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處
“半部《論語》治天下”的典故，最早出自於南宋朱熹（1130-1200年）謝世之後，首先是一個叫林駧（dòng）（具體生卒年未詳）的人所撰《古今源流至論》前集卷八《儒吏》所記：“趙普，一代勛臣也，東征西討，無不如意，求其所學，自《論語》之外無餘業。”趙普所學的書籍，除了《論語》之外，沒有別的了。在這段話下面，有個小注，寫著這樣的話：“趙普曰：《論語》二十篇，吾以一半佐太祖定天下”。
與這個典故有關的另一位人物是，與林駧生活在同一時代的人羅大經（約1196-1252年）。在其所撰《鶴林玉露》中有這樣的記載：“杜少陵詩云：‘小兒學問止《論語》，大兒結束隨商賈。’蓋以《論語》為兒童之書也。趙普再相，人言普山東人，所讀者止《論語》……太宗嘗以此語問普，普略不隱，對曰：‘臣平生所知，誠不出此。昔以其半輔太祖定天下，今欲以其半輔陛下致太平。’”這個記載說明《論語》在當時“為兒童之書”，當過私塾先生的趙普自然熟悉。羅大經在此比林駧在《儒吏》中所記載的話，除了前半句的文字有所不同外，還多了後半句“今欲以其半輔陛下致太平”，並且說明了具體時間，是“趙普再相”後，聽到人們說趙普所讀的書就只有《論語》，於是宋太宗就此問趙普，趙普毫不隱瞞，並說出上面的話。
但是，羅大經並沒有直接說趙普“半部《論語》治天下”，將羅大經話的意思敷衍成“半部《論語》治天下”一說的，則始自元代著名戲曲作家高文秀（具體生卒年未詳）。他在其所著《好酒遇上皇》的雜劇曲文中的第三折，有這樣一句話:“每決大事，啟文觀書，乃《論語》也，此時稱小官以半部《論語》治天下。”但是，《好酒遇上皇》寫的並非趙普的事跡，而且作為雜劇曲文，本不該作為討論歷史問題的依據，然而“半部《論語》治天下”這句話，不但成為羅大經上述話語的衍生品，與趙普聯繫在一起，而且藉助雜劇這一大眾化的文藝形式，硬是廣泛流傳開來，以至於使得當今迷信《論語》的人們，競相對此津津樂道。
質疑
查《宋史·趙普傳》，根本沒有提及此事，其中與《論語》相關的文字僅僅有：“普少習吏事，寡學術，及為相，太祖常勸以讀書。晚年手不釋卷，每歸私第，闔戶啟篋取書，讀之竟日。及次日臨政，處決如流。既薨，家人發篋視之，則《論語》二十篇也。”而在宋太宗（趙光義）親自為趙普撰寫的《趙普神道碑》，和宋代史學家李燾（1115年－1184年）所編訂的北宋九朝編年史，謙言不敢續《通鑑》而名為《續資治通鑑長編》中，也未涉及此說。
所以，關於趙普以“半部《論語》治天下”一說，不能不令人生疑:
第一、從《宋史》的記載來看：“普少習吏事，寡學術，及為相，太祖常勸以讀書。晚年手不釋卷……既薨，家人發篋視之，則《論語》二十篇也。”趙普早年學習和熟悉的是“吏事”（這與其出生的家庭有關），而“寡學術”即不學無術，等當了宰相之後，由於適應不了宰相之職和趙匡胤的要求，出了不少洋相，所以宋太祖趙匡胤才經常勸他讀書。到了“晚年”才“手不釋卷”，死了以後發現他讀的居然就是一部《論語》。這樣的歷史事實昭示：既然趙普在當了宰相後宋太祖勸他多讀書，而到晚年手不釋卷的竟然只是一部《論語》，這就說明他第一次即在趙匡胤當皇帝時出任宰相，與《論語》並無系，那么，羅大經筆下所寫的“昔以其半輔太祖定天下”，就根本不符合史實；
