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商業
時間跨度
中國近代商業是指從清代鴉片戰爭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前的新式商業。
代表
洋行磨礪奠基業
徐潤，又名以璋，字潤立，號雨之，別號愚齋。1838年12月14日出生，廣東省珠海市北嶺村人。15歲時，少年徐潤隨叔父徐榮村到上海，進入英商寶順洋行當學徒。他極其勤奮好學，又有悟性，所以深得洋行上下看重，19歲已獲準入上堂幫賬，24歲升任主賬。不久，接任副買辦之職。
第二次鴉片戰爭後，清政府被迫增開中國北部沿海口岸和長江沿岸口岸，寶順洋行隨即在煙臺、天津、鎮江和蕪湖、九江、漢口等地設立分行。這時，徐潤已成為統領各分行的總買辦。他預見到發展黃金水道長江的航運業將大有前途，於是購置江輪、船塢，組成一支實力雄厚的航運力量，將發展進出口貿易和航運業作為洋行的主要業務。他還將貿易活動擴展到日本的長崎、橫濱、神戶等埠。這個時期，寶順洋行上海總行和各分行每年的進出口總值達到白銀數千萬兩，盛極一時。徐潤作為洋行的總買辦，經手巨額進出口生意，可以按上海洋商總會規定提取3%的佣金，由此，他積累了相當可觀的財富。
1866年倫敦爆發金融風潮，很快波及上海，許多洋行破產，寶順洋行也未能倖免。1868年，徐潤脫離寶順洋行，開始自立門戶經商。這時，他在洋行時所學習和積累的進出口貿易經驗，與各口岸建立的商務關係，所掌握的廣闊的市場、貨源以及積累的資本，這一切都為他後來的創業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近代中國茶王
早在寶順洋行上堂幫賬時，徐潤就自己經營茶葉等生意。他與人合作開過一家“紹祥”商號，從內地收購茶葉、生絲等，轉賣給上海各洋行，這既為寶順洋行提供了合適的貨源，又為自己賺取了差價。1868年，徐潤脫離寶順洋行後，在上海開設了一家寶源祥茶棧，隨後又在湖南、湖北產茶區增設了多處茶棧，並選用一批得力商友管理，從而形成一個茶業網路。由此，他可以清楚地了解各茶區的收成，掌握多條供貨渠道，並針對英、美、俄等國消費者的不同喜好，源源不斷地向各國洋行提供合適的出口貨源，而且根據行情隨時調整茶價，謀取高額利潤。徐潤和唐廷樞等人一起創辦了上海茶業公所，對上海及其周圍廣大地區的茶葉貿易進行控制。
茶葉是當時中國的四大出口產品之一。1868年至1888年正是近代中國茶葉輸出最興旺的20年，其中1886年輸出量達268萬擔，創茶葉出口的歷史最高紀錄。這個紀錄直到整整100年後的1986年才被突破。當時上海的茶葉出口量占全國出口總量的2/3以上，而寶源祥茶棧又是上海最大的經營出口茶葉的茶棧。因此，有人將徐潤譽為“近代中國的茶王”。
搏擊房地產業
在19世紀70年代，徐潤敏銳地看到上海百業振興，萬商鹹集，地價將日益騰貴。於是，他在經營茶業的同時，開始放手投資房地產業。經營房地產業需要投入巨額資本，頭腦靈活的徐潤將已有房地產作抵押，從錢莊和銀行貸得資金，購置新產，再將新產作抵押借貸，以層層抵押的辦法獲得資金，投資房地產業。他洞悉上海租界的拓展趨向，就在未來的交通要區以低價買進土地，待經營至半開發狀態便以高價售出，然後再從其他地方購置更多的土地。至1884年，徐潤在房地產上投入的資本已達200多萬兩銀子，從而擁有地產3000多畝，其中300多畝已建房子，共建有洋房50多所、其他類型房屋2000多間，每年可收租銀12萬餘兩。他先後和華商、外商合創了上海地豐公司、寶源祥房產公司、業廣房產公司、廣益房產公司、先農房產公司等。這時的徐潤，雖然難與洋商相比，但在華商中已是個“地產大王”了。
中法戰爭的爆發，使徐潤的房地產蒙受了巨大損失，但他並未喪失信心。他仍然關注房地產業的動向，千方百計籌集資金，又在上海、天津、塘沽、灤州、北戴河等地購地建房，炒賣地產獲利甚豐，新建成的房產每年可收取大量租銀，發展前景頗為可觀。
