廠里，半日教授圖畫課，半日設計線毯圖案，並自修了中學的全部課程，為他日後的發展打下了文化修養的基礎。
1919年，他19歲時，在親戚和朋友資助下，考取了繪畫大師劉海粟創辦的上海美術專科學校，開始接受正規的繪畫基本訓練。在美專學習的時候，吳印鹹在舊貨市場上用三塊銀元買回一台老式“勃朗尼”方匣子照相機，開始對攝影發生了興趣。他買了過期的膠捲、相紙，在集體宿舍床鋪下面建立了一個小小的“暗房”，研習起攝影。床鋪低矮，他只能趴在下面操作。日後他戲稱自己是“蛙式”作業。就這樣，他在學習繪畫的同時，開闢了自己的“第二課堂”。吳印鹹感到攝影比繪畫更真實、更自然、更具魅力，也更能夠反映現實生活，因而，在學習繪畫的同時，把絕大部分業餘時間用於鑽研攝影的技術與藝術。
1920年（20歲那年）在校學習期間，路過北京路的舊貨商店，看中一架美國勃朗尼牌方匣照相機，要價3塊大洋。吳印鹹實在好奇，愣是省下錢，買了人生中第一台相機——只有一個快門速度。
1922年他在上海美術專科學校畢業，回到家鄉，一面在縣立高小、縣立中學、縣師範學校教授美術，一面利用課餘時間繼續心愛的攝影創作，拍攝了反映蘇北農村小鎮自然風光和風土人情的許多照片。在美專接受的繪畫訓練對於吳印鹹的攝影創作發生著重要影響。他的攝影作品十分講究光線效果，精於畫面布局和構圖，傾注了他的智慧和匠心。
1922—1923年“上海美術專科學校”畢業後，返回沭陽任教，繼續從事攝影活動。
攝影作品有：《曉市》、《覓食》、《饑寒交迫》、《過別墅有感》等。
1927年沭陽發生土豪劣紳勾結軍閥武裝鎮壓民主力量的“一·六事件”，他被迫離開沭陽前往上海謀生。
演藝經歷
吳印鹹 從1927年起，吳印鹹離開家鄉回到上海謀生，先後在藝海布景公司繪製舞台布景和照相室布景，在紅燈照相館任攝影師，並在天一影片公司擔任布景師，首次接觸到電影這門新興藝術，並繼續從事業餘攝影創作。在此期間，他的代表性攝影作品有《縴夫》、《負重》、《歸途》等，表現了勞動人民所經受的生活煎熬，反映出吳印鹹對普通勞動者的深切同情和他的正義感。1928年，他來到上海，做起了演出布景師。
1930年，昔日同學合資開了紅燈照相館，就在四川北路海寧路口。
1934年他拍攝的《田螺》，曾獲得瑞士攝影沙龍榮譽獎。
《曉市》是吳印鹹早期的攝影代表作之一，反映了他的家鄉沭陽縣承輝門下人們為生計而忙碌的身影。逆光照射下，人們勞作的剪影襯托在閃現著晨露的石板路上，活靈活現地記錄了當時當地人們的生活寫照。它說明，吳印鹹的攝影創作不僅十分注重光、影、畫面結構等藝術表現形式，也把攝影用來反映社會現實生活。直到晚年，這幅具有現實主義風格的攝影作品，一直懸掛在吳印鹹書房兼會客室的牆壁上，成為他最喜愛的作品之一。
青年時代的吳印鹹，在他的攝影創作中，更多地把照相機鏡頭對準舊社會底層的勞苦大眾，表現他們生活的艱辛和蒙受的苦難，給予他們極大地同情。他拍攝了《饑寒交迫》、《過別墅有感》、《縴夫》等攝影作品，表現了勞苦大眾為了生存而苦苦掙扎的社會現實，期待著變革。
1935年與許幸之聯合舉辦“繪畫、攝影展”，這是吳印鹹第一次舉辦個人影展，展出作品56幅。
離開天一影片公司，到電通影片公司拍攝影片《風雲兒女》。
隨後又拍攝了由袁牧之編導的中國第一部音樂喜劇片《都市風光》。
攝影作品有：《吶喊》、《側目而視》等。
1935年，吳印鹹應電影界及文化界泰斗夏衍之邀，到上海電通影片公司拍攝由田漢編劇、許幸之執導的影片《風雲兒女》，成為電影攝影師。該影片以“九·一八”事變為歷史背景，表現了知識分子從苦悶彷徨到覺醒奮鬥、走向革命的過程，也曲折地反映了全國人民一致要求抗日的強烈願望。這部影片於1935年5月在上海公演，引起轟動，極大地鼓舞了全國人民的抗日激情和鬥志。尤其是片中由田漢作詞、聶耳作曲的主題歌《義勇軍進行曲》，將影片主題更加深化，成為風行全國、激勵人民爭取民族解放的戰鬥號角，日後成為我國的國歌。此後，吳印鹹又拍攝了由袁牧之編導的中國第一部音樂喜劇片《都市風光》。該片運用不同的喜劇表現手法，諷刺、鞭笞了舊中國的黑暗和迂腐。
