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學史簡介
人類學史以各時期的重要理論進行時間上的劃分。雖然每個理論各有其主張，但基本上其關注的問題在於各民族的差異性為何？人類學家（特別是西方文化人類學家）該如何察覺其研究對象〈特別指非西方的各民族文化〉的特徵？以及透過對異文化的研究，反思西方文化或人類文明。由於絕大多數的人類學家們是在西方社會，特別是英國與美國的環境中接受訓練，他們的研究理論往往受到西方文化中其他學科影響，特別是傳統人文學中的歷史學、哲學與文學，或社會科學中的社會學、心理學，以及生物學等這幾門學科的影響格外深遠。此外，人類學理論介於科學與人文學的觀點，而非純然偏袒兩者中任何一方，這也是人類學史的一大特色之一。
人類學起源
以人類作為討論對象的學術思想並非近代的產物：西元前4世紀時，亞里士多德在《論靈魂》（DeAnima）里便以形上學的角度討論人與植物、動物的差別。然而這些想法仍仍停留在
文藝復興與人文主義
大航海時代與殖民主義
啟蒙時代對“人”的概念
民俗學與體質研究
人類學發展
早期（1870年代—1910年代）
中期（1910年代—1970年代）
20世紀初人類學研究出現了重大轉折：在美國，歷史特殊論在1910年代後逐漸從一片爭議聲中興起，成為美國人類學界的主流。他們批判演化論與傳播論天馬行空般地將人類同質化，試圖將各文化視為不可比較的獨立單位，另一方面將鬆散的人類學界整合成嚴謹的學術體系，把人類學重塑成全貌觀（holism）的學科；結構功能論則在1920年代的英國人類學界扮演類似的角色。他們強調田野調查的重要性，並從功能論的角度分析不同社會，試圖以較實證的科學方式呈現社會的整體樣貌。雖然這兩個學派立足點與發展完全不同，但皆具備以下特點：（一）他們將每個文化與社會視為獨立的平等單位，且有意識地迴避我族中心主義（ethnocentrism）的想法。（二）全貌觀被視為人類學家應具備的視野。一名人類學家研究其他社會與文化時不能僅有個別面向的了解，而必須有整體的認識。〈三〉參與觀察法（ParticipantObservation）取代比較研究法，成為人類學家最主要的研究方法。從此田野調查變成人類學家的標誌，民族志則是理論與研究的基礎。（四）人類學家研究的文化（主要是西方人口中的“原始”文化）被視為“不會改變”的。猶如考古學家的發掘工作，人類學的目的在於“搶救”這些文化。除了第四點外，前三點並未隨學派遷變而消失，反而流傳至今，成為人類學最重要的核心認同。
以上兩大學派位居主流地位，除了理論隨時間做出部分修正外，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才受到其他學派挑戰。這段全盛時間裡，兩個學派組織各種學術機構，利用有限的資源將人類學推廣到英美各大學、政府機構、企業里，使人類學擺脫俱樂部式的學術環境，逐漸轉型為大眾普遍認同的學院式學門。同時，他們在各大學人類學系裡吸收從兩國各殖民地與印度、中國等非西方文明來的學生，將他們栽培成學者後送回母國從事教職或進行研究，使得人類學開始擺脫西方文明的區域限制，將影響力深入各文化圈裡。由於他們的努力，人類學發展迅速，到1950年代中期時在英美已擁有數千名成員。但這發展過程並非一帆風順，實際研究遇到的問題與大環境帶來的影響使質疑兩學派理論框架的聲音在1950年代後逐漸浮上檯面，其中最初的兩位挑戰者分別是過去數十年被刻意迴避的唯物論與修正過的多線演化論觀點。
1950年代初，唯物論以數種面貌重新出現在美國人類學界，其中生態人類學將文化與生態做連結，深刻影響到考古學界的新考古學學派。約在同一時期的歐洲，源自法國的結構主義風潮吹入英倫島上，使英國人類學界繼功能論後再次受到法國學派的影響。這兩個學派除了挑戰既有學派的理論外，也讓人類學被迫正視一個新問題：當各殖民地紛紛脫離母國控制，建立現代化的政治與社會體系時，人類學家要面對的還是過去被視為“一成不變”的文化群體嗎？新一代的人類學家為了解答這問題，除了繼續傳統的“原始文化”研究外，開始從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學與心理學中找尋新理論，一方面從大格局探討全球化體系對各區域文化的影響，另一方面深入
歷史特殊論
結構功能論
文化與人格學派
唯物論與生態人類學
結構主義
認知人類學
當代人類學（1970年代以後）
詮釋人類學與象徵人類學
後結構主義與結構馬克思主義
新民族志
性別研究與女性主義批判
後現代主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