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人口思想
正文
鴉片戰爭以前中國思想家關於人口數量、密度及其與經濟發展的關係的思想。中國早在春秋、戰國時代已有豐富的人口思想。儒、墨、道、法各家的代表人物都曾在不同程度上考察了人口問題，提出了自己的見解。他們的人口思想，包括對人口的數量、質量、結構、分布、遷移的看法，成為中國古代各種人口思想的主要淵源。在中國古代社會，以手工勞動為基礎的自然經濟占統治地位，勞動和土地是財富的源泉。經濟成長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主要靠協作和分工的發展，這要以一定數量和密度的勞動人口的存在為前提。勞動人口又是統治者的兵力、徭役和稅收的源泉。在中央集權的封建專制國家形成以後，怎樣獲得大量勞力、兵源和稅源，更是歷代王朝為鞏固自己的統治所最關心的問題。因此，人口問題在中國古代很受重視。人口的多少，人口和土地的比例關係，生產人口和非生產人口的結構等，是古代思想家在考察人口現象時主要關心的問題。僅從他們對人口數量增長的不同觀點來看，可以大體上把古代人口思想分為：主張人口大量增長；主張人口適度增長；反對人口增長過多、過快，實質上是主張控制人口增長等三種類型。
主張人口增長的思想 它在中國古代長期占據支配地位。在殷商甲骨文關於祭祀的記述中，就有濃厚的祖先崇拜和生殖崇拜的思想。在《詩》里也有許多詩篇歌頌了“則百斯男”、多子多福、子孫綿綿的思想。春秋時代，許多思想家都曾鼓吹富國強兵必先增加人口。管仲在輔助齊桓公（？～公元前 643）建立霸業時就曾極力推行鼓勵人口增加的政策,下令“丈夫二十而室,婦人十五而嫁”（《國語·齊語》），驅使青年男女早婚早育。儒家的創始人孔丘更明確地論述了鼓勵人口增加的思想。他的中心思想是“仁”，而以體現血親關係的“孝”為本。他很重視夫婦關係，並把蕃衍後代看作婚姻和家庭的基本任務。他認為一個國家應當人口眾多，“地有餘而民不足，君子恥之”（《禮記·雜記下》）。他主張先要使民“庶”，然後使民“富”。他建議君主招徠“遠人”尤其是“百工”，以增加勞動人口。孟軻繼承孔丘的人口思想，主張“廣土眾民”（《孟子·盡心上》），鼓吹“不孝有三，無後為大”（《離婁上》）。這種宣揚傳宗接代的封建思想，在中國長期支配著人們的生育觀。
墨家的創始人墨翟是最早詳細論述人口問題的思想家。他積極主張增加人口，主張鼓勵早婚來使人口倍增。他聲稱，缺少人口耕種的土地，只是一種得不到收穫的“虛地”，要生產出足夠的衣食必須用“力”（勞動），而“力”則來自勞動人口。所以，賢明的統治者應當使國家富、人口多，“人民寡則從事乎眾之”（《墨子·節葬下》）。為此，要“兼相愛、交相利”，提倡非攻、節用、節葬、力耕和早婚，反戰、反殺殉、反對“蓄私”即反對大量蓄養宮女婢妾，認為戰亂和蓄私都會妨礙男女適時婚配，影響人口增殖。
秦漢以後，主張人口增長的思想仍很盛行。南朝周朗（425～460）的人口思想是一個突出的例子，他把人口增殖看作國家大事,宣稱治國者“不患土之不廣”,“患民之不育”（《宋書·周朗傳》），認為戰亂、急政嚴刑、天災歲疫、長期服役等是當時人口減少的主要原因，若要使人口迅速增加,必須消除天災人禍,讓人民安居樂業，夫妻團聚，並提倡早婚。他甚至主張強制推行早婚，“女子十五不嫁，家人坐之”。明朝丘濬也極力主張增殖人口，聲稱一國人口的多少關係到國勢的盛衰，“庶民多則國勢盛，庶民寡則國勢衰”（《大學衍義補·蕃民之生》）。認為天生萬物都必須資以人力而後能成其用，勞動人口增長，財富才能增長；沒有庶民則國不成國，君不成君，因此君主必須掌握戶口數量，鼓勵人口增殖。
