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靜江府修築城池圖》簡介
世界現存最大的古代軍事石刻地圖，刻在廣西桂林市鸚鵡山崖壁上的宋代桂林的城市平面圖，高2.82米，寬2.93米，陰刻單線，詳於城防設施，略於街道坊市。圖四周有單線邊欄，上加橫欄，記宋末四次修築城池的簡況和工料費用，共鐫楷書113行，但無圖題，也沒有修建和刻石的紀年。桂林市在宋代稱“靜江府”，據位於該圖西側的另一摩崖石刻：宋章時發《靜江府修築城池記》所載，參證史籍，可知此圖應稱《靜江府修築城池圖》，是宋代胡穎修築城池時主持刻繪的，刻成於鹹淳八年(1272)，所繪為自寶祐六年(1258)至鹹淳八年這14年中，為防禦蒙古軍隊進攻，靜江府前後四任官員主持修築城防工事的情況。
該圖比例尺：南北方向約1:1000、東西方向約1:750。地圖縱向321cm，橫向298cm。圖上街坊只繪主要大街11條。而城壕建築、軍營、官署和橋樑津渡卻繪得比較詳細，是一幅帶有軍事性質的城市地圖。城內各軍事地物與地方官民建築物之間有街道相互溝通。城門、城牆、城樓、官署、橋樑、山峰用寫景法表示，形象逼真。軍營用方框加注名稱表示，街道用細直線表示。是研究桂林城市發展和城防建設發展史的重要史料。 這樣一幅富有特色、時代較早、保存又較為完整的大型城市地圖，在世界上是很少見的，對研究宋代城市建設、地方歷史和軍事布防以及中國地圖學史具有重要價值。2001年被國務院確定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靜江府修築城池圖》如今，人們把這幅地圖視為研究我國古代城池史、城防規劃、建築工程的重要範本；圖中採用了三十六種不同的符號標識山形、水文、建築植物，具有開創用符號繪製地圖的先河意義，尤其是我們今天的地圖中被廣泛使用的混合比例尺方法，在這幅圖中已開始套用；以及當時在緊靠灕江的城牆上，利用硬樓的平頂建設了逍遙樓、癸水亭等游觀建築，使軍用與民用合二為一，充分地體現了宋人喜愛優遊的文化習尚。
修建背景
桂林市是歷史悠久的古城。梁天監六年（507年）設桂州。隋開皇十年(590年)，始安郡被廢，桂林遂成為廣西北部的統治中心。到了唐代，桂林已成為“遙制海疆，南控溪峒’’的西南會府、軍事重鎮，從此，為歷代王朝所重視。靈渠溝通了長江和珠江兩大水系，通過靈渠，順湘江而下，可達湖廣，東下可達江浙，北上可達中原，使得桂林“帶江襟山”，如“江山鎖鑰”，扼住了粵西的咽喉，成為歷代王朝調兵遣將的中心。因此，作為保證國家安全的軍事防禦體系城牆的修建，成為歷代地方官員的首要大事。紹興三年（1133年）桂州升為靜江府。
《靜江府修築城池圖》對桂林城池的修建有較為詳細的記載始於唐代。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李靖任桂州總管(見《加封李靖碑》文)，他在桂林修建了一座子城。這座唐代的子城大概在今解放橋西岸一帶。唐大中年間(公元847～859年)和光啟年間(公元885～887年)，蔡襲和陳可環各修築外城和夾城一座，城牆周長達數十里。城內分政府區、居民區和商業區等。這時的桂林城已初具規模。到了宋以後，城池的修建也隨之頻繁。
在宋代的三百多年間，桂林城有過五次大規模的修建。最早的一次是北宋皇}右年問(公元1049～1053年)，廣西經略使余靖為抵抗壯族首領儂智高的軍隊而進行的一次修建，神宗時的宰相王安石曾作文記載了這件事。1253年蒙軍占領雲南，廣西成為南宋的西南前線，宋理宗下令由李曾伯、朱祀孫、趙汝霖、胡穎四任廣西經略使，從公兀1257～1270年間十四年的靜江府城池修建。
