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簡介
文化大革命 社會背景
大躍進
1952年史達林發表《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從理論上全面闡述和規劃了計畫經濟模式。
1953年4月17日人民日報發表了《史達林論國家工業化》指出：“中國有史以來未有的第一個五年計畫已經開始了。 這個五年計畫的總任務就是要使中國由落後的農業國逐步變為強大的工業國即逐步實現國家工業化。為了完成這種艱巨的任務我們必須努力學習史達林同志關於工業化的理論學習蘇聯建設的寶貴經驗。 ”4月25日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一九五三——一九五四年幹部理論教育的指示》規定全黨幹部理論學習的高級組和中級組在一九五三年七月到一九五四年十二月的一年半時間內都學習《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第九章到第十二章和列寧、史達林論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一部分著作。要求全黨主要幹部都能有系統地了解蘇聯實現國家工業化、農業合作化和完成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規律以便在經濟建設過程中根據我國具體條件正確地利用蘇聯的經驗。
1954年5月27日人民日報發表了《學習蘇聯編制第一個五年計畫的經驗》指出：“為編制和實現我國第一個五年計畫我們應當學習蘇聯編制各個五年計畫的經驗特別是學習蘇聯編制第一個五年計畫的經驗。”1955年7月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通過了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畫全盤採用了史達林主義的方式、措施和理論框架。1956年赫魯雪夫在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上作的《關於克服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秘密報告全盤否定史達林引起了國際共運嚴重的思想混亂。毛澤東提出對史達林應該三七開成績是主要的。
文化大革命 1957年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提出要政治戰線上和思想戰線上的階級鬥爭還很尖銳必須在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上進行經常的、艱苦的社會主義革命鬥爭和社會主義教育。10月中央討論通過的《劃分右派分子的標準》開展反右運動。12月7日國務院副總理李富春宣布仿照蘇聯模式的第一個五年計畫完成。
1958年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提出要加快社會主義建設速度在農村成立人民公社作為實現社會主義的基層組織。
1958年6月19日華東地區召開農業協作會議提出兩年把糧食畝產提高到1000斤到1500斤。同日毛澤東對薄一波說：乾脆今年鋼產量翻一番何必拖拖拉拉呢!要求1958年鋼產量在1957年535萬噸的基礎上翻一番達到1070萬噸。6月21日毛澤東批發了冶金工業部黨組《關於產鋼計畫報告》。《報告》認為明年鋼的產量可以超過3000萬噸1962年將能爭取達到八九千萬噸。
1958年8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北戴河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號召全黨全民生產1070萬噸鋼而奮鬥》的公報和《中共中央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提出“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生活集體化”以及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這三面紅旗。會後為了追求鋼的產量比1957年翻一番達到1070萬噸全國幾千萬人一齊上陣土法洋法同時上馬掀起了一個規模空前的“全民大辦鋼鐵運動”。從8月到10月全國74萬個農業生產合作社合併成26000多個人民公社全國農村基本上實現了人民公社化。1958年11月30日赫魯雪夫在與波蘭領導人哥穆爾卡會談時表示了對人民公社的反感。他說：“中國人現在正在組織公社。在我國這在30年前就曾有過對這個我們膩了。可是中國人嘛就讓他們去嘗試吧。當他們碰得頭破血流時就會有經驗了。”蘇聯對三面紅旗的批評激怒了毛澤東。毛澤東給時任對外聯絡部部長的王稼祥寫信指出：“一個百花齊放一個人民公社一個大躍進這三件赫魯雪夫是反對的或者是懷疑的。我看他們是處於被動了我們非常主動你看如何？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戰包括黨內大批反對派和懷疑派。”1960年3月6日劉少奇為中共中央起草了關於城市人民公社問題的指示稿。其主要內容包括：一是對城市公社的組織試驗和推廣應採取積極的態度；二是城市人民公社的性質；三是對不願參加公社的人不要動員要繼續等待；四是關於組織城市人民公社的活動不要宣傳。3月8日毛澤東在劉少奇指示稿的基礎上進行了修改和批示希望“上半年全國城市普遍試點取得經驗下半年普遍推廣”。1960年3月9日中共中央批示城市人民公社化。