主張人口適度增長的思想 中國古代思想家很早就提出了人口和土地要相適應的觀點，其中包含了人口適度增長的思想。孔丘及門徒固然主張增殖人口，並認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禮記·大學》），但已開始注意人口和土地在量上要適應的問題。最先明確提出人口和土地要相適應的思想的是《商君書》，它認為國家富強在於農戰，而要搞好農業，就應當使人口和土地的數量相適應：“地狹而民眾者，民勝其地；地廣而民少者，地勝其民”（《算地》）。它甚至具體計算出了“先王制土分民之律”，即具有一定比例的可耕地的方百里土地足以居住五萬耕作的農夫。《管子》一書也非常重視人口和土地的比例要適當的問題。在《乘馬》等篇提出“地均以實數”，即把各種土地按各自的收益折算成標準的耕地面積，以便和人口數量對比。它聲稱“富民有要，食民有率，率三十畝而足於卒歲”（《禁藏》）。按照這個標準，“凡田野，萬家之眾，可食之地方五十里，可以為足矣”（《八觀》），即方五十里田野的適度人口是“萬家之眾”。它還認為有了土地要開墾，有了人口要使他們勤於耕種，否則“地大而不為，命曰土滿；人眾而不理，命曰人滿”（《霸言》），也不能保持人口和土地的平衡。東漢的王符更明確地指出了人口和土地必須相稱：“土多人少，莫出其財是謂虛土，可襲伐也。土少人眾，民非其民，可匱竭也。是故土地人民必相稱也”（《潛夫論·實邊》）。這集中體現了中國古代的人口適度增長思想。
反對人口增長過多的思想 在古代中國，每當社會經濟由盛轉衰，一國人口相對於生產條件而過剩時，便往往出現反對人口增長過多過快、實質上主張控制人口規模的思想。道家代表作《老子》里所提出的“小國寡民”的主張，實際上就是上述思想的一種表現。它的理想社會是純自然經濟的小生產者的社會，國土面積很小，人口很少，人民死守家園過著僅可溫飽的簡樸生活。從人口發展的角度來說，究其實質，無非是想用縮小國家的人口規模和縮減消費的辦法，來使人口增長適應於土地面積相對變狹、財富相對不足的狀況。韓非最先明確表示反對人口增長過多過快，認為這是當時社會紛爭的根源。他把前人所談的人口和土地的對比推進到人口和財貨的對比，來考察人口發展。認為上古時代人民少而財有餘，故民不爭，而他所處的時代則不然，人口增長過多而財貨不足,“今人有五子不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孫。是以人民眾而貨財寡，事力勞而供養薄，故民爭”（《韓非子·五蠹》）。他雖然把人多財寡看作“民爭”的根源，但並不單純主張消極地減少人口，而是要求儘可能地減少一切非生產人口，同時還主張積極發展農業。韓非對人口增長趨勢的看法，後來成為中國古代反對人口增長過多過快的思想的主要淵源。
在封建社會後期，反對人口增長過多過快的思想較前為盛。生活在宋末元初的馬端臨（約1254～1323）曾聯繫人口質量來考察人口數量的增長。他聲稱,古時“戶口少而皆才智之人，後世生齒繁而多窳惰之輩”，所以，古時“民眾則其國強，民寡則其國弱”；而他生活的時代人們才益乏而智益劣，因此“民之多寡不足為國之盛衰”（《文獻通考·自序》）。他認為古時人口是量少質高,可以多增殖;後世人口是量多質劣,不應多增殖。明朝的徐光啟認為“生人之率大抵三十年而加一倍”（《農政全書·井田考》），所以江南地區日益人多地少，解決問題的根本辦法是發展農業生產，尤其是把東南過剩人口遷移到西北，發展土曠人稀的西北地區的農業生產。
