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位置
伏牛山，為中國河南省西南部山脈。東南與桐柏山相接，為秦嶺東段的支脈。北西西-南東東走向。長約400公里，為淮河與漢江的分水嶺。海拔1,000公尺左右，主峰老君山海拔2,192公尺。伏牛山位於中國河南省西南部，東西綿延八百餘里。屬秦嶺山脈東段。西北-東南走向。西北接熊耳山，南接南陽盆地，東南遙接桐柏山。為淮河與漢江分水嶺。屬北亞熱帶向暖溫帶的過渡地帶，也是河南省境內平均海拔最高、人類活動相對稀少、自然生態保存完好的山區。
文明起源
文明起源包括：伏牛山風俗、姓氏起源、應國研究、方言研究、劉姓研究及人類起源等。
伏牛山風俗地名來源
秦朝的時候，中國人多地少，有的地方只好在石板上堆土種莊稼，收穫的糧食遠遠不能滿足人們的需要，許多窮人經常忍飢挨餓。而官府不是抓丁，就是搜刮錢糧，百姓沒有活路，到處都是造反的人。
朝中一個奸臣想出了一個歪主意上朝奏道：“皇上，世上人多容易生是非，不如多殺些刁民。人少了，糧食就夠吃了，百姓就不造反了。”秦始皇聽了，覺得有理，就派人鑄了頭萬斤鐵牛，讓官兵們把鐵牛拉到百姓家，並規定：鐵牛推到誰家，限三天推到別家去，推不走就殺掉全家！這萬斤鐵牛成了吃人獸，推到哪那兒，哪兒的老百姓就哭聲一片。
有一天，萬斤鐵牛推到了河南省一寡婦家門口。寡婦抱個沒滿月的娃娃，望著那頭吃人獸，眼看到了三天期限，只好哭天抹淚。正哭哩，感覺有人拍了她一下：“別哭了，我給你指條活路吧。”寡婦抬頭一看，是個白鬍子老頭兒，趕忙跪地下磕起頭來。白鬍子老頭兒亮出一樣東西，亮晶晶的像根繡花針。他對著繡花針吹了口氣，說聲：“變！”眨眼間，繡花針變成了一根鞭子。老頭兒說：“這叫趕山鞭，是件寶物。到了今天晚上三更天，你拿著它，對著鐵牛打三下，保你母子平安。”說完，金光一閃，老頭兒不見了。
到了夜裡三更，寡婦悄悄地起來，拿起趕山鞭，對著鐵牛身上就打。咦，萬斤鐵牛真地晃起來了！寡婦又喜又驚，把眼一閉，啪！啪！又是兩下，鐵牛先是一陣抖動，接著一搖三晃，越走越快。由於用勁太大，趕山鞭都戳到牛屁股里了！鐵牛走著晃著，趕山鞭左右甩著，一直等到趕山鞭甩掉了，鐵牛才慢慢停著不動了。
第二天，官兵們發現鐵牛不見了，就來逼著問寡婦。寡婦把白鬍子老頭兒的事兒，一五一十地說了。官兵們一聽有寶貝，趕緊去追。找著了趕山鞭，又趕緊獻給秦始皇。秦始皇得著趕山鞭，急忙去趕萬斤鐵牛，誰知道無論怎么揮鞭，鐵牛隻是紋絲不動。看到這種情況，秦始皇心裡不禁有些發毛，心想：“這也許是上天在警示我？”從此以後，秦始皇再也不敢用萬斤鐵牛坑殺老百姓了。他拿著趕山鞭，把陸地上許多大山趕進了大海，填海造田，也算幹了件好事。從此，萬斤鐵牛就留到了河南，天長日久，變成了現在的八百里伏牛山。據說送趕山鞭的白鬍子老頭兒，是天上的太白金星。見秦始皇殺人太多，為了搭救老百姓，才把寶物送到人間。
八百里伏牛山，神巒奇峰緊相連，風景處處如畫，到處都有佳話相傳。
春節
農曆春節包括祭灶、除夕和元旦（正月初一）。伏牛山文化圈內的春節習俗大同小異。
1、 祭灶。
灶神的傳說很多，比較正統的說法源於《禮記》。據說，顓頊的兒子祝融是“火官之長”，被尊為灶神。早在周代，上自天子，下到庶民，對灶神都非常崇祀。後世祭灶的時間有“官三民四船家五”的說法，即祭灶的時間官府是臘月二十三日，民間是二十四日，而船家則是二十五日。伏牛山文化圈內祭灶的時間，多數地方是二十三日，如郟縣、西平、宜陽、登封、正陽、唐縣、嵩縣等地；少數地方是二十四日，如洛陽、孟津、上蔡、商水等地；有些則是二十三、二十四都有，如伊陽、信陽、新蔡等地；還有不少地方是二十三日祭灶、二十四日“小除”，即除塵，如禹縣、滑縣、泌陽、新鄉、新安、鄧州、汝南、扶溝、濬縣、通許等。祭品也各地不一，一般都要用飴糖，希望灶神“上天言好事”，但也有的是為了“以黏神口，使不得言” 。其它還有餳、酒、魚、糖餅、膠芽等。灶神的“坐騎”，鄭縣、中牟、西平、確山、滑縣、泌陽、正陽、長葛等地要用一隻雄雞，祭祀時，夾住雞的雙翅，主祭者把酒灑在雞冠上，雞冠上如果沾有酒則吉，“謂神願乘此雞升天，可保一年平安也”3；不用雄雞的地方，有的用豆秣灶神之馬，如禹縣、獲嘉、夏邑等地；有的備紙馬，如商水。禁忌是主祭者必須是男子，民諺說：“男不祭月，女不祭灶。”
自二十四日至除夕，因諸神上天，百無禁忌，故民間多嫁娶，謂之“亂歲”；同時，戚友之間相饋贈，叫“送年禮”或“饋歲”。
2、除夕。