大躍進口號提出後農業產量也要翻一番。但大躍進最後卻是徹底的失敗工業陷入癱瘓除了鋼鐵之外其他工業產量都大幅度下降再加上全國各地虛報產量（浮誇風盛行）而且煉出的多半是廢鐵令剛有起色的經濟陷入混亂。九千萬農民被召入煉鋼廠導致農業發展滯後加上各地爭相虛報糧食產量導致農民的口糧都被作為增產上繳最終導致全國大饑荒。1959年11月中共中央指出反對總路線、反對人民公社、反對大躍進的主要是黨內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
不客氣的赫魯雪夫
赫魯雪夫 1960年6月彭真率中共代表團參加在布加勒斯特舉行的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在會談過程中赫魯雪夫講了一大堆十分難聽的話說搞你們大躍進人民沒有褲子穿窮得要命。搞百花齊放現在怎么樣還放不放？你們那么愛史達林把史達林的棺材搬到北京去好了我們可以送給你們。你們老講東風壓倒西風就是你們中國想壓倒大家要壓倒全世界。赫魯雪夫批評毛澤東不懂現代戰爭，動輒就算中國有多少人有多少民兵，絲毫不了解在現代戰爭條件下那些人不過是一堆肉。他還指責毛澤東總是宣揚不怕戰爭，說什麼死個幾億人還有幾億人照樣建設社會主義“應該被認為是瘋子”。赫魯雪夫威脅說：“如果你們緊緊踩著我們的腳跟，我們也將採取同樣的辦法來對付”“如果你們認為我們脫離了馬列主義那就各走各的路吧。”
1960年7月16日蘇聯政府通過其駐華使館突然照會中國政府：“包括軍事方面在內的蘇聯專家和顧問按照他們自己的意願將被召回去他們的祖國。”此後隨著蘇聯撤回援華專家、撕毀援建契約中蘇兩黨走向了公開的大論戰。1963年9月人民日報發表了《蘇共領導同我們分歧的由來和發展》指出：“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是蘇共領導走上修正主義道路的第一步。”“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對於史達林的批判無論在原則上在方法上都是錯誤的。”以及《關於史達林問題》“中國共產黨一向認為赫魯雪夫同志利用所謂“反對個人迷信”全盤否定史達林是完全錯誤的是別有用心的。”以及《無產階級革命和赫魯雪夫修正主義》、《關於赫魯雪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歷史上的教訓》引用史達林文集的教條指責赫魯雪夫修正主義集團在所謂“全民國家”的幌子下取消無產階級專政為復辟資本主義開闢道路。
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1949年建國後中國共產黨廢除了中華民國的公民課和軍事訓練根據老解放區農民教育的經驗仿造蘇聯建立了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政治思想工作教育制度設定了政治理論課和時事政治課改班導師制為蘇聯的班主任制（Классныйруководитель）建立了班主任、輔導員和共青團的政治思想工作制度教導處設主任1名。從接收舊學校之日起上級黨委和政府就十分重視給學校派遣和發展中共黨員以逐步確立黨對學校的領導。這正規化、制度化的政治思想教育在中國小生中進行階級仇恨、政治鬥爭、敵我界限、共產主義理想教育為中國小生和教師參與文革埋下了伏筆。
1934年《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小制度暫行條例》中規定: “每班設主任教員一人一班學生在四十名以上者得增設助教員一人”。班主任制正式確立於195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頒發《國小暫行規程（草案）》、《中學暫行規程（草案）》規定：“國小各班採取教師責任制各設班主任一人”；“中學採取校長責任制”、中學毎班設班主任一人由校長就各班教員中選聘在教導主任(政教主任)領導下開展工作。
1952年在“三反”運動中中共中央頒布了《關於在高等學校中批判資產階級思想和清理“中層”的指示》在高等學校劃清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思想界限初步樹立工人階級的思想領導加強了黨的領導。加強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師資的培養在學校中“建立有系統的政治理論學習”。在各高等學校內部則形成了黨委領導、宣傳部、系總支、團委、工會、學生會以及政治輔導員、班主任的思想政治工作管理系統負責全面管理學生的思想政治工作。輔導員、班主任工作在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第一線按照黨委的部署有針對性地開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動。在重大政治問題上要立場堅定旗幟鮮明與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1961年《教育部直屬高等學校暫行工作條例（草案）》指示：“政治輔導員或班主任從專職的黨政幹部、政治理論課教師和其他青年教師中挑選有一定政治工作經驗的人擔任。”1966年3月21日人民日報發表《突出政治做好班主任的工作》指出：“班主任的工作是突出政治用毛澤東思想去教育新一代的工作。好的班主任能起革命帶路人的作用同時也是帶動其他教師實現革命化的骨幹力量。”“要做一個好的班主任必須認真學習毛主席著作堅決貫徹執行黨的教育方針既能教書又能教人既能言教又能身教自己革命化並且引導學生走革命化的道路。”
