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唐代自進入中後期，翰林學士的政治角色日形重要。學士負責起草詔令，又參決軍政機密事務，分擔了宰相部分職權。宦官北衙的勢力興起，雖操縱君主廢立命運，然而草制宣詔的合法化過程，同時亦強化翰林機構的議事渠道，形成一股新興的抗衡力量。北衙宦官對翰林採取強烈制控，由委任翰林親信，到設立宦官專職的翰林學士院使，均旨在納入內廷諸司的監控範圍。文章在前人研究翰林學士院職掌的基礎上，對唐中後期翰林於南北司的權力格局之中，如何層累衍生學士、承旨和使職名目，稍作補充。
一、翰林院、學士院與東翰林院成立再析唐代所謂“翰林學士院”，從文獻記載和考古遺址來看，是較為複雜的建築組群。嚴格說來，涉及翰林院、學士院與東翰林院的不同建置階段。關於三者成立概況，《資治通鑑》卷225代宗大曆十四年七月乙未條胡注析述如下：
翰林故事曰：翰林院者，在銀台門內，以藝能、技術召見者之所處也。玄宗初，置翰林待詔，掌四方表疏批答，應和文章。又以詔敕文告悉由中書，多雍滯，始選朝官有才藝學識者入居翰林……開元二十六年，始以翰林供奉改稱學士，別建學士院於翰林苑之南，俾專內命。其後又置東翰林院於金鑾殿之西，隨上所在。[1]
這裡顯示：(1)翰林院是當中最早成立的北面機構，乃處技藝待召者之所。(2)玄宗即位之初，翰林機構的內容逐漸豐富，有翰林待詔負責批答表疏，應對辭章等事，更發展至直接挑選具學識的朝官職居於翰林，疏理中書詔敕。(3)開元二十六年後，從前於翰林供奉的才學之士才改稱為翰林學士，故於翰林院所屬範圍以南，分別興建學士院，以專其制詔之職。(4)及後於金鑾殿之西，又建置相對於舊院址的東翰林院，方便帝王起居所在。如此解讀，有助學界探討翰林院與學士院的異同問題。[2]從上文可知，學士院建於翰林院之南，始於翰林學士之設。此外，據馬得志《唐長安城發掘新收穫》的考古發現，在大明宮右銀台門以北、西夾城之內出土的六組遺址，建築群（一）（二）（五）與建築群（三）（四），兩者互相以磚道相隔，南北對置，形制上與北廳的翰林院和南廳的學士院極為吻合。從南面建築群（學士院）別以東側通門（翰林門）出入，可推知兩院活動分隔的意圖。[3](P114-116)程大昌《雍錄》卷4《大明宮右銀台門翰林院學士院說》載：
翰林院在大明宮右銀台門內稍退北，有門，榜曰“翰林之門”，其制高大重複，號為胡門。門蓋東向，入門直西為學士院，有兩廳，南北相啟，而各自為門，旁有板廊，自南廳可通北廳，又皆南向。院各五間，北廳從東第一間常為承旨閣，余皆學士居之。廳前階砌花磚為道……（南廳）東西四間皆為學士閣，中一閣不居。北廳又北則為翰林院，初未有學士時，凡為翰林待詔、（翰林）供奉者，皆處其中。後雖有學士，而技能雜術與夫有學可備詢訪之人，仍亦居之……翰林院又北則少陽院。[4]綜合兩條資料，學士院成立後性質異於翰林院，應始於開元二十六年，若以此為第三期，則在翰林學士產生以前，文學待詔之士供奉於翰林院，與技能雜術者清濁共處，大概是第二期的現實寫照。從翰林院初期成立原意觀之，它是異才技藝人士優養之地，隨時待詔，其間文章之事漸高於他種才藝技能，是宮廷政命草制日形重要的結果，故此翰林院在第一期草創時期，早已具備第二時期的特質，情況類於第二期過渡至第三期。韋處厚《翰林學士記》曾謂學士院官所以不稱供奉而稱學士，乃因學士俾專內命，與夫數術曲藝，禮有所異，因此才出現其後截然分化的態度。