在鴉片戰爭之前幾十年，人口成倍增長，物價騰貴，土地兼併嚴重。洪亮吉提出了系統地控制人口增長的主張。他在1793年寫的著作《意言》中指出，治平之世的戶口在成倍地增長，比三十年前增五倍，六十年前增十倍，比百年前增二十倍。而田與屋遠遠不能適應人口的迅速增長。同是屋十間、田一頃,第一代供兩口人用,第二代就要供十人用，第三代要供二十多人用，到玄孫一代人口增加不下五、六十倍,一戶人家至少分成十戶,但田與屋一般不過增加一倍，最多三、五倍，“是田與屋之數常處其不足，而戶與口之數常處其有餘也。又況有兼併之家，一人據百人之屋，一人占百戶之田，何怪乎遭風雨霜露顛踣而死者之比比也”（《意言·治平篇》）。他認為解決的辦法，一是“天地調劑法”，即任憑水旱疾疫天災減少人口；二是“君相調劑法”，即由統治者採取措施，鼓勵開荒、移民，限制兼併，實行減稅、救濟、發展生產等等。他對解決人口問題的前景抱悲觀態度,因為在他看來,天地不能不生人，而天地的養人的方法和產品數量有限，不足以供養成倍地增長的人口。他的人口思想是封建社會末期經濟危機在意識形態領域的一種反映。
其他重要的人口思想 古代思想家從富國強兵的目的出發，很早就注意到生產人口和非生產人口的結構問題。孔丘的門徒曾提出一個著名的觀點：“生財有大道，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恆足矣”（《禮記·大學》）。即認為生產人口要多，消費人口要少，國家才富足。《商君書》認為“百人農一人居者王,十人農一人居者強,半農半居者危”（《農戰》），因此強調要儘量增加農業人口而減少非農業人口。荀況更明確提出“省工賈，眾農夫”（《荀子·君道》）的主張。韓非把不事生產的儒者、說客、商人等斥為社會蛀蟲。王符認為民有饑寒是由於從事耕織的生產人口少，而非生產人口太多,以一奉百,所以供不應求。北宋的李覯繼承前人的重農抑商思想，也積極主張減少“冗食”人口而增加農業人口，認為若不如此，就會“地力不盡，田不墾闢”（《李覯集·富國策第二》），人民衣食不足，國家難以富強。他們的上述思想，反映了農業勞動在自然經濟中占支配地位。
中國古代很重視人口統計。據《國語·周語》載，遠在公元前 789年，周宣王就曾進行人口統計：“料民於太原。”《商君書》最先強調統治者要了解人口底數，進行人口登記，“生者著，死者削”（《去強》），特別要了解壯男壯女的勞動人口數。《管子》也強調統治者必須重視戶籍登記與“民數得亡”（《乘馬》），記錄人口的出生、死亡和遷徙。自秦漢以來，戶籍登記一直是重要國策之一。東漢徐幹（171～218）在所著《中論·民數》里系統論述了周知民數的重要性，認為這是治國之本，是制定政治經濟政策的出發點，政府必須“審民數”才能治理百事，分田裡，令貢賦，造器用，制祿食，起田役，作軍旅等等。事實上，他已經認識到人口是稅源、財源和兵源，看到人口與國家收入之間有密切的關係。
自孔子提出徠民思想以來，古代許多思想家都考察了人口遷移問題。“徠民”是《商君書》中反覆強調的一個政策主張,即招徠三晉之民到秦國墾荒。到漢代,移民墾邊，駐軍屯田已成為重要的人口政策，其後歷代都有所論及。值得注意的是宋代蘇軾（1037～1101）的人口思想。他看到人口多不等於生產人口多，認為當時社會的病根在於“生之者寡、食之者眾”（《蘇東坡集·國學秋試策問二首》），已經人多為患。他斷言，民貧的原因在於廢井田後人口的分布和土地不相適應，地無變遷而民有聚散，結果天下常有遺利而民用不足，因此他主張移民墾荒，並把“均戶口”作為“安萬民”的一項措施。明代徐光啟更明確地建議把東南人口遷移到土曠人稀的西北地區去。直到鴉片戰爭前夕，不少思想家都把開墾西北作為解決中國人口問題的一個重要途徑。
參考書目
張純元、李競能等主編：《人口經濟學》第24章，北京大學出版社，北京，19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