據《呂氏春秋·季冬記》記載，古人在新年的前一天用擊鼓的方法來驅逐“疫癧之鬼”，這就是“除夕”節令的由來。最早提及“除夕”這一名稱的，是西晉周處撰著的《風土記》等史籍，另有除儺、除夜、歲除、大除、大盡等說法。每年陰曆最後一天，家人團聚，易春聯、桃符，祀神、祀祖先，而後“長幼聚飲祝頌而散，謂之分歲；卑幼揖拜尊長，謂之辭歲；家長分此銀錢於卑幼，謂之壓歲；老婦及小兒女夜半不寐，圍爐嬉戲，有至六更者，謂之守歲”。但易春聯、桃符的時間在各地並不一致。如林縣是“二十九日曰小除，易鬥神，換桃符、春聯，擊臘鼓，演鄉儺，名曰散臘；三十日曰大除，祭墓，至夕，禮拜尊長，曰辭歲。”伏牛山文化圈除夕的習俗有：掃舍宇，如唐縣、洛寧、通許等地，郟縣則是“灑掃中堂”；撒芝麻桿，橫木攔門，如商水“撒芝麻桿於屋院，每門置橫木以攔之”、正陽“彩紙裹木炭橫置門階，或布禾麻秸於院宇，以祈豐年”、滑縣“撒芝麻桿於庭中，以代爆竹，或用紙炮辮之，名為火鞭，燃以敬神”、長葛“撒芝麻桿於庭院，每門置橫木以□之”、濬縣“橫一木，名曰跌千斤”；烘歲，正陽“爇炭爐，通宵不燼，曰著歲”、新鄉“薄暮斷木為薪，擇石累 砢多節者焚燒於庭，占達旦灰燼為吉”、獲嘉“熾炭中庭，謂之烘歲”、信陽“焚蒼朮、柏枝、棉柴，行臘祭禮”；祀祖先，正陽“祭先靈於寢，兼及五祀各神”、郟縣“安祖考神位”、寧陵“詣墳墓，迎祖先，辭歲”、伊陽“迎祖先，祀於祊”，而商水縣則是“以紙錢祭墓，曰為祖先送押歲錢”。其它習俗還有，滑縣“夜半飽食餛飩，謂之填窮坑”、商水“門檐插紙旗，曰試風”、武陟“所用器具倒貼酉字，樹上亦然”、信陽“餤長命菜”、濬縣“懸長錢紙”、伊陽“散銀錢佩之，為添歲”等等。
3 、元旦。
在先秦時叫“上日”、“元日”、“改歲”、“獻歲”等；到了兩漢時期，又被叫為“歲旦”、“正旦”、“正日”；魏晉南北朝時稱為“元辰”、“元日”、“元首”、“歲朝”等；唐以後，則稱為“元旦”、“元”、“歲日”、“新正”、“新元”等；而清代，一直叫“元旦”或“元日”。民國改用公曆，曾禁止民間用陰曆，但“人民安於舊習，嚴令不能止也”。故民間仍以陰曆正月初一日為新年的第一天。新中國為了區別於陽曆的元旦，把祭灶、除夕、正月初一合稱春節，本文則指陰曆元旦。
宗懍《荊楚歲時記》說：正月初一，“長幼悉正衣冠，以次拜賀，進椒柏酒、飲桃湯，進屠蘇酒、膠牙餳，下五辛盤”。伏牛山文化圈的習俗是：初一，長幼新衣冠，張燈火、燃爆竹，祀神、祀祖先，拜尊長，族、鄰互相賀歲，食水餃等；禁忌有不汲水、不討火，慎器物，忌毀敗等。但是，各地風俗也有差異。如“熰歲”，燒榆柳木根的有長葛、商水等地，燒柏葉的有洛寧、汜水等地，燒木炭的有西華、淮陽等地，鄭縣則較為複雜，“燮烈炭於堂中，謂之旺相；貼青龍於石上，謂之行春；插芝麻梗於檐頭，謂之節節高；插柏枝於柿餅，盛以大橘，謂之百事大吉”；祭祖一般都在家、祠堂進行，但獲嘉有“黎明，無論男女老幼，皆更新衣，展墓”，初三日拜墓的則有扶溝、靈寶、汝陽、商丘等地；親戚間拜賀的時間，新蔡等地“三五日而罷”，泌陽、林縣等則“自元旦至上元無虛日”，淮陽等地則是“元月內幾無虛日”。
新年的另一項內容是以陰晴占災祥。《荊楚歲時記》有“正月一日為雞，二日為狗，三日為羊，四日為豬，五日為牛，六日為馬，七日為人，以陰晴占豐耗”得習俗，把一年頭七日的陰晴與人及六畜興旺與否相聯繫。伏牛山文化圈受此影響，正陽、夏邑、考城、儀封、林縣、安陽等地有此風俗，但又有不同，除了排序不一樣外，日子也有增加。夏邑、蘭考、安陽為八日，如夏邑是“一雞、二犬、三豬、四羊、五牛、六馬、七人、八谷，其日晴明則所屬之物蕃育”；林縣則為十日：“一雞、二犬、三牛、四馬、五豬、六羊、七人、八谷、九果、十菜，晴則主收，陰則否。”
初五日為“破五”，也較為普遍。“鄉俗五日內百事禁忌，逾五日則破忌；初六日，商賈祀神開市，戚友互請春酒。”但各地習俗不盡相同，如泌陽，“是日賀歲者多不出門，婦女亦停針線；早膳麵食與水角（餃）相參。諺云：金絲纏元寶”；林縣，“以是日不吉利，停止拜年，各家早晨將柴灰些須送十字路口，曰送窮灰”；正陽“不試刀剪，忌梳發，不出行”等等。
其它還有，信陽初二日祀財神；宜陽，七日為人日，合家卑幼酌春酒，以介長者之壽；偃師，初七日則婦女剪彩為燕，或貼或插戴；扶溝，三日為鬼節、拜墓，七日賽火神；商丘、夏邑初七日祀火神；獲嘉則是“初八日，例祀火神，鄉間賽會酬神，有裝演故事者，頗熱鬧；初十日，曰石不勤，訛十為石，凡磨碾碓臼之屬，皆忌動移”，修武也是“八日，鼓樂旗繖祀火神，歲豐醵錢賽會”。
懸長錢紙”、伊陽“散銀錢佩之，為添歲”等等。
元宵節