玄宗開元期間，長期聽政於興慶宮的藩邸舊址。呂大防的石刻圖中，每能精確繪畫唐代宮廷建築細微之地，較諸程大昌《雍錄》及徐松《唐兩京城坊考》更為詳實。呂氏所繪的興慶宮圖，在南衙官署的金明門入口附近，有翰林院的設定，而翰林院的南面只有一道通門，為三面密封，背向興慶殿、大同殿的設計，南下可直抵勤政務本樓。宋敏求《長安志》卷9《興慶坊》條亦載：“大同門西曰金明門，內有翰林院。”又註：“《學士院記》曰：駕在興慶宮側，於金明門內置院。”[5]若以開元十六年興慶宮朝堂竣工時間計算，興慶宮內的翰林院至遲亦當於此時已經運作。《舊唐書》卷43職官二翰林院條載：“天子在大明宮，其院在右銀台門內。在興慶宮，院在金明門內。若在西內，院在顯福門。若在東都、華清宮，皆有待詔之所。”[6]三宮之內各有翰林機構侍上所在，乃為不爭事實，對了解翰林待詔、翰林供奉以至翰林學士的早期成立過程，具莫大啟示。
翰林院廣泛分布的形態，也有助辨證某種學士的職稱關係。學者辛德勇早已留意高宗至武則天主政時期，北門學士供職的地理問題，反駁前人以翰林院門在右銀台門之北，因而得出“北門”的學士說法。辛氏認為，無論從文獻及考古均不存在相對於右銀台門以北的“南門學士”，故語意邏輯不通。若據程大昌《雍錄》卷4南北學士條的解釋，則翰林與學士之設較為明晰，其謂：
唐世嘗予草制而真為學士者，其別有三：太宗之弘文館、玄宗之麗正、集賢，開元二十六年以後之翰林。此三地者皆置學士則是實任此職，真踐此官也。若夫乾封間號為“北門學士”者，第從翰林院待詔中選取能文之士，待使草制，故借學士之名以為雅稱。其實此時翰林未置學士，未得與弘文、集賢齒也，故曰“北門學士”，言其居處在弘文、集賢之北也。[4]
這裡主要析述唐代學士的源流，欲同時反映翰林機構早期，並無學士之設。乾封年間的北門學士，乃從翰林院待詔中選士，雅稱學士而已，性質上未能與南衙的弘文、集賢諸館學士的機構實職相比。同樣的道理，翰林供奉發展至翰林學士，也必然經過這種由虛變實的進化過程。程大昌的《東內西內學士及翰林院圖》、《大明宮右銀台門翰林院學士院圖》及《學士院都圖》，皆著墨於右銀台門之北，接近宮城西牆的翰林及學士院，對其他翰林院的性質，未加詳析。玄宗當政期間，從大明宮南通興慶宮，有夾城建築其間，方便人主潛行，故三宮機構之間往往產生重疊、互補的政治作用。[7](P15-32)興慶宮的翰林院職，至少說明玄宗踐位之初，以翰林待詔批答表疏，應和辭章，並逐漸由學識朝官職居機構內的新趨勢。此類臨時制詔的職種，於開元後期遂陸續為學士院的專職取代。
夾城與重廊的設計，使翰林學士院處於近密的位置，它既處於夾城之內，如何連通於殿最方便制詔宣旨，成為政治關鍵所在。從考古發現得知，夾城直北之處為密封城牆，進出途徑必先經翰林門，然後轉入宮禁範圍。重廊的構造是利於抵達殿側，而不須繞道，以達至密速潛行的效果。韋執誼《翰林院故事》記翰林院在銀台門內麟德殿西重廊之後；而麟德殿東、西兩側均有重廊亦有文獻記載。《雍錄》卷4載：“麟德殿東廊有郁儀樓，西廓有結鄰樓，學士院即在西樓重廓之外。”[4]由此可證，大明宮城的西牆，西有夾城，東有重廊，由夾城通宮城重廊，沿橫直的走廊通行麟德殿，直北抵少陽院，無疑拉近夾城建築與宮內西側諸殿院的距離。