奠定中國近代航運業
輪船招商局是中國近代洋務運動中最大的經濟實體，總局設在上海。開辦輪船招商局，成敗的關鍵在於資金的籌集，但到1873年，招商局資金尚不足20萬兩銀。李鴻章只得將招商局由官辦改為官督商辦，委任唐廷樞為總辦，徐潤為會辦。隨後，招商局開始進行新一輪招股，擬定首期招股100萬兩銀，徐潤本人首先附股24萬兩，又廣招親友入股，這在商界和社會上引起普遍反響，入股者踴躍，100萬兩很快招齊。之後，招商局決定再招100萬兩。徐潤又認股24萬兩，另外招徠親友繼續入股。這樣，由徐潤經手招集的股金占招商局全部資本一半以上，使招商局資本充實，運作自如。
因總辦唐廷樞兼辦開平煤礦等其他諸務，一年中有大半年不在局裡，招商局實際上由徐潤主持。在主持局務期間，徐潤採用先進的經營管理方法，明確規定招商局的經營以攬載為主，漕運為次；並開辦保險公司，承擔營運風險。這家中國最早的股份制企業，在它的草創時期，不僅經受住來勢洶洶的外商聯合抵制與壓價競爭，而且不失時機地收買了當時東亞最大的商業船隊——美商旗昌輪船公司，使招商局的規模和實力大增，從而控制了長江航運、沿海航運的大部分經營權，奠定了中國近代航運業的基礎。
輪船招商局是今天香港、台灣等地招商局的前身，它的發展軌跡，典型地反映了中國民族經濟走向近代化、現代化的艱難歷程。在創業階段中，徐潤所起的作用是舉足輕重的。
首創中國保險業
1875年以前，招商局的船貨只能向外商設在中國的保險公司投保，不僅保險業利潤被外商賺去，外商還恃此聯手排擠打擊招商局。徐潤於1875年仿照外國保險公司的做法，開辦了中國自己的第一家保險公司——仁和水險公司，集股50萬兩。水險公司不僅為招商局的輪船和貨物作保險，而且還承保外商的輪船和貨物，生意興旺，獲利豐厚。1878年，徐潤又成立了濟和水火險公司，集股50萬兩，擴大了承保能力和覆蓋面。1886年，徐潤又將這兩家保險公司合併為仁濟和保險有限公司。他借鑑西方先進的經營模式，創辦自己的保險公司，以推動民族經濟的發展。“仁和”、“濟和”這兩家保險公司，實為中國保險事業之濫觴。
篳路藍縷辦礦業
1887年秋，徐潤首次出關塞勘礦，這時他已年屆五十。在這以後將近20年的漫長歲月里，他天南地北奔波於各個礦區，北出長城，南至廣東，東赴台灣基隆，或翻山越嶺踏勘，或深入礦井驗看，為尋找和開發中國的礦產資源，篳路藍縷，其中在關外的熱河建平金礦一住就是3年。
開平煤礦是中國最早使用機器開採的大型煤礦，徐潤投資了15萬兩銀，占總商股150萬兩的1/10。他任開平礦務局會辦，支持礦務局採用從英國訂購的機器設備，聘用一批英國工程師，套用近代技術採掘煤炭。開平煤礦的建成，使開平煤炭迅速占領天津地區市場，將進口煤炭從天津市場擠了出去，並逐漸擴大到國內其他口岸，為北洋艦隊以及地方工業提供了必需的燃料。此外，為了將煤炭運輸到天津，礦務局專門修築了一條鐵路(這是中國第一條成功的鐵路線)，還發展了焦炭、水泥等一批附屬企業。
除開平煤礦外，徐潤還投資過平泉銅礦、宜昌鶴峰州銅礦、孤山子銀礦、三山銀礦、天華銀礦、潭州銀礦、建平金礦、金州煤礦、貴池煤礦等10餘處礦產，為創辦中國近代採礦業做出了貢獻。
開發近代文化事業
徐潤在推動中國文化事業走向近代化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諸如創辦格致書院、仁濟醫院、中國紅十字會等等，其中影響最為深遠的當數選派中國幼童官費赴美留學和創辦同文書局。