元宵節也叫元夕、元夜，又稱上元節，是新年第一個月圓夜，因有觀燈習俗，故亦稱燈節。元宵節由來的說法有多種，一般認為西漢已經受到重視。漢武帝正月上辛夜在甘泉宮祭祀“太一”，被後人視作正月十五祀神的先聲。後來蔡愔從印度求得佛法歸來，稱印度摩喝陀國每逢正月十五，僧眾雲集瞻仰佛舍利，是參佛的吉日良辰。漢明帝為了弘揚佛法，下令正月十五夜在宮中和寺院“燃燈表佛”，於是就有了後來的元宵燈會，且時間也被延長。唐代的燈會是“上元前後各一日”，宋代在十六之後加了兩日，明代則提前到初八。清代，滿族入主中原，宮廷不再辦燈會，民間的燈會卻仍然壯觀，只是時間有所縮短。正因為這個緣故，伏牛山文化圈內各地元宵節持續的時間也不盡一致：張燈時間一般為十四、十五和十六，如修武、中牟、滑縣、獲嘉、考城、洛寧、確山、新鄉、信陽、光州（潢川）、上蔡、新蔡等地。據說，吳越王錢鏐納土獻錢，買了兩夜，故宋代吳越之仁和、錢塘張燈五夜，而宋都汴梁仍沿襲唐時的三夜。所以，直到清代、民國時期，伏牛山文化圈的元宵節仍是張燈三夜：十四日夜為試燈，十六日夜則為殘燈。但也非全是如此。民國《重修滑縣誌》引《貽謀錄》說：“宋太祖乾德五年詔，上元張燈，更放十七、十八兩夜。”清代洛陽是“上元放燈，十四日起，十七日止”，民國時的光山則是“自十三夕始張燈，連五夕”。事實上，由於有填倉節或燕九（亦作煙九）節，民間元宵節持續的實際時間更長。《東京夢華錄》云：十九日收燈，戶人爭先出城探春。清代、民國時，此風仍存。如禹縣，十九日亦如同鬧元宵，“謂之過燕九”；偃師十九日“各家張燈點盞，曰完燈”；汝陽也“張燈宴客，為煙九”；滑縣，十九日為“小填倉”，“倉庾、缸、囤、碓、磨間皆燃燈照耀，光輝奪目”；新鄉，“門戶、床第、倉庾間燃燈殆徧，光塋奪目，曰添倉”等。
正月十六日的“走百病”習俗十分普遍，但各地的“走”法不一，有如《荊楚歲時記》所說的“過橋”走百病的，如鄧州“士女出外競游，登高過橋，謂之走百病”、夏邑“男婦俱卜方向出遊遇橋，曰走百病”、伊陽“老幼俱出過橋，名走百病”等；有走親戚的，如寧陵“女歸寧”、新安“岳家攜饅頭送女（女以拜節歸），曰送饃”、正陽“民間婦女赴姻戚家，謂之走百病”等，虞城則是“男子過橋，母家迎女，號曰走百病”；有結伴迎喜神的，如獲嘉“迎喜神，男女結隊出遊”、修武“男女出迎喜神，以散百病”等；還有林縣“鄉民男婦選勝出遊，或戴柏枝”、通許“婦女登高”、儀封“士女登高阜，炙石人，以免生病”、長葛“男女出遊，謂之游六，以散百病”，偃師則是“男結伴，遍游寺廟、街巷，曰游百病”；新鄉最為奇特，“於曠地疊木以為星橋，曰天橋；結草成闉，方十丈許，曲折通徑，男女繞行，晝夜不疲，謂之走百病”。此外，還有“過橋祈子”的，如郟縣“架天橋，供觀音像，祈子”、洛寧“或結彩橋，謂之百子橋，婦女行其上，謂宜男”、修武“搭天橋，祀送子觀音”等。
清明節 古代帝王有春天祭日、秋天祭月的禮制。早在《周禮》一書中，已有“中秋”一詞的記載。中秋節是中國的傳統佳節。到魏晉時，有“諭尚書鎮牛淆，中秋夕與左右微服泛江”的記載。至唐朝初年，中秋節成為固定的節日。
伏牛山文化圈中秋節的習俗大體是：親友送月餅，家人團聚；夜晚則設瓜果祭月，或賞月。如獲嘉“夜則以瓜果、月餅祀月”、確山“雕花瓜，設果餅禮月”、正陽“婦女或行拜月禮”、禹縣“設月餅、瓜果祭月”、滑縣“日暮婦女陳月餅、瓜果及毛豆角於庭，向東拜月，喃喃祝禱，謂之願月”、中牟“祭月，供餅、雕花瓜、設果品，焚香拜獻，俗名為願月”、葉縣“設瓜果以祭，家人會飲”、通許“婦女陳瓜果、設香案於閨閣以拜月”、長葛“夜間婦女設幾於庭前，陳月餅、果品，焚香拜月”等。諺語有“男不拜月，女不祭灶”之說，但伏牛山文化圈東南部的習俗有所不同。如汝南“間有男亦拜月、女亦祭灶者，頭必戴笠，以表通融之意”、新蔡“男女羅拜，已而歡飲，謂之玩月”、光州“各家列瓜果、月餅，男女望月羅拜”。中秋節祭月的祭品比較特殊的如許昌，“供大蒸餅，以象月形”；食品比較特殊的如林縣，“食餃子、大米，佐以酒肉”；出行比較特殊的如登封，“或游法王寺，名曰嵩門待月”，還有光山，“或有至遇仙橋而膝行上下者，謂可醫腰疾”；祭祀比較特殊的如新安，“祀先祖”等。中秋送禮謂之“追節”，如太康“前數日，戚友尤多往來饋遺”、新安“以棗糕、月餅、梨、柿、石榴等視女，曰送糕”、正陽“逆女追節，與端陽同”、長葛“親朋以月餅、果品等物相饋贈”；商水除了“弟子相率饋師”，還“招佃戶飲讌，以定來年去留”。過節最隆重的，似屬宜陽，“獻月餅，陳時果，韻士賞月賦詩，酣歌飲酒，笙管嗷嘈，通宵歡樂，所謂金吾不禁者也”。