大明宮內，由翰林院發展出學士院，再由翰林學士院別置東學士院的繁衍過程，同樣產生了不少機構重疊的疑問。韋執誼《翰林院故事》即謂：“東翰林院於金鑾殿之西，隨上所在而遷，取其便穩”，即從方向上指明其新院地近金鑾殿，目的是較近便起居於各殿的君主隨時傳召。《資治通鑑》卷236順宗永貞元年正月癸巳條下，胡註：“程大昌《雍錄》曰：金鑾坡者，龍首山之支隴，隱起平地而坡＠①靡迤者也。其上有殿，名曰金鑾殿。殿旁有坡，名曰金鑾坡。又曰：金鑾殿者，在蓬萊山正西微南，龍首山坡之北。殿西有坡，德宗即之以造東學士院，以其在開元學士院之東也。”[1]按此地理，東翰林院半隱於金鑾坡上，頗能達至近密目的。徐松《大明宮圖》，東翰林院東出有金鑾殿，南出為延英殿，西近麟德殿，二殿再東出，便是紫宸、蓬萊諸要殿，位置上顯然較夾城中的翰林學士院較接近宮中各主殿。《陝西通志》所繪大明宮圖，將東翰林院稱為東學士院，凸現了從舊學士院中衍生的歷史背景。
中唐君主常因起居之處，密召學士商議草制，舊的學士院從夾城翰林門東出，較易為結鄰、郁儀等城樓監察；若從東學士院繞北背禁苑，不但同樣可達靠西側的麟德殿，並且不動聲色抵東側的浴堂殿。史書載德宗常居浴堂殿，又謂學士院以北扉之便，密封於此。單從夾城學士院地理難以解釋，蓋翰林以北有牆垣之隔，於東學士院北出，沿禁苑範圍而下，則稍近情理。由此推之，東學士院當由於翰林學士須常候君主密封，漸次于禁中近便之處特別成立的翰林機構。此種關係，將於下文析述。
唐代翰林學士院早存在於東內、西內和南內的宮廷範圍內，從地理位置分析，不足以把它歸類於南衙宰相機構或大明宮苑內的北衙系統。況且，其設立背景既有分執宰許可權，成為內相意圖，主事者又是學士官員，跟其他宦官司局本具差異。故此，翰林學士院實處於南北衙對峙下的中間組織，協調因內廷系統迅速發展，無法與律令機制銜接而可能產生的決策延誤。由於身份特殊，翰林學士對兩者的向背往往左右政局發展，漸成為內外廷重要的攏絡對象。大抵從官僚的職掌和升遷的途徑而言，宰相與翰林學士的制詔關係較為密切；惟內廷決策的草議和行動配合上，宦官中尉與內諸司卻容易制控翰林學士。中晚唐的南衙北司之爭，離不開宰相欲奪內廷權力，最後遭受閹豎反壓的收場，翰林學士則長期處於這種糾紛中，反覆拓展其政治空間。
1.從草制到決策的翰林職責
翰林學士草制的職能最為重要，由此而來的，是草擬決策時的論議角色。踏入中唐，無論是肅宗、代宗之交，或者是敬宗、文宗之間，儲君承繼的詔書，成為新立帝王的法理依據。兩次政變的共通點都是舊主駕崩之初，所召繼位人選不為宦者接納，結果由宦官軍政諸司掩護新儲出起居之處，勒兵殿院之下，推翻前議。在另起爐灶過程中，宦官仍得同樣以翰林學士草詔析法，說明翰林學士院由於北出少陽院之便，草詔工作漸受內廷宦官操縱役使。就平日草擬公文而言，內容輕重不一，翰林學士的許可權發展，仍須視乎帝王信用的程度。關鍵時期應自德宗開始，蓋涇原兵變，翰林學士陸贄於患難中隨行在制詔，調兵遣將無出其右。《舊唐書》卷139陸贄傳謂：“雖有宰臣，而謀猷參決，多出於贄，故當時目為內相。”[6]李肇《翰林志》載其時翰林學士不但朝服班序，而且“賦權日重，於是凡赦書、德音、立後、建儲、大誅討、免三公宰相、命將相，皆出於斯。”換言之，由德宗非常時期到政局漸告穩定，翰林學士的草擬實權，已由單純的文書起草發展至廣泛參決的層面。
