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
天子門生明朝洪武三十年（公元1397年）二月，經歷“藍玉案”的明王朝迎來了其三年一度的科舉會試，在這個藍玉案株連甚眾，無數官員落馬的非常時期，此次科舉的結果，也將對朝局產生微妙的影響。正因其重要性，在主考官的選擇上，朱元璋經反覆斟酌，終圈定了78歲高齡的翰林學士劉三吾為主考。
劉三吾在當時可謂大儒，此人是元朝舊臣，元末時就曾擔任過廣西提學（相當於教育廳廳長），明朝建立後更是多有建樹。明王朝的科舉制度條例就是由他制訂，明初的刑法《大誥》也是由他作序，此外他還主編過《寰宇通志》，這是今天中國人了解當時中國周邊國家的百科全書。他與汪睿、朱善三人並稱為“三老”，《明史》上更說他“為人慷慨，胸中無城府，自號坦坦翁”，可謂是人品才學俱佳的士林領袖。選擇他為主考，既是朱元璋對他本人的認可，也是朱元璋對這次科舉的期望。
過程
放榜洪武三十年（1397）丁丑科，二月會試，以翰林學士劉三吾﹑王府紀善白信蹈為考試官，取錄宋琮等五十一名，經三月廷試後，以陳安阝為第一名﹑尹昌隆為第二名，劉仕諤為第三名，是為春榜。因所錄五十一名全系南方人，故又稱南榜。
這個結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時南方經濟﹑文化比北方發達的實際情況，但是北方人一名未取，則為歷科所不見。會試落第的北方舉人因此聯名上疏，告考官劉三吾﹑白信蹈偏私南方人。
朱元璋為此命侍讀張信﹑侍講戴彝﹑右贊善王俊華﹑司直郎張謙﹑司經局校書嚴叔載﹑正字董貫﹑王府長史黃章﹑紀善周衡和蕭揖，以及已經廷試取錄的陳安阝﹑尹昌隆﹑劉仕諤等，於落第試卷中每人再各閱十卷，增錄北方人入仕。
但經複閱後上呈的試卷，文理不佳，並有犯禁忌之語。有人上告說劉三吾﹑白信蹈暗囑張信等人故意以陋卷進呈。朱元璋大怒，五月，追定考官劉三吾為藍玉黨，以老戍邊；白信蹈﹑張信等被凌遲處死；陳安阝﹑劉仕諤﹑宋琮等人也遭遣戍，僅戴彝﹑尹昌隆免罪。六月，朱元璋親自策問，取錄任伯安等六十一名，六月廷試，以黃觀為第一名﹑韓克忠為第二名﹑王恕為第三名，是為夏榜。因所錄六十一人全系北方人，故又稱北榜。
影響
南榜南北榜案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全國統一形勢發展中南北政治平衡的要求，也體現了朱元璋打擊和限制江南地主的一貫政策，此事件開明朝分南北取士之先例，至洪熙以後遂成定製。在一定程度上普及文化教育，提高落後地區考生的學習積極性，平衡政治關係，乃至維護國家統一，在少數民族地區推廣科舉制度。但是，朝廷政事多被精於理學的南儒把持，而理事者了了無已，明朝政事逐漸趨向腐敗和混亂。
自“南北榜”劃分之後，明朝官場上的官員關係，除了師生關係外（座師與門生），老鄉關係也呈越演越烈之勢，同期中榜的考生，地域之間的親疏尤其明顯。甚至同榜而出的考生間拉幫結派，也漸成常態。明朝萬曆時期大臣邱瞬就曾總結道：“而今朋黨有三途，同榜而出為其一，座主門生為其二，同年而出為其三。”“鄉黨”關係，反而凌駕於師生關係之上。萬曆末期至天啟初期令後人詬病的“黨爭”，朝中分為“齊黨”、“楚黨”、“浙黨”相互攻擊，“分榜”制度，確是為其溫床之一。
文匯報報導
北榜在中國的科舉史上，明朝曾經鬧出一個響聲很大的南北榜案。洪武三十年，即1397年2月春考，以翰林學士劉三吾、白信蹈等任主考，錄取了51名，全是南方人，一時間引起北方讀書人譁然，案件驚動了朱元璋，老朱感到蹊蹺，命人調來北人試卷，皆文理不通，卷中更有犯禁之句，落榜有理。但北人起鬨，說是劉、白故意抽檢劣卷欺君自保。是年6月，老朱親任主考，全國再聯考。如果說，春上那次考試，是南人的春天，那麼初夏這次考試，則是南人黑色的6月，所錄取61人當中，無一是南方人。
科舉聯考，說來是人不分老幼，地不分南北，是平等取士，其實不然，別說按省分配錄取比例，離一碗水端平遠甚，即或所有試卷調到京城，統一閱卷，統一划線，統一錄取，也好像從沒做到過公開公平公正，明朝南北榜就是典型例證。
