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三自教會或稱三自愛國教會特指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及其執政黨中國共產黨的政治領導，不受國外教會的管理和干預的“自治、自養、自傳”的中國基督教教會。是我國唯一合法的基督信仰教會，其他任何形式的基督教會全都是違法的（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像中國耶穌教自立會、基督徒會堂這樣的使用“自立、自養、自傳”原則的教會可以稱為“中國自立教會”，以資區別。）
中國的三自教會由以下“三自愛國教會組織”管理：
基督新教有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以及中國基督教協會（通常合成“全國兩會”）。
天主教有中國天主教愛國會、中國天主教教務委員會和中國天主教主教團（即“兩會一團”）。
這些“三自愛國教會組織”接受國家宗教事務局的管轄。
中國還存在不屬於三自教會的民間獨立教會，這些教會的建立違反中國政府的宗教管理政策，被統稱為家庭教會或者地下教會，這些教會的參加人數無法統計。
三自教會稱中國基督徒有1600萬人，一些海外人士稱中國基督徒有1.3億，中國社科院的于建嶸教授估計中國的基督徒人數至少在6300萬。
三自原則
“三自”一詞在十九世紀末就己經被使用，以說明基督教宣教運動的一個重要政策，意指脫離西方教會的管轄，中國人獨立自主辦中國教會，這一政策被很多的中國教會或多或少地採用。最早提出三自原則(three-selfprinciple)的是十九世紀中期的英國基督徒亨利范恩(HenryVenn,1796-1873)和美國基督徒盧夫安德生(RufusAnderson,1796-1880)，（兩人並非聯合提出，但不是很清楚兩人中誰更早一些），他們最早提出了"indigenouschurch"（本色教會）一詞，提出了本色教會原則：self-supporting（自養），self-governing（自治），self-propagating(自傳，Venn使用self-extending一詞）。他們二人沒有在宣教工場實地服事過，但都長期在本國的宣教機構工作，最後擔任重要的領導職務，在組織管理和思想上對宣教工作產生了很大影響。他們提出的這種三自原則是對當時的傳統的宣教思想的一個突破。
這個原則在實踐上常常遇到從宣教士和當地基督徒而來的阻力。美國傳教士約翰聶維斯在1885年左右試圖在山東用三自政策植堂，但是其他宣教士反應很冷淡。後來他應邀去韓國與那裡的美國傳教士同行分享，卻廣受歡迎。基督教傳入韓國雖然較晚，發展卻遠比中國好，這是一個原因。
這個詞的早期中文全名是“自立、自養、自傳”，很多的中國教會都或多或少地使用這一政策。
俞國楨（字宗周）提倡並在中國創辦了第一個中國人辦的三自教會。俞國楨1903年在海寧路、克能海路（今康樂路）路口購地，次年建成滬北海寧路自立長老會堂。1906年1月25日（農曆正月初一），俞國楨發起成立中國耶穌教自立會。浙江平陽、湖北天門等地教會表示回響。於是在1910年，在上海成立中國耶穌教自立會總會。1916年，在商務印書館附近的寶通路340號新建較大的西式教堂，取名為閘北自立長老會堂。1920年，中國耶穌教自立會舉行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成立全國總會，包括中國16個省的189所禮拜堂，信徒2萬餘人，俞國楨被選為終身會長。中國耶穌教自立會主張“有志信徒，圖謀自立、自養、自傳[...]絕對不受西教會管轄”。另外，王明道建立的基督徒會堂，倪柝聲建立的地方教會，還有真耶穌教會、耶穌家庭等等，也是實行三自原則的。這些教會可稱為中國自立教會。但是也要看到，到1949年為止，從中國基督教會的總體來看，能夠實施三自原則的教會還是一小部分，實施的程度也參差不齊。在貧窮動盪的中國，中國自立教會還處在一個成長過渡階段。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後的“三自愛國運動中”，“三自”的全名是指“自治、自養、自傳”，其字面意義與以前大同小異：