後來，他又為明星影片公司二廠拍攝了《生死同心》和《馬路天使》兩部影片。前者表現的是革命歷史題材，後者則反映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社會底層人民的生活與情感，讚美了他們美好善良的心靈，表現了他們為爭取自由而開展的抗爭。該片上映後在上海其國內引起巨大反響，收到了極為轟動的社會效果。《馬路天使》成為30年代左翼電影的經典之作，被譽為“中國影壇上開放的一朵奇葩”。這部影片也是吳印鹹的成名作，標誌著他電影攝影技巧的成熟，也使他成為全國知名的電影攝影師。1980年－1981年，該片在英國倫敦、美國舊金山及法國巴黎、里昂舉行的“中國電影月”上放映，均受到觀眾的喜愛和輿論的重視。1982年2月，在義大利都靈市舉辦的“中國電影五十年回顧展”開幕式上放映了《馬路天使》，受到廣泛讚揚。該國著名影評家達西拉奇著文寫道：“新現實主義誕生於上海”。該片在世界電影史上的地位和影響可見一斑。
吳印鹹在攝製影片的同時，一直利用空餘時間進行攝影創作。這期間他拍攝了《吶喊》、《霹靂》等多幅攝影作品。《吶喊》以疾聲大喊的人物造型宣洩了被壓迫的人們要反抗的內心世界。《霹靂》則以烏雲滾滾、電閃雷鳴寓意災難深重的中華民族期望著深刻的變革。
1936年完成了《生死同心》的拍攝，緊接著又拍攝了由袁牧之編導的影片《馬路天使》。
1937年“八·一三”之後，上海淪陷。吳印鹹為了生存，在太原、上海、香港奔波了一年多。正在此時，袁牧之於1938年夏發來電報，邀他到武漢有要事相商。原來，在武漢工作的中共中央代表、中央軍委副主席周恩來同志邀請袁牧之到延安、陝甘寧邊區和華北敵後拍攝反映共產黨領導下的抗日軍民生活與戰鬥的紀錄片《延安與八路軍》。吳印鹹毅然決定：接受邀請，到延安去！
接到訊息後，吳印鹹立即離港經上海赴武漢。於漢口逗留期間，他受周恩來委託，在一天夜裡，到指定地點接受了荷蘭著名電影導演伊文思送給八路軍的一台只有一個鏡頭的“埃姆”電影攝影機和二千英尺膠片。袁牧之又從香港購買了16毫米電影攝影機及部分膠片，吳印鹹傾囊購置了三台照相機，他們於當年八月到達延安，直接投入了抗日救國事業。在延安成立的“八路軍總政治部電影團”（簡稱“延安電影團”）中，吳印鹹任攝影隊隊長（後任電影團的負責人），與袁牧之等人擔負起拍攝《延安與八路軍》紀錄片的重任，反映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抗日軍民的鬥爭，同時也包括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等中共領導人的珍貴革命史料。
由於國民黨的封鎖，當時延安的物質生活極其匱乏，更不必說拍電影的器材。拍電影的底片使用完了，大家就用印製拷貝的正片代替，千方百計克服困難去完成任務。在拍攝電影的同時，吳印鹹和他的同事們還拍攝了大量的歷史性照片，洗印並放大製作出來，通過各種途徑，包括周恩來親自領導的八路軍駐武漢辦事處，向中外真實地介紹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抗日救國事業。
1938年9月，在延安成立了“八路軍總政治部電影團”，團長由總政治部副主任譚政兼任，政治指導員李肅，藝術及編導負責人袁牧之，技術及攝影負責人吳印鹹，攝影徐肖冰及總務、勤雜等六、七人組成。
10月1日，應周恩來之邀去延安拍攝的大型紀錄片《延安與八路軍》在陝西中部的皇帝陵拍攝了第一個鏡頭，該片是人民電影的第一部作品。
此間的攝影作品有：《寶塔山》、《延安遠眺》、《駝鈴叮咚》、《抗大午餐》等。
1939年拍攝《白求恩大夫》的新聞素材片。
攝影作品有：《白求恩大夫》、《紅纓林立》等。
1939年，電影團在延安拍攝後，開赴華北抗日戰場，攝製八路軍與日寇英勇作戰和根據地人民的支前活動。吳印鹹在前線親自拍攝了偉大的國際主義戰士——加拿大醫生白求恩在中國抗日烽火的前線，搶救八路軍傷員的紀錄電影和《白求恩大夫》這幅攝影名作。在晉察冀根據地，吳印鹹又應《抗敵報》社長鄧拓和軍區政治部攝影科科長沙飛之邀，撰寫了《攝影常識》一書，作為培訓攝影幹部的教材，提供八路軍和解放區的攝影幹部閱讀。該書雖篇幅不大，卻是解放區編輯出版的第一部攝影教科書。它是吳印鹹冒著酷暑在田邊樹下的大石頭上、在老百姓家裡的土炕上、在微弱的蓖麻油燈下撰寫而成的。此書由鄧拓、沙飛各自撰寫序言，並由抗敵報社印刷出版，發行到部隊和地方廣大地區，它的重大作用和意義不言而喻。
