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此同時，在何東昌、王明達等同志的指導下，在地方政府的組織領導下，國家教委在河北等地開展了“三教統籌”的試驗，河北、安徽、山西等地在“三教統籌”的實踐探索方面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至此，“三教統籌”作為對多種教育統籌安排，使之相互溝通，以提高教育的整體效益的一種管理模式在全國迅速鋪開。
普、職、成“三教統籌”管理模式的實施，統籌了教育發展規模，統籌了教育結構和專業設定，統籌了學校布局和辦學條件，為實施“燎原計畫”、“星火計畫”、“豐收計畫”作出了重要貢獻。但是，“三教統籌”作為特定歷史條件下的一種管理模式，不可避免地存在著諸多局限性，主要表現在，其一，“三教統籌”強調統籌權關鍵在縣級政府，這雖然為統籌正常運行提供了保障，但過分強調政府行為，行政化教育色彩濃厚，忽略了不同層次、不同類型的教育因素的個性發展；其二，囿於傳統的社區公辦教育的範疇和正規性社區教育，對於其他教育主體（如民辦教育、公有辦民教育）統籌領導不夠；其三，著眼於為社區經濟建設直接服務，對教育資源的整合帶有強烈的功利色彩，忽視了人的全面發展和終身發展，缺乏社區發展的文化底蘊；其四，由於特定的政治、經濟、文化原因，一些地方普、職、成三教尚未真正結合，主要是教育多頭領導，缺少溝通，有些地方農科教統籌機構形同虛設，而且，保障體系與統籌的要求不相適應。
進入新的世紀，我國政治和經濟體制出現了重大的變革，為適應我國社區教育的蓬勃開展和學習型社會的建設，我們必須樹立大教育觀和新的學校形態觀，努力實現教育與社區之間的資源開享，因而需要對傳統的“三教統籌”模式進行理性審視，要有所超越和理論創新；同時，社區教育中還存在著廣泛的社會教育和其他教育形式，傳統的基礎教育、職業教育和成人教育的“三教統籌”需要擴展和延伸，惟其如此，才能適應日新月異的社區教育的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