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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文性互文性理論作為一種誕生於結構主義和後結構主義的文本理論，已經大大突破了理論研究和可操作性批評術語的範圍，它以其對文學傳統的包容性、對文學研究視野的可拓展性，在文學研究和文學寫作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作為一種重要的文本理論，互文性理論注重將外在的影響和力量文本化，一切語境無論是政治的、歷史的，或社會的、心理的都變成了互文本，這樣文本性代替了文學，互文性取代了傳統，自主、自足的文學觀念也隨之被打破。互文性理論將解構主義的、新歷史主義的，乃至後現代主義的文學批評的合理因素都納入了其體系之內，從而也使自身在闡釋上具有了多向度的可能。
理論優勢
具體而言，互文性理論吸取了解構主義和後現代主義的破壞邏各斯中心主義的傳統，強調由文本顯示出來的斷裂性和不確定性，而新歷史主義的歷史和文本具有互文性的理論也成為了互文性理論的一個重要的文本分析策略，不過它結合了自身誕生於結構主義文論的特色，將之改換了文本和文本的互文性，並以此為基礎進行拓展。所以，互文性理論所遵循的思維模式也能清晰的窺見，它不是單純地以文本來分析文本，否則它也將落入形式主義文論的窠臼。互文性理論以形式分析為切入點，最終讓自己的視線擴展到整個文學傳統和文化影響的視域之內，即一個從文本的互文性到主體的互文性（也可稱之為“互射性”或“互涉性”）再到文化的互文性的邏輯模式。互文性理論以“影響”為其核心要素，將眾多的影響文學創作的因子納入其關注的領域，從而也使自己超越了單純的形式研究的層面，而進入到多重對話的層面。而互文性理論的對話主要是從三個層面進行：文本的對話、主體的對話和文化的對話，下面本文就分別從上述三個方面對互文性理論多重對話特質做進一步的分析。
文本網路
互文性“互文性”（Intertextuality，又稱為“文本間性”或“互文本性”），這一概念首先由法國符號學家、女權主義批評家朱麗婭·克里斯蒂娃在其《符號學》一書中提出：“任何作品的文本都像許多文本的鑲嵌品那樣構成的，任何文本都是其它文本的吸收和轉化。”[1]其基本內涵是，每一個文本都是其它文本的鏡子，每一文本都是對其它文本的吸收與轉化，它們相互參照，彼此牽連，形成一個潛力無限的開放網路，以此構成文本過去、現在、將來的巨大開放體系和文學符號學的演變過程。
概念詳解
概而言之，互文性概念主要有兩個方面的基本含義：
一是“一個確定的文本與它所引用、改寫、吸收、擴展、或在總體上加以改造的其他文本之間的關係”[2]；
二是“任何文本都是一種互文，在一個文本之中，不同程度地以各種多少能辨認的形式存在著其他的文本；譬如，先時文化的文本和周圍文化的文本，任何文本都是對過去的引文的重新組織”[3]。“互文性”概念強調的是把寫作置於一個坐標體系中予以關照：從橫向上看，它將一個文本與其他文本進行對比研究，讓文本在一個文本的系統中確定其特性；從縱向上看，它注重前文本的影響研究，從而獲得對文學和文化傳統的系統認識。應當說，用“互文性”來描述文本間涉的問題，不僅顯示出了寫作活動內部多元文化、多元話語相互交織的事實，而且也呈示出了寫作的深廣性及其豐富而又複雜的文化內蘊和社會歷史內涵。
從第一個層次來看，“互文性”概念更偏重於文學的形式研究層面，這正與它脫胎於結構主義是相一致的。在文本的層面，“互文性”強調一個文本與可以論證的存在於此文本中的其他文本之間的關係，也即“一個確定的文本與它所引用、改寫、吸收、擴展、或在總體上加以改造的其他文本之間的關係，並且依據這種關係才可以理解這個文本。”[4]所以對文本間的蹤跡，即兩個具體或特殊文本之間關係的考察是互文性理論在實踐操作中的第一步，文本的語詞、修辭、題材、文體等都是文本間蹤跡的表現，互文性批評也正是在文本的細節中獲得批評可成立的前提條件。對於這種文本間的蹤跡，從狹義的範疇學上講，它是一個文本和另一個它進行吸收、改寫的文本，二者的影響與被影響的關係構成一種互文性；而從廣義的角度看，互文性注重的是在文本的海洋中，一個文本對其他文本的折射關係，羅蘭·巴特貫之以網路學的新名詞，“文本就意味著織物……主體由於全身在這種織物——這種組織之中而獲得解脫，就像蜘蛛在吐絲結網過程中獲得解脫一樣。”[5]也就是說，互文性視野下的文本不再是一個個獨立的、毋須其他的自我了，它們的生命力更在於它們是在一個文本之網中確定自我。解構主義者米勒就此曾談到，“一個文學文本自身並不是一個‘有機統一體’，而是與其他文本的關係，而其他文本反過來又是與另外文本的關係——文學研究就是對文本互涉性的研究。”[6]這樣，互文性批評最終就必須要在文本和文本間的關係中尋找可追尋的蹤跡，從而獲得對整個文本群的整體認識。