端午節
農曆五月初五為端午節，又稱端陽節、女兒節、午日節、五月節、艾節、端五、重五、夏節、天中節、浴蘭節、屈原日等。按照農曆以地支紀月，正月建寅，五月即為午月，“五”與“午”通，“五”又為陽數，所以一些地方又將端午節稱之為五月節、艾節、夏節。
端午節的起源有多種說法，如紀念屈原、紀念孝女曹娥、迎濤神（傳說春秋時吳國忠臣伍子胥含冤而死之後，化為濤神）、龍節、惡日（先秦時，人們認為五月是個毒月，五日是惡日。據說，此日邪佞當道，五毒並出）等。從史籍上看，“端午”二字最早見於西晉人周處《風土記》：“仲夏端午，烹鶩角黍”。
伏牛山文化圈的端午節，各地都有戴榴花、插艾葉，食角黍，飲菖蒲酒、雄黃酒，小兒系五彩縷等習俗。以雄黃酒塗小兒手足、七竅避蟲毒的，有許昌、鄢陵、西華、獲嘉、虞城、偃師等地；“取嚇蟆置墨口中，曬乾磨塗療腫毒”的，有商水、西華、林縣、許昌、汝南、汝陽、新蔡等地；競渡龍舟的，有周口與黃河沿岸；采草合藥的，有泌陽、汝南、夏邑、伊陽、虞城、登封、洛陽、汝陽等地。也有一些地方的習俗比較特殊，如商水有“士女彩船首尾銜接，紈絝子弟以鴨投水，名曰賞標”，滑縣“五月一日以五色線系小兒手足”，郟縣“姻家更用幣、角黍，別以槲葉為之，名槲䭔，謂之䭔節”，寧陵“饋師、遺女（送女回婆家）”，林縣“或剪紅紙壺蘆帖之”，許昌“女家具夏衣禮品往婿家，名曰追節”，汝南“各家取香油，做油果、糖糕、菜角，又用棗米包角黍，親友饋送，謂之追節”，虞城“迎女追節”，洛陽“佩硃砂囊，婦女藏繭虎”。此外，舊俗還有“貼天師辟兵符”，但是，清末、民國時期戰亂頻仍，“天師無靈，亦無貼符之家矣。”
中秋節
古代帝王有春天祭日、秋天祭月的禮制。早在《周禮》一書中，已有“中秋”一詞的記載。中秋節是中國的傳統佳節。到魏晉時，有“諭尚書鎮牛淆，中秋夕與左右微服泛江”的記載。至唐朝初年，中秋節成為固定的節日。
伏牛山文化圈中秋節的習俗大體是：親友送月餅，家人團聚；夜晚則設瓜果祭月，或賞月。如獲嘉“夜則以瓜果、月餅祀月”、確山“雕花瓜，設果餅禮月”、正陽“婦女或行拜月禮”、禹縣“設月餅、瓜果祭月”、滑縣“日暮婦女陳月餅、瓜果及毛豆角於庭，向東拜月，喃喃祝禱，謂之願月”、中牟“祭月，供餅、雕花瓜、設果品，焚香拜獻，俗名為願月”、葉縣“設瓜果以祭，家人會飲”、通許“婦女陳瓜果、設香案於閨閣以拜月”、長葛“夜間婦女設幾於庭前，陳月餅、果品，焚香拜月”等。諺語有“男不拜月，女不祭灶”之說，但伏牛山文化圈東南部的習俗有所不同。如汝南“間有男亦拜月、女亦祭灶者，頭必戴笠，以表通融之意”、新蔡“男女羅拜，已而歡飲，謂之玩月”、光州“各家列瓜果、月餅，男女望月羅拜”。中秋節祭月的祭品比較特殊的如許昌，“供大蒸餅，以象月形”；食品比較特殊的如林縣，“食餃子、大米，佐以酒肉”；出行比較特殊的如登封，“或游法王寺，名曰嵩門待月”，還有光山，“或有至遇仙橋而膝行上下者，謂可醫腰疾”；祭祀比較特殊的如新安，“祀先祖”等。中秋送禮謂之“追節”，如太康“前數日，戚友尤多往來饋遺”、新安“以棗糕、月餅、梨、柿、石榴等視女，曰送糕”、正陽“逆女追節，與端陽同”、長葛“親朋以月餅、果品等物相饋贈”，；商水除了“弟子相率饋師”，還“招佃戶飲讌，以定來年去留”。過節最隆重的，似屬宜陽，“獻月餅，陳時果，韻士賞月賦詩，酣歌飲酒，笙管嗷嘈，通宵歡樂，所謂金吾不禁者也”。
以姓為氏。姓作為氏族公社時期氏族部落的標誌符號而產生，其後人有的便直接承襲為氏。母權制氏族社會以母親為姓，所以那時許多姓都是女字旁。如 姬、姜、姒、姚等。
以國名為氏。如我們所熟悉的春秋戰國時期的諸侯國：齊、魯、晉、宋、鄭、吳、越、秦、楚、衛、韓、趙、魏、燕、陳、蔡、曹、胡、許等，皆成為今天常見姓。
以邑名氏。邑即采邑，是帝王及各諸侯國國君分予同姓或異性卿大夫的封地。其後代或生活在這些采邑中的人有的便繼之為氏。如周武王時封司寇岔生采邑於蘇(今河北省臨漳縣西)，岔生後代便姓蘇。據統計，以邑為氏的姓氏近200個。一些複姓由於漫長的歷史演變，至今已不甚為人知曉。
以鄉、亭之名為氏。這類情況不多，今日常見姓有裴、陸、閻、郝、歐陽等。
以居住地為姓。這類姓氏中，複姓較多，一般都帶邱、門、鄉、閭、里、野、官等字，表示不同環境的居住地點。
以先人的字或名為氏 。出自此條的姓氏很多 ，據統計有五六百個，其中複姓近200個 。如周平王的庶子字林開 ，其後代以林性傳世 。宋戴公之子公子充石，字皇父，其孫以祖父字為氏，漢代 時改皇父為皇甫。
