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
北京政變後，段祺瑞得到各派推舉，重掌政權，北京的中華民國臨時執政府宣告成立。此時，孫中山發表《北上宣言》。
20年代中期反對軍閥統治、要求建立民主政權的運動。1923年7月，中國共產黨在《第二次對時局的主張》中提出召開國民會議、結束軍閥統治的主張。1924年1月再次號召召開國民會議，制定憲法，爭取成立國民政府。這一號召得到全國人民的熱烈回響。各地先後成立了國民會議促成會.
孫中山晚年接納中國共產黨的政治主張，從事和平救國而喚起民眾的一次全國性的政治運動。1924年10月北京政變後，孫應邀北上主持大計，在《北上宣言》中提出召集有現代實業團體、商會、教育、大學、各省學生聯合會、工會、農會、共同反對曹吳各軍及政黨等九種團體代表與會的國民會議預備會和正式的國民會議，以謀祖國的和平統一和建設。孫的這一主張得到中國共產黨人的大力支持和全國民眾的擁護。
宣言的發表
孫中山北上抵達天津時與社會各界人士合影 1924年11月10日，孫中山發表《時局宣言》（即《北上宣言》）。10月25日，馮玉祥發出通電，邀請孫中山北上，共商國事，並提出召開由各實力派參加的和平會議，產生正式政府。
11月1日，馮玉祥、段祺瑞、張作霖電請孫中山早日入京。4日，孫中山決定接受邀請。
孫在《時局宣言》中重申：必須打倒軍閥及其賴以存在的帝國主義，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他說：“國民之命運，在於國民之自決。本黨若能得國民這援助，則中國之獨立、自由、統一諸目的，必能依於奮鬥而完全達到。”
孫中山北上
中共北方區委機關刊《政治生活》發表文章，歡迎孫中山北上 11月13日，孫中山偕宋慶齡等乘永豐艦離廣東北上。14日抵香港。17日抵上海。19日，孫中山在寓所招待新聞記者，發表對時局主張。他說“我們中國以前13年，徒有民國之名，毫無民國之實，實在是一個假民國。”“中國現在禍亂的根本，就是在軍閥和那援助軍閥的帝國主義者。我們這次來解決中國問題，在國民會議席上，第一點就要打破軍閥，第二點就要打破援助軍閥的帝國主義者。打破了這兩個東西，中國才可以和平統一，才可以長治久安”。21日，離上海。23日，抵日本長崎，日本記者、政學務界及中國留學生約300人登船歡迎。孫中山答記者說：“中國同俄國不只是親善，照革命的關係，實在是一家。至於說到國家制度，中國有中國的制度，俄國有俄國的制度，因為中國同俄國的同情，彼此向來 不相同，所以制度也不能相同”。“中國將來是三民主義和五權憲法的制度”。24日，抵神戶。30日離神戶。12月4日抵天津。31日，抱病抵北京，受到中共北京區委、共青團北京區委、國民黨北京執行部組織的2萬民眾的歡迎。同日，發表書面談話《入京宣言》稱：“文此次來京，曾有宣言，非爭地位權利，乃為救國”。
意義和評價
《北上宣言》提出應先召集國民會議，以謀中國統一與建設。中國共產黨支持孫中山北上，並於1924年11月發表宣言，指出在全國正式政府未成立前，國民會議預備會議應該是號令全國的總機關。這個主張得到了全國人民的擁護，於是國民會議運動匯合廢除不平等條約運動，在全國範圍開展起來。孫中山也於1924年12月31日到達北京。
孫中山在《北上宣言》中主張以商會、教育會、工會、農會等團體的代表組織國民會議。此一主張被認為具有職業代表制精神，甚至被國民黨作為基本選舉制度運用於1931年召集的國民會議，卻與孫中山國民大會構想中的選舉思想牴牾。究其原委，孫中山在其國民會議主張中所表達的職業代表制，很難說是其民權思想真正進展到一個新階段的理論標誌，更像是一種應對時局、把握機會的政治實用主義策略。
宣言的原稿
孫中山北上宣言的原稿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日）
本年九月十八日，本黨對於出師北伐之目的，曾有宣言。其主要之意義，以為國民革命之目的，在造成獨立自由之國家，以擁護國家及民眾之利益。此種目的，與帝國主義欲使中國永為其殖民地者，絕對不能相容。故辛亥之役，吾人雖能推倒滿洲政府，曾不須臾，帝國主義者已勾結軍閥，以與國民革命為敵，務有以阻止國民革命目的之進行。十三年來，軍閥本身有新陳代謝，而其性質作用，則自袁世凱以於至曹錕、吳佩孚，如出一轍。故北伐之目的，不僅在覆滅曹吳，尤在曹吳覆滅之後，永無同樣繼起之人。換言之，北伐之目的，不僅在推倒軍閥，尤在推倒軍閥所賴以生存之帝國主義。蓋必如是，然後國民革命之目的，乃得以掃除阻礙之故而活潑進行也。