1960年2月5日全國學聯委員會向全國學生第十七屆代表大會的報告指出：“我們同學應當把學習毛澤東思想作為自己的重大的政治任務下決心以毛澤東思想武裝自己掀起一個認真學習毛澤東著作的熱潮。”。11日人民日報頭版發表社論《青年學生的光榮任務》指出：“我國青年學生的光榮任務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高舉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的光輝旗幟積極回響毛主席“身體好學習好工作好”的號召貫徹執行黨的“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方針努力培養自己成為又紅又專的工人階級知識分子作一個共產主義的好學生。”“每個青年學生必須努力學習毛澤東著作用辯證唯物主義來武裝自己的頭腦。”
文化大革命 林彪進行的“破四舊” 1964年中宣部、教育部頒布《關於改進高等學校、中等學校政治理論課的意見》指出：“政治理論課必須從思想上和理論上積極參加這一場階級鬥爭……必須以毛澤東思想為指針把宣傳毛澤東思想作為最根本的任務把毛主席著作作為最基本的教材。”強調“教師隊伍必須革命化”“各地黨委宣傳部和高等學校、中等學校的黨組織加強對政治理論課的領導”。1964年教育部、文化部聯合發出通知：採用《毛澤東著作選讀》乙種本作為高中政治課代用教材。共青團批示必須把組織青年學習毛主席著作、學習毛澤東思想放在團的全部工作中的第一位。1960年政協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會通過了《關於在各民主黨派、工商界、知識界中間開展學習毛主席著作運動的決議》。
中共1962年召開的夏季工作會議上毛澤東宣布“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這個口號並立即被第十次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所接受發起了針對農村幹部和黨組織的整風運動即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1964年底到1965年1月中央政治局召集全國工作會議在毛澤東的主持下討論制定了《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即“二十三條”）將“四清”的內容規定為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思想強調這次運動的性質是解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提出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等。林彪開始了一場把人民解放軍變成“學習毛澤東思想的大學校”的運動。總政治部在1964年5月出版了第一版《毛主席語錄》。林彪宣稱“毛澤東同志是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他天才地、創造性地“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提高到一個嶄新的階段”。人民民眾、幹部和知識分子要“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做毛主席的好戰士”。
1966年5月7日毛澤東看了軍委總後勤部《關於進一步搞好部隊農副業生產的報告》後給林彪寫了一封信(簡稱《五·七指示》)要求全國各行各業都要辦成“一個大學校”“學政治、學軍事、學文化、又能從事農副業生產。又能辦一些中小工廠生產自己需要的若干產品和與國家等價交換的產品”“也要批判資產階級”。毛澤東在指示中還指出：“學生也是這樣以學為主兼學別樣即不但學文也要學工、學農、學軍也要批判資產階級。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此後班主任制度被取消採取排、連、營的建制實行軍事化組建民兵營。1967年10月25日人民日報頭版發表社論《大、中、國小校都要複課鬧革命》。1967年10月26日人民日報頭版發表《全國廣大革命師生堅決回響毛主席號召立即複課鬧革命》宣揚：一定更加刻苦地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狠狠地鬥私批修集中力量搞好本學校的鬥批改徹底批判以中國赫魯雪夫為代表的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大立毛主席的無產階級教育路線把學校辦成紅彤彤的毛澤東思想大學校……全國各地許多大中國小的紅衛兵小將、革命教師和革命幹部在學習《人民日報》社論的時候認為複課鬧革命和搞好學校的鬥批改是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的鬥爭是兩種世界觀的鬥爭。每個革命師生都必須以“鬥私批修”為綱狠斗自己頭腦中的“私”字以高度的無產階級革命責任感徹底批判以中國赫魯雪夫為代表的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大立毛主席的無產階級教育路線把學校辦成紅彤彤的毛澤東思想大學校。
四清運動
1956年2月蘇共二十大批判史達林後防修反修就成了毛澤東關注的焦點。
1959年4月中共八屆七中全會上毛澤東作了關於工作方法問題的講話強調權力要集中在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由他掛帥。1959年7月2日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和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八次全體會議在廬山召開通過《為保衛黨的總路線、反對右傾機會主義而鬥爭》的決議和對彭德懷等人的決議。廬山會議原本是要整頓在1958年大躍進中出現的極“左”錯誤但是在會議後期出現了分歧。