選派幼童赴美留學，是中國最早的留美畢業生容閎向清政府提出的建議。容閎是徐潤的同鄉與寶順洋行的同事。1871年曾國藩請容閎和徐潤“辦理挑選幼童出洋肄業”，擬選120名中國幼童，分4年赴美留學，每年30人。從1872到1875年，容閎、徐潤所選定的4批幼童，分期分批先到上海考試、預習，然後由徐潤等人作擔保送到美國留學。這些幼童，易於學習外語和接受西方技術，絕大部分選自沿海開放口岸，其中香山縣籍共40人，占了1/3。這說明香山縣在近代西風東漸中，確實領風氣之先。1881年清廷中止留學計畫，將尚在留美的學生全部召回。被迫回國的學生一度受到冷落，後由徐潤出資並擔保，留學生陸續被分派到政府部門和電報、鐵路、輪船、礦務等近代企業服務。其中知名人物有鐵路工程師詹天佑、礦冶專家吳仰曾、民國政府首任總理唐紹儀、北洋大學校長蔡紹基、清華大學首任校長唐國安、民初外交部長梁如浩等等。他們在推動中國走向近代化的過程中，留下了自己的足跡。
1882年，徐潤見英國出版商採用影印工藝來印刷圖書，不僅字跡清晰，亦可隨意縮小放大，甚為先進。於是，他從國外引進12台輪轉印刷機，僱工人500名，在上海創辦了同文書局。該書局搜羅善本，陸續影印了《二十四史》、《古今圖書集成》、《資治通鑑》、《佩文韻府》、《全唐詩》、《康熙字典》等中國典籍，發掘和保存了祖國的文化遺產。1891年同文書局因承接清廷傳旨，影印了《古今圖書集成》而聲譽日隆。書局還出版了大量西學圖書，廣為發行流播。李鴻章贊其“摻羅海外奇書，彰闡中西新學”。
晚年的徐潤組織編修《北嶺徐氏族譜》，撰寫《徐愚齋自敘年譜》，派人回故鄉北嶺村修建村道、祠堂，修築“竹石山房”(即“愚園”)，捐資辦義學。1911年3月9日，徐潤在滬逝世，終年73歲，其靈柩從上海運回北嶺村安葬。
概況
19世紀晚期
1840年鴉片戰爭前中國的傳統商業已有發展。但最大宗的商品糧食和土布還都是農民家庭生產，並主要是自給有餘的產品。商業網集中城鎮，廣大農村基本上還處於自然經濟狀態，商業屬於前資本主義性質，大商人資本集中在鹽、絲綢、茶、木、藥材等行業。
新式商業的出現 鴉片戰爭後，隨著對外貿易的發展，國內市場擴大。這主要是由於洋紗、洋布等商品的輸入而破壞了農民自給自足的經濟，茶、絲等大量出口促進了農村商品生產。不過，直到1894年甲午戰爭前的半個世紀，主要農產品的商品量增長不過半倍，茶、絲也只增長一倍左右。但市場結構已發生變化，各地區貿易中心向通商口岸轉移,機器工業品開始占重要地位,並隨著西方19世紀70年代的技術革新，帶動了國內工業品價格下降。
同時，出現了為外國洋行進行購銷活動的新式商業。它們屬於批發商業，分工頗細,在上海有20餘個行業,經營進口貨的多稱字號，經營出口貨的稱行棧。其中一部分是由傳統的封建商人轉化而來，如在絲、茶商內部就出現了內外莊口的分化；但大部分是在通商口岸新產生的。新式商業以經營進口紡織品、五金、化工原料等資本較大。它們依附於洋行，甚至有專賣英國貨的西貨字號，專賣美國貨的花旗字號，一般不經營同類的國產商品，具有濃厚的買辦性。但從他們的資本運用上看，已是資本主義商業了。這種商業利潤較大，積累較快，迅即成為商界巨擘。
半殖民地半封建商業網的形成和發展 19世紀90年代以後，國際貿易額急劇增長，加以內河輪船的發展和鐵路的興修，國內市場迅速擴大。到20世紀初，一個從通商口岸到窮鄉僻壤的商業網逐漸形成。進口商品由口岸的洋行、買辦賣給批發字號，再由客幫、轉運商運往內地，轉發農村。出口商品由農村小販、城鎮貨棧集中，經轉運商販往口岸，再由行棧賣給洋行。這就把原有的傳統商業，包括封建性很強的地主商業、行會商業、牙行等也都組織起來，成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商業網。
20世紀
進入20世紀後，通商口岸的近代工業（包括外商工廠）發展很快。它們的產品也進入這個商業網。棉花、小麥、菸葉等工業原料的貿易也經這個商業網向口岸集中。隨著口岸人口膨脹,糧食和其他農副產品也改變了傳統流通渠道，而以通商口岸為中轉和消費中心。據1936年國內埠際貿易統計，機制工業品已占貿易總額的34%，並以上海等地的生產為主；埠際貿易中大米的40%，藥材的46%都是運到上海。估計1936年埠際貿易總額約達47億元，比19世紀末增長約20倍。
