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的文物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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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對歷史文物的保護、收藏及管理源於王室宗廟、府庫，與官府檔案的產生有密切聯繫。目前夏代的王室、宗廟、府庫尚未得到考古發現的證實。但商代王室存儲的檔案已經在殷墟發現。1936年在殷墟發現的YH127 坑，即是商王室儲藏王室占卜檔案的地穴，出土1.7萬片甲骨,反映了當時對王室檔案的保護和管理。據文獻記載，商周時期的貴族宗廟是祖先形貌之所在，為祭祀祖先之所。始祖之廟曰太廟，高祖以下之廟為小廟。《尚書·鹹有一德》:“七世之廟,可以觀德。”疏:“有德之王,則列為祖宗,雖七廟親盡,而其廟不毀,故於七廟之外,可以觀德矣。”《詩·思齊》：“雍雍在宮,肅肅在廟。”可見尊重先人宗廟雖是用以觀德，卻起到了保護宗廟建築的作用。商周王室宗廟中保存的禮器有當時或前代的青銅禮器、玉器等物。西周前期的《尚書·顧命》記載：周康王即位時，曾陳列寶器，有武王誅紂的赤刀及胤之舞衣，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等，都是前世的遺物。據《周禮》記載，這類珍貴物品系由專設的職官玉府、大府所掌管。西漢初期劉邦創建天祿、石渠二閣，以藏所得秦代圖籍。武帝劉徹，創製秘閣，廣聚圖書。漢代對出土文物非常重視,武帝元狩六年(前117)於汾水上得寶鼎，次年 (前116)改元為元鼎元年，以紀祥瑞。《史記·封禪書》載，漢武帝藏有古銅器，被鑑定為齊桓公器。東漢文字學家許慎寫成了一部最古的字書《說文解字》，書中根據出土鼎彝的銘文，作了關於文字演變的研究。
漢代為歷史人物所作圖像,如皇帝的御容,勛臣、名相的畫像等，均保藏於未央宮麒麟閣。東漢明帝建雲台，唐太宗建凌煙閣，都是保存功臣畫像的處所。
漢代的碑碣石刻,在南北朝時得到了保護和管理,東漢熹平石經與魏正始石經, 於東魏武定四年、周大象元年、隋開皇六年多次遷移保存，雖經戰亂殘損，但至唐初，仍有魏徵加以收集。
山陵之稱，起於秦漢。漢代制度：天子即位即開始修陵,“供以貢賦,歲三之一。”並徙民置邑，加以守護。盜發陵墓，法所不容。《三輔舊事》載：“漢諸陵皆屬太常，不屬郡縣，其入盜栢者，棄市。”《淮南子·氾論訓》：“《天下縣官法》曰：‘發墓者誅’。”《唐律》發冢以賊盜論處。歷代對古代陵墓都有嚴禁樵採的命令，加以保護。
《隋書·經籍志》記晉代摯虞據《禹貢》、《周官》作《幾服經》,其“州郡及縣分野封略事業,國邑山陵水泉、鄉亭城道里土田,民物風俗,先賢舊好，靡不具悉。”北魏酈道元據東漢桑欽《水經》 著《水經注》，《水經》只舉水道經過郡縣都會名稱。《水經注》兼記故城遺址現狀，並附以按語、考證，對河道經過的大小地名，名勝古蹟，記載尤詳。這些都說明當時人們已經注意到古代遺址和墓葬的歷史價值，對古遺址、古墓葬的保護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隋朝建立之初，朝廷便著手收集書畫。滅陳時，接收陳的書畫 800餘卷。遷都洛陽以後，煬帝在觀文殿後建妙楷台和寶跡台,以收藏法書名畫。二台下有高基,利於通風防潮。唐朝建立後，陸續收集隋兩都書畫。貞觀六年 (632) 唐太宗下令整理御府鍾繇、王羲之等法書，得1510卷。當時內府所藏法書名畫多重加裝裱，令起居郎褚遂良、校書郎王知敬監領裝褫，並進行鑑識。內府書畫的鑑定，則由虞世南、褚遂良任之。當時對王羲之的真跡還進行了摹寫，賜予皇太子、諸王與近臣。其後，高宗、武則天、玄宗幾朝，對書畫收集已不及貞觀之盛。但武后時張易之奏修內府所藏書畫，雖以所摹的複本換去不少真跡，而對年代久遠、殘損嚴重的書畫重加裝裱，亦起到了保護作用。至於距當時時間較近的文物，亦受到公私各家的保護和重視。穆宗時韋端符有《李衛公故物記》，記載了長慶三年 (823)冬在三原縣見到妥善保存的唐初名將李靖遺物，有胄、玉帶、素錦袍、綾襖、靴、袴、象笏、佩筆、火鏡、大觽、小觽、算囊、椰杯等物。
唐代對古代石刻也作過一些保護，著名的石鼓文即於唐代初年出土。貞元年間，鄭餘慶曾將其移至鳳翔夫子廟保存。
唐代私家收藏盛於玄宗以後。張彥遠《歷代名畫記》一書中反映了當時書畫收藏、研究水平。張嘉貞是著名書畫家張彥遠的曾孫，其子張延賞、孫張弘靖，世代收藏書畫。李勉與張嘉貞為友，其子李纘、李約均與張家為世好，書畫奇珍，收藏甚富。李泌家富藏書，插架三萬餘軸。
