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成長
朱麗婭·克里斯蒂瓦（Julia Kristeva），女，1941年出生，原籍保加利亞，1966年移居法國，現為巴黎第七大學教授。其知識履歷橫越哲學、語言學、符號學、結構主義、精神分析、女性主義、文化批評、文學理論和文學創作等多個領域，成為後現代主義的一代思想宗師。羅蘭·巴特概括其特點說，“朱麗婭·克里斯蒂瓦總是摧毀那一我們以為我們能夠從中感到慰藉、我們可以引為自豪的最新的偏見。”80年代以後，她在英語文化圈多被讀作法國女權主義的標誌性理論家，與西蘇(Hélène Cixous)和伊利格瑞(Luce Irigaray)構成“法國女權理論的新神聖三位一體”。儘管她個人有時希望將自己與女權主義區別開來，但她那些獨具風格的概念及其使用如“符號性”、“卑污”、“母性穹若”不僅與女性相關，且對女權主義者具有極大的誘惑力。詳情
出生
朱麗婭·克里斯蒂瓦(生於1941年6月24日)，保加利亞裔法國人，哲學家，文學批評家，精神分析師，女性主義者，最近又成為小說家，20世紀60年代以來居住於法國。1969年，克利斯蒂瓦出版其第一本書《Semeiotikè(符號學)》之後，在當今的國際批評分析、文化理論和女性主義領域開始產生影響。她著述廣泛，包括書籍、隨筆和建築意義出版物的序言(譯註一)，其中包括有關互文性、符號學和屈辱性的見解，覆蓋語言學、文學理論及批評、精神分析、傳記及自傳、政治和文學分析、藝術及藝術史。與羅蘭·巴特、茨維坦·托多洛夫、呂西安·戈德曼、熱拉爾·熱奈特、列維－施特勞斯、拉康、格雷馬斯、福柯和路易·阿爾都塞一起，她是最重要的結構主義者之一，當時結構主義在人文學科中占主導地位。她的著作在後結構主義思想中也有重要地位。第二故鄉
克里斯蒂瓦出生於保加利亞的斯利文，1966年12月移居法國，時年25歲。在幾所法國大學中繼續其教育。到達法國，克利斯蒂瓦感受到結構主義影響的逐漸消退，受到米歇爾·福柯和雅克·德希達思想的挑戰。1965年加入“Tel Quel小組”，她開始關注語言政治學，成為小組的活躍成員。克利斯蒂瓦接受了精神分析訓練，於1979年完成。從某種程度上講，她的工作可以視為嘗試將精神分析方法運用於後結構主義批評。譬如，她對主體及其結構的觀念與弗洛伊德和拉康有相似之處。然而克利斯蒂瓦拒絕以結構主義的方式理解主體，相反，她贊成主體總是“在過程中”或“在危機中”。她以這種方式促進了精煉結構的後結構主義批評，同時保持了精神分析的教學。她在70年代曾至中國旅行，並將其經歷寫成《關於中國女人》(1977)。主張
克利斯蒂瓦最重要的主張之一在於符號學。她用的“符號學”一詞不應與索緒爾的符號學相混淆。對克利斯蒂瓦來說，符號學與嬰兒的前俄狄浦斯期密切相關，而前俄狄浦斯的概念涉及弗洛伊德的、主要是克萊因及英國客體關係精神分析的著作，還涉及拉康的理論(前鏡像階段)。這是一個情緒範疇，受制於我們的本能，本能則存在於語言的裂縫和韻律中，而非詞語的外延含義中。從這層含義講，符號學反對符號(象徵, symbolic)，符號對應著那些意味著較嚴格的、精確之含義的詞語。她還以其關於屈辱(此概念涉及拒絕的原始心理力量，被指向母親形象)和互文性概念的著作而聞名。人類學和心理學
克利斯蒂瓦認為人類學和心理學、或者社會與主體之間的聯繫，並不意味著彼此，而是遵從相同的邏輯：群體和主體的倖存。她在對俄狄浦斯的分析中進一步聲稱，說話的主體無法自行存在，而是他“站在脆弱的門檻上，仿佛是由於一條不可能的劃界而站立著”(《恐懼的權力(Powers of Horror)》，P85)。在她對兩種學科的比較中，克利斯蒂瓦主張，個體排除屈辱的母親，以此作為形成認同的手段，這種方式與社會被構建的方式是一樣的。在更廣闊的尺度上，文化排除了母性和女性，並由此達成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