商業網擴大，其殖民地性也更加顯著。洋行中出現大托拉斯組織,它們採用地區經銷、包牌經銷等制度,直接深入內地。占工業品交易額90%的棉布、棉紗、捲菸，雖已主要是國內產品,但是為日、英在華工廠所壟斷,它們控制著市場和價格。農產品方面，不僅種目日多的出口貨，主銷國內的棉、麥乃至玉米的價格也受國際市場作用。1910年起，進出口價格剪刀差擴大，導致國內工農業產品比價失控。此後不等價交換加劇,到30年代,東北淪陷，加以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的影響，農產品價格猛跌，市場混亂。
商業資本的變化 20世紀初，隨著民族資本近代工業的發展，新式商業中出現了專營國產商品的經銷商。經過歷次反帝愛國、抵制洋貨運動，過去專營洋貨的經銷商也逐漸擴大國貨經營比重，並出現國貨公司等組織。在進出口方面，1916、1918年開始華商越過洋行自辦茶葉、生絲出口，1919年又有人試行直接向國外辦理進口。由於洋行勢力根深蒂固，這種努力成效不大，但總算在某些商品上打破了洋行的壟斷。抗日戰爭前上海進出口商行中，華商占20%，但資力難與外商匹敵。在經營上，開始出現貿易公司組織,並向多種經營和批零兼營發展。中小零售商則趨向專業化。1912～1918年經營“環球百貨”的先施公司、永安公司先後在廣州和上海開幕，隨即向各埠發展。1920年上海首見華商證券物品交易所,繼有紗布（見彩圖）、麵粉等交易所開市。民族工業發展後，出現工廠自設的發行所、分銷處、外莊、辦莊等，它們也是一種新式商業；20年代它們開始發展聯營，成為一種有力的競銷形式。另一方面，商業資本大量投入工業，有些新工業完全是由商業資本創建的，如西藥商創建藥廠，東洋莊創建橡膠廠，工商關係日益密切。
從全國來說，傳統商業仍占很大比重。但它們也不同程度地資本主義化了。在糧行、藥材行、綢緞行中都出現合股公司組織；鹽商已不居重要地位；牙行制度有所改變和削弱。唯封建習俗在零售業和集鎮、農村中仍保留著。
中國近代商業缺乏完整統計,總計約有100多個行業，趨勢是不斷發展的。以上海為例，1900年前後有棉布商一百三四十家，五金商58家，百貨商約100家，西藥商6家；到抗日戰爭前，棉布商增至七八百家,五金商897家，百貨商約1000家,西藥商165家，分別增長几倍乃至一二十倍。從業人員、資金、營業額等也都有相應增長。根據30年代的一些調查估計,全國約有坐商164萬戶，從業人員859萬人，另有行商312萬人。估計1936年私人商業資本約達30億元。
官僚資本和商業投機化 1927年以後，出現另一種新的商業資本，即官僚商業資本。它是在國民黨政府實行金融壟斷的基礎上，憑藉政權力量發展起來的。首先插手的是出口貿易，1936年起先後壟斷了鎢、銻、錫的運銷。抗日戰爭時期,國民黨政府藉口統制經濟,實行多種物資的統購統銷、公營專賣，獨占絲、茶、桐油、羊毛、豬鬃的收購和出口，管制棉花、紗、布貿易。同時國民黨政府大官僚的私人商業也利用特權,投機壟斷,發“國難財”。抗戰勝利後，它們又勾結美帝國主義，壟斷了部分進口貿易。
近代商業的投機性遠較傳統商業為大，象上海這樣的半殖民地城市本來就是個國際資本的投機市場。然而，整個商業的投機化是在抗日戰爭時期由國民黨的通貨膨脹政策引起的，到戰後達到頂點。所有重要物資都變成投機籌碼，正當交易停頓，城鄉交流堵塞。工業資本也大量從事商業投機,生產停滯。城市集聚了大量遊資,到處興風作浪，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市場面貌才有了改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