1940年拍攝了《延安各界慶祝辛亥革命三十周年大會》、《延安慶祝百團大戰勝利大會》和《追悼會》、《國際青年節》等素材。
攝影作品有：《朱德》、《周恩來》等一系列人物照片。
194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作為電影界代表參加延安文藝座談會，並擔任會議攝影師。
攝影作品有：《艱苦創業》、《拓墾》、《騎兵演練》、《延安文藝座談會》等。
1943年大型紀錄片《南泥灣》攝製完成。
攝影作品有：《組織起來》、《延安大白菜》、《兄妹開荒》、《志同道合》等。
1945年第一期攝影訓練班開學，吳印鹹主持教學。
攝影作品有：《毛主席論聯合政府》、《登機告別》、《歸來》、《七大會場》、《朱德報告》、《劉少奇報告》等。
吳印鹹意識到，要使攝影成為宣傳民眾、組織民眾、鼓舞民眾的有力武器，就必須發展黨的攝影隊伍，培養更多的攝影人才。1945年初，他和電影團的同志們克服物質條件的匱乏，在延安寶塔山下，在延河邊，舉辦了第一期攝影訓練班。該班由吳印鹹主持，並主講攝影課程。這期訓練班除講授攝影的基本理論和操作技能外，還突出講授了攝影工作在革命事業中的地位以及攝影工作者的任務，教導學員要堅持攝影為黨的方針政策服務，為人民服務，首先要為工農兵服務的方針。訓練班的學員每人只能分得兩張過期的電影膠片，拍攝後必須立即做好記錄，待底片和照片沖洗出來後，再對照拍攝記錄進行總結，從中汲取經驗和教訓。吳印鹹親自編寫了教材，圖文並茂，上面的插圖照片均由他自己拍攝、印放製作。因為膠捲奇缺，他們常常採取“空彈射擊”的訓練方法——當時用於教學實習的照相機中，有的裝了膠片，有的則未裝膠片，但學員們並不知情，仍舊十分認真地選景、採光，仔細拍攝。當然，相機里安裝了膠片的學員所拍攝的照片便成為課堂講評的對象。就這樣，學員們學會了拍攝、製作圖片的全套技術，培養了艱苦奮鬥的精神。
1945年11月，電影團奉命隨東北挺進幹部支隊，離開延安前往東北新區開展工作。吳印鹹和電影團的同志們開辦了第二期攝影訓練班。後因戰局變化暫時中止。至1946年，第二期訓練班繼續開課，仍由吳印鹹主持授課，講授電影攝影技術與電影製作的基本知識。不久，吳印鹹跟隨葉劍英去北平軍調部工作，攝影訓練班由其他同志主持。
解放戰爭時期，吳印鹹任東北電影製片廠副廠長，在東影舉辦了4期有相當規模的訓練班，培訓各類幹部數百人。吳印鹹在擔負廠領導工作的同時，還在訓練班中講授攝影課程。結業後的學員大大充實了電影廠各部門的力量，並為日後輸出攝影專業幹部打下了基礎。在延安與東北培養的這些攝影幹部，在解放戰爭中，分別工作在中南、西南、西北等戰場前線，成為攝影報導主力，一些人在新中國成立後成為新華社和其他媒體的知名攝影記者。
1946年10月1日東北電影製片廠成立，吳印鹹任技術部主任，年底任副廠長。
1947年赴捷克斯洛伐克參加第一屆世界青年聯歡節，任攝影記者。
1949—1954年吳印鹹接任東北電影製片廠廠長。
吳印鹹 任廠長期間，東影生產了《中華兒女》、《趙一曼》、《白毛女》、《鋼鐵戰士》等優秀影片。
1952年率中國電影代表團參加印度第一屆國際電影節。
攝影作品有：《餵鳥人》等。
1954年因病離職休養。
1955年參加北京電影學院籌建工作。
作品有《甌江帆影》、《節日的北海》、《故宮太和殿》等。
1955年，吳印鹹從東北電影製片廠廠長崗位上調任北京，奉命與章泯、鍾敬之等同志籌建中國第一所電影教育高等學府——北京電影學院，開始了長達十餘年的教學生涯。從那時起，吳印鹹更是嘔心瀝血，把全部精力傾注在教書育人的事業中。