翰林學士能加入議政行列，與君主興起固定的議事渠道有關。例如，裕堂殿乃德宗長年視事之所，地近綾綺殿，大明宮較東側之處，此後帝王每於此召問學士意見。《資治通鑑》卷237憲宗元和二年十一月胡三省註：“唐學士多對浴堂殿，李絳之極論中官，柳公權之濡紙繼燭，皆其地也”，即道出翰林學士應召於此的傳統。李絳與白居易批評宦官專權，事見卷238憲宗元和四年九月條，以此推知，浴堂議事制度沿襲已久，翰林學士論政決事風氣已然建立。例如，順宗時期，帝主長期養病，多由王叔文、王ｐī＠②與宰相韋執誼主持政事，而且“每事先下翰林，使叔文可否，然後宣於中書，韋執誼承而行之。”[1]由決策到宣召皆由翰林學士總攬，從前制誥的文書工作則交付中書代理，翰林學士議決地位十分明顯。王叔文等權力上升，開始令部分宦官不安，繼而拉攏另一批翰林學士，進行政治反撲。《資治通鑑》卷236順宗永貞元年三月載：
上疾久不愈，時扶御殿，群臣瞻望而已，莫有親奏對者，中外危懼；思早立太子，而王叔文之黨欲專大權，惡聞之。宦官俱文珍、劉光琦、薛盈珍皆先朝任使舊人，疾叔文……乃啟上召翰林學士鄭ｙīｎ＠③、衛次公、李程、王涯入金鑾殿，草立太子制。[1]
王叔文專權，得力於一派宦官支持，情況與俱文珍、劉光琦援引其他學士，二者政治結合的方式相差無幾，惟雙方政治對峙，不免令學士院內部分化。史書未載東學士院成立的政治動機，《石林燕語》卷5云：“唐德宗時嘗移學士院於金鑾坡上”，或與涇原兵變，逐漸專委翰林別處承受要旨有關。觀順宗末年政治，東學士院有進一步鞏固的趨勢。王叔文等視事之所，仍以右銀台門內的翰林學士院為基地，對鄭ｙīｎ＠③、衛次公等反對派翰林機構成員，必然產生種種矛盾和不便。東學士院地處金鑾殿的西側，與前者儼然形成另一議事系統。宦官俱文珍以諸學士入金鑾殿草制立儲事宜，至近密之法當就地起用學士班底，意味著東學士院，前後經歷德宗、順宗、憲宗三朝漸告成熟。若考《舊唐書》卷159，衛次公傳，以鄭ｙīｎ＠③等翰林學士為代表的金鑾殿議政機制，隱然於此段期間發揮功效，《衛次公傳》載：
貞元八年，征為左補闕，尋兼翰林學士。二十一年正月，德宗升遐。時東宮疾恙方甚，倉卒召學士鄭ｙīｎ＠③等至金鑾殿。中人或云：“內中商量，所立未定。”眾人未對，次公遽言曰：“皇太子雖有疾，地居冢嫡，內外繫心。必不得已，當立廣陵王。若有異圖，禍難未已。”ｙīｎ＠③等隨而唱之，眾議方定……及順宗在諒暗，外有王叔文輩操權樹黨，無復經制，次公與鄭ｙīｎ＠③同處內廷，多所匡正。[6]
鄭ｙīｎ＠③、衛次公等成功助順宗登位，本為前朝功舊，但順宗臨危，竟由王叔文、王ｐī＠②據銀台門翰林指揮政事，制詔無所經由，自然產生矛盾。宦官集團內的互相對壘，加深了翰林政治的主導戰。結果，鄭ｙīｎ＠③政治選擇正確，憲宗即位便提升為翰林學士承旨，元稹《翰林承旨學士記》謂鄭ｙīｎ＠③位在諸學士之上，“凡大誥令、大廢置、承相之密畫、內外之密奏、上之所甚注意者，莫不專受專對，他人無得而參。”學士承旨即翰林學士之首，由於職居學士院長，可隨時單獨與君主對話，秘密籌決。[8]要達到密議目的，承旨學士必須常出學士院而穿梭宮內，隨君主所在入對。同時，於舊學士院北廳東第一間作為翰林承旨辦公之所，有統率諸學士之意，避免出現前朝王叔文爭奪權力的類似情況。學士承旨每須規範翰林學士，見於《資治通鑑》卷238憲宗元和五年六月的如下記載：