自治，指教會內部事務獨立於國外宗教團體之外；
自養，指教會的經濟事務獨立於國外政府財政和國外宗教團體之外；
自傳，指完全由本國教會的傳道人傳教和由本國教會的傳道人負責解釋教義。
在三自教會的文獻中，“三自”或者“三自愛國”這兩個詞還隱含了服從中國政府和中國共產黨的政治領導的含義。在“三自愛國運動”引發的矛盾中，這個附加的含義是爭論的焦點，雙方對這一詞本來的字面意思沒有爭議。很多真實實行三自原則的教會的領袖，包括王明道，都因為反對三自教會而入獄。
由於各種的信仰、政治的動機，“三自”這個詞的使用中往往帶著很多的弦外之音，遠超過其字面意思，這樣的事情在以前就發生過。1942年北京日據時期，一些教會成立“華北基督教聯合促進會”，致信王明道，稱“為促進教會自立、自養、自傳之實際精神起見，組立華北基督教聯合促進會，[...]貴教會既在分會區域內，有參加之必要。”王明道一直以來主張政教分離，絕口不談政治，他認為此促進會是日本人的一種政治工具，用來操縱教會，他回信道：“來函敬悉，承囑參加基督教聯合促進會一事，恕難照辦。查貴會之設立原系以促進從前有西差會之教會使之自立、自養、自傳為宗旨，鄙會堂自創迄今，向系自立、自養、自傳，自無參加貴會之必要”雙方都宣稱“自立、自養、自傳”的立場，內中的意圖、目的卻大相逕庭。
“三自原則”本來只是基督教新教的一個宣教政策，而天主教則相信羅馬教皇的領導地位，這是天主教教義的一個重要部分，只有在“三自愛國運動”中才出現了三自天主教會這么一個獨特的現象。
歷史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結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歷史，從而為中國天主教和基督教（新教）實現獨立自主自辦提供了歷史條件。1950年7月，吳耀宗等40位各教派負責人，發表《中國基督教在新中國建設中努力的途徑》的“三自宣言”，表明了中國基督徒擁護新中國，擺脫帝國主義勢力控制，實現中國教會自治、自養、自傳。1950年9月，1527位基督教負責人簽名擁護“三自宣言”。爾後的三四年間，在這個檔案上籤名的基督徒達40多萬人，占當時全國基督徒的三分之二。自此，中國基督教走上了“三自”道路。1950年11月，四川廣元縣500多名天主教徒發表了“天主教自立革新運動宣言”，主張割斷與帝國主義者各方面的關係，建立自治、自傳、自養的新教會。這一宣言得到全國天主教神長教友的回響。儘管梵蒂岡一再採取敵視新中國的政治行動，中國天主教仍在1957年、1958年先後將選出的一名代理主教和兩名主教報梵蒂岡。然而，梵蒂岡竟以“超級絕罰”相威脅，極大地傷害了中國天主教徒的感情，中國天主教從此堅定地走上了自選自聖主教、獨立自主自辦教會的道路。在信仰上，中國天主教與世界各地的天主教是一致的；在教會管理上，一切內部事務均由中國天主教教會自主決定。
1954年7月，中國基督教第一屆全國會議召開，正式成立了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提出在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領導下，團結全國基督徒，熱愛祖國，遵守國家法令，堅持自治、自養、自傳，獨立自主自辦教會的方針。
1958年各種不同信仰禮儀背景的教會實行了“聯合禮拜”。從此中國教會進入“後宗派時期”，基督教的宗派組織在我國不復存在。
“文革”時期，中國基督教一度中止活動。1980年，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恢復活動，召開了第三次全國會議並成立了中國基督教協會，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繼續推進三自愛國運動，開始了按三自原則辦好教會的新探索。1996年基督教第六次全國會議，將這一時期的探索總結為堅持“按三自原則辦好教會”，必須堅持獨立自主、必須堅持愛國愛教、必須努力增進團結、必須大力落實三好（自治要自好、自養要養好、自傳要傳好），向全國基督徒發出了“一個好基督徒應該做一個好公民”的號召。