北京電影學院是新中國最早的藝術院校之一，也是自50年代起在很長的一個歷史時期內我國唯一的一所培養電影藝術創作人才的高等學府。自她建立之日起，吳印鹹便出任該院副院長兼攝影系主任。他最主要的教育思想之一是，認為經過大學的教育，應使學生真正成為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掌握高等專業知識的優秀人才。因此，他十分重視對學生道德品質的培養和專業知識的傳授。在這方面，他身體力行，言傳身教，付出了許多心血。
吳印鹹一邊擔負領導工作一邊親自執教，為攝影系學生講授攝影基礎課。開課之初，他總是像講故事一般，用親身經歷，把延安電影團同志們的精神面貌和工作作風向年輕的同學們講述一番，培養學生克服困難努力完成任務的精神。他談到，在延安拍電影時，器材之匱乏、條件之不足難以想像。不僅底片不夠用，更難的是沒有印片機，而且還沒有電，何從印製“拷貝”？但是，困難嚇不倒電影團的同志們。他們把那台“埃姆”電影攝影機的鏡頭卸下來，將已顯影的底片和未曝光的正片緊緊疊在一起裝在裡面，讓它們一起通過攝影機的片門，利用日光進行接觸印相，硬是把拷貝印製了出來。
拍照片也遇到不少困難。延安沒有電，怎么放大照片？他們築起一間像崗亭那樣沒有窗戶的小房子，房頂留個小洞，在那兒安裝上一架帶延伸皮腔的舊照相機，權作放大機。要放大的底片放置在照相機取景磨砂玻璃處，鏡頭朝向放大紙。助手在小房子外面隨時通報陽光之強弱變化，藉助小洞透射進來的日光，透過照相機鏡頭使相紙感光，製作出宣傳用的照片。
攝影系的學生聽了吳印鹹講述的這些傳奇般的故事，受到極為生動、極有說服力的教育，對於他們人生觀的形成發生了重要的影響，這些學生中有很多繼承了他們的恩師——吳印鹹的精神，畢業後對我國的攝影事業都做出了應有的貢獻。
吳印鹹還經常教育同學們正確看待人和器材的關係。他說，有先進的器材固然好，但我們國家底子薄，我們要立足使用不太好的攝影器材拍攝出優秀的作品，重要的是練好攝影基本功。他身體力行，以身示範。在他“60年攝影生涯作品展”每幅照片下端，均貼有一張照相機圖樣，說明該作品是用哪台舊照相機拍攝的。北京電影學院攝影系也繼承了吳印鹹的這種傳統，幾十年來雖然培養出眾多的優秀攝影人才，卻沒有花費更多的外匯去購買頂尖的攝影器材。身為副院長兼系主任的吳印鹹1966年應邀赴日本、香港進行攝影交流和創作，還從新華社攝影部臨時借用了一台照相機。
重視思想教育的同時，吳印鹹的治學精神是十分嚴謹的，對同學們極其負責。他極端重視用形象化的教材示教，而且親自拍攝和製作成套的照片，用來加強教學效果。為了說明不同的光線和氣候對攝影造型的影響，他不辭辛苦地在北京景山針對同一場景用順光、側光、逆光、晴天、陰天、雨天、雪天、霧天、早晨、正午、黃昏、傍晚等不同的自然條件拍攝製作了一系列組照，向同學們講解；在人像攝影課程中，為了說明光線效果對被攝者造型的影響，他親自在燈光室拍攝了一套套成組的照片，仔細向同學們講解……他的敬業精神收到良好的效果，獲得同學們由衷尊敬。
吳印鹹一向認為，電影學院的學生應該具有堅實的業務基本功，畢業後才能更好地服務於社會，服務於人民。從這一指導思想出發，在專業訓練方面，他要求循序漸進、扎紮實實地進行。學習攝影離不開實踐，但他不主張剛入校的低年級同學就去忙於攝影創作，他認為在教學之初主要應該讓學生練攝影基本功，創作宜安排在稍後進行。他還認為學習電影攝影應該首先學好圖片攝影，先用照相機鍛鍊，在掌握了圖片攝影的造型基本規律後，再進行電影攝影的動態訓練便容易些，更紮實些。他的這些教學主張，無疑對學生是負責的。從實踐效果檢驗，攝影系歷屆的畢業生，從總體水平來說，都具有較堅實的攝影技能，都能較好地完成所擔負的工作任務。特別是六十年代初期的畢業生與“撥亂反正”恢復聯考之後78屆的畢業生，由於在教學中真正貫徹了吳印鹹提出的重視基本功的思想，一般都打下了良好的專業基礎，在各自的工作崗位上做出了貢獻。
吳印鹹在授課過程中，十分重視古今優秀文化的繼承關係。他在講授攝影造型表現手段時，常常有針對性地引用我國優秀的傳統繪畫理論，擴大學生的知識領域，啟發他們繼承傳統藝術理論的精華。他結合南齊謝赫的《六法》講授攝影的畫面構圖，使學生加深對這篇著名畫論中提及的“氣韻生動”、“經營位置”、“應物象形”、“隨類賦彩”等涵義的理解；結合清代沈宗騫《芥舟學畫編》中《傳神》篇的精神，講授人像攝影課程，闡述人像攝影要達致“形神兼備”的境界，防止只重外貌描繪和只抓神態表現的片面性，給學生打下堅實的理論基礎。