白居易嘗因論事，言“陛下錯”，上色莊而罷，密召承旨李絳謂：“白居易小臣不遜，須令出院。”絳曰：“陛下容納直言，故群臣敢竭誠無隱。居易言雖少思，志在納忠。陛下今日罪之，臣恐天下各思鉗口，非所以廣聰明，昭聖德也。”上悅，待居易如初。[1]
白居易能留於翰林學士院，皆因承旨李絳於密議中對其持正面態度，可見帝王在承旨之設及密議制度的雙重保障下，重新以翰林學士院為帝王私人腹心。由於南衙北司長期對立，帝王用人管道已儘量超越外朝宰相或內廷宦官，避免直接卷進各種人事糾紛，相反多以重用的翰林學士承旨入相，更能確保政治風險。故此，學士承旨之職已有提前培育帝王親信的意圖，方便日後進入中樞的決策層。例如裴ｊì＠④任相前職居翰林，《舊唐書》卷148本傳謂其“在翰林承旨，屬憲宗初平吳、蜀，勵精思理，機密之務，一以關ｊì＠④，ｊì＠④小心敬慎，甚稱中旨。”[6]學士承旨職涉相權，故每為持異見的宰執不容。史書載宰相李吉甫“自以誣構鄭ｙīｎ＠③、貶斥裴ｊì＠④等，蓋憲宗察見其情而疏薄之，故出鎮淮南。”[1]（卷237元和三年九月戊戌）裴、鄭皆曾為學士承旨，受帝大用，宰輔因排斥二人反遭疏遠，憲宗對翰林學士甚見寵信。帝王和翰林學士密議，必由學士值勤，可隨時便殿召見所致，其事多涉北衙宦宮，令事態尤見機密。《新唐書》卷207《仇士良》傳載：
（文宗）開成四年……退坐思政殿，顧左右曰：“所直學士謂誰？”曰：“周墀也。”召至，帝曰：“自爾所況，朕何如主？”墀再拜曰：“臣不足以知，然天下言陛下堯、舜主也。”帝曰：“所以問，帝與周赧、漢獻孰愈？”墀惶駭曰：“陛下之德，成、康、文、景未足比，何自方二主哉！”帝曰：“赧、獻受制強臣，今朕受制家奴，自以不及遠矣！”因泣下。[8]
君主援引學士論議宦官，為了防避閹宦視線，召對往往徹晚進行，如文宗時以批評宦官知名的翰林學士柳公權，“每浴堂召對，繼燭見跋，語猶未盡，不欲取燭，宮人以蠟液揉紙繼之。”[6]（卷165《柳公權傳》）武宗曾夜召學士韋琮草制，而宰相、樞密皆不之知，[1]（卷247，會昌三年五月壬寅）益見翰林學士的近密程度。又如宣宗“召翰林學士韋澳，托以論詩，屏左右與之語曰：近日外間謂內侍權勢何如？”[1]（卷249，大中八年）凡此可見，雙方密議的方式甚多，因時地而表現迥異，然帝王因學士草制之便，征以籌謀宦官良策，均為上述共通之處。
2.翰林學士與宰相制——北衙權力制控的因由
由草擬制詔發展至密議決策，翰林學士之職已非單純的秘書顧問角色，其執行部分相權，足以改變宰相與宦官權力周鏇中的政治形勢，此為宰相與學士關係又得和諧共事之處。翰林學士分割相權，誠如張國剛等具體所言，是將中書舍人制詔之權納入職責之內，使帝王政令分為內制和外製兩組性質。翰林學士用白麻所撰的內制，直接由禁中發出，關乎拜免將相，號令征伐，立後建儲等重要詔書；中書舍人用黃麻所擬外製，則為一般詔書。白居易曾任中書舍人及翰林學士，其所撰中書制詔和翰林制詔，便顯出了內外二制輕重之別。[9](P259-261)白麻之制本為宰相所有，《資治通鑑》卷235，德宗貞元十二年六月乙丑條即載：
初，上置六統軍，視六尚書，以處節度使罷鎮者，相承用麻紙寫制。至是，文場諷宰相比統軍降麻。翰林學士鄭ｙīｎ＠③奏言：“故事惟封王、命相用白麻，今以命中尉，不識陛下特以寵文場邪，遂為著令也？”上乃謂文場曰：“武德、貞觀時，中人不過員外將軍同正耳，衣緋者無幾，自輔國以來，墮壞制度。朕今用爾，不謂無私。若復以麻制宣告天下，必謂爾脅我為之矣。”文場叩頭謝。遂焚其麻，命並統軍自今中書降敕。[1]