依山靠水，是中國自古就有的建城原則，靜江府城的山和水都能成為重要的城防設施。桂林城西北因廣連陸地，城北又是無水的乾壕，山就成了天然的屏障。所以北城的城牆有的已建在了山間或山頂，構成了山上城和平地城的結合形式，城內的山作為制高點，可以縱觀城內外；寶積山上還修建了烽火台，可以加強防禦。當時的大軍就重點屯駐在這一帶。東城和南城因為有了灕江和陽江，河流湍急，水深難攻，而且江河上並沒有固定的橋樑，只有浮橋、吊橋、拓板橋這樣的臨時性橋樑，如遇敵軍進犯，它們可架、可拆、可攻、可守。即使敵軍攻破城門，進入城內，守軍也能從丁頭路兩側進行火力交叉，迷路的敵軍也就不能及時占領全城，由於城防設定合理、兵力部署得當，駐守桂林的官兵得以多次擊潰蒙軍，使這座山水間的孤城在抗蒙鬥爭中維持了二十年之久。
修建經過
南宋末年，廣西制置使李曾伯開始修建靜江府新城池。據《靜江府城池圖》碑文記載，李制使任內創築的新城：“自雪觀起至馬王山轉過桂嶺至寶積山下北城堂腳止...... ”李曾伯在原來舊城的基礎上，從現在解放橋西岸北面的雪觀起修建城牆，延伸至伏波山、疊彩山、寶積山，然後南折回接舊城西北端，共築新城牆七百二十丈(古丈略小於今丈)；修浚新、舊護城河——壕河一千八百八十九丈；並在城牆上修起用於禦敵的高台——樓櫓五十四座，對抵禦元軍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不久，李曾伯遭到賈似道的彈劾落職離任。
寶積山李曾伯離任後，繼任的經略使朱祀孫又“自南陽江起至西北臨桂縣背接舊城暗門過道止……”這段城牆即是從現在的榕湖國小所在地起，向西至現榕湖桂林圖書館再向北至現桂林醫學院北端與舊城相接，總長五百六十丈。並開浚壕河若干(石刻此處文字缺損)丈、樓櫓十六座、萬人敵(類似瓮城的一種建築)一座、城門兩座、女牆(城牆上雉堞)三百九十一個。此後的第三任經略使趙汝霖沒有繼續拓城，而是‘‘創築沿江泊岸石城，自南門青帶橋(今陽橋)東起至馬王山(疊彩山)腳共長七百五十八丈四尺”。最後，第四任經略使胡穎又把城牆和護城河向北拓展，並利用鸚鵡山與鐵封山之間的狹窄通道作北門，修了一座城門關，關里有一座不大的瓮城；還在鸚鵡山上修了一座三面亭。這裡山勢險要，通道狹窄，為歷來兵家必爭之地，守住這裡，大可一夫當關，萬夫莫開。這時的桂林城，其城防系統工程的宏大規模和堅固程度可謂前所未有。鹹淳六年(公元1270年)，胡穎築城完畢後，將這前後由四任經略使歷時十四年修築成功的禦敵城池繪製成《靜江府城池圖》，鐫刻於鸚鵡山三面亭後的崖壁之上。
據《靜江府城池圖》中記載，桂林大興土木修築禦敵城池的這十四年中，共動用軍夫工匠二百九十九萬四千九百二十四個工，消耗石塊五十三萬五千五百七十九塊、木頭四十八萬五千一百六十三根、磚二千一百〇八萬五千二百八十二片、石灰二千四百九十一萬四千八百四十四斤、米一萬零九十六餘石、鹽一萬二千六百八十斤、錢五十四萬一千一百八十九貫、銀二百六十八兩一錢。朝廷給予了一些撥款，但主要還是由地方財政和百姓負擔。
城池布局
據圖所示，城分內外兩圈。內城即傳為唐李靖創建的桂州城，平面矩形，東、西、南三面各開一門，幹道呈丁字形。府治在東西橫街之北，正門已按宋時州城制度建成下開二門道的雙門。外城為宋至和二年(1055)余靖創建的靜江府城，其東牆即為內城東牆的延伸，南、北、西三面向外拓展，包內城於內。外城平面也是矩形，南北各一門，東西各二門。外城東臨灕江，其他三面有城壕。
布局從圖上看，南宋桂林城有具規模的大小城門13座，團樓、望火樓、萬人敵、馬面樓等大型城上屯兵設施15處，硬樓等防禦設施37處，堪稱壁壘森嚴。而在城池北半部分，標明有“戍將衙”、“戍軍寨”、“南定寨”、“武台”等字樣的排列整齊的軍寨，是為軍事重地，頗為引人矚目。