吳印鹹在北京電影學院攝影系創建的教學體系，不僅使我國電影教育事業走上了全面而正規的發展道路，對於全國的圖片攝影教育也是一個創舉。北京電影學院雖然不是我國最早開設圖片攝影課程的院校，卻是第一所攝影課程門類最為齊全的高校。社會上不少人認為，北京電影學院攝影系就是教拍電影，其實並非完全如此。從50年代中期起，電影學院攝影系一直有相當完善的圖片攝影課程，包括攝影構圖、攝影光線處理、人像攝影、風光攝影、靜物攝影、彩色攝影、新聞攝影、生活攝影、暗室技術等。這些課程，都是在吳印鹹主持下建立的，有些課他親自執教。這些課程的建立，實際上起著雙重作用：既是電影攝影的專業基礎課，又是圖片攝影的系統訓練。學過這些課程後，既可從事影視攝製，又可從事圖片攝影；既可從事商業攝影，又可從事報導攝影；既可擔任圖片編輯，又可獻身攝影教學和理論研究。因為，吳印鹹創立的攝影教學體系是相當全面和完整的；學生掌握的攝影技能雖然因人而異，但總體上是比較全面的。攝影系的畢業生，有多人獻身於圖片攝影崗位，有十多位任職於我國影響最大的攝影畫報——《人民畫報》，擔任副總編輯、總編輯助理、采編室主任、主任記者等重要職務，取得了公認的成就，任職於《中國青年報》的畢業生曾連續三年獲得“全國十佳新聞攝影記者”評選第一名，就是明證。實際上，從50年代中期開始，在全國圖片攝影教育體系中，吳印鹹在北京電影學院攝影系所設立的課程，是相當全面的，對學生的培養是嚴謹的。正因為如此，原來的攝影系攝影基礎教研組於1996年擴建為北京電影學院攝影學院，成為我國最早的全面培養圖片攝影人才的高等學府。
吳印鹹在主持攝影系的教學期間，高瞻遠矚，十分重視對教師的培養。對於教師隊伍的配備，他提出“三三制”的主張，即全系教師三分之一在第一線教學，三分之一從事藝術創作實踐，三分之一投入備課。這是很有遠見並十分負責任的主張。它從制度上保證了廣大教師的藝術實踐，使課堂教學與生產實踐密切結合起來，也使教師有充足的備課時間，有利於不斷提高教學質量。無疑，這些主張是非常正確的。在這一思想指導之下，幾十年來，攝影系培養出了一大批骨幹教師，他們在攝影教育領域享有很好的知名度，成為攝影教學的中堅力量。
吳印鹹在主持攝影教學的同時，自身不忘攝影實踐，先後拍攝了《紅旗譜》、《白求恩大夫》等影片，擔任了故事片《駱駝祥子》的攝影指導，並創作了大量圖片攝影作品。與此同時，他身先士卒，著眼於學科教材建設，撰寫出版了攝影理論巨著、北京電影學院攝影系的第一部教科書——《攝影藝術表現方法》上下冊。此書的面世受到攝影界極大重視。在50年代中期，國內僅有的少量攝影著述涉獵的內容僅僅停留在攝影技術層面，尚無系統講解攝影藝術造型理論和闡述攝影創作規律的專著。而吳印鹹的這部著作，以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特點，系統地闡明了攝影藝術創作在社會生活中的作用、各類攝影體裁的特點以及藝術表現技巧，因而成為我國最早的、最完整的、最系統的、最具權威性的經典之作。該書不僅是當時惟一一所開設攝影藝術課程之高等學府的正式教材，也必然成了社會上廣大的攝影工作者和愛好者難得的讀物。此書出版不久立即售罄，在讀者之間出現了手抄本；1973年，義大利米蘭瑪索塔出版社將此書翻譯出版在西歐發行，為國際攝影出版商所重視，足見其影響之巨。
吳印鹹在北京電影學院的十多年中，在攝影理論、攝影實踐、攝影技術與藝術技巧的研究上潛心鑽研、不懈努力，培養了一批又一批電影攝影和圖片攝影的優秀人才，很多人創作出造詣很深的藝術作品，一些人成為電影攝影界和圖片攝影界的領導幹部和骨幹力量，也有人成為知名學者。吳印鹹常常為自己作為他們年輕時代的老師感到高興和欣慰。