德宗時翰林學士重提舊事，欲挫神策中尉竇文場等氣焰，法制上宰相降麻名正言順，然中官統軍授麻之法前代已有發生，非文場無理般弄。鄭ｙīｎ＠③的詮釋，使任用權力連結於翰林、宰相之下，蓋關乎將相降白麻起用之事，前一日必經中書、門下文書審批，然後付翰林草麻，最後由宰執宣敕，宦官無由干預。事實上，宰相一直著意制控北衙授官，《資治通鑑》卷246文宗開成三年九月條載：“開成以來，神策將吏遷官，多不聞奏，直牒中書令復奏施行，遷改殆無虛日。癸未，始詔神策將吏改官皆先奏聞，狀至中書，然後檢勘施行。”[1]換言之，神策宦官每有人事調動，必須“先奏聞於上，禁中以其狀付中書，方與檢勘由歷而施行之”。[1]由過往不向君主奏請而直牒中書，到現在付狀於中書檢勘再施行，其精神與前者麻制一脈相承，宰相得以重奪部分任免權力。越到唐代後期，中書與翰林之間對麻制的草擬與宣行，漸取得分工默契。《資治通鑑》卷253僖宗廣明元年五月乙亥條胡注載：
唐制，凡拜將相，先一日，中書納案，遲明，降麻，於ｇé＠⑨門出案。《會要》：凡將相，翰林學士草制，謂之白麻。韋執誼《翰林故事》曰：故事，中書省用黃白二麻，為綸命重輕之辨，近者所出，獨得黃麻；其白麻皆在翰林院，自非國之重事，拜授將相、德音赦宥，則不得由於斯。史言唐未宦官恣橫，監軍與樞密使，恩數埒於將相。[1]
唐代後期翰林學士的職責繁多，草詔密議之餘，於宰相施行任免權力中越形占優。從前黃白二麻的詔降悉屬中書，漸次由翰林學士院獨掌系乎軍國重事的白麻，且直接關係宦官用人許可權。將宰相權力移於翰林，未必不是出於帝王的本意，如是藉第三者可以重新規管重要官職。從各種跡象顯示，翰林學士透過白麻之制，發揮封駁政策的權能。例如，憲宗時期王承宗叛，欲令宦官吐突承璀為行營招討處置使，蔣偕《李相國論事集》卷2載：“翰林中屢陳從古無令中人統各鎮師徒，諸道受其節制者，師出不律，軍必無功。前後諫論一十八度。後宰相論，亦不允，遂依上旨，仍令學士李絳撰白麻。其日，絳又進狀，稱事實不可。”值得注意者是，其後“上手執一紙文書云：宰相悉言可任承璀，而學士不肯，如何？”既然上意已決，加上宰相附和，翰林若只職草麻，則君主無須多費唇舌考慮李絳奏狀。顯然於制麻過程中，翰林學士可就白麻內容參決可否，是翰林既得的合法權力，使皇帝在此決策上不得不謹慎考慮。
制白麻的專責，何以由宰相移於翰林，史料並無明載，然而翰林學士承旨所帶職官多為兵部侍郎，而且上遷途逕往往直指宰相之位。在唐的官制里，兵部侍郎為正四品官，位在正三品尚書之下，負責處理軍機政令。[6]（卷43《職官二》）故此，學士承旨帶此職，無疑預先提拔宰執人選，便於協辦將相降麻的軍政重任。《舊唐書》卷43職官志之翰林院註：“貞元已後，為學士承旨者，多至宰相焉。”據元稹《翰林承旨學士記》統計，憲宗迄穆宗之間承旨學士中，十一人已有九人參大政。若從更全面的數字統計，於德宗至懿宗的154名翰林學士中，能至宰相者有53名，占32%，而在憲宗至懿宗的52名承旨中，其後任相者共30名，占58%，後者入相比例更形明顯。[10]翰林學士承旨與宰相制之間，已成為相通的親信渠道，於決策層面上更為帝王倚重。