南唐後主李煜的內府收藏多來自前代內府，而以書畫為最多。所藏書畫多押“建業文房之印”、“內殿圖書”、“內契約印”等印。
五代的私人鑑藏家以後梁駙馬都尉趙嵒和將軍劉彥齊為最著名。趙嵒收藏法書名畫5000餘卷。劉彥齊鑒別書畫眼力甚高，並善於複製名跡，他借閱來的書畫，往往手自傳摹，為世間增一副本。
宋代是中國封建社會搜求、研究文物的最盛時期。士大夫家藏三代、秦、漢遺物多獻於朝廷。徽宗宣和年間，皇室收藏累數至萬，分別庋藏在崇政殿、宣和殿，以後又建保和殿,並在其左右分建稽古閣、博古閣,以儲古玉、印璽、諸彝器、禮器、法書、圖畫。當時編纂的《宣和書譜》和《宣和畫譜》，分類著錄了當時內府所藏書畫精品。現在仍可見到的“宣和裝”書畫，是當時精心保護書畫的例證。南宋時期宮廷中收藏的名畫亦甚富，曾設定秘閣，將古今法書名畫裝入珠漆匣中，每幅皆以鸞鵲綾裱，象牙軸為飾。《宋中興館閣儲藏圖畫記》一書即反映了當時的官方收藏情況。米芾是徽宗時書畫學博士,與子友仁鑑定宮中所藏法書、名畫、金石、雜器,博學多識，為後世所稱道。
宋代皇室以外，士大夫亦競相收藏書畫文物。歐陽修、李伯時、趙明誠都是當時著名的收藏家。歐陽修收藏曆代金石拓本1000多種，撰《集古錄》。李伯時收藏三代彝器，由呂大臨收入《考古圖》中。趙明誠與妻李清照收藏金石書畫甚富，以所藏商周彝器及漢唐石刻拓本2000餘種撰《金石錄》，為宋代私家收藏金石名著之一。米芾所藏書畫既多且精，因其中有晉人名跡而號書齋為“寶晉齋”。所著《書史》、《畫史》二書，對書畫的收藏、裝裱、防蟲等均有詳細論述。
金滅北宋時，將北宋內府所藏據為己有。金明昌時，裝潢內府所藏書畫，前後以花綾隔水，尾紙用高麗箋，保護更加考究。
元初接收南宋及金內府中的收藏，將南宋收藏的書畫北運至大都，並將大都庫房中的書畫一起用站車搬運至秘書監統一收藏，由專人進行修復與裝裱，而且“依時正官監視,仔細點檢曝曬,不致蟲傷，浥變損壞”。並於宮廷中設典瑞院，收藏鼎、彝、古器、書畫。元文宗天曆年間內府收藏最盛,在秘書監外又設奎章閣,特授柯九思為奎章閣學士院鑒書博士，凡內府所藏古器物、法書、名畫，均由柯九思鑑定。元順帝時沿襲奎章閣舊制而設宣文閣。奎章閣藏品除部分賜予近臣外，大部分歸宣文閣。當時私家如趙孟頫、大長公主祥哥剌吉等，都是著名的收藏家。
明代宮廷收藏接收了元內府的大部分書畫，但規模不如前代。而王府勛貴頗多收儲。晉府朱子孫世有收藏， 其十世孫朱求佳於崇禎年間被執， 藏品始告散盡。民間收藏之風，始於明代中期，如嚴嵩、韓逢禧、項元汴、董其昌等，有的竭盡家財，有的豪奪巧取，以收集古代書畫、彝器。明初曹昭撰《格古要論》十二卷，列古琴、古墨跡、古碑法帖、古畫、珍寶、古銅、古硯、異石、古窯器、古漆器、古錦、異木、竹、文房、誥敕題跋、雜考十六論，尤以瓷器中的宋元瓷及明朝官窯製品為收藏家所珍視。明代中期以來，由於國庫空虛，往往以書畫作價當俸，致使宮廷舊藏，大量流入私家之手。
宋代以來，對於古代石刻的蒐集保護日益為人們重視。西安碑林的建立即為一例。北宋元祐二年(1087)為保存唐開成石經及石台孝經而始創基礎，歷金、元、明各代收集逐步擴大。清初又重加修建，設殿廊以保護碑石，並正式稱為“碑林”。
宋元至明清時期,隨著金石、地理等學科的發展,各種方誌和地理著作中，都對歷代古遺址和古墓葬以及金石遺物作了詳細的記載,大部分方誌中,專門編寫了《古蹟卷》、《金石卷》等，對歷代遺蹟的所在和保存情況加以介紹。這時還出現了專門研究著錄古遺址、古遺物的著作，如《天下碑目》、《兩京城坊考》等。
清代皇室收藏極豐,由於康熙、乾隆兩朝的重視,歷代珍品無不囊括府庫。宮廷任用專人為內府鑑定書畫,如康熙時的王原祁、雍正時的謝淞洲等。乾隆時期，宮廷所儲分貯乾清宮、養心殿、重華宮、寧壽宮、御書房及圓明園、奉天行宮、熱河行宮等處。所藏彝器編有《西清古鑒》、《西清續鑒》、《寧壽鑑古》諸書；書畫編有《秘殿珠林》、《石渠寶笈》諸書；錢幣編有《錢錄》等。
清代由於金石考據學的發展，民間收藏文物之風頗盛，出現了一大批文物收藏家和鑑賞家。早期的有孫承澤、梁清標、高士奇、卞永譽、宋犖、安岐等；後期的有畢沅、張廷濟、吳式芬、陳介祺、李佐賢、吳大澂、端方等。收藏品自書畫、石刻拓本、璽印、陶文、青銅器、玉器、貨幣、陶瓷、造像直至甲骨等。收藏較富者均以萬件計。各家收藏獨具特色,大多編有專書著錄,對後世的研究、鑑賞具有一定參考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