隨著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的發展，過去外國傳教士傳下來的一些神學思想，與社會的發展、時代的進步不相適應，產生矛盾和衝突。在丁光訓主教的大力倡導下，中國基督教界積極探索開展神學思想建設。1998年11月，基督教全國“兩會”（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中國基督教協會）在濟南召開全體委員會，作出了開展神學思想建設的決議。神學思想建設的主要內容是：如何結合中國國情和文化，闡述基督教的基本信仰及道德規範，使中國基督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
2000年9月23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了隆重慶祝三自愛國運動50周年大會，對50年來的三自愛國運動進行了總結，宣布繼續堅持愛國愛教方向，要把三自愛國運動推進到神學思想建設的新階段，在帶領廣大信徒走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道路上取得明顯的進步，為祖國的現代化建設事業做出新的貢獻。
爭議
1950年的“三自宣言”在“總的任務”中說“中國基督教教會及團體徹底擁護共同綱領，在政府的領導下，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及官僚資本主義，為建設一個獨立、民主、和平、統一和富強的新中國而奮鬥”。在一些教會領袖看來，“在政府領導下”完全違背了教會以基督為元首的基本原則。比如，1954年12月1日，王明道在“順從人呢？順從神呢？”一文中說“第一，我們應當順服神，第二，我們在不違背神的命令的範圍內，也應當順服人的一切制度和權柄。但如果人的制度和權柄與神的命令相牴觸，那樣，我們便只有不順從人，只順從神了。”他又明確說明在哪些事情上是不能順從人的：“基督徒應當順從人的一切制度、和一切在上有權柄的人。但基督徒在遵行神的旨意、與聖徒交通、在教會中與眾聖徒一同事奉神、保守教會的聖潔、為主耶穌作見證、傳揚救恩的福音、這些事上，卻絕不能受任何人的干涉。我們為這些事不怕任何攔阻，不惜任何代價，也不惜做任何犧牲。我們必須效法使徒的勇敢剛強。”（從聖經中使徒的行為和王明道自己的實踐可以看到，這種不順從顯然是非暴力的。）中國政府和中國共產黨對三自教會的領導具體地體現在：神學思想經過政府批准，神職人員由政府直接或間接地任命，政府財政撥基本費用，教會組織接受宗教局領導，教會成員不得在教堂以外的場所傳教，教堂的建立需要政府批准和限制，等等，這些政策與反對三自教會的意見是水火不相容的。贊同和反對三自教會的矛盾在根本上體現了現代派（或稱自由派神學）和基要派神學這兩種的矛盾。在發起三自宣言的40名基督徒中，只有一名可以算是基要派。三自教會的倡導者吳耀宗是現代派的代表，他在1951年7月發表“共產黨教育了我”一文，說“在過去三十年中，我的思想經過兩次巨大轉變，第一次接受基督教－－從懷疑宗教到信仰宗教；第二次，接受了反宗教的社會科學理論，把唯物論思想同宗教信仰打成一片”。現代派的觀點不認為聖經具有絕對的真理性，所以，當他們看見無產階級專政和共產黨領導很明顯是社會發展的潮流時，他們就放棄聖經中與此相矛盾的思想，接受共產黨的領導。這種理論是基要派完全不能接受的，基要派稱現代派為“不信派”。
不可否認，在大陸以外的反對三自教會的基督徒中有很多人帶有強烈的政治立場，反對中國共產黨的政權，但在新政權以後還留在大陸的重要的基督教領袖，比如王明道、倪柝聲、汪佩真，都對共產黨的政權在原則上持相當中立的立場。他們支持或者反對三自教會都不是出於政治的考慮。但他們的想法顯然與政府的觀點有很大的差距，在政府看來，任何的立場都是一個政治立場問題，因此，反對三自教會而入獄的的基督徒都是被判為反革命罪而入獄的。