第二、像“半部《論語》治天下”這樣驚世駭俗的典故，假若屬實的話，《宋史·趙普傳》就理應提及。可是，事實卻並非如此。《宋史》的編撰雖然早在元初忽必烈當政時期就列入議題，但真正落實撰寫，則是到元末指正三年（1343年）才由丞相脫脫（1314年－1356年）主持編纂，1344年脫脫辭職後，由右丞相阿魯圖（生卒年未詳）接替主持編纂，總共只用了兩年半的時間便倉促完成，致使《宋史》在史料的裁剪、編次、修飾、檢校，以及文字的修飾、全書體例等方面都相當粗糙。但《宋史》卻是保存宋代官方史料和私人著述，最系統、全面的一部史書，因而具有相當高的史料價值。當時，包括《論語》在內的《四書》已經被正式作為法定教科書和科舉取士之標準，趙普“半部《論語》治天下”之說業已流行多年，《宋史》既為趙普作傳，卻對此隻字未提，足見就連其編纂者也不曾相信這是史實；
第三、宋太宗趙光義（939—997年）之所以能順利當上皇帝，並穩坐寶座，趙普是出了不少點子的，所以他被宋太祖所削去的相位，當宋太宗一即位就給恢復了（羅大經所說的“趙普再相”就是指此）。趙普與宋太宗關係非同一般，這從宋太宗親自為其撰寫《趙普神道碑》可以窺知。假如趙普果真在宋太宗面前講過“昔以其半輔太祖定天下，今欲以其半輔陛下致太平”之類的話，為什麼《趙普神道碑》中卻隻字未提呢？而宋代自宋太祖起就“重文輕武”，像“半部《論語》治天下”如此有利於這個指導思想的話，要是確實屬實的話，而居然未被統治者看中並利用，那就太不合情理了；
第四、生活在北宋末南宋初，比朱熹只大15歲的的史學家李燾，處在理學盛行，包括《論語》在內的儒家著述大受吹捧的時代，可是，在他編撰的《續資治通鑑長編》中，也隻字未提及“半部《論語》治天下”一說；
第五、尤其是把《論語》捧為“四書”之一，定為儒家必讀的經典，並將其抬到至高無上的地位的朱熹，熟知趙普三度為相，頗有政績的史實，要是真有“半部《論語》治天下”的事情，藉此抬高《論語》的身價，對朱熹而言，該是多么順理成章的事！而從朱熹在其著作中煞費苦心地將“收許多藩鎮之權”完全歸功於趙普來看，表明他的這種意圖確實存在。朱熹說：“趙韓王（即趙普）佐太祖區處天下，收許多藩鎮之權，立國家二百年之安，豈不是仁者之功！”就算是將“收許多藩鎮之權”完全歸功於趙普，那么說以此“立國家二百年之安”也是吹牛，因為在北宋（960年—1127年）的180年間，單是北方遼金的侵擾，就一直未斷，何來“立國家二百年之安”？有何談“仁者之功”？即使撇開這樣的史實不論，那么作為文官的趙普，極力慫恿宋太祖解除開國武將之權，也難脫藉此爭寵，通過壓抑武官權勢而抬高自己的干係！也不能算作“仁義”罷！然而，朱熹如此誇大其詞地藉此宣揚趙普的“仁者之功！”，而像“半部《論語》治天下”這樣最為過硬的佐證反倒未用，也只能說明到朱熹時代，還沒有“半部《論語》治天下”一說。
上述史實都無一例外地昭示：所謂“半部《論語》治天下”一說，在趙普生前，整個北宋，一直到南宋朱熹生前，即1200年，都還沒有出籠。在朱熹將《論語》和《孟子》、《大學》、《中庸》稱作《四書》，列入儒家經典的二、三十年後，才有人提出此說。