在城池南部，獨秀峰南以府治為核心的官署區，構成南宋桂林城的政治中心。圖中“府治”周圍與政治和權力有關的標示，還有“轉運司”、“提刑司”、“靜江軍”、“桂林驛”等。不過僅是文字提示而已，並無寫景符號。
桂林城的文化、禮教區域，則位於西南的夾城內。其主體建築包括文廟、府學、宣城書院等。附郭縣臨桂縣治也位於夾城內北部。或許由於製圖背景或目的的局限，《靜江圖》除了簡單畫出的21條縱橫交錯的道路外，未能提供有關城市庶民生活的痕跡。但從城門規模以及街道數量也可以看出，府治周邊、尤其是以青帶橋和東江橋左近為節點，桂林城南部偏東一帶應是最具活力的區域。
南宋末年的四次拓展是軍事性的，隨河而建，平面不規則。李曾伯任廣南置制使時，在外城依山北接建新城。北至疊彩山、桂嶺一線。包獨秀峰於城內；城內建營寨，城外建羊馬牆和城壕。以後，朱禩孫、趙與霖先後任廣西經略安撫使時，在西城外拓建新城，並沿灕江和南城壕建石牆。最後，在胡穎任經略使時，於新築的北城外連線寶華山、莫家山、粟家山等制高點拓築新城，開挖城壕，城內建營房駐軍；又在西面新城橋頭建月城。經這數次修築,建成北倚諸峰，東臨灕江，重城列塹,樓櫓櫛比的縱深城防體系，共用工近300萬。
城防設施
圖中所繪城防設施類型頗多，大都標出名稱。城牆都是塊石基牆，磚包城身，上有垛口、女牆。城身隔一定距離建外突的馬面，轉角處建弧形墩台，上建開有射孔的平頂建築。馬面上標名“硬樓”，弧形墩台上標名“團樓”。除府治雙門沿用前代傳統梯形木構架門道外，各城門都是磚石拱券門道。瓮城為方形，一側開門,正面建開有射孔的單層平頂房,標名“萬人敵”。無瓮城的城門外建有影壁，即護門牆。城外壕邊建開有射孔的羊馬牆。城門外壕上建橋，橋分兩段，中間在水中建一小堡，用吊橋連線兩岸，標名“拖板橋”。橋對岸有半圓形橋頭堡，《城池記》中稱為“月城”。月城正中和兩旁都有門，旁門標名“暗門”。沿江泊岸上的矮牆，《城池記》稱之為“護險牆”，牆上的門稱“虎蹲門”。
圖中之所以特別對軍寨部分醒目標示，章時發《靜江府修築城池記》中的記述有助於了解此事：“初，公（指胡穎）之未至，戍卒率寄民家，客主雜襲，公既展城，而戍營首建，軍民接堵，各以其業，遂萬口歌呼，過於襦袴”。有關桂林城內駐軍情況，黃震《黃氏日鈔》卷67引范成大《桂海虞衡志》節文稱：南宋淳熙（1174～1189年）初，“經司駐靜江，是時見兵亦不滿二千人。石湖搜強壯一千人，並駐泊下。”至南宋末年，桂林地處西南戰場前線，軍容之盛當有過之而無不及。胡穎擴建城池，其主旨之一是重新規範、安置這些戍卒，使其不與民眾相雜，“戍營首建”遂被視作其“德政”的主要內容。突出今任胡經略的這一政績，自然也是城圖所欲宣示的主要內容。
史料價值
1.地圖學價值
宋代是中國地圖發展史上一個較為發達的時期，著名的《華夷圖》、《禹跡圖》、《平江圖》、《歷代地理指掌圖》等均是這一時期的代表性作品。但包括《靜江府城池圖》在內的這一時期的地圖繪製，尚未擺脫以景觀勾畫為主的修飾性技法的窠臼，摻雜有較多的意志觀念。
從巨觀上縱覽該圖，給人一種結構嚴謹、平正堅實的感覺。但是如果把它轉繪到現代地圖上、對照現存古代城垣遺蹟，就會發現兩者在形態上的明顯差異。根據“圖記”和實際勘察得知，府治所在的南半部分城池在方向上明顯偏向西南，而伏波山以北部分則位於北偏西方向，整個城郭的實際輪廓略呈並不規則的馬鞍狀；而且，城郭北半部分面積明顯小於南半部分。地圖所示與實際狀況的差異，恐怕不能簡單地以繪圖水準的制約來予以解釋，而應有其深層的原因。
首先，地圖的繪製者受到中國古代城市規劃中平正方直的宇宙觀的影響。可是在長江流域和華南地區，河道交通發達、地形起伏複雜總是使城市的建設與發展不得不因地而就，緣勢而行，不得不由此修正或突破傳統的規範。宋代桂林城雖是在唐城基礎上擴建而來的，但周邊的灕江、古陽江、伏波山，鐵封山、鸚鵡山等自然地貌在發揮著天然防禦功能的同時，無疑也局限規制著它的肆意拓展，城池形狀也就自然而然地隨山川之走向而蜿蜒曲折。這樣，城峻後的製圖者在向後人展現宋代桂林城的風貌時，很可能一方面竭力使得城圖能夠符合傳統的平正方直的建築理念和審美觀念，另一方面又希望保持桂林城獨特的山川地貌和城市形象。