中國天主教愛國會和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教會均自稱中國沒有類似於外國的眾多教派：“中國只有一個中國基督新教，也只有一個中國天主教。”而實際上，中國還存在著試圖擺脫官方控制的民間獨立教會，被統稱為“家庭教會”或者“地下教會”。這些教會長期受到政府的監控、限制，甚至拘禁、毀壞。
相關演說
來源：《丁光訓文集》——1984年9月28日在日本京都同志社大學的演講首先，我衷心感謝在中國頗為知名的同志社大學邀請我擔任今年西間講座的講員。這對我，對中國基督徒，都是一個榮譽。我特別高興在京都講“三自為何必要?”這個題目，因為我國三自運動的教外同情者之一，已經去世的我們敬愛的周恩來總理，六十年前曾在這裡生活和學習過。今天上午我們去瞻仰了為他樹立的紀念碑。
讓我也感謝同志社大學歌詠團這么美好地演唱了中國的讚美詩。要不是擔心可能違反日本習慣，我都要鼓掌了。
在有些圈子裡，讓基督教取得本地或本民族色彩的問題是不作談論的，談這個問題簡直像是破壞了基督教會的超國家性質，把一個世間的、政治的內容放進了超脫一切的基督教信仰。
其實，這問題在出現第一代基督徒那時就出現了。當時有非猶太民族的人信了主。是不是由於當時基督教是猶太教中的一派，又因為向他們傳福音的人是猶太人，因此“外邦人”信主也就得歸入猶太教呢?譬如說，他們在接受基督教的同時，也得接受割禮呢?《使徒行傳》第15章所告訴我們的耶路撒冷會議，其主題正是這個。它決定外邦基督徒不必遵守猶太教律法習俗。這決定對基督教整個歷史，以至對世界整個歷史，關係太重大了。保羅關於稱義是因著信，不是因著守律法的教義，是大有解放作用的。這就是說，基督教將不作為猶太教中的一派而存在，它將有自由同其他文化進行對流，從而成為一個世界宗教。恩格斯在研究早期基督教的時候是這么說的：
“傳到外邦的基督教拋棄民族宗教及其禮儀，向一切人開放，不加限制，成為第一個世界宗教。”
這一世界宗教決不是一個空洞的、不同任何文化相結合的世界主義的信仰。它總是本地的，在它同各種文化相接觸的過程中，它總是取得本地的色彩。愛倫·理查遜在他所著的《<新約>神學導論》一書中指出，“地方性”是《新約》教會觀的一個重要方面。他說：
“教會不是像一個斯多葛或伊壁鳩魯的哲學學派，在一地的存在是很偶然的。公教會必然是一個地方性教會，是某一城市或某一國家的教會，――地方性、民族性和特殊性，這些是普世教會的必要標誌。”
顯然，如果基督教不從猶太教框框中解放出來，如果它不能獲得自由，使它的信仰能為希臘頭腦和後來能為其他許多民族的頭腦所領略的話，基督教的神學創造力必然遭受嚴重限制，它作為猶太教中的一派，在神學發展上必然會停滯的。這樣，關於三位一體的教義，關於基督的教義，關於聖靈的教義，關於教會的教義，還有其他種種教義，必然停留在極不發展的狀態之中。
外邦基督徒是否必須同時做猶太教徒這一問題，在一千幾百年後的中國在另一形式下又發生了：由於基督教是一個歐洲和西方的宗教，當一個中國人接受基督教的時候，他是否也得學著像一個歐洲人或西方人?一個中國化的基督教能否算基督教?利瑪竇比較尊重中國文化，他願望吸收若干中國的東西，形成一個同歐洲基督教不完全相同的中國基督教。他這么做，基督教就比較能為當時中國知識分子所接受。在利瑪竇的影響下，十八世紀初期的皇帝康熙就比較同情基督教信仰，他能夠就耶穌基督的受死寫出這樣的一首詩：
“功成十架血成溪，
百丈恩流分自西。
身列四衙半夜路，
徒方三背兩番雞。
五千鞭撻寸膚裂，
六尺懸垂二盜齊。
慘動八埃驚九品，
七言一畢萬靈啼。”
你們可以看到，在這首詩里，儘管作者沒有對基督復活表示任何肯定，但對耶穌基督還是顯露了同情和欽佩。看來當時本來已經具有比較成熟的條件，出現一個忠於基督、又向中國民族文化開放的宗教。
可惜，在羅馬的壓力下，一些後來的傳教士轉而對中國民族文化採取敵視態度。他們以保衛教會信仰的純潔性為名，離開了利瑪竇的思想，結果，這同一位康熙就命令驅逐傳教士。