當然，這種文本蹤跡的追尋似乎又會帶來另一個層面的問題，互文性批評如果不停地在文本的世界中尋找可能存在的互涉性，那么是否會在文本的海洋中造成自我的迷失？所以，從這個角度看，互文性理論是不能只停留在文本的網路中，它必須由文本深入到更為廣闊的影響文本的世界。而與文本的間性直接相關的就是創作互文本的主體，在文本的互涉性中，讀者所看到的不僅僅是文本之間的傳續與變異，更重要的是這種歷史的轉變是如何成為可能的，這樣在尋找原因的過程中，文本和主體就不再是兩個獨立的文學要素了。主體的創作活動由於無法逃離文本的網路，因此也必然被其支配和影響。從另一個角度看，正是要從文本的互射關係的分析中，獲得文本網路對創作主體影響的認識，這也就進入到了互文性理論的第二個層面——主體間性的層面。
主體間性
文學的主體與客體的關係一直是文學理論關注的重點，“互文性”理論之於結構主義的優勢正在於它從純文本的形式研究引入了更多的對創作主體的關注。文學本身起源於人與人之間的交流活動，文學所面臨的各種關係也集中表現為“主體－主體”之間的關係，互為主體的雙方間的“對立、對峙——對話、交流”是雙方能動的、雙向的相互作用，而不僅僅是主客體的反映與被反映的關係。這種主體之間的交流首先是一種共同參與，一種主體的分有、共享或一種共同創造。它強調相互間的投射、籌劃，相互溶浸，同時它又秉有一種相互批評，相互否定，相互校正、調節的批判功能。在此二者基礎上展開了主體間本位的廣闊天地，不斷達成主體間的意義生成。主體間性能夠清晰地體現出它在語言和傳統的運作中所具有的歷史性。
互文性理論對於主體間性的關注又是與以往的作者研究的方式又是不一樣的，互文性理論從後結構主義出發，認為語言形成了人類對文學藝術的先在理解結構，主體對語言的理解和解釋是文學具有歷史性的一個重要因素。主體對語言先在結構的不同認可度正反映出了不同主體對傳統的不同歷史性選擇，從中也可以見出主體間性在文學的沿革中所起到的作用。而文本作為最表層的證明，正是表現出了語言以及傳統對作者的當代影響；同時，文本之間的互射關係和對話，其實就是更深層次的主體的對話。互文性理論以主體間性入手，將文學的理解、闡釋、再創造的過程視為雙向的互動，形成了一種動態的文學史觀，使文學交流實踐同文本研究相結合，從而推動了文學研究走向更為開闊的境界。
對於這種主體間的理解與接受問題，解構主義批評家布魯姆在其著名的“影響即誤讀”理論中指出：“影響意味著壓根不存在本文；只存在本文之間的關係，這些關係取決於一種批評行為，即取決於誤讀或誤解——一位詩人對另一位詩人所作的批評、誤讀或誤解。”[7]也就是說，不存在任何原文，一切本文處於相互影響、轉換、交叉重疊之中，影響關係支配著閱讀，而閱讀不過是誤讀而已。布魯姆從心理學角度為互文性理論提供了心理依據。他認為：互文性閱讀的產生源於一種“影響的焦慮”，即當代詩人或作家就像一個具有俄狄浦斯戀母情結的兒子，面對“詩的傳統”這一父親形象，在受前代偉人影響與壓抑的焦慮中，只能採取各種有意識或無意識的“誤讀”方式來貶低前人或否定傳統，達到樹立自己形象的目的，他說，“一部成果斐然的‘詩的影響’的歷史……乃是一部焦慮和自我拯救之漫畫的歷史，是歪曲和誤解的歷史，是反常和隨心所欲的修正的歷史”[8]。受這種影響之下的主體在文學創作時會極力突出個體在文學流變中的地位，而刻意忽視或者反叛詩的傳統的影響，在他們的印象中往往會形成這樣的錯覺——仿佛某種風格是“我”首創的，前人反而似乎在摹仿“我”。由此，影響意味著誤讀，誤讀又產生了互文性。
可以發現，互文性理論在主體間性這一問題上，不僅看到了主體間接受與傳承的一面，更突出了創作主體對先在影響的反叛效應。當然作為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接受與反叛是同時存在的，不然文學也就失去了前行的動力。而在這個過程中，我們要關注的重點就是主體與主體間的交流何以成為可能以及如何成為可能，也即主體究竟採用何種姿態去面對文學史上的交流，這也是互文性理論在文本層次之外關注的另一個層面。
文化視野