君主以學士承旨強化皇權的同時，宦官亦設法於翰林機構內滲透其影響力。[1]（卷245，太和七年至九年）例如，以新的院使職種，監控學士權力。考翰林院使最早出現時期，在憲宗初年，《白氏長慶集》卷30載：“元和二年十一月四日，自集賢院召赴銀台候進旨，五日召入翰林，奉敕試製詔等五首，翰林院使梁守謙奉宣，宜授翰林學士也。”從翰林院使奉旨宣授翰林學士看來，院使似已監控學士的進出與任免。梁守謙為憲宗期的權閹，《資治通鑑》卷238及《冊府元龜》卷665、667諸處，載梁氏於元和五年已由樞密使提升為右神策軍中尉的北衙最高要職，顯見翰林院使地位之重。[7](P90-101)杜元穎《翰林院使壁記》又謂該使“進則承睿旨而宣於下，退則受嘉謨而達於上，軍國之重事，古今之大體，庶政之損益，眾情之異同，悉以開攬，因而啟發”，翰林院使乃集承旨、宣召與參議軍政於一身，更肩負統領翰林學士之責，使眾情歸一，臻上情下達之效。
《翰林志》載：“有高品使二人知院事，每日晚執事于思政殿，退而傳旨”，或因應翰林、學士院之分而設定院使。
考憲宗年間宦者呂金如、劉弘規等均曾出任翰林院使，但其時並無提及學士院使，至宣宗時期則翰林院使外，已有學士院使的專職分出，位在前者之下。蓋《閭知誠墓志銘》載閭氏先於大中三年拜染坊使後，再遷監學士院使，到大中十年入觀，又充內坊使，累遷翰林院使。隨著時代推移，尤其學士院的職責繁重，由學士院使監當其事，並充分與翰林院使共商國情，斟酌要旨，當為對兩使存在的合理推論。昭宗末年翰林學士韓ｗò＠⑤被逼令起草韋貽範起複製書，即為學士院使等主意。《資治通鑑》卷263天復二年七月甲戌條載：
命韓ｗò＠⑤草貽範起複製，ｗò＠⑤曰：“吾腕可斷，此制不可草！”即上疏論貽範遭憂未數月，遽令起復，實駭物聽，傷國體。學士院二中使怒曰：“學士勿以死為戲！”ｗò＠⑤以疏授之，解衣而寢。二使不得已奏之。上即命罷草，仍賜敕褒賞之。八月，乙亥朔，班定，無白麻可宣。[1]
學士使強逼翰林學士草制不成，只能據其疏如實上奏，正反映學士使與翰林學士的矛盾日漸鮮明。蓋翰林學士擁法理上的降麻權責，由此衍生各種決事功能，學士使干預的途徑，一在監視翰林學士於學士院的出入活動，二在掌握學士制定旨令後的承宣渠道。胡注便謂：“時韓全誨等使二中使監學士院，以防上與之密議國事，兼掌傳宣回奏。”同卷天復二年十一月甲辰條載：“上使趙國夫人＠⑥學士院二使皆不在，亟召韓ｗò＠⑤、姚洎，竊見之於土門外，執手相泣。洎請上速還，恐為他人所見，上遽去。”昭宗欲見翰林學士，事前須偵探學士院使是否監院，學士院使監控皇帝與翰林學士的職能，可見一斑。
由上可知，唐代翰林學士院的構造與職種關係密切，從翰林院分出學士院，特設翰林學士，本來就是因應宮廷地理建置的政治考慮。唐中期以後的君主，鑒主宦官權勢日益高漲，每欲興起另一私人渠道，尋求政治意見以相援引，學士院供職的翰林學士，正好補救了宰輔未能于禁內議政決事的角色，並且在既合作且衝突的微妙決策層面上，繼續與北衙官司發展工作關係。翰林學士所以能謂內相，在於獲得與帝王密議機會，又於制詔降麻的過程中發揮己見，從而成為參與中央決策不可或缺的法理依據者。此種身份，並非一般擅奪權力的宦官可以取代，形成制控宦官許可權的一股法治力量，故此越引致宦官於翰林置使，作出反制控翰林學士的主因。