值得指出，自治、自養、自傳，這作為在一個國家建立教會方針的三自，在西方基督教較開明的圈子裡早就被提出和接受了。英國聖公會教會傳教會主任幹事亨利·樊(HenryVenn)可能是把這三者聯在一起的第一個人，他在1850年所寫的《本地教會組織》里還提出“差會結束”的觀點。他的意思是：傳教士努力的方向應當是使他們自己成為不必要的人。十九世紀二十年代在華北聖公會工作的傳教士羅倫特·愛倫以極大的說服力指出，保羅的傳教活動旨在促使教會獨立，具有地方性質，不依靠所謂“母會”。
中國是一個很早就有民族覺醒的國家。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的多次反教運動，與其說是反對基督教信息，不如說是反對一個為列強插手中國效勞的宗教。這一政治性問題在中國是一個那么嚴重的問題，以致有民族自尊心的中國人就不會願意來聽聽基督教有以告人的信息。因此，許多中國基督徒早就希望，中國教會能獨立，基督教在中國能民族化。在十九世紀，中國有個基督徒為了要由一位中國牧師給他施洗，寧願暫不受洗，後來坐了小船到幾百里之外去找中國牧師。此後，他創立了一個獨立的布道所。二十世紀二十年代起，中國出現了許多獨立教會，它們強調教會應由中國人來領導，由中國信徒自己來維持，當時有的還形成了全國性組織。可見教會三自運動和獨立運動並不是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突然出現的。這一運動的準備工作，很早就在中國和外國開始了。在中國解放以前，不少西方傳教士也是支持三自這一理想的，他們有份於中國教會獨立的基礎工作。
我想，可以說，從公元四十九年耶路撒冷會議接觸這一問題那時起，在近二千年間，不論福音傳到哪裡，一個地方也好，一個部落也好，一個民族也好，一個國家也好，三自的問題就都跟著出現，儘管人們不一定用“三自”這名詞。香港有些仇視新中國的人試圖渲染三自是共產黨人強加於基督徒的，他們既沒有研究《新約聖經》，也沒有研究歷史。
有兩個重要原因，要求任何國家的教會具有一個不是借來的，而是它自己的自我，成為一個實體性的存在：(一)為了這一教會在它所處環境裡有效地作出見證，(二)給普世教會對基督的認識和崇敬添磚加瓦。讓我對這兩點都說一些話。
福音要求人們承認罪，承認基督的道成肉身從死里復活。這就使福音成為許多人不歡迎，並加以排斥的東西。這是福音本身內涵的“絆腳石”。這一“絆腳石”在我們是不能丟掉的，否則福音就不成其為福音而成為別的什麼了。我們所能做的，也是所必須做的，就是盡我們的責任去保護福音信息傳向人間的通道，不讓人為的異己的東西插人進來致使人們接受福音更為困難。在接受異體移植的時候，人體有時會發生排斥異體現象，傳福音也會發生這一現象，傳福音者要避免這一現象的發生，非得倒空自己身上不屬於福音的外來物不可。這在一個人民具有高度民族覺醒的國家更為重要。
羅倫特·愛倫在1922年所寫的《華北方針》中是這樣說到“政治性困難”的：
“現在，中國人一般把傳教士看成政治人物，被派遣來收買人心，為某一外國的統治作準備。這一猜疑由於西方國家利用諸如膠州事件等等反教士事件為擴張領土的藉口，而更為加強了。”
由於十架和國旗的這種結合，人們對基督教的傳播得到了一個含混不清的印象。你們一定很容易想像，在這一情況下，我們要說清楚，基督福音同西方勢力的統治是完全分開的，還要說清楚，基督福音儘管同西方許多東西一併進入，可是基督耶穌不是親西方的，他有他的絕對性和普世性，是人類不能不傾聽的，這是多么困難。考慮到這個，那么，我們的教會需要非西方化和非外國化，同保羅和早期外邦信徒需要基督教非猶太化相似，就不難理解了。