以次第為氏 。一家一族，按兄弟順序排行取姓 ，如老大曰伯或孟，老二曰仲，老三曰叔，老四曰季等。後代相沿為氏，表示在宗族中的順序。但也有例外。魯莊公之弟莊父、排行老二，本為仲氏、仲孫氏，因他有弒君之罪，後代便改姓孟，或姓孟孫。
官職為氏。如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等。一些以官職為姓的姓氏，單從字義上看，也可以分辨出來，如籍、諫、庫、倉、軍、廚等。
以技藝為氏。如巫、卜、陶、 匠、屠等。
古代少數民族融合到漢族中帶來的姓。
以諡號為氏。因賜姓、避諱而改姓。
地域文化
地域文化，包括觀音文化、酒文化、三國文化、紅色文化、荊山文化、陶瓷文化等。
觀音信仰與吳越佛教印度佛教於兩漢之交傳入中土，與漢地華夏文明相遇，自然激起碰撞的火花。在此後漫長的歷史長河中，兩者之間產生了錯綜複雜的矛盾與鬥爭。然而，除此而外，更重要的是這兩種不同民族原創性文化，卻不是互相絕對的排拒，而是相互趨近、吸納、融合，即通過特殊的文化“嫁接”過程，終於使外來的佛教在中國“文化土壤”中紮下根來，並且能茁壯生長，長成了一株參天大樹——中國佛教，足以與中土的儒學、道教相拱相倚。推究佛教之所以能夠在中國社會裡紮根成長，持續地發揮作用和長期產生影響，最終成為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與歷代佛教信奉者對這種外來宗教的不斷重塑、改造乃至變革有密切關係。在長期的佛教中國化的過程中，乃是由教義思想及修持方法的演化，即中國佛教宗派的創立、發展，如天台宗、華嚴宗、禪宗等；和佛教神祇愈來愈演變得具有中國人認同的形象，如彌勒佛、觀音菩薩、地藏菩薩本土化，這兩個方面組成。前者主要表現在高僧大德在教義思想和規制的創新改革方面，後者則突出表現在廣大佛教信徒們的信仰層面上。
眾所周知，我國中原佛教並不是從其發源地印度直接傳播過來的，而是經由中轉站——西域（即今天的新疆和中亞）——遞傳過來的。在這佛教從西到東一路數千里的傳布過程中，佛教神祇的造像則隨著不斷東移的路途，悄悄地發生著變化：面孔上的鼻子由高變扁、眼窩由深變淺，同時服飾上也一點一點地向中國樣式的方向演化。對此，即使不是佛教造像的專家，只要從新疆的克孜爾佛窟——到敦煌莫高窟——到麥積山石窟——到雲崗石窟——到洛陽龍門石窟——再到杭州飛來峰造像，作一番參觀考察，就一目了然了！這是中國歷代石窟佛像雕鑿繪畫的民間藝人們（也是信仰者）主觀信仰心理所使然，心中所想手中所做，是不可遏止的入鄉隨俗的大趨勢。也可以說是一種宗教文化在異國傳播自然而然形成的規律性反應罷！觀世音菩薩在中國由男身神祇向女身定型化的演變，就是佛教中國化的一個典型。
觀世音與妙善三公主
在中國，有關觀世音菩薩的佛教經典，如《悲華經》、《妙法蓮花經·普門品》等，早在南北朝時，就已經翻譯成漢文。佛經言：觀世音菩薩乃轉輪王之長子，名不眴，從佛出家修道。不眴對佛言：願我行菩薩道時，若有眾生受諸苦惱恐怖等事，退失正法，墮大暗處，憂愁孤窮，無有救贖。若念我，稱我名字，我天耳所聽，天眼所見，是眾生等若不得免斯苦惱者，我終不成正覺。佛言：觀世音菩薩，稱名，即時觀其聲音，皆得解脫。[1]
清末國學大師俞樾，見尊信觀音菩薩的民眾極夥，也對觀音菩薩的來歷作了追蹤考察。他摘錄道：過去散提嵐界，善持劫中，時有佛出，眾曰寶藏。有轉輪王，名無量淨，第一太子名不眴，發菩提心：“眾生念我，天耳天眼聞見，不免苦者，我終不成天上普提。”寶藏佛言：“汝觀一切眾生，欲斷眾苦，故今字汝為觀世音。”[2]
正因為觀世音有這樣解救眾生苦難的大善心，而且只要默禱其名，誦念其聲音，皆可得到他及時的救助，脫苦免厄。所以受到佛教信眾們最廣泛的信仰與崇奉。早在南北朝，戰亂頻仍，社會苦難深重，觀世音菩薩的信仰，就十分普遍。當時，就有很多《應驗記》之類的書藉，記述著受難者，因口念觀世音，菩薩應聲而至，搭救其出離苦難的故事。[3] 同時，有關觀世音菩薩的畫像和塑像，在各地寺廟和佛窟中，幾乎隨處可見。值得注意的是，凡在南北朝時的觀世音菩薩的造像，形像皆為男身。