鸚鵡山其次，突出“今任胡經略”的築城政績，應是刻制城圖的另一目的所在。“胡經略”名胡穎，在至桂林出任廣西經略使之前，曾有知平江府兼浙西提點刑獄的仕歷，對紹定二年（1229年）重建街坊後刻於平江府孔廟的《平江圖》應是十分熟悉的。《靜江圖》極有可能是他在主持增築城池竣工之後，效平江府事令人鑿圖於石壁，其目的應在彰顯其功。但如文前所指出的那樣，在胡穎之前增廣桂林城的還分別有李曾伯、朱禩孫、趙與霖三人。胡穎主持的僅局限於疊彩山、寶積山以北的部分城區，範圍不大；而且從“圖記”中所示磚、石等工程材料的用量上來看，胡穎大大遜於李曾伯、朱禩孫而略多於趙與霖主持修築部分。但從《靜江圖》來看，胡穎主持修建的城池區域明顯大於實際面積。曾有學者從比例尺的角度做過測算，推定圖中比例尺由南到北大致分別是1/1401：1/1196：1/723，呈現出一種並非等量的遞增關係。
最後，從地圖發展史的角度來看，還是應該對《靜江圖》在中國古代地圖史上的地位予以適當評價。在繪製手法上它最早採用了寫景式符號，改變了以往地圖繪製中山川統一畫法，堪稱創新。《靜江圖》嫻熟地活用裴秀依分率製圖的理論，以混和比例尺的手法解決了城池形狀和山川、建築不合比例的矛盾，使圖形表示既簡潔明了又輕重得當，形象地反映出桂林城“郭外青山山外城，山城如畫畫難評”的獨特景致。至今，仍有許多旅遊圖或其他示意圖還在沿用這種混和比例尺的繪製方法。
箭樓2.軍事史價值
宋代戰事連綿，防守戰術和城防工事較前代有較大發展，這在一些兵書和戰史著作中記述頗詳。此圖所示可為諸書提供形象注釋。如城北展築新城，納制高點於城內，免為敵據的經驗見於北宋曾公亮《武經總要》。羊馬牆雖始見於唐杜佑《通典》,但與大城上下配合，阻敵近城並伏兵出擊的經驗始見於南宋陳規《守城機要》。城防設施中,團樓又稱“敵團”，與瓮城、吊橋、暗門同載於《武經總要》。護門牆、護險牆始見於《守城機要》，在此圖中始見其形象和用法。“萬人敵”之名始見於紹熙三年(1192)修六合城的記載，見此圖始知是箭樓的初型。磚砌券洞城門道過去認為始建於元代，據此圖則南宋已在使用。這些都為研究城防建設發展史提供了極重要的史料。
文物保護
因歷史、人為及自然因素影響殘損嚴重，石刻上的書畫字跡班駁模糊，圖形、符號和文字難以辯識，《靜江府城池圖》及其所附的《靜江府修築城池記》地圖受損達三分之二。石刻遭受破壞的原因如下：
《靜江府修築城池圖》（1）自然因素的影響。主要包括自然降水和岩溶水的溶蝕、沖刷 A及鹽類結晶、溶解過程造成的風化侵蝕，鹽類在石刻表面的沉積，岩石的裂隙發育等。風化侵蝕是目前桂林石刻面臨的主要危害，其病變形態包括：石質淺層表麵粉化、鱗狀起甲、層狀剝落等。隨著近代工業的發展，空氣、雨水中的酸含量不斷增加，也加快了對石刻的侵蝕程度。
桂林地區碳酸岩的平均溶蝕速度達87.88毫米/千年，如果不加以有效保護，再過100年，石刻將在自然剝蝕中消失很大一部分。
（2）石刻所依附山體的結構性破壞。桂林石刻大多開鑿于山崖、岩體之上，而石刻周圍岩體均有裂隙發育現象，易造成石刻圍岩的脫落、崩塌，載體的穩定性成為直接影響文物安全的重要隱患。
（3）生物危害。濕熱的桂林氣候，非常容易促使石刻表面滋生各種生物或微生物，如苔蘚、藻類、地衣、黴菌等。生物侵蝕不僅影響石刻文物的外觀，還會深入石刻內部對其結構造成破壞。
（4）人為因素的影響。如歷史上的戰亂導致大量摩崖石刻和碑碣被燒毀或炸毀，現代旅遊者的觸摸、刻划行為、燒香拜祭活動等造成的影響等等。