吳印鹹以其師德、人品、藝術學養，深得學生們的敬重和愛戴。吳印鹹是我國電影界和攝影界的泰斗，為人卻十分謙和，平易近人，尤其對年輕的教師、年輕的同學充滿關愛。攝影系的同學每逢有集體活動，他都為同學們拍照，並用自己的相紙放大製作出來，送給每人一張。為了節約，照片當然不大。60年代初他去桂林攝影創作，由於拍的膠捲很多，讓一個助教幫他一道顯影。他自己沖洗畫幅較小的135膠捲，助教沖洗畫幅較大的120膠捲。助教心裡很明白，吳院長120膠片不多，不到節骨眼兒上是捨不得動用120的，凡120必是重要畫面，所以格外謹慎。無奈當時經驗不多，注入顯影液時帶進不少氣泡，誤認為藥液已滿，結果使一卷重要底片報廢。助教看著那殘缺不全的影像，傻了眼，內疚極了。正當助教惶恐不安時，吳印鹹卻慢慢地說：“沒關係，第二卷就好了。”這樣，那助教才能夠繼續操作下去。這事使那位助教一直牢牢記著，從那以後，不管是他自己的底片，也不管是別人要他沖洗的底片，不論是黑白的還是彩色的，從未出現沖洗事故。
1956年9月1日，北京電影學院舉行開學典禮，吳印鹹任副院長，兼任攝影系主任。
中國攝影學會成立，吳印鹹被推選為理事。
1960年中國攝影學會第二次全國會員代表大會召開，吳印鹹被選為副主席。
1961年，《吳印鹹攝影作品展》在北京中國美術館舉辦，展出作品160幅，後到七個省市展出。
1963年至1964年期間，吳印鹹出任故事影片《白求恩大夫》總攝影師，到上海在電影製片廠拍攝，為了培養年輕教師，帶了兩位助教作助理。此影片是廠方投產的重點片，創作人員包括多位享有盛名的電影藝術家，住在上海最著名的華僑飯店與國際飯店。有一次，攝影棚內布景未乾，大伙兒休息。吳印鹹趁此機會邀約攝影組的機械員（管攝影機的）到他住的華僑飯店的房間洗澡。這使得那位機械員左右為難，應也不是，不應也不是。因為這位機械員是舊社會在電影廠當學徒熬過來的，從來沒遇到這事兒。享有盛望的總攝影師，邀請他到賓館的個人房間洗澡，恐怕也是史無前例了。他找吳印鹹的助教商量：去，還是不去？助教說，吳老是很隨和的，沒有架子。次日，機械員果真去了。助教在飯店門口迎他進屋。他穿了一身嶄新的藍華達呢中山裝，這可能是他最好的衣服了。“文革”開始後，這位機械員老師傅對吳印鹹的處境很擔心。
1966年秋，他特意托人從上海到北京電影學院找那位助教，打聽吳老的現況。助教只好勉強告訴他：吳老威望高人緣好，造反派也不過叫他看看腳踏車，拔拔草……。吳印鹹這位著名的攝影藝術家、攝影教育家就是這樣關心著他人。
當然，吳印鹹也時時關心著全國廣大的攝影工作者和愛好者，關心著攝影教育事業在全國的普及。在他高齡離開北京電影學院的教學崗位後，把全部精力投入撰寫攝影著作，併到各地講學，傳播攝影知識。他認為，有幸步入高等攝影院校求學者僅是少數，更多的人要通過“沒有圍牆的大學”進行學習，獲得知識。在他80多歲高齡之時，在寫作之餘，還不辭辛勞，赴陝西、甘肅、四川、山東、遼寧、黑龍江等地講學，並撰寫出版了《人像攝影》、《風光攝影》、《彩色攝影》、《攝影用光》、《攝影濾光鏡使用法》、《攝影構圖120例》等專著，提供攝影人員閱讀。他常說，應該把他從事攝影的經驗傳授給青年人，促進攝影事業的發展和繁榮。直至90多歲他住在療養院時，也是帶著著作手稿，帶著圖片，甚至帶著放大機，不停地寫作，寫作……
1970年任國務院文化組成員、中央五七藝術大學副校長，主持電影系教學工作。
1972年，吳印鹹重回延安採風，入住時，整個賓館都傳開訊息：“毛主席的攝影師來了！”這個頭銜成就了吳印鹹，也設定了他一生的底色。
1979年11月中國攝影學會在北京召開第三屆會員代表大會，決定名為中國攝影家協會，吳印鹹為副主席。
攝影作品有：《作家茅盾》、《畫家黃胄》等。
1984年中國人像攝影學會成立，吳印鹹被推舉為名譽主席。
攝影作品有：《寧靜的海濱》、《遙攝者》、《騰飛》、《澳門炮台上》等。
1985年中國攝影家協會第四次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吳印鹹當選副主席。
攝影作品有：《〈九歌〉劇照》、《月季》、《牡丹》等。
1987年赴哈爾濱參加《吳印鹹攝影六十年作品展》開幕式。
1988年4月，應邀訪美，在美國接受了紐約國際攝影中心授予的“攝影功勳證書”，並展出作品43幅，展覽名為《新中國誕生地——延安》。