按照佛教經典所言，觀世音本為男身。但是，當他入佛修道成為佛菩薩之後，則可隨時化現為長者、居士、宰官、比丘、比丘尼、優婆夷或童男、童女等三十三種身形。我國歷史發展到了唐朝以後，中華文明得到了空前大發展，長安城成了世界性的大都會。與此同時，佛教文化也得到了大發展。觀世音菩薩的信仰，出現了某些微妙的變化。觀世音的名字，因為要避唐太宗李世民之諱，改稱為觀音。更重要的是，觀音逐漸由男身向女身轉化。因為，按照中國人的信仰心理，大慈大悲、救苦救難、親善萬方的奇妙神明，似應為女性更為合情合理，即內心裡天然地嚮往著母性關愛的情懷。據傳，初唐時南山律師道宣，得到天神所賜的一本《香山大悲菩薩傳》里，已經明白地說：觀音菩薩原來是莊王的三女兒，妙善修道而成。並且言道：汝州香山寺，就是妙善出家修行，最終修成正果的寺廟。據此，國學大師俞樾判斷：觀音菩薩為女身，在“唐已盛行”。這位大慈大悲、急人難、救人危的觀音菩薩，到了“盛唐”時，依照善男信女的信仰心理需要，終於神秘地完成了向慈眉善目的白衣柔美女子形象的轉化。而到了宋代，這一“轉化”則普及到了全國。
北宋元符二年（1099），翰林學士蔣之奇出守河南汝州。一次，蔣之奇出巡，來到本州的龍山香山寺，意外地見到了該寺僧人，呈覽的唐代傳本《香山大悲菩薩傳》。這位文人出身的太守，十分傾慕佛法，見《大悲傳》則甚奇之，視為可傳世之典。遂於次年，將此本《香山大悲菩薩傳》，鳩工勒碑，模刻於香山寺內。且在《大悲傳》前，附以蔣之奇之《贊文》。碑首赫然題有“蔣之奇撰”、“蔡京書”。
國學大師俞樾，在其《茶香室叢鈔》中，曾援引宋人朱弁《曲洧舊聞》，以見證此事。
宋朱弁《曲洧舊聞》云：蔣穎叔守汝日，用香山僧懷晝之請，取唐律師弟子義常所書天神言大悲之事，潤色為傳。載過去國莊王，不知是何國，王有三女，最幼者名妙善，施手眼救父序。[4]
可以想見，在北宋時由翰林學士蔣某撰文，大書法家蔡京書寫的《香山大悲菩薩傳》碑，隆重地樹立在汝州香山寺內，在當時無疑是一件佛教盛事，定會轟動於一時，遠近聞名。尤其在佛教信徒中，必然廣泛流傳，影響深遠。
吳越的觀音信仰
——《香山寶卷》的面世
吳越地區的佛教，到東晉及南朝時期，得到了大發展。據沈曾植《南朝寺考序》中引《釋迦氏譜》言：“東晉偏安一百四載，立寺乃一千七百六十有八，可謂侈盛。自宋迄梁，代有增加。”由此，可見南朝佛教盛況。唐朝著名詩人杜牧《江南春》一詩中，也描繪了這一“盛況”：千里鶯啼綠映紅，水村山郭酒旗風；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台煙雨中。
吳越地區在隋唐時，佛教得到進一步發展。特別在五代時吳越王錢氏父子當政時，佛教更加熾盛，寺廟幾遍天下。眾所周知，吳越王錢鏐好釋，遂廣造寺廟。到他的後繼者錢俶，則更勝一籌，僅佛教寶塔，據說就建了八萬四千座！由此，可以想見當時所建寺廟數量之多，東南佛教之盛。宋代承繼東南吳越之繁盛，又未有北方戰亂之瘐，經濟文化都得到了很快的發展，同時，杭州地區也成了佛教最興盛的中心之一，時有“東南佛國”之稱。
前節提到：蔣之奇於元符三年（1100）在汝妙香山寺樹《香山大悲菩薩傳》碑，證言觀音菩薩乃莊王之三公主妙善修道而成一事。曾經引起社會轟動影響。爾後僅四年，即宋崇寧三年（1104），該碑文即已傳到杭州，並且由杭州天竺寺僧道育，將“蔣之奇撰、蔡京書”的碑刻，重刻於天竺寺內，以廣其事。因此，《香山大悲菩薩傳》得以在吳越地區更廣泛地流傳。觀音菩薩為慈祥女神，且為莊王之三女兒妙善修化，則已成為世人共識。《香山大悲菩薩傳》中言：
過去國莊王，不知是何國王，有三女。最幼者名妙善，施手親救父疾。
天神言：妙善化身千手千眼，以示父母，施即如故。而今香山，乃大悲成道之地，則是生王宮，以女子身顯化。[5]
此後，則有人在“莊王”前面加“妙”字者，也有人在“莊王”前加“楚”字者，雖然說法不一，而且將此“國”所處的地域儘量西移，但那目的無非是在顯示該《傳》真確不偽。可是，不管怎樣，這位妙善三公主既然是在汝妙香山寺修道成觀音菩薩，就自然與中國和中國人有著密切的鄉土血緣關係，卻是無可懷疑之事了。
當我們梳理追蹤印度佛經中的男身觀世音，是如何在傳入中土之後，逐漸演變成女性神祇——觀音菩薩的過程時，發現天神啟示的那本《香山大悲菩薩傳》在由唐及宋，由汝州移至杭州的流轉變遷中，起著信息載體，這一關鍵性的作用。而且，令人驚奇的是，我國迄今所知的第一部寶卷——《香山寶卷》，也與這本《香山大悲菩薩傳》有著不解之緣！
關於這部《香山寶卷》，是否可以確定即是卷首題記所言為“宋崇寧二年天竺寺普明禪師編撰”，學術界一直爭論不休。有人持有疑惑，認為“題記”屬於神話傳說，不足作為憑據；有人卻徑直予以否定，認為純屬偽托，無法置信。[6] 對此，我國最早關注寶卷研究的鄭振鐸先生，曾在他的《中國俗文學史》中，做出如下的評斷：