無可否認，南北衙互相對峙為時甚久，但彼此權力高下立見。從神策軍進駐中央禁軍開始，北衙使職機構日益繁衍，中央諸部寺監權力欲遭侵蝕，南衙諸衛兵徒具空名而已。中晚唐君主的廢立幾全操閹宦之手，已反映君主權力、宰相南衙實職不足與內官爭鬥。故君主倚重翰林學士，其實是在既定的形勢下，確保北衙官司仍在一定程度上服膺南衙宰相的律令制度。翰林學士專掌草詔白麻，即根本代表帝王與宰相發號命令，宦官不得私奪的最高精神。宦官既不能像翰林學士草詔，惟有假以其他途徑奪權，例如變更議定決策的原貌，加入修訂程式，或者壟斷宣令的最終過程，得以上下其手。凡此，解釋了越到唐代後期，內諸司的機密、宣徽之職越具代表性。
唐末兩樞密與兩神策合稱為“四貴”，包括中央重要決策，機密於代宗時只管理文書表奏，進呈皇帝參閱，到僖、昭時期權力至盛，由於可在堂狀貼黃，無形即代替君主處分公事，宣付中書門下施行。[11]（卷58《職宦十二》）樞密既能隨時改動決策內容，自然無須屈於過去先由宰相奏對延英，然後純粹承受公事的角色。[1]（卷262，天復元年正月）同樣道理，宣徽使於代宗時期亦已存在，惟逐漸能總領內諸司，活躍於郊祀、朝會，與其承傳宣旨的職能頗具關係。由於獲得宣令之便，故亦能隨時矯詔，為更改決策的另一員。《東觀奏記》卷下記載的其決策層的論議方式，跡近濫用權力：
上（宣宗）大漸，顧命內樞密使王歸長、馬公儒、宣徽上院使王居方，以夔王當璧為托。三內臣皆上素所恩信者，泣而受命。時右軍中尉王茂玄，心亦感上。左軍中尉王宗實素不同，歸長、公儒、居方患之，乃矯詔出宗實為淮南監軍使，宣化門受命。將由銀台門出焉……宗實叱居方下，責以矯詔，皆捧足乞命。遣宣徽北院使齊元簡迎鄆王於藩邸即位，是為懿宗。[12]
在唐後期常見的政變中，神策護軍中尉以壓倒性的軍事優勢，控制最後大局，成為樞密、宣徽等中央決策要員靠攏的對象。歸長、居方等矯詔，是右軍中尉王宗實政治反撲的口實，而宗實亦以同類的手法，透過另一宣徽使宣詔改立新主。唐末樞密、宣徽主宰詔旨，已非中書所能控制，原則上決議程式應於延英，由宰相、樞密共商，但後來變成樞密、宣徽直接決定宣行，形同有效決議。《資治通鑑》卷250懿宗鹹通二年二月條：
一日，兩樞密使詣中書，宣徽使楊公慶繼至，獨揖（杜）＠⑦受宣，三相（畢誠、杜審權、蔣伸）起，避之西軒。公慶出斜封文書以授＠⑦，乃宣宗大漸時，請鄆王監國奏也。且曰：“當時宰相無名者，當以反法處之。”＠⑦反覆讀……復封以授公慶，曰：“主上欲罪宰相，當於延英面示聖旨，明行誅譴。”公慶去，＠⑦復與兩樞密坐，謂曰：“內外之臣，事猶一體，宰相、樞密共參國政……”兩樞密相顧默然，徐曰：“當具以公言白至尊，非公重德，無人及此。”漸涑而退……既而寂然，無復宣命。[1]
宣徽握宣命之權，變相為直付中書執行的政令，公慶出示斜封文書，即欲面命宰相聽從，已超越正常的議事步驟，故非宰相杜＠⑦所能接受。如前所述，若為內制詔令，應由宰執延英決事後，由翰林學士制出，方為合法程式。杜氏以此究之，樞密、宣徽固然無復宣命，但議政的被動性當越為明顯。文中並無提及文書草擬工作，是否由翰林學士院中人協助，然而從上記翰林學士韓ｗò＠⑤草制時的消極抵抗，以及翰林、宣徽、樞密等內諸司使院權力高漲觀之，宦官群已建成自身獨立的決策系統，漸次擺脫翰林、宰相的牽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