眾人皆醉我獨醒的彭德懷
文化大革命 批鬥運動 7月14日彭德懷元帥寫了一封信給毛澤東主席批評大躍進是“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彭德懷的批評意見與一年前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赫魯雪夫的意見十分相近而當時中蘇關係已經破裂。毛澤東收到信後分發給各小組討論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等多人都表示贊同。7月23日一直沒有明確表示意見的毛澤東經權衡黨內具有壓倒性趨勢的肯定彭德懷的意見認為信件表現了“資產階級的動搖性”是向党進攻。8月2日毛澤東發表講話動員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猖狂進攻”明確宣布現在已不是反“左”而是反右的問題。從次日開始各組分別對彭德懷、張聞天、黃克誠和周小舟開始批判。
8月10日下午胡喬木作了長篇發言內容是批判所謂“史達林晚年”這是彭、張談話一個重要把柄。胡喬木說毛主席有點像史達林晚年這個話用意顯然是專門說史達林錯誤方面這是嚴重的原則問題，這是對毛主席和黨中央很大的侮辱和惡毒的污衊。
胡喬木引述恩格斯《論權威》中的相關文字說明黨需要領導者個人的威信是黨和人民寶貴財富必須保衛決不能破壞。這顯然是指要維護毛澤東權威而言的。廬山會議至此峰迴路轉開始批判所謂的“彭德懷反黨集團”和右傾。會議結束後彭德懷被罷官宣布彭黃張周為“反黨集團”一批同情彭的意見的幹部被劃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五省幹部開始學習蘇聯出版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第三版。
三年自然災害
1961年中共八屆九中全會指出在1960年全國人民繼續高舉黨的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在1958年和1959年偉大躍進的基礎上取得了國民經濟繼續躍進的勝利。1962年1月召開的七千人大會上劉少奇提出總結經驗教訓的問題。毛澤東在會上講話作了自我批評承認中央犯了主觀主義和脫離民眾的錯誤。劉少奇提出了“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之說。1959年開始中國進入了當時被官方稱為“三年自然災害”，大躍進結束後被稱為“三年經濟困難”的時期，糧食產量嚴重下滑，全國大部分地區陷入饑荒之中。
毛澤東在會議上講話提到了國家變修的可能性，認為這是一個十分值得警惕的問題。彭真接著說：“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瑪峰也是泰山，拿走幾噸土還是那么高；是東海的水拉走幾車還有那么多。現在黨內有一種傾向不敢提意見不敢檢討錯誤。一檢討就垮台。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錯誤不檢討將給我們黨留下惡劣影響。省市要不要把責任都擔起來？擔起來對下面沒有好處得不到教訓。各有各的賬從毛主席直到支部書記。”
西樓會議
七千人大會以後，2月21日至23日，劉少奇在中南海西樓召集了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專題，討論1962年國家預算和整個經濟形勢，被人稱作“西樓會議”。劉少奇提出：“中央工作會議（即七千人大會）對困難情況透底不夠有問題不願揭怕說漆黑一團！還它個本來面目怕什麼？說漆黑一團可以讓人悲觀也可以激發人們向困難作鬥爭的勇氣！”
1962年7月毛澤東對劉少奇說：“三面紅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頂住？我死了以後怎么辦！”
1967年2月3日毛澤東在同阿爾巴尼亞代表團團長巴盧庫談話時就曾說：“‘七千人大會’的時候已經看出問題來了修正主義要推翻我們。”
1962年8月在北戴河會議上毛澤東重申階級鬥爭是當前社會的主要矛盾仍然存在“修正主義”、“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在9月的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多次講話斷言在整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資產階級都將存在和企圖復辟並成為黨內產生修正主義的根源。
文革爆發
五一六通知 1966年5月16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康生、陳伯達起草、毛澤東修改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即《五一六通知》）。通知指出“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里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例如赫魯雪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正睡在我們的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這一點。”“高舉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大旗徹底揭露那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所謂‘學術權威’的資產階級反動立場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奪取在這些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五一六通知》的發布標誌著文化大革命的正式開始。會議還決定成立新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取代原先由彭真、陸定一領導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原五人小組上報並得到劉少奇、鄧小平、周恩來等批准的《二月提綱》也被廢除。“五一六通知”發布和“二月提綱”被撤銷往往被視為文革正式開始的標誌。不過五一六通知直到1967年5月17日才由《人民日報》公開發表在此之前是作為黨內二級機密檔案只有達到17級以上的黨員幹部才能接觸。