但此說真正流傳開來，則是在元朝。然而，恰恰是在元朝，對儒學和儒生表示了極大的輕蔑，所謂“九儒十丐”，即儒生被稱為“老九”的說法即由此發端。其地位與乞丐不相上下，連自己的生計問題都難以解決的“滿腹經綸”的儒生，何談什麼治理天下？！高文秀在《遇上皇》雜劇中的那句台詞，不過是被冷落的儒生們一種打腫臉充胖子，藉以自慰的一種自我吹噓罷了。由於儒生們畢竟充當著私塾的教書匠，占據著社會教育的廣大舞台，所以，這句極大誇張了《論語》功能的大話，得到那些能將《論語》倒背如流的儒生們的普遍歡迎，並加以廣泛散播，自然也就不足為怪了。
這是依據史料所提出的質疑，另外，從歷史與邏輯相結合的角度來分析，此說也大受質疑。
第一、“定天下”之說與史實不符
宋太祖趙匡胤是怎么獲得的天下的呢？很簡單，是通過策劃發動“陳橋兵變”。而“陳橋兵變”只不過是一出主要由趙匡胤自編自導的政變奪權鬧劇而已。既沒有動干戈，又沒有費什麼周折，趙匡胤就從他的拜把子兄弟周世宗柴榮之後的孤兒寡母手中，把皇權給奪了過來。要說這是“定天下”的話，實在是誇大其詞！要說這是靠《論語》而“定天下”的話，那無疑更是對於《論語》的褻瀆！因為就《論語》的主旨而言，是堅決反對這類不仁不義的“僭越”勾當的！退一步說，即便算是，趙普也僅僅是個幫手而已，因為整場鬧劇的導演者，恰恰主要是趙匡胤自己，其次是他的弟弟趙光義，再其次才是趙普。
《宋史·趙普傳》稱：“普少習吏事，寡學術，及為相，太祖常勸以讀書。晚年手不釋卷，每歸私第，闔戶，啟篋取書，讀之竟日。及次日臨政，處決如流。既薨，家人發篋視之，則《論語》二十篇也。”在正史中，這裡雖然首次從正面肯定了《論語》對趙普政治事業的積極作用，但是，由於包括《論語》在內的《四書》正是到了元代，才將作為法定教科書和科舉取士之標準的，所以，這樣的社會背景很可能是讓《宋史》編纂者加上這幾句話的原因。即使如此，到“晚年”及以下的話，仍不知其取材何處。即便如此，從這段沒有來歷的話中，也可以看出趙普生前，人們連他讀的是什麼書都無從知曉，那么，所謂他與宋太宗對話中所說的“半部論語”云云之類的話，顯然就是空穴來風了。後人多認為《宋史》乃突擊完成，選材不嚴，良莠混雜，連很多野史筆記也都照錄。即使這樣，“半部《論語》治天下”一說，居然也未被採納。這就不能不讓人生疑：《宋史》的編纂者既然熟悉很多野史，那么就不會不知道“半部《論語》治天下”一說。既然如此，像這樣大大抬高《論語》身價的話，在將包括《論語》在內的《四書》作為法定教科書和科舉取士標準的元代，編纂者們為什麼在《趙普傳》中卻隻字未提呢？這只能有一個解釋：不相信其是史實！
第二、趙普不是宋朝第一任宰相
在宣揚趙普半部《論語》治天下的文章中，幾乎都說趙普是大宋第一任宰相。其實，儘管趙普對於宋太祖在960年策動“陳橋兵變”、黃袍加身有功，但是，宋太祖為了維護朝局穩定，上台伊始，便留任了後周重臣范質、王溥、魏仁浦為相，趙普當時的實職是樞密直學士，後升為樞密使，直到北宋建立後第五年，才當上門下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負責相事，而真正當上宰相，則是967年的事了。但6年後，即到973年，趙普則因接受吳越王錢鏐所送瓜子金之賄賂，又違法從秦隴買來木材建設官邸、庇護部下貪贓枉法等，激怒宋太祖而被罷相。
第三、趙普的政績與《論語》大義相悖