其實，在北宋，南北榜就搞得很厲害。北宋名臣寇準，陝西渭南人，正宗北方人士，當過宰相，當過主考，是個在歷史上很正面的人物，但他主考科舉，特別不公正，明目張胆地搞地域歧視。有年，他擔任主考，江西蕭貫脫穎而出，高居榜首，寇準很不爽，「南人下國，不宜冠多士。」硬是把蕭貫的狀元拿掉，把山東平度人蔡齊升為第一。這般事情，按說是應該暗箱操作的，但寇準公開宣揚，逢人就說：我又為中原奪得了一個狀元；詞人晏殊，也是江西人，有神童之譽，14歲參加聯考，是個少年大學生，宋真宗對他愛賞有加，特擢其為「同進士」，寇準極力反對，理由很不靠譜，只是一條，晏殊是「江外人」，也就是他不是北方人，就是王朝的「外人」。
寇準如此公開任人不唯賢，而唯地，其來有自，北宋開國君主趙匡胤，是北宋地域歧視的始作俑者，據說他在宰相堂，曾親自手書：「南人不得坐吾此堂」，將斯語刻在宰相辦公所在地政事堂的石碑上，告誡子孫遵守。宋朝一直喜歡搞山頭，拉宗派，動輒朋黨，趙匡胤難辭其咎。到了宋真宗，地域觀念有所淡薄，宋真宗準備提拔江西人王欽若為相，遭到北方官僚代表人物王旦反對，王旦搬出了老祖宗趙匡胤的那碑刻之語，就這一句話，打消了宋真宗的任命，直到王旦作古，王欽若才如願以償，爬到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椅子上，王旦一句話，遲了他十年做宰相。王旦與王欽若，一筆寫不出兩個王字，但地域利益，高於廟宇同宗，可見當時南北榜搞得有多厲害。
常言道：北方出將，南方出相。其實，在宋以前，帝王將相，幾乎都出自北方，沒南方什麼事。比如湖南，在晚清總督與巡撫等省部級以上幹部中，有三分天下占其二之說，而在唐宣宗以前，湖南一個進士也未曾出過，直到唐宣宗大中四年，有個叫做劉銳的湖南人名列孫山前，才填補這一空白，今日成語「破天荒」，即出自這一典故。趙匡胤立了鐵券在那裡，即使南人懷抱相才，也難上相位。宋真宗破了祖宗成法，南方人上了相位，宋人邵雍心中尤忿忿難平，把天下之亂，推在南方人身上，所謂是「南人作相，亂自此始」。
兩宋崇北貶南，覑意抬高北方人，打壓南方人，「選用人才多取北方……故南方士大夫沉抑者多。」弔詭的是，南人崛起恰恰始自兩宋，北宋名士大都是南方人，唐宋八大家，宋占其六，六人都是南人，蘇軾三父子，是西南四川人，王安石、歐陽修、曾鞏都是江南江西人。待南宋將都城南遷，更使江浙一帶成為政治文化中心，也是人才中心，據統計，入得《宋史》人物，兩浙第一，福建第二，江西與四川分為第三與第四，都是南方，「東南形勝，三吳都會，錢塘自古繁華……」不是虛言。江浙文氣，旺盛千年，至今未曾稍衰。有作用力，就有反作用力，滿園春色關不住，一枝紅杏出牆來。
明朝之南北榜肯定有問題，錄取51人全是南方人，不可能北方人沒一個是讀書人，但如果南方人多一個幾個，北方人少一個幾個，那是可能的，論讀書，是南人之所長。元代搞等級制，全國人民分為四等，南人最下，明朝倒元，南人舒氣，以新政權為發展新機遇，逮住機遇，反戈一擊，而用力過猛，反傷其身。
科舉是以讀書取士，不全靠蠻力升位，北方王氣盛，南方文氣盛，所以南人漸漸從中國歷史的舞台升起，到得近現代，中國人才分布，南多北少，南重北輕，在相這一位置，南人占了主位，在將那一端，南人不輸北人，這一現象，王夫子的解釋是：「地氣東南遷」。風水說自然難以服人，我倒覺得，這可能是科舉制度使然。魯迅先生說：「據我所見，北人的優點是厚重，南人的優點是機靈。」機靈人讀起書來，自然有優勢。
「但厚重之弊也愚，機靈之弊也狡。」南人與北人都是有優點有缺點的。魯迅先生還說：「相書上有一條，北人南相，南人北相者貴。我看這不是妄語，北人南相者，是厚重而又機靈，南人北相者，不消說是機靈而又能厚重。」南人與北人如不互相搞歧視，而是取長補短，團結如一人，當是天下不能敵。而北宋偏搞南北榜，所以其成為中國歷代之最弱王朝，也是自然。
評價
一甲第一名明王朝的科舉制度，經過南北榜案這次重大的變革。從此明朝的科舉錄取，不再是“全國統一划線”，相反分成了“南北榜”，即南北方的學子，按照其所處的地域進行排名，分別錄取出貢生後，再統一參加殿式。這個制度不但此後沿用於整個明清兩朝，與今天聯考中的“分區劃線”，也有異曲同工之意。
朱元璋用“搞平衡”的辦法處理了這次震撼明王朝的科舉大案，但案件背後的謎團依然未曾解開。南北榜案同時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全國統一形勢發展中南北政治平衡的要求，也體現了朱元璋打擊和限制江南地主的政策，此事件開明朝分南北取士之先例，至洪熙帝以後遂成定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