中國教會作為外國的一個附屬品而存在，這一事實對福音事業有多么大的危害，西方傳教組織領袖並非毫不覺察。羅馬教廷第一位駐華公使散爾克蘇·康斯坦鐵尼1922年首次來華途中曾寫道：“在中國，外國人的政治地位是基於特權。靠著治外法權，外國人不受中國法庭約束。中國教會在法律上也處於這一特權地位，這就得罪了有自尊心的中國人。教會是靠了條約才被容忍的。傳教士是外國人，人們懷疑他們同外國列強相勾結。”“使徒時代建立教會，讓獨立的主教治理各地教會。……儘管當時人們有種種反對教會的話，可其中沒有說它是外國宗教的一條。……如今中國人把天主教視作舶來品，還同外國政治利益聯在一起，這難道是中國人的過錯嗎?”可是此人的正確分析不過停留在紙面上。儘管他說過這些話，直到1949年，在中國140個左右的天主教教區中，只有20個由中國人當主教。
反對讓基督教適當接受民族文化和民族理想的人，每每莫須有地大事鼓吹“混同主義”的危害。高舉批評這個“主義”的大旗每每是同殖民主義帝國以勝利者自居的僵化和目空一切聯在一起的。
值得指出，起源於巴勒斯坦和小亞細亞的基督教之所以成為一個西方宗教，那是由於人們在神學上、靈性上、藝術上敢於創新，敢於使用西方文化條件為媒介來表達上帝奇妙的作為。可嘆的是，當這個獲得了西方自我的基督教進入現代並進人世界其他地區的時候，它這個西方自我竟然成了桎梏，對基督徒起了抑制作用，使他們難以認識和敬拜一位真正普世的基督，也使接受了其他文化教養的人們難於接受這位作為西方人的基督。
正由於此，儘管中國在長時期中曾是得到西方傳教士和傳教經費最多的傳教區，信教的人卻特別少。1949年中國得到解放的時候，基督教新教信徒沒有超過七十萬人。
今年，在解放三十五年和發起三自三十四年之後，根據保守的計算，基督教新教信徒增加到三百萬以上。他們成為信徒的經歷當然各不相同，但是，在一切經歷的背後，有一個普遍的重要原因，那就是：今天，中國教會已經在相當程度上去除了它原有的西方形象。不但它的領導同工都是中國人，不但它的經濟收入依靠中國信徒，而且表達基督信仰的思想、崇拜、美術、音樂等渠道，也開始越來越中國化。
我們不是一個在教育、醫藥、福利等方面辦有種種事業的教會，也沒有高級的傳播工具，但我們是一個傳揚福音和日益增長中的教會。基督徒正在他們工作和居住的地方作出見證。現在，人們再也不大說“多一個基督徒，少一個中國人”了，各階層都有人比過去更願意聽聽基督教究竟說些什麼。我們的全部經驗告訴我們，一個教會必須自己去贏得使人們聆聽的權利。
三自不是一個反對傳教的運動。為了傳教士把耶穌基督的福音帶到中國來，為了他們在中國所做的一切好事，我們是感謝上帝的。基督徒服從載在《馬太福音》第28章的基督的吩咐是一回事，西方殖民主義的政治、經濟、軍事擴張是另一回事，兩者有牽連，這是問題之所在。到外國去傳教，有它合適的時間，時間不對，外國傳教士就不該去，盡可讓本地教會成長，成為有自己特色的教會。自從中國對外開放以來，不少昔日在華傳教士回來參觀訪問，他們看到中國的變化，看到中國教會的情況，就表示高興，表示贊成三自，同我們一起感謝上帝，這給我們很大的鼓勵和快樂。
關於三自對教會傳揚福音工作的重大意義，就說這些。
三自對於豐富普世教會的靈性寶庫，使教會真正成為普世的，也是十分重要的。
可以說，任何地方或民族的教會都有兩極，它的普世性和它的特殊性。我們對兩者都應當具有敏感。
1982年坎特伯雷大主教倫西博士講過下列兩段話：
“在十六世紀，當改教者決定用英語來誦讀《聖經》的時候，英吉利教會實踐的就是一個三自運動。他們用人民的本國語言來制定了崇拜禮文。他們建立了一個安立甘教會，既不離開公教會的教義，又維護地方獨立和自治原則。”
“只有維護自己的性格，熱愛自己的根，你才能為普世教會作出貢獻。”
耶穌基督內涵的寶藏要全部開發出來，還得要讓各個文化背景的基督徒都來投入才行。自天而降的新耶路撒冷不是只有一座城門，在它的北面、南面、東面、西面各有三座城門，讓基督徒和教會從四面八方來進入，大家帶著各自特殊的靈性寶藏和看見，一起來進入基督的豐盛。教會的普世性就存在於眾多地方教會的特殊性之中。地方教會就是教會的普世性和種種文化的特殊性相結合的所在。中國基督徒願望自己作為具有中國特色的耶穌基督的教會形成一個自己的隊伍，進入新耶路撒冷，而不是作為其他教會傳教地圖上的一個點。