7月參加“第十九屆阿爾勒國際攝影節”。
11月，上海第二屆國際攝影展舉辦《吳印鹹攝影回顧展》，展出作品121幅。
世界攝影理事會授予吳印鹹“名譽會員”稱號。
吳印鹹被寫進英國劍橋國際傳記中心的《世界名人錄》。
1989年北京電影學院授予吳印鹹“榮譽教授”銜。
被中國電影攝影師學會選為名譽主席。
在新疆烏魯木齊參加《吳印鹹攝影回顧展》開幕式。
攝影作品有：《火焰山》等。
1990年，組照《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獲第十六屆全國攝影藝術展覽“特別榮譽獎”。
1991年1月，《吳印鹹抗日戰爭時期攝影展》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展出，展出作品69幅。
在第五屆中國攝影家協會代表大會上，吳印鹹被推舉為協會名譽主席。
吳印鹹攝影的影視劇照 1992年3月赴深圳參加深圳攝影大廈落成時開幕的《吳印鹹攝影作品展》，展出作品160幅。
10月，中國第二屆攝影節期間在北京展出《吳印鹹攝影作品及使用相機展》，展出作品165幅。
參加為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舉辦的《中日攝影名家二十人聯展》，展出作品12幅。
獲“政府特殊津貼”。
中國電影攝影第一屆評獎委員會授予“電影攝影優秀獎”之“特別獎”。
北京電影學院授予“金燭獎”。
1993年6月《吳印鹹攝影作品展》在瑞士維拉博物館展出，展出作品90幅。
《吳印鹹攝影作品珍藏》由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
1994年中國老攝影家協會成立，吳印鹹被推舉為名譽主席。
《吳印鹹風光花卉攝影集》由中國廣東老攝影家協會、中國廣東華僑攝影學會、中國廣聯實業株式會社聯合出版。
3月，港澳攝影協會頒授“攝影大師”名銜。
9月7日晨與世長辭，終年94歲。
主要作品
攝影作品
抗日戰爭時期，吳印鹹在延安拍攝了《南泥灣》、《白求恩大夫》、《陝甘寧邊區二屆參議會》、《延安與八路軍》、黨的七大會議等新聞紀錄片，為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白求恩拍下了很多歷史珍貴鏡頭，成為中國革命極其重要的歷史文獻。50、60年代，吳印鹹的攝影代表作有《未來》、《向人民致敬》、《甌江帆影》、《玉屏夜色》、《劉三姐》、《紅旗譜》等。
1971年，吳印鹹為國務院文化組成員，後任文化部電影局顧問。在工作之際拍攝了《山鄉果農》、《老紅軍鄒文楷》、《牧民的懷念》、《北海雪柳》、《作家茅盾》等作品。
吳印鹹作品集 生死同心（1936）....攝影
風雲兒女（1935）....攝影
堅苦的奮鬥（1935）....攝影
白求恩大夫（1964）....攝影
馬路天使（1937）....攝影
都巿風光（1935）....攝影
延安和八路軍（1938）....導演
攝影影展
吳印鹹30年代在沭陽舉辦影展，開沭陽影展之先河。之後，拍攝了《風雲兒女》、《都市風光》、《生死同心》、《馬路天使》等影片。
80年代初，他的攝影作品被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日本、法國和香港的多家報刊選用，美國紐約國際攝影中心、法國阿蘭藝術城、巴西聖保羅和里約熱內盧等都舉辦過吳印鹹攝影展。
所獲榮譽
他曾先後獲得新加坡影藝研究會授予的“榮譽高級會士”銜，美國國際攝影藝術中心授予的“攝影功勳”證書，北京電影學院授予“金燭獎。
參加為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舉辦的《中日攝影名家二十人聯展》，展出作品12幅。獲“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
中國電影攝影第一屆評獎委員會授予“電影攝影優秀獎”之“特別獎”。