發展過程
文化大革命發展過程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的發動到1969年4月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召開。
第二階段：從1969年4月中共九大的召開到1973年8月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召開。
第三階段：從1973年8月中共十大召開到1976年10月“四人幫”被粉碎。
文革輿論準備
《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
文化大革命 導火索 1965年11月10日在毛澤東的授意及其夫人江青等人的策劃下姚文元在上海《文匯報》上發表《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文將矛頭對準了明史學家、北京市副市長吳晗在1960年發表的歷史劇《海瑞罷官》。《評》文認為該劇借古諷今通過描寫“平冤獄”為被打倒的彭德懷翻案而劇中的“退田”情節則是為單幹風和三自一包做輿論準備並認為全劇實質是階級鬥爭在意識形態領域的反映。
此文一出引起極大震動全國各大報紙、雜誌紛紛轉載。支持吳晗的北京市長、當時負責中共文化宣傳工作的彭真帶頭成立“文化革命五人小組”並於1966年2月草擬了《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等匯報提綱》（即《二月提綱》）試圖將對《海瑞罷官》的批判局限於純學術範圍。然而與此同時江青則在上海活動宣稱文藝界已經“被一條與毛澤東思想對立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專了我們的政”。而同時林彪則通過解除羅瑞卿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職務一事基本掌握了軍隊的主導權為江青出面的文化方面的鬥爭做好了保障。共青團九屆三中全會公報通過了《關於在全國青年中更好地開展學習毛主席著作運動的決議》。
1966年5月4日中共政治局擴大會議召開前夕《解放軍報》題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社論指出應該全面“大興無產階級思想大滅資產階級思想”。隨後在5月9日上海《解放日報》和《文匯報》發表姚文元《評“三家村”——〈燕山夜話〉、〈三家村札記〉的反動本質》的文章再度將矛頭對準“反對毛澤東路線”的彭真、吳晗等人。
文革爆發
1966年5月16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康生、陳伯達起草、毛澤東修改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即《五一六通知》）。通知指出“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里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例如赫魯雪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正睡在我們的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這一點。”“高舉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大旗徹底揭露那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所謂‘學術權威’的資產階級反動立場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奪取在這些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
《五一六通知》的發布標誌著文化大革命的正式開始。
會議還決定成立新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取代原先由彭真、陸定一領導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原五人小組上報並得到劉少奇、鄧小平、周恩來等批准的《二月提綱》也被廢除。“五一六通知”發布和“二月提綱”被撤銷往往被視為文革正式開始的標誌。不過五一六通知直到1967年5月17日才由《人民日報》公開發表在此之前是作為黨內二級機密檔案只有達到17級以上的黨員幹部才能接觸。 會議同時決定撤銷彭真、陸定一、羅瑞卿、楊尚昆的職務不過對於他們犯下的錯誤的通告同樣也是機密檔案並不公開。
毛澤東的個人崇拜
學校教材