相傳最早的寶卷的《香山寶卷》，為宋、普明禪師所作。普明於宋崇寧二年（1103）八月十五日，在武林上天竺受神之示而寫作此卷，這當然是神話。但寶卷之已於那時出現於世，實非不可能。北平圖書館藏有宋或元人的抄本的《銷釋真空寶卷》。[7] 我於前五年，也在北平得到了殘本的《目連救母出離地獄升天寶卷》一冊。這是元末明初的金碧鈔本。如果《香山寶卷》為宋人作的話不可靠，則“寶卷”二字的被發現於世，當以《銷釋真空寶卷》和《目連寶卷》為最早的了。[8]
鄭振鐸先生在《俗文學史》中，準確地縷述了寶卷從唐變文演變而來的歷史，並頗有遠見地根據歷史與邏輯的統一，認為“寶卷之已於那時（宋）出現於世，實非不可能”。這實際上是肯定了寶卷在宋代出籠面世的可能性。只不過對《香山寶卷》是普明禪師“受神之示”而編撰，這一具體案例表示了理性的懷疑罷了。對鄭先生在科學考察中的遠見卓識，本人由衷地表示敬佩，而不象某些學人割斷歷史，主觀地認定，成熟的寶卷要晚到明正德年間才正式出現？！
根據《香山寶卷》題記，該卷是上天竺寺普明禪師“受神人之示”，感悟而撰寫出來的，時在宋崇寧二年（1103）。考證這一年，恰好是杭州天竺寺重刻《香山大悲菩薩傳》碑正式落成的前一年。更意味深長的是，那位在汝州香山寺，主持撰文立《香山大悲菩薩傳》碑的太守蔣之奇，也恰好在崇寧元年（1102）十一月至崇寧二年（1103）十月調任為杭州知府。[9]蔣之奇於崇寧元年來杭州任知府、天竺寺僧普明於崇寧二年撰《香山寶卷》、天竺寺於崇寧三年《香山大悲菩薩傳》重刻落成。這三件事依次相繼發生，難道僅僅是歷史的巧合嗎？！否。其中必有某種歷史的因果機緣在！
按照歷史與邏輯的統一來考察，《香山寶卷》題記所言，上天竺寺普明禪師所謂“受神人之示”，顯然是受到汝妙香山寺那本為天神傳示，且由太守蔣之奇撰文刻石立碑的《香山大悲菩薩傳》的啟示而已，其有他哉！這中間的關鍵人物是那位翰林學士蔣之奇。他不僅全力襄助《香山大悲菩薩傳》，得以在汝妙香山寺樹碑這一善舉，還在於他乘崇寧元年（1102）調任自古繁華的杭州任知府之便，特別把本人撰文、蔡京書碑的《香山大悲菩薩傳》攜帶到任所，且將傳揚此《大悲傳》視為重大功德，散播於杭州佛教界知名人士。爾後才有天竺寺主持僧道育見碑文大悅，遂發願把香山寺原碑，重刻於寺內這件大事的發生。同時，可以連帶推想，《香山大悲菩薩傳》中妙善故事，也深深感動了該寺中善於講唱佛教故事的普明禪師。他遂依據該《傳》故事，敷衍編撰成流傳後世的《香山寶卷》。以上的推理，應屬合情合理，可謂是對“神人之示”這一神秘“託詞”嚴絲合縫的解讀。
至此，我們根據這一珍貴史料的發掘，完全可以將鄭振鐸先生的“可能性”，更改成“現實性”啦！也就是說，《香山寶卷》題記“宋崇寧二年普明禪師編集”，雖有神秘的“受神人之示”的託詞，似神話傳說，但那只不過是編撰者為了神聖其《寶卷》的慣常便通手法而已，絲毫不影響該《寶卷》出籠面世於“崇寧二年”的歷史真實性。而關於《香山寶卷》面世的具體時間確定為北宋崇寧二年這一判斷，也必將對國內外學術界有關寶卷的研究工作產生相當大的影響。
《香山寶卷》，在佛教界人士又稱其為《觀世音菩薩本行經》。它是由文白與七言押韻的詩偈（間有五言、十言）互動敘說組成，沒有後來成熟寶卷中常見的三、三、四字組成的十字攢（亦稱十字佛）和曲牌，顯示出帶有寶卷初創時的“胎記”。
目前，我們能見到的最早版本《香山寶卷》是乾隆三十八年（1773）本，卷首署有“天竺普明禪師編集、江西寶峰禪師流行、梅江智公禪師重修、太源文公法師傳錄”，出版單位是：“古杭州妙昭慶寺大字經房”。這清楚地證明，它已不是普明編撰的原本了。該《寶卷》經過此後多位禪師的加工，即所謂“流行”、“重修”、“傳錄”之類，其內容當已經歷過不斷豐富和發展，故事情節當然更加符合中國普通信眾的禮儀、風俗與口味。儘管妙善的父王，是“須彌山之西興林國國王”，年號為“妙莊”，該國所在地更加模糊難測，但是三公主妙善出家的寺廟，卻赫然標明：“初在汝妙龍樹縣白雀寺”，爾後歷經艱難曲折，修道成為觀音菩薩的寺廟，則是“惠州澄心縣之香山寺”，明確無誤地是在中國的土地上。《寶卷》中還演述了妙莊王得了重病，妙善公主全然不計較曾受父王的種種責罰迫害，出於至誠孝心，自願舍雙眼、雙手搭救父王，使妙莊王大難不死。而妙善自己也因此受善報，由現手現眼而長出千手千眼來。謂“舍雙眼得千眼報，舍雙手得千手報”。這就是“千手千眼觀音”的來歷。而後世信徒隆重紀念的觀音誕日（農曆二月十九日）、觀音出家日（農曆九月十九日）、觀音成道日（農曆六月十九日），皆是妙善出生、出家與成道日相同一致。
宋代以後，觀世音的傳記，屢有人重寫，最著名的是元代大書法家吳興趙孟頫之妻管道升居士所撰《觀音菩薩傳略》，並鐫刻於碣石之上。該《傳略》云：