《啟示錄》第2、第3章里有聖靈寫給以弗所、土每拿、別迦摩、推雅推喇、撒狄、非拉鐵非、老底嘉七個教會的七封信。這些教會處在各不相同的環境中，各有不同的長處和短處，面臨著各不相同的問題，信的內容就各不相同。但是，在每封信的末尾有一個勸告是相同的：“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凡有耳的，就應當聽。”可見，這七個信息是準備讓耶穌基督在全世界的各教會傾聽的。
因此，當我們在中國講三自的時候，自我孤立不在其內。是的，我們要植根於中國的土壤，但同時又要重申我們同一切其他地方的信徒的一體，要從歷史上一切社會制度和一切文化環境之內一切特殊教會共同體現的使徒所傳的獨一、聖而公之教會懷抱里獲得營養。我們不能許可自己不聽聽聖靈告訴其他教會的話。我們堅信基督徒之間超越國界的互相依賴的原則，只是我們認為，只有我們先做到獨立，我們才能更好地互相依賴。
教會的公性就它的廣度來說包括整個世界一切時代、一切地區的教會，就它的深度來說就是把基督教信仰同一切文化中相遇的成果集中攏來。這兩個層面的公性今天仍然是在實現的過程中。三自正是中國教會為實現這一公性所作的貢獻。當我們看到福音怎樣改變中國人，又看到中國人怎樣豐富全教會對福音的認識的時候，普世教會將變得更為富足。
任何一群基督徒的傳教使命不應當同另一教會在其本國進行傳教的使命發生矛盾。基督徒應當不讓他們自己的自我擴張去侵占另一教會的自我的神聖空間。正是這一考慮，導致我們中國基督徒向全世界宣告：為了保護我國教會正在生長的自我的幼芽，使之不致被國際干涉主義踩在腳下，也就是為了防止教會在我國重新拾起外國形象，在中國進行傳教和建立教會是中國基督徒自己的職責和任務；海外任何團體，不論其成員的膚色，在沒有得到中國基督教協會許可的情況下，不得在中國進行此項工作。希望人們不要因此誤會，認為我們對教會的普世性採取拒絕態度。不是的，這不過是對中國自我的成長和做到廣傳福音採取的保護措施。我們希望國際基督教對中國基督徒正在進行的工作採取同情態度，至少採取迦瑪列式的靜觀態度。在舊中國，我們的海關控制在外國人手裡。由於缺乏保護關稅制度，舶來品價格低廉，充塞市場，我們的民族工業瀕臨絕境。今天，為了加強中國教會的自我，從而為普世教會作出應有的貢獻，某些保護性措施也是必要的。
你們可能注意到，三自的全稱裡面有“愛國”二字。由於有些人在“愛國”名義下所做過的壞事，人們可能要懷疑，三自是不是一個狹隘的排外的運動。這個懷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認為是不必要的，因為就教會而論，三自不過主張教會的中國化，主張它發展中國特點，正像英國的教會有英國的特點，美國的教會有美國的特點一樣。至於愛國主義或民族主義，我們要作些區別。有一種民族主義，要求人們首先忠於國家，主張“不論是非，我的國家就是我的國家”。這是國家沙文主義，在這一主義之下，對國家錯誤政策的批評受到抑制，壓迫和侵略得到許可。把這個也稱為“愛國主義”，是妄用了這個詞，因為長期以來愛國主義所包含的是很高尚很美好的內容。中國很多基督徒，特別是很多基督教領袖，在“文革”時期，由於首先忠於耶穌基督而不是首先忠於政治當局，就受了許多苦。這事實說明，中國基督徒所講的愛國主義並不是國家至上主義或國家沙文主義。
有一種民族主義，號召人民抵抗外來侵略，保衛自己的民族領土，使民族的文化、語言、經濟不受強權踐踏。這不容同侵略者的民族主義混為一談。有這樣的時候，小國的文化、古老的文化、包含著善和美的文化，被國內專制政權或跨國經濟、科技集團的優越勢力所蹂躪，那時，遭受其害的人們起來自衛，企求享受過去的生活。在這樣的時候，基督徒理應作出站在人民一邊的抉擇，支持一個促進歷史前進的民族主義。孫逸仙博士，一位基督徒，就是作出這樣抉擇的，他反對清王朝的專制統治和外國的侵略，於1912年成立中華民國。我們至今記得日本朋友給予他的支持。
真正的愛國主義為民族的落後和蒙受的恥辱而憂傷，為祖國人民的解放和成就而歡樂。這兩種愛國感情《舊約聖經》里都有。《詩篇》第137篇為國家遭難而表示悲憤憂鬱：
“我們曾在巴比倫的河邊坐下，
一追想錫安就哭了。
我們把琴掛在那裡的柳樹上，
因為在那裡，擄掠我們的要我們唱歌；
搶奪我們的，要我們作樂，說：
‘給我們唱一首錫安歌吧!’