毛澤東 5月18日林彪發表談話稱“毛主席是天才，毛主席的話句句是真理，一句超過我們一萬句”開始在全國各地實施及倡導個人崇拜。1966年教育部、教育工會全國委員會聯合發出通知要求教育戰線掀起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中共中央、國務院批轉教育部黨組《關於一九六六—九六七學年度中學政治、語文、歷史教材處理意見的請示報告》。中央批示指出:目前中學所用教材沒有以毛澤東思想掛帥，沒有突出無產階級政治，違背了毛主席關於階級和階級鬥爭的學說，違背了黨的教育方針。要求中國小停開歷史課，合併政治與語文課以毛主席著作，作為基本教材。
黨的喉舌
文化大革命宣傳畫 由於原來負責北京市、中共文化宣傳、解放軍、中央文書等重要職務的四人被撤職其下的大批黨員幹部也受到牽連而林彪、康生等人則開始逐漸獲得實權。康生改組了黨的喉舌《人民日報》原總編輯鄧拓被打倒。5月18日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說：“毛主席最近幾個月特別注意防止反革命政變採取了很多措施。羅瑞卿問題發生後談過這個問題。這次彭真問題發生後毛主席又找人談這個問題。調兵遣將防止反革命政變防止他們占領我們的要害部位、電台、廣播電台。軍隊和公安系統都作了布置。毛主席這幾個月就是做這個文章。……毛主席為了這件事多少天沒有睡好覺。”“現在毛主席注意這個問題把我們一向不注意的問題提出來了多次找負責同志談防止反革命政變問題。”八屆十一中全會後，紅衛兵運動迅猛發展。紅衛兵運動最初是破除“四舊”（即所謂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隨後發展為抄家、打人、砸物。無數優秀的文化典籍被付之一炬，大量國家文物遭受洗劫，許多知識分子、民主人士和幹部遭到批鬥。紅衛兵運動對社會秩序和民主法制的破壞，引起各地黨組織和許多幹部民眾的不滿和抵制。但是，這種不滿和抵制當時卻被認為是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造反狂潮一瀉千里
10月初，黨中央轉發中央軍委關於軍隊院校進行“文化大革命”的緊急指示，宣布取消由黨委領導運動的規定。在“踢開黨委鬧革命”的口號下，造反狂潮全面擴展到工農業領域。為進一步克服運動的“阻力”，從10月上旬至下旬，召開了以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為主題的中央工作會議。林彪、陳伯達講話，將黨內不同意見升級為路線鬥爭，極力煽動無政府主義思潮。會後，聲勢浩大的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風暴在全國掀起，中央文革小組策動造反派把攻擊的矛頭集中轉向各級黨政領導機關。社會上出現“打倒劉少奇”的標語和攻擊鄧小平的大字報。中央和地方的許多領導幹部受到批鬥，機關工作普遍陷於癱瘓、半癱瘓狀態。黨的基層組織的活動和黨員的組織生活陷於停頓。國家陷入空前的混亂之中。
一月革命
1967年1月初，在張春橋、姚文元策劃下，上海市的造反派組織奪取了上海市的黨政領導大權。這場奪權鬥爭得到充分肯定。1月中下旬，各地掀起由造反派奪取黨和政府各級領導權的“一月革命”風暴。奪權狂潮一經引發便不可收拾，很快發展成“打倒一切”的全面內亂。“文化大革命”發動後，在黨的領導層內，在廣大幹部民眾中，對“左”傾錯誤和極左思潮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抵制和抗爭始終存在，並不斷發展。這種抵制和抗爭，或表現為對批判、造反持消極態度，在各自的崗位上堅持工作和生產；或表現為對武鬥、破壞持抗議立場，對“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做法提出嚴厲批評。
1967年在老一輩革命家中爆發的二月抗爭就是有代表性的重大事件。在這年1月19日、20日召開的中央軍委碰頭會上，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堅決反對江青、康生、陳伯達鼓吹軍隊應和地方一樣搞運動的主張。在激烈的爭執中，葉劍英、徐向前義憤填膺，奮起抨擊江青等人。2月中旬，在周恩來主持的懷仁堂碰頭會上，再次爆發了老一輩革命家和中央文革小組一班人的激烈鬥爭。譚震林、陳毅、葉劍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等老同志，圍繞要不要黨的領導、要不要廣大老幹部、要不要穩定軍隊等“文化大革命”以來的一些根本性問題，拍案而起，接連怒斥江青、陳伯達、康生、張春橋等人亂黨亂軍的做法。這些老同志的抗爭，被江青等人誣為“二月逆流”，受到嚴厲批判。
全面奪權使派性鬥爭激化。各造反派組織為爭權奪利，拉幫結派，爭鬥激烈，發生無數的糾紛和衝突，以至釀成殘酷的武鬥。1967年夏秋，謝富治、王力、江青等人乘機提出“徹底砸爛公檢法”、“文攻武衛”等口號煽動武鬥，北京發生了火燒英國代辦處的嚴重涉外事件。這幾個月是“文化大革命”發動以來國家動亂最劇烈、社會災難最嚴重的階段。為了對混亂狀況加以約束，毛澤東號召民眾組織實現大聯合，正確對待幹部，並派人民解放軍執行“三支兩軍”（即支左、支工、支農、軍管、軍訓）任務，派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駐學校，還批發了多項命令、布告，以制止武鬥蔓延，維護社會秩序，保護國家財產。這些措施，雖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但對制止局勢惡化還是起了一定作用。經過二十個月的社會大動亂和錯綜複雜的奪權鬥爭，全國（除台灣省外）29個省、市、自治區先後建立了革命委員會。革委會集黨、政大權於一身，實行黨政合一、高度集中的領導體制。
蒙冤劉少奇
劉少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