觀音生西土，諱妙音，妙莊王之季女也。將笄，王以三女覓贅婿。長妙因，次妙緣順旨，妙音以忤王被貶。後王病瘡瀕死，乃自幻形為老僧上奏：非至親手眼不可療。王以二女為至親，宣取之，俱不用命。僧云：“香山仙長濟度生靈，一啟口必可得。”王使臣從仙長求，即自斷剜其兩手眼，付使臣持去。王服之而愈，往見仙長，果無手眼。吁叩天地，求為完之。於是敘父子之情，極歡。勸王修善，王從之。
然而，管夫人的《傳略》多在文人學士中傳布，遠不及《香山寶卷》通俗易懂，情節動人，不僅在善男信女中狂熱傳頌，並能在平民百姓中流布。所以，《香山寶卷》不脛而走，迅速流向全國。不同版本《香山寶卷》一印再印，抄本更遞轉傳抄，可見社會需要之廣。[10] 由此而衍生出來的寶卷、戲劇、小說、唱本也紛紛面世風行。如《觀世音菩薩普渡授記歸家寶卷》、《觀音送子寶卷》、《觀音大士游十殿陰陽善惡報應人心寶卷》、《觀音濟度本願真經》、《魚籃觀音寶卷》、《觀音十二圓覺》、《觀音釋宗日北斗南經》、《觀音十嘆寶卷》和《普陀觀音寶卷》等。戲劇有《香山記》。小說有《南海觀音全傳》、《全像觀音出身南遊記傳》等。
據考，這些寶卷、戲劇、小說，大多出自江南，特別是吳越地區。而且在吳越地區特別流行宣卷、演唱不衰。
傳說在唐代時，有一位日本僧人慧諤，從五台山請了一尊觀音菩薩聖像（當然是女身菩薩像），欲運回日本國供奉。但是，船行到普陀洛伽山海面，受到無數的鐵蓮花阻遏，寸步難行。於是只得登島上岸，把觀音菩薩留在了普陀山，建一座“不肯去觀音院”。從此，浙江舟山群島上的普陀山，遂逐漸演變為南海觀音菩薩的大道場，興起無數座以觀音為中心的佛教寺廟，爾後發展成了全國佛教四大聖地之一，供全國信眾的朝拜，從而構成吳越佛教信仰的重要內容。
主要由《香山大悲菩薩傳》和它的通俗說唱形式的《香山寶卷》廣泛流傳、深入的影響，幾乎達到家喻戶曉，人人皆知的程度，遂使原來佛經中男身的觀世音菩薩，演化成妙善三公主在中國的汝州香山寺修道成為女身觀音，而且進一步幻化為身披白色中式長袍，手拿插有楊柳枝淨瓶，美麗慈祥，儀態萬方的南海普陀觀音大士，受到億萬民眾，特別是女性最虔誠的信仰崇奉，甚至不惜跋涉千里，也要趕到普陀山朝拜！實際上，在我國廣大民眾中，對觀音菩薩的信仰的普及程度，可以說是不次於佛祖釋迦牟尼，甚至達到了有過之無不及的地步！
歧路燈簡介
《歧路燈》篇章漫長，達108回，河南開封貢生譚孝移，為人端正謹慎，家教甚嚴。為其子紹聞擇師選友，頗費心思。孝移臨終留紹聞八字：“用心讀書，親近正人”。時紹聞未及弱冠。同輩子弟，有夏鼎、張繩祖、管貽安、盛希僑等人，生於宦門，浮華浪蕩，嘗誘紹吃酒賭博，紹聞因父嚴未敢。之譚父既故，處長來引誘。紹聞再無約束，遂從之。五人結拜兄弟，同吃共賭。紹聞漸染惡習，拈花惹草，無惡不作。幾人開賭場，窩土娼，甚至寵愛孌童，私鑄銀錢。夏鼎等體乃紈絝子弟，吃喝心腸，友朋兄弟之誼淡薄且屢騙紹聞。紹聞陷於泥沼，無可自拔。後作奸犯科，入獄候審。家人傾家蕩產，使得出獄，為償債，紹聞伐盡祖墳林木，遭族人不容，為世人恥笑。後顛沛流離，窮愁潦倒，備嘗辛酸，終迷途知返，立志悔過。年至不惑，閉門謝客，潛心攻讀，後至國子監肆業。由賴族兄提攜，抗倭立功，得授知縣。紹聞常以平生遭遇戒其子簣初，簣初隨父讀書，考場屢捷。後欽點翰林，重振家事。《歧路燈》主要以康、乾盛世社會生活為背景，反映了富家子弟譚紹聞如何由一個敗家子到浪子回頭重振家業的故事。可以被認為是一部教育小說，小說生動形象地揭示了青少年墮落的四大原因:親職教育不當,教師素質不高,社會交往不慎,個人意志不堅。概括出了古今青少年失足犯罪的一般規律,對於當代人在親職教育、學校教育、社會教育等方面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啟示作用。它真實地描寫了譚紹聞墮落和自新的全過程。作者要勸戒世人：教子要嚴，延師要正，交友要慎。書中譚孝移的臨終遺言“用心讀書，親近正人”這八個字，則是小說的主旨，堪稱封建時代教育子弟的指路明燈。
作為一個學問博洽、練達世情的通儒，李綠園是本著一種寫實的精神來寫這部小說的。《歧路燈》真實地描繪了中國十八世紀社會生活的風貌，為我們提供了可貴的社會史的材料，具有很高的認識價值。
這也是一部中國小說史上僅有的以“浪子回頭”為題材的長篇白話小說。作為一部文學作品，李綠園他的巨筆豐富了我國文學藝術的人物長廊，這部偉大作品為後人了解封建社會提供了寶貴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