我們怎在外邦唱耶和華的歌呢?
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記你，
情願我的右手忘記技巧。
我若不記念你，
若不看耶路撒冷過於我所最喜樂的，
情願我的舌頭貼於上膛。”
《詩篇》第126篇為人民的幸福而表示歡欣感謝：
“當耶和華將那些被擄的帶回錫安的時候，
我們好像做夢的人。
我們滿口喜笑、滿舌歡呼的時候，
外邦中就有人說：
‘耶和華為他們行了大事!’
耶和華果然為我們行了大事，
我們就歡喜。
耶和華啊，求你使我們被擄的人歸回，
好像南地的河水複流。
流淚撒種的，必歡呼收割。
那帶種流淚出去的，
必要歡歡樂樂地帶禾捆回來。”
從這兩段經文和《聖經》中其他許多段落，我們知道，對祖國的一種健康的摯愛，同《聖經》不是格格不入的。對這種愛國主義，我們基督徒不應抱虛無主義態度。
今天中國人民的愛國主義意味著決心向仍舊殘存的陰暗面繼續鬥爭，也為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提高和在更大程度上實現正義和人的尊嚴而繼續鬥爭。這是對我們的國家一種負責任的愛感。基督徒應當關心全人類的福祉，這對我們中國基督徒來說，首先意味著關懷中國人民的福祉。僅僅關懷中國人民的福祉是不夠的，但關懷中國人民的福祉是我們的起點，是我們熱愛全人類的起步處。這一關懷同國際主義不相矛盾，它自然地延伸到國際主義，是國際主義的一個部分。
特徵
1）教堂建築（教堂的風格，有明顯的十字架記號，新教教堂十字架上沒有耶穌像，而且外表並非十分華麗，有耶穌像的，並十分華麗的一般為天主教教堂）2）有神學院畢業的人員專職侍奉工作，並且牧師長老這些神職人員是由政府宗教部門指派和委任的。
3）教會體系由負責人，牧師，長老，同工，執事等組成，再下則才是義工和普通信徒。
4）受政府宗教部門領導和管理，活動較小並收斂，不會組織在戶外的公開的福音工作。
註：聖經明確說明教會的元首是耶穌基督。但是，人們沒有理由因此就認為中國走三自道路的教會的元首不是耶穌基督。中國走三自道路的教會只是在政治上接受中國政府及其執政黨的政治領導，這一點和任何國家的教會沒有區別，都需要尊重本國政府的政治權威。
盤點基督教各教派
| 基督教作為世界上第一大宗教在幾千年的歷史裡衍生出了諸多的教派，它們在某些教義上相同，但彼此也有不同，並形成不同的組織體系。但基本信仰還是得到各教派公認的。基督教的教義可歸納為兩個字--"博愛"。在耶穌眼裡，博愛分為兩個方面：愛上帝和愛人如己。耶穌曾經說過："你要盡心、盡性、盡意的愛主你的上帝，這是誡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愛人如己。這兩條誡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總綱。"（《馬太福音》第二十一章37-40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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