趙普被譽為宋代開國元勛的功勞有二：一是參與策動“陳橋兵變”，二是參與策動“杯酒釋兵權”。這兩件事，從史料所記載的史實看，其主謀和決策者仍是趙匡胤自己，而趙普在其中的分量有限，尤其是關於“杯酒釋兵權”，是否趙普的初衷？除了朱熹將其完全歸功於趙普之外，學界迄今看法不一，有人認為趙普是主張動用武力即殺戮解決趙匡胤對於重臣的猜忌的。而朱熹將此歸功於趙普，則旨在抬高《論語》的社會功能。但在“陳橋兵變”中，趙普確實是出了大力的。然而，“陳橋兵變”不論從犯上作亂，還是從“兄弟相殘”（趙匡胤和周世宗柴榮是拜把子兄弟）的角度說，都是與《論語》大義相悖的；因為《論語》開宗明義地反對“犯上作亂”，主張“仁”尤其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把為趙匡胤出謀劃策，通過發動“陳橋兵變”而獲得天下，說成是“以半部論語輔太祖定天下”，豈不是對於《論語》大義的背離和褻瀆嗎！？趙普要是真懂《論語》卻說這樣的話，那可真是大言不慚了！
趙普一生確實先後三次為相，但是，一則從宋太祖開始就不斷削弱宰相的實權，所以，不能把趙普三次為相的作用誇得過大；二則趙普的仕途並不順當，而是一波三折。其原因主要在於趙普自身，其中既有因其專橫跋扈而受到的制約，因貪財受賄而受到的猜忌，也有因不學無術而受到的輕蔑，因結黨徇私而遭到的罷黜。而所有這些人品、官品上的缺點和污漬，則正好都是與重視個人修養、倡導“仁”的《論語》主旨相悖謬的！尤其是在幫助宋太宗奪去皇位、剪除骨肉兄弟所進獻的毒計方面，則更是與以人道主義作為主旨的《論語》精神大相逕庭。因此，趙普熟讀《論語》並以“半部《論語》治天下”一說，是與趙普其人品和官品完全背離的，除了出於別有目的的杜撰之外，是找不到其他合適的解釋的。
第四、林駉和羅大經有附會理學有意借趙普拔高《論語》之嫌
依據現在所查到的羅大經的大約生卒年月，可知林駉和羅大經所活動的時期，比朱熹晚了至少20多年，當時，程朱理學業已盛行，尤其是朱子的影響已經很大，所以，林駉和羅大經兩人出於附會理學之需要，杜撰趙普“半部《論語》治天下”一說，藉以拔高《論語》和整個理學的影響，則是可能的。
結論
由此可見，所謂“半部《論語》治天下”，並沒有可信的史實和相關史料來佐證。
至於這一說法為何廣為流傳，首先，也是最為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宋代繼承並大興儒學，出現了一大批頗負盛名的儒者。比如程頤，程灝，及至朱熹。宋代的程朱理學，對儒家思想的傳播影響巨大，尤其是南宋朱熹的《四書集注》，更是宋代以後科舉考試的教材。由此，在儒家學派的精心杜撰和極力宣揚下，“半部《論語》治天下”被炮製出來並不脛而走，也就不足為怪了；其次，《論語》作為儒家經典，無論是在維護皇權至上，講求尊卑貴賤，調整社會關係上，還是在日常生活中，對於遵從禮教，維護倫理，約束行為等方面，也都顯得極為重要；再次，趙普貴為宰相，位高權重，但讀書不多。所能炫耀，能夠拿得出手的也僅是一部《論語》而已。
至於近些年，為什麼有些人，尤其是那些以“新儒家”自詡的人，之所以大肆不顧史實地兜售、鼓譟“半部《論語》治天下”，則不過是藉此神化《論語》，神化孔子，神化儒家思想，從而神化他們自己的“研究成果”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