北京電影學院授予“金燭獎”。
1993年6月《吳印鹹攝影作品展》在瑞士維拉博物館展出，展出作品90幅。
《吳印鹹攝影作品珍藏》由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
1994年中國老攝影家協會成立，吳印鹹被推舉為名譽主席。《吳印鹹風光花卉攝影集》由中國廣東老攝影家協會、中國廣東華僑攝影學會、中國廣聯實業株式會社聯合出版。3月，港澳攝影協會頒授“攝影大師”名銜。
人物評價
二三十年代吳印鹹從事攝影活動的初期，他所拍攝的作品十分注重形式和光影技巧。但年輕的吳印鹹懷有對舊中國現實的深刻不滿和對下層人民的深厚同情，將鏡頭更多地對準舊中國勞苦大眾的悲慘生活。
吳印鹹對我國攝影事業和攝影教育事業的貢獻是巨大的，他不僅在國內贏得廣泛的尊敬和崇高的聲望，榮任中國攝影家協會第一屆理事、第二屆、第三屆、第四屆副主席、第五屆名譽主席，中國老年攝影學會（後改為老攝影家協會）名譽主席，中國電影攝影師學會副理事長、名譽主席等職，還是第四屆全國文學藝術聯合會委員、北京電影學院“榮譽教授”，港澳攝影協會授予他“攝影大師”榮銜，世界攝影理事會頒發給他“名譽會員”稱號，並在1988年接受了紐約國際攝影中心（ICP）授予的“功勳證書”。
在中國攝影界，被稱為一代宗師的唯有吳印鹹。吳印鹹是獲得大家公認的我國電影攝影教育和圖片攝影教育的開拓者和奠基人。
人物故居
沭陽縣沭城鎮城內大街有條小巷叫做郝巷，郝巷的中段有個坐西朝東古色古香的小院，院內現有西屋與北屋，均為清代建築，四梁八柱，青磚小瓦，院落古樸，清靜幽雅。這裡就是中國著名的攝影大師吳印鹹和他父親吳鐵秋居住過的宅院。吳印鹹早年參加革命，畢生從事攝影工作。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他在延安拍攝了毛主席、朱德元帥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從事活動的大量文獻照片；一生中還拍攝《馬路天使》、《白求恩大夫》、《延安與八路軍》、《兄妹開荒》等電影；並出版了二十部攝影專著，成為著名的攝影大師。吳印鹹的祖籍安徽歙縣灃溪西南村，是周朝泰伯（賜姓吳）之後，第九十世時，兄弟三人，因“洪武遷徙”遷來沭陽。吳印鹹祖上為長房量公，始居沭陽草墩山（即劉集）。次房昶公居沭陽南門、顏集虞溪（烈士吳苓生即屬昶公一支）。第三房晟公遠徙山東蒙陰縣。
1840年以後，吳印鹹祖父吳柏林由塘溝遷進沭城，時年19歲，住舅氏程家東門內南城根的一所草房內，一住60年。到1900年左右，吳印鹹父親吳鐵秋另租沭城西門內李旗桿西李宅，是年吳印鹹出生。1923年又遷居大南門張偉宗後宅，1924年吳鐵秋寫一副幽默的春聯貼在大門上：距泰伯公百世，由宣義門再遷。以後又遷居沭城郝巷內居住，至今已無建築留存。因吳鐵秋一生從教，輾轉南北，所以沒有長期固定的家居，變換地點較多。在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吳印鹹的學習、從教以及攝影活動，主要是在沭陽、上海兩地。這一期間，他在沭陽拍攝的照片有《早市》、《難兄難弟》、《劉蜒院舊址》、《文峰小木橋》等。到三十年代中後期，他在沭陽與父親吳鐵秋共同生活一段時間，後由上海赴武漢，再到延安投身革命事業，拍攝了“延安文藝座談會”及黨的七大等珍貴文獻照片。從那時起，他一直未回過家鄉。
2000年，全國文聯、國家文化部、中央電視台等部門聯合舉辦紀念吳印鹹誕生100周年系列活動，中央電視台攝製組專程從北京到沭陽、上海、延安等地拍攝電視專題片《鏡頭後的人生》以及他在各地活動情況的資料。在沭陽期間，到郝巷內拍攝了吳印鹹的故居，並拍攝吳印鹹早期在沭城工作和活動的一些舊地的現狀，當年專題片由中央電視台播出。1963年春，吳印鹹的父親吳鐵秋去世，他的數千冊個人藏書捐獻給沭陽文化館收藏，住宅無人居住，由縣房產公司接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