國民革命之目的，在造成獨立自由之國家，以擁護國家及民眾之利益，其內容為何，本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已詳述之。蓋以民族、民權、民生三主義為基本，而因應時勢，列舉救濟方法，以為最少限度之政綱。語其大要，對外政策：一方在取消一切不平等之條約及特權；一方在變更外債之性質，使列強不能利用此種外債，以致中國坐困於次殖民地之地位。對內政策：在劃定中央與省之許可權，使國家統一與省自治，各遂其發達而不相妨礙；同時確定縣為自治單位，以深植民權之基礎；且當以全力保障人民之自由，輔助農工商實業團體之發達，謀經濟、教育狀況之改善。蓋對外之政策果得實現，則帝國主義在中國之勢力歸於消滅，國家之獨立自由可保；對內政策果得實現，則軍閥不致死灰復燃，民治之基礎莫能搖動。此敢信於中國之現狀，實為對症之良藥也。
北伐目的宣言，根據此旨，且為之說明其順序：“（一）中國躋於國際平等地位以後，國民經濟及一切生產力方得充分發展。（二）實業之發展，使農村經濟得以改良，而勞動農民之生計有改善之可能。（三）生產力之充分發展，使工人階級之生活之生活狀況，得因其團結力之增長，而有改善之機會。（四）農工業之發達，使人民之購買力增加，商業始有繁盛之動機。（五）文化及教育等問題，到此方不落於空談。以經濟之發展，使智識能力之需要日增，而國家富力之增殖，可使文化事業及教育之經費易於籌措；一切智識階級之失業問題、失學問題，方有解決之端緒。（六）中國之法律，更因不平等條約之廢除，而能普及於全國領土；一切租界皆已廢除，然後陰謀破壞之反革命勢力無所憑藉。”以上諸端，凡屬國民，不別其為實業家、為農民、為工人、為學界，皆無不感其切要，而共同奮鬥，以蘄其實現者也。
國民革命之目的，其內容具如此。十三年來，帝國主義與軍閥互相勾結，以為其進行之障礙，遂使此等關係民國存亡、國民生死之犖犖諸端，無由實現。為謀目的之到達，不得不從事於障礙之掃除，此北伐之舉所以不容已也。
自北伐目的宣布以後，本黨旗幟下之軍隊在廣東者，次第集中北江，以入江西。而本黨復從種種方面指示國民，以帝國主義所援助之軍閥雖懷挾其武力統一之夢想，而其失敗終為不能免之事實。今者吳佩孚之失敗，足以證明本黨判斷之不謬矣。
軍閥所挾持之武力，得帝國主義之援助而增其數量。此自袁世凱以來已然。然當其盛時，雖有帝國主義為之羽翼，及其敗也，帝國主義亦無以救之。此其故安在？二年東南之役，袁世凱用兵無往不利，三四年間叛跡漸著，人心漸去，及反對帝制之兵起，終至於眾叛親離，一蹶不振。七年以來，吳佩孚用兵亦無往不利，驕氣所中，以為可以力征經營天下，至不恤與民眾為敵，屠殺工人、學生，以摧殘革命之進行，及人心已去，終至於一敗塗地而後已。猶於敗亡之餘，致電北京公使團，請求加以援助。其始終甘為帝國主義之傀儡，而不能了解歷史的教訓如此。由斯以言，帝國主義之援助，終不敵國民之覺悟。帝國主義惟能乘吾國民之未覺悟以得志於一時，卒之未有不為國民覺悟所屈伏者。願我友軍將士暨吾同志，於勞苦功高之餘，一念及之也!
吾人於此，更可以得一證明：凡武力與帝國主義結合者無不敗。反之，與國民結合以速國民革命之進行者無不勝。今日以後，當劃一國民革命之新時代，使武力與帝國主義結合之現像，永絕跡於國內。其代之而興之現像，第一步使武力與國民相結合，第二步使武力為國民之武力。國民革命必於此對乃能告厥成功。今日者，國民之武力固尚無可言，而武力與國民結合則端倪已見。吾人於此，不得不努力以期此結合之確實而有進步。
欲使武力與國民深相結合，其所由之途徑有二：
其一，使時局之發展能適應於國民之需要。蓋必如是，然後時局發展之利益歸於國民，一掃從前各派勢力瓜分利益及壟斷權利之罪惡。
其二，使國民能自選擇其需要。蓋必如是，然後國民之需要乃得充分表現，一掃從前各派包攬、把持、隔絕民眾之罪惡。
以上二者，為國民革命之新時代與舊時代鴻溝劃然。蓋舊時代之武力為帝國主義所利用；新時代之武力，則用以擁護國民利益，而掃除其障礙者也。
本黨根據以上理論，對於時局，主張召集國民會議，以謀中國之統一與建設。而在國民會議召集以前，主張先召集一預備會議，決定國民會議之基礎條件及召集日期、選舉方法等事。
預備會議以左列團體之代表組織之：
一、現代實業團體；二、商會；三、教育會；四、大學；五、各省學生聯合會；六、工會；七、農會；八、共同反對曹吳各軍；九、政黨。
以上各團體之代表，由各團體之機關派出之，人數宜少，以期得迅速召集。
國民會議之組織，其團體代表與預備會議同，惟其代表須由各團體之團員直接選舉，人數當較預備會議為多。全國各軍，皆得以同一方法選舉代表，以列席於國民會議。於會議以前，所有各省的政治犯完全赦免，並保障各地方之團體及人民有選舉之自由，有提出議案及宣傳討論之自由。
本黨致力國民革命，於今三十餘年。以今日國內之環境而論，本黨之主張，雖自信為救濟中國之良藥，然欲得國民之了解，亦大非易事。惟本黨深信國民自決，為國民革命之要道。本黨所主張之國民會議實現之後，本黨將以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所列舉之政綱，提出國民會議，期得國民徹底的明了與贊助。
本黨於此，敢以熱誠告於國民曰：國民之命運，在於國民之自決。本黨若能得國民之援助，則中國之獨立、自由、統一諸目的，必能依於奮鬥而完全達到。凡我國民，盍興乎來！
中華民國十三年十一月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