從文本到主體，顯示出了互文性理論已經開始逐漸放棄了只關注作者與作品關係的傳統批評方法，而轉向一種寬泛語境下的跨文本文化研究。在對文本和主體的研究中，互文性理論關注無所不在的文化傳統通過文本對主體和當下文學創作的影響。正如羅蘭·巴特所言：“任何本文都是互本文；在一個本文之中，不同程度地並以各種多少能辨認的形式存在著其他本文：例如，先前文化的本文和周圍文化的本文。”[9]羅蘭·巴特一方面是強調從文本的形式層面探討文本間存在的互文性，而另一方面則暗示出文本是作為文化的一種表意體系而存在的，文本間的互文性也恰恰就是文本與賦予該文本意義的知識、代碼和表意實踐之總和的關係，而這些知識、代碼和表意實踐形成了一個潛力無限的網路，在這個無處不在的文化網路的影響之下，不同的文本內容得以形成。互文性所關注的文化傳統的影響是兩個層面的：即“先前文化”和“周圍文化”。前者更偏重於歷史的維度，從歷時的角度抽理出跨越時間的文化對該作者創作產生的影響，包括不同時代對文化傳統具有什麼樣的認可程度、採取何種接受方式等；後者則更偏重於現實的維度，從共時的角度分析跨越空間的、與此文本有著或近或遠關聯的其他民族文化文本對此文本的影響，所以它更偏重於跨地域性的文化交流問題。在一個縱橫交錯的文化系統中，互文性理論將文本（作為一種顯性的存在）、主體（作為一種知性的存在）和文化（作為一種隱性的存在）三者很好地結合在了一起。
互文性理論作為一種強調文本影響研究的文學理論，也必然會注重文本背後的文化影響研究。從縱向的時間角度來看，文化影響主要表現為當代文化與前代文化之間的對立與統一關係。從統一面來講，互文性理論注重研究當代文化蘊涵的前代文化的影子，反映出文化發展所具有的延續性；而對立面則反映出了不同時代文化的差異性，表現在時間的層面則為文化的背離與叛逆，也即與文化傳統的衝突。文化衝突一直是後現代主義的一個重要命題，後現代強調削平深度、消解傳統正是一種文化叛逆的表現。這一點互文性理論將其吸納進來，通過對文本之間的差異性進行分析，尋找出其間內藏的文化變異的因子。不過，儘管誕生於後現代的背景之下，互文性理論在強調文化衝突面的同時，也盡力避免後現代過度激進所帶來的文化虛無論的缺陷，它將文化的延續性也納入其理論體系之內，使歷史性表述成為可能。文本被置於一個非文本的歷史框架之內，與歷史文獻、宗教儀式、民俗活動等非文學文本形成相互指涉的互文性描述，歷史和文本進入到了一種互文性的運動之中。這樣，互文性理論將新歷史主義“歷史詩學”觀點的合理性吸收進來，使文本與歷史的交流得以重建。
從橫向的空間角度看，互文性理論主要是關注民族文化與世界文化的對話性問題，而當下文化霸權影響日益增大，強勢文化如何影響並改變著弱勢文化，尤其是第三世界的文化體系，第三世界文化如何在一定程度上迎合強勢文化審美趣味的同時，又葆有自我獨立性，是構成文化互文或者說文化交流的核心問題。這一問題意識也明顯地體現在當下的寫作之中：一方面是異域文化的移植，以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意識形態和生活方式建構整體性生存背景；另一方面是本土文化的建構，以民族文化資源為本位，挖掘民族文化內涵，從而形成一套與西方話語相對峙的民族話語體系。後殖民主義批評家賽義德指出，寫作本身就是把控制和受控者之間的權力關係系統轉換為純粹的文字。互文性理論與後殖民主義一致，就是要從文字中找出不同文化系統中權力關係的支配狀況，在文本的支配性與文化的支配性這兩個層次上尋找到契合點。所以互文性理論在文化問題上表現出的傾向無外乎以上兩種，它將一個文本與影響該文本的他文本置於文化交流的語境之下，在尋找文本互文性的同時，也試圖尋找出文化的互文性。
互文性理論在文化層面的深入，使文學話語在呈現出不同的意識形態，並在生存空間上具有了更多的可能，文本結構在更多層次上也具有了多重複合的統一。這正如巴赫金在分析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小說時所提出的“文學的狂歡節化”，他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有著眾多的各自獨立而不相融合的聲音和意識，由具有充分價值的不同聲音組成的真正的復調，這確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長篇小說的特點。”[10]這種“全面對話”的小說使文學與非文學話語、宗教傳統、民俗文化等等相互指涉變為可能，而“互文性”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使文學創作具有了一種